自1927年开始，湖南的农村，完全推翻了过去的都、团统治，转入以农协为领导的组织。各种手工业有了区、乡工会，成年妇女有妇女会，中、小学教员有教育会（凡农协不准入会的，即取消其教员资格）。12岁以上的儿童，编入儿童团，组织非常全面。属于武装部份的，有农民自卫军常备队（系由旧团防队改编，枪械齐全，归区农协指挥），挨户团（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均为挨户团员，每人都有梭标和马刀）。属于政治性质的，有惩治土豪劣绅委员会（情节较轻的，即由区乡作游行、罚款……等处理；情节严重的，解送县特别法庭惩办）。属于经济性质的，有公款公产管理委员会（管理祠堂、庙宇、积谷……等财产），谷米流通会和平价商店（专卖平价廉价米，平价盐……等）。此外，还有调解会（处理农民山界、水利纠纷）和公益会（处理罚款及捐款，作办学、修路等公益用途）。所有各会委员、干部，都系农民自己选送富有经验的正直老农或开明士绅充当。他们办事既认真，又细致，户口册籍，仓储粮食，盘点得明晰清楚。农民并不懂什么“方法大全”，而省农协的全部决议案，就是他们处理各种问题的“万宝全书”。有了平价商店，农民从来解决不了的青黄不接问题，都家给人足了。有了调解会，所有数十百年官庭法律不能判决，动辄可以引起械斗的如争坟山，争水路悬案，只要农会一席话，顿时解决了。设立了公益会，历来从未禁绝过的鸦片牌赌，完全绝迹，整挑成担的烟枪赌具，缴送区农协当众焚毁。这时的农村，所有游民地痞，改邪归正；惯匪积贼，无所藏身。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风清弊绝，秩序井然，确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在同时也发生了与政府、军队，奸商的矛盾。

　　第一是纸币问题。湖南人民在民国七、八年时，几乎无人不遭受过湖南银行风票（谭延闿督湘时发行的纸币，券面绘有两只孔雀，通称风票。）和裕湘银行红票（军阎张敬尧督湘时发行的纸币）的毒害，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什九倾家破产。自后农民对任何纸币，视同蛇蝎，交易全用现洋。革命军北伐，军饷全系纸币，计有：中央银行1元、5元券，三省流通券，五省流通券，粤桂毫洋券，交通银行红面券（唐生智在汉口交通银行借用发饷的），名目繁多，真假难辨，折合率参差不齐（暗盘每元折合率6、7、8角不等，以粤桂毫洋券为最低）。又未设立兑换银行（此时只有中国银行一家对本行票券兑现），而乡镇粮柜纳税（一般税吏，向农民征收现洋，换成低价纸币十足缴库，从中渔利），盐商卖盐，均不能使用纸币，因此农村出卖粮、油、生料……等亦索银洋，以资抵制。造成城乡对立，物资滞流现象。

　　第二是食盐问题。湖南的食盐，向系淮北供应，官督商办。北伐军事发展至长江流域，航运中断。省会好盐不多，盐务局限量发放，而奸滑盐商，乘机抬价掺假，且非银洋不卖，以致长沙大西门一带大盐店，与长沙附近各县农民，常闹纠纷。

　　第三是农民阻境谷米问题。湖南沿洞庭湖一带，素称全国粮仓。在1926年秋收时，粮商早就和地主订有预购合同，粮食都没有运走。这时地主已经逃走，粮仓由农民盘点查封。于是粮商勾结军队，借口供给军粮，企图起运，而农民坚决不肯放行。所有上述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颇为复杂的矛盾。

　　这时正是柳直荀同志代理省农协委员长时期，对政府、军队，既须办理交涉，解决问题（在省农协设立军粮购运处，发给购运护照），对商会、工会又得协商联系，组织运输工具（由航运工会组织运输队，专运盐粮），面对农民内部，又必须教育、说服（拟订了农村合作社章程，供给农民糖盐等日用必需物资，惜为时甚短，未能实现），煞费苦心，才度过种种难关，也正因为这些问题，以致当时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湖南财政厅长刘岳峙为首，组织反动集团——左社，公开诋毁农民运动，以扰乱金融，抗拒国税，压扣军粮，阻挠北伐等罪名，到处造谣诬蔑，成为当时一场非常剧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

　　北伐军克复江南以后，蒋介石便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这股逆风，很快就影响到武汉，波及湖南。湖南既是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反革命派新兴军阀官僚的故乡。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丰席谭延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以及师旅级新军阀，大多与湖南的封建地主，及逃亡外省的土豪劣绅，非亲即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罗先闿、叶德辉等人的下场，自不免兔死狐悲，不过暂时尚无人敢为戎首罢了。

　　4月下旬，中共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夏曦，郭亮……等负责同志，都前往出席参加。于是反动军阀何键，叶开鑫……等认为时机已至，乘隙爆发，嗾使湘鄂边境驻防鄂军夏斗寅首先发难，解散滞北临湘县党部及工农机关，屠杀大批工农干部，并声言“奉命南下讨赤”；而湘西王天培残部，亦相继蠢动；何键、陶广等，复派匪徒潜回长沙，煽惑留守杂部许克祥、陶柳等，暗中组合，散布谣言，淆惑社会视听，人心颇惑不安。这时正是“红五月”，留在湖南的负责人，一面于“五一”、“五四”各节日扩大游行示威，借资镇慑，一面电促夏曦、郭亮等同志回长，共商对策。

　　夏、郭等于5月上旬赶回，即与彭公达、王则鸣、夏明翰、直荀同志等，成立临时应变组织。10天之内，连续举行3次会议，（马日之夜，为最后一次会议）所决定的重要措施是：1.派员分赴各县整组工农自卫武装。2.压缩公开机关，减少对外活动（并重新规定内部通行的机关代号，如省委代号改为欧玉山，省委组织部为王佐之，武装部为吴公明，省农协为张代龙等）。3.隐蔽负责同志（所有社会闻名的负责同志，如夏曦、郭亮、易礼容、柳直荀、陈伏泉、藤代远等，一律转入地下，由其他同志代理）。4.疏散集中仓库（如工农两会已集中的待修枪械及购粮现金等）。5.转移受训员兵。马日前夕，长沙谣言更甚，一日数变，人心惶惶。而直荀等同志，临危不乱，镇静自若。原来只估计夏斗寅……等叛军袭击时，长沙驻军必将内应外合，并未料到许克祥等少数叛军，敢于单独行动。

　　马日之夜，应变会在省农协举行紧急扩大会议，与会者除夏、郭、柳、王等负责主持外，还有长沙总工会黄龙、长沙县农协余隽五、近郊区藤代远同志等十余人。会议决定：1.于次日开始，紧急转移工农训练班员兵；2.三日之内，将库存枪械全部转移密藏；3.发放工农机关及负责同志应变费用。散会后，我原拟回圣经学校（近郊区农协）布置传达，刚出小吴门，见铁路沿线已密布叛军岗哨。因口号不对，不能通过，只好折回城内，路遇余隽五同志恰从省农协外出，告以新见情况。余转告伍文生已得情报，业将队伍集合，准备抵抗。我俩绕道至余之胞叔家（住松桂园）暂避。不片刻，枪声大作，喊杀时闻，持续直至次日拂晓。事后晤被解除武装的受训员兵王学益谈：“是夜从10点钟起，省农协即被叛军包围。前、后、旁门各架机枪2挺，出路被堵。柳委员长及伍总队长分途从前后门猛冲10余次，终以枪弹过密，无法突围。黎明，柳、伍两人始从员兵劝告，化装从西厢屋顶翻墙脱险。”王并亲见阵亡员兵21人，伤兵不知其数。上述情况，为马日事变亲身经历事实。而那此次应变会，亦即我与直荀同志的最后一次会晤。

　　5月30日，十万农民，反攻长沙。平浏一带工农部队，确系直荀同志于马日脱险后亲赴平浏等地号召而来，并亲任指挥。胜利在望，却被投降主义者陈独秀一纸错误命令而中止，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