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日事变

　　许克祥领导的湖南长沙反共事件，发生于1927年5月21日，史称“马日事变”。马为21日之电报代号，事变发生于五月21日夜，故称马日事变，又称“马夜事变”。严格的说，事发于5月21日夜11时许与22日凌晨之间。苏兆徵说，马日事变“直至天明”，所以，有的中共党人又称为5月22日之变，蔡和森的记述就是如此。在此以前，5月17日发生夏斗寅事件，5月19日湖南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通电指责中共的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何键的指责何所据？中共史料中说：“4月10日，在共产党员，真正左派分子领导下的国民党省党部，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这个文告正式明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目的是：（一）不仅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地主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二）不仅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三）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中的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5月初，长沙、常德、衡阳三个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已准备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但是并没有能迅速抓紧组织起来。在‘马日事变’以前，各地农民武装还是处在零碎散漫状态中；许多地方，旧团防的力量也没有完全解决。”

　　陈独秀当时也说：“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长沙5月21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同期《向导》另一篇报导也说：“兵士自前方寄款回家，间有被协会截留者。”当时跨党分子简传良于事变后曾组织“湖南各团体代表请愿团”，他在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中也说“这次长沙事变原因，是农民运动进步太快，缺少经验，波及军队。”

　　其时，唐生智的湖南军队是武汉政权的支柱，何键又是唐的主力部队。何键的动向关系至大。中共中央说：“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快，百分之九十的国军来自湖南，整个军队对于农民运动怀有敌意；夏斗寅的反叛和长沙事变，是这一普遍敌对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均需采取让步政策，此一政策势必把过火行动纳入法轨，并且修正没收土地的实行”。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却有人认为，唐生智是不足惧的，理由是唐本身也有潜在的危机。蔡和森说：“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湘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枝早已超过3千以上，叶挺军队藉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境，同时湖南有20县以上（最著者有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宁乡、益阳、茶陵、攸县、湘阴、衡阳、衡山、郴县、祁阳、耒阳、安化、新化，安源、萍乡、醴陵、汝城……）的广大农民群众，不顾省委之溃走及中央特派员取消暴动之命令，他们英勇的坚决的自发自动的暴动起来，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并且在我们的政变胜利之下即可用民众的势力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而成功我们领导之下的真正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这个可能在当时确是有的。”所以，“马日事变”之前，中共内部就有对唐生智先下手的准备。中共史料中说：“马日事变之前，长沙工人纠察队总算是掌握有200多支步枪”。当时湖南省代表主席张翼鹏，在5月21日打给唐生智的电报说：5月“19、20、21等日长沙农工纠察队同驻防军队发生冲突。”

　　“马日事变”以前，有共党要在长沙暴动的谣言，至于暴动的日期，许克祥说他所得的情报是5月25日，共产党员蔡和森提到的日期是5月30日，柳直荀的回忆中说是5月31日，可见当时中共要在长沙暴动，确有此计划。各家说法，只有时间不同而已。

　　许克祥又说：“我听得这个消息，考虑了一个半夜，深深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遇殃’的古训，我为着防务的责任，为着挽救长沙市民的责任。为着救党的责任，因而不计任何祸福，决定‘先下手为强’了。21日作了些部署，对几个亲信营长授了些机宜，就在那天深夜11时左右，把长沙总工会，省农会和匪党盘踞的机关、学校，来一个大清除，计共20多处，分别把首要份子拘捕。一直到天亮，将‘赤色恐怖’笼罩的长沙，给我吹散了……。”

　　马日事变既起，当时武汉方面说，许克祥受到夏斗寅事变的鼓励和响应夏斗寅。南京方面说是夏斗寅早与何键共谋“内外夹攻”武汉。由于何键的主力部队参加二次北伐，调往河南，所以，何键留守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就成为马日事变的主角了。

　　许克祥说：“马日事变虽由许克祥发动，而实得到一般军人之支持，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事后曾称当时已予同意。中共亦断不敢提出讨伐或惩办克祥之要求，且农民协会之横行无忌，触犯众怒，中共亦无法辩护，乃将一切责任推之于哥老会身上，要求唐生智回湘处理。”据何键说：“时本司令（何键）任三十五军军长，驻汉口，已奉令为北伐援师，出河南。湘人惶惶，来求拯救者不知若干人。哀此孑遗，遂密定铲共大计，以迅雷手段先发制胜，密约驻省八军师长张国威克日发动，张犹豫，将所部开鄂，计不得行。讵此消息传出，共党欲解决三十五军驻湘后方。余参谋湘三见事危迫，乃与许团长克祥、王教导队长东原、陶营长柳，约定断然处置，推许主持其事。许、王等遂于5月21日黎明（按：应为21日深夜，22日黎明），集合驻省军队，一面搜捕共首，一面解放散共匪凭藉之工农自卫队武装，即今所称之马日运动也。”

　　但是，中共的蔡和森说，当时中共力量在两湖占尽上风，随时可以夺权成功。蔡和森说：“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在他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他为什么要这样表示呢？便是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词下礼来缓和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不是夏、许叛变之主谋，使我们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决许克祥之诚心。果然不错，我们就中了他这种诡计！”

　　“马日事变”与夏斗寅事件在时间上有密切配合。苏兆徵说，他根据劳工部职员萧光球的目击报告，5月17日，即夏斗寅进攻武汉的第一天，“湖南方面谣言大起，有谓武汉已为夏斗寅袭取者；有谓武汉已为夏斗寅包围，政府、党部、工会、农会都被打倒者；有谓湖南不日将破包围者，谣诼繁兴，莫衷一是。”夏斗寅事件后，跨党分子简传良给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也说：“长沙谣传国民政府解体，武汉秩序紊乱，汪委员跑了，谭委员逃回湘了，鲍顾问被枪毙了。人心越发摇摇不定。到了21日的晚上，农工纠察队就同军队发生冲突。”

　　夏斗寅事件后，中共湖南省委（按当时称湖南区委）于5月18日开会，蔡和森说：“从5月18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指李维汉）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

　　中共湖南省委又于同日（5月18日）与国民党左派湖南省党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跨党分子简传良说，在这个联席会议上，坚定“出布告辟谣，工人纠察队全体归省政府指挥，宣布革命纪律，拥护中央及省政府，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同财产。”

　　但是，5月18日这天晚上，长沙就出事了。中共党员朱道南写道：“18日晚上”，“见（长沙）街上贴着很多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新军阀汪精卫’，‘打倒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把许克祥的枪缴下来，武装工农’等。每条标语的下面的落款都是工会农会。”

　　当时的《东方杂志》说，5月19日这天，长沙很紧张，“长沙总工会与军界发生冲突，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住宅被纠察队搜索，并将何键父拘捕，何键从河南前敌电省政府责总工会捣乱后方。”当时的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说：长沙“皓日（5月19日）游行，大张旗帜打倒三十五军，并欲夺取其枪械。”

　　蔡和森说，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十分泄气。蔡和森写道：“明日（19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员每人发200元，次要100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

　　中共史料中说：5月20日“（马日）事变前一日，一部分反革命部队已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据，解除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时的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说，在长沙“20夜复有包围教导团之事，拘捕伤兵之事。”

　　当时的《东方杂志》说：5月21日，“长沙何键部团长许克祥以混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人藉工会农民协会欺凌出征军人家属为理由，起而反共”，“省工会纠察队及农民协会自卫队被缴械，共产党人有数人被杀，惟大多数逃往乡间，指挥农团军作反抗运动。”

　　苏兆徵说，他的劳工部职员萧光球目击，5月21日这天夜间“至11时许，忽有军队拥挤当街架设机关枪，俄而枪声大作，喊杀连天，直至天明，方始休息。”

　　“马日事变”中，许克祥以一团之兵力，顷刻之间，解决了号称有会员500万的湖南农民运动，所以，当时许克祥被称为“蒋介石第二”。

　　“马日事变”时被杀的共产党党员，知名的有：李异云（省民会议代表）、田波扬《中共湖南省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兼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青年部秘书）、贾云吉（省学联总务主任）等。

　　（二）两湖反攻

　　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面对长沙许克祥事件，一时都感到进退失据。其时，国共双方直接当事人都竭力掩瞒。在中共方面，蔡和森说：“……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中共在事变中的当事人何以不敢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理由是：“经此事变打击之后，中共遂追问到本质的问题，究竟他们应该支持那些由他们匆忙组织的和煽动起的反抗地主阶级的工农分子呢？还是应该支持他们不可或缺的那些有势力有军队的军官地主呢？”

　　在武汉国民党方面，汪精卫说，事发于5月2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直到5月24日夜间2点钟才接到唐生智的报告。

　　如前所述，许克祥是何键的部属，何键是唐生智的主力，唐生智是武汉政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迟迟报告武汉国民党中央，显然在利用当时的局势，企图加强他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日事变后，唐生智虽然也责备许克祥，那不过是表面文章。张国焘说：“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张国焘说唐生智当时是“两面派”，蔡和森更直接了当的说，当时中共与武汉政府的合作根本是互相利用，尔虞我诈。蔡和森说：“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罗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罗易无异抛弃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夏斗寅事变与马日事变的相继发生，国共合作关系基础全面动摇，同时也宣告鲍罗廷在在中国的政治生命接近尾声。蔡和森说：“马日事变证实……老鲍（鲍罗廷）异常焦急。”张国焘说：“对于鲍罗廷，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圜的余地。”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竭力把它解释为个人行为与地方事件。当时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

　　当时一部分中共党员也支持鲍罗廷上述的观点，并且主张向汪精卫告状。中共党员朱道南回忆中说，马日事变后，中共在武汉“组织了一支请愿队，去找汪精卫。这时又有人对汪精卫还存有幻想。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开会，由布哈林主持。但报告说，中国农民正在从事以武力夺取土地田产。他认为“这种行动震撼了武汉政府，假使我们不立即压制农民运动，则我们定将失去（国民党）左派的盟友；如此则无法在国民党内赢得大多数的地位。相反的，假使把农民运动压制下去，则我们定可在（国民）党内赢得广大的影响力，等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时，我们必能赢得比现在更多的盟友……。”当时法共代表特雷恩（Trein}）说：“问题并不是说要牺牲所有的无产阶级盟友，而是说应该知道何所取舍；应该牺牲暴动的农民呢？还是牺牲民族资产阶级？”会议进程中，斯大林走进参予发言，表示支持布哈林的主张。他说：“如果不能立即压制农民叛变，则势将逼使左派的资产阶级反对我们，这就是说要造成内战。中国的军队大多数都是雇佣兵，我们那里来那么庞大的金钱把他们雇佣到我们阵营里来？”特雷恩指出：“但是雇佣兵们大多数都是破产的农民，假使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他们势必都要奔向共产党的。”斯大林说，现下的左派中产阶级的势力仍是很强大的，“他们的武装部队并非转眼之间就可解除的，可能反抗的农民在还未能来得及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以前，就要在内战中被击溃了。”斯大林认为必须运用策略分化国民党左派，共产党才可获胜。“斯（大林）布（哈林）联盟”的意见，又成了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议决案。张国焘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在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鲍罗廷“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俾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廷这个建议。”蔡和森说：鲍罗廷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而是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武装自卫，办农运讲习所等；当时陈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瞿秋白当即辩称：“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所指的就是这次会议。

　　5月24日，武汉政府发布命令，一面强调保护军人家属之重要，一面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武汉政府选一命令无异对许克祥的行动是一个鼓励。这一命令全文如下：“国民革命军人，为国民革命从事奋斗，其牺牲劳苦，实异寻常，中央现正设法改良士兵生活，并拟俟革命战争终了后，为一般出身穷苦之军人绸缪生计，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俾瞻养无缺。近来迭据报告，各处农民协会，往往有幼稚过当之举动，或对于军人家属，加以扰害，或对于军人财产土地，加以剥夺，此等举动，施之良民，已属忍心害理，为国法所不容，施之军人，则更无异骚扰后方，摇动军心，实可痛恨！着各省政府，分饬所属机关，一律严厉禁止此等举动。凡军人家属之已被扰害者，务须安家抚慰；其财产土地已被没收者，务须清查发还。以后无论何项团体，如再有此等举动，应即将该团体解散并拘捕负责人员，依法惩治，各处当局，如有知情不举及挟同隐蔽情事，一经查觉，定必严惩不贷，其各凛之！此命。16年（1927年）9月24日”。

　　5月25日，武汉国民党派出代表团前往湖南，团员中包括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邓绍芬等共6人（有的记载中称为5人，不包括鲍罗廷，因鲍是自愿随往的）。该团的任务是“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武汉团民党派出这个代表团，蔡和森与张国焘都说是出自鲍罗廷的建议，蔡和森并说到鲍罗廷与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但是，从2927年5月24日唐生智的通电看，又出自唐生智的建议，唐的通电原文是：“湘垣军民冲突，必有奸人挑拨离间，应请钧会派员查明处理，并派职部秘书长邓绍芬随同中央特派员前往调查解释，以免再生误会，惹起纠纷。”

　　蔡和森说：“老鲍（鲍罗廷）借此查办团行至岳州（按：鲍罗延等是5月25日晚到达岳州的），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6人皆逃回武汉！”蔡和森又说，这一代表团“是老鲍决定的，罗易是反对的。”“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①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②不想用势力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③‘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罗易反对是对的；可是罗易也只知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马日事变以后，许克祥还是号称拥护唐生智的，“查办代表团”既出于唐的建议，许克祥断然抗拒，其中必另有原因。根据当日经过判断，唐的建议本来是想获得鲍罗廷的支持的，而鲍则将唐的建议窜为自己的建议，在此情形之下，唐生智显然又改变了打算。当时的《东方杂志》说：“武汉当局亦承认湖南农工运动办法之幼稚，派陈公博等赴长沙调查办理，唐生智、何键等军人对军队行动表示同情。”

　　5月29日，唐生智通电称：“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操纵”。同日，长沙成立国民党（右派）湖南救党委员会。陈独秀说：“政府没有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政府也未曾严令申斥21日事变是反革命。”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议，通令各级党部约束共党活动。时局急转直下。中共史学家何干之说：“武汉内部和外部反动派的进攻，不但吓倒了国民党领袖，也吓倒了当时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投机主义分子。”

　　马日事变之后，中共有过反击许克祥的行动。当时的《东方杂志》说：5月24日，“湖南共产党在长沙失败后，即在湘潭、常德等地集合农军，占据县城。”

　　中共史料是说：“自‘马日事变’发生后，浏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便更尖锐化、白热化了，”“组织了工农义勇队及义勇干部训练班，全县有组织的农民，也用梭标、鸟枪及松树炮武装起来了。”“准备反攻长沙，醴陵、平江也约好了同时会攻。”“被敌人各个击破。”

　　中共史料中说，马日事变时，郭亮逃出长沙，在长沙四郊和铜官一带，组织农民攻长沙及破坏铁路，失败后，去武汉，参加贺龙部队。

　　中共史料中说，“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发动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

　　反攻结果失败。后日关于中共在两湖的失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当时中共已经包围长沙，是张独秀下令撤退的。中共史料中说：“5月30日包围了长沙。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许克祥团只有千把支枪），这个进军是可能获得胜利的。但是在最后几分钟，陈独秀因为恐怕‘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可耻地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农军因此退却；只有两个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冲城攻打，经过英勇的战斗，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退却的结果，瓦解了革命群众的队伍。”

　　中共史料中说：“‘马日事变’发生后，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主张派叶挺同志率部进攻长沙，但陈独秀坚决反对。不久，湖南党的同志组织了一二十万农军攻长沙，也被陈独秀制止了。”

　　第二种说法，当时中共中央下令反击，湖南省委反对。蔡和森说：“后来（中共中央的）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30万农民于5月30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问题。这便是我们在两湖失败的致命伤，两湖始终是由于放任夏斗寅、许克祥的暴动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失败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斗争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假使当时认为中心问题，是以全力灭夏（斗寅）、许（克祥）及唐（生智）、谭（延闿）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结果也许可使所谓‘左派’自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向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良与左派的关系。因为所谓左派完全是随势转移的；夏斗寅、许克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发展，他们一定要趋向于反革命；我们工农能以自己力量剿灭一切反革命，他们也许中断反革命的倾向。”蔡和森所指的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省委应该负责，指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特派员兼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

　　中共《八七告同志书》中说：“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

　　后日彭述之也说：“李维汉同志，大家都知道，是马夜事变后（马日事变）临阵脱逃的人。”

　　第三种说法，当时中共领导人各行其是，失败的责任与中共中央无关。中共党员柳直荀的文章中写道：“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到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5月31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30里的姜畲地方，但因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的击破。而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抬，中途改变方针叫他们停止出发。当时因发信太迟，浏阳的部队已经出发，因此有5月31日浏阳工农军单独进扑长沙的壮举。”

　　中共中央的《向导》杂志说，当时反攻之举，属于“各别之举动，并未受上级之命令”。《向导》写道：“马夜（日）起事，工农领袖及共产党领袖，均销声匿迹，不闻有何举动。虽有柳直荀之聚众湘乡，杨昭植之聚众湘潭，及各地之响应，浏阳工农之请愿，然皆在马夜（日）事变以后数日之事。以记者观察，此尽各别之举动，并未受上级之命令也。”

　　第四种说法，这个反击是由湖南区委（省委）组织，中共中央阻止未果，失败以后，中央与湖南省委互相推诿责任。张国焘说：“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平江、浏阳一带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央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综上述各家说法，以柳直荀最为贴切。柳直荀当时是湖南反击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他的说法有检讨失败的意思，而未牵连到任何个人之间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