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久，陈毅受中共南方局的委托，从吉安经安福、莲花，来到永新铁镜山，找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商讨湘赣游击队出山抗日事宜。

　　我当时任湘赣独立团的特派员，在段焕竞、刘培善部下工作，亲自参与了护送陈毅找谭余保的全过程，现就我记忆到的回忆如下：

　　1937年9、10月间，晚稻已经收割完了。一天在独立团驻地九陇山下，突然来了4个陌生人。出于警惕，刘培善马上命令我带两个战士下山了解情况。我们三个人出发后，就往山下的一个村子奔去。还没有进村，一个年约50上下的妇女拦住去路，说：我家来了一个穿长衫、戴礼帽、戴眼镜的人，还有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并有一个象勤务兵的人。来人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打仗了，搞合作，还要找游击队。很明显，这位妇女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刚才是来向游击队报信的。因此，这位妇女也竭力劝我们不要进村去。我问她，这个人带了枪没有，她说没看见。我说不要紧，我们去看看，如果是坏人，我们就把他杀了。

　　陈毅这几个人（其中一个勤务兵据说是莲花国民党政府派给他的）坐在这家人家的厨房里，我们一进去就审问他。陈毅很坦然，对我们审问一点也不在乎，反而给我们说起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等情况。我们说，你有证据没有？陈说有，不见到你们的主要负责人不交。我又问：还有什么文件？他说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公开了的，你们可以看看。说着，他当场就展开给我们看。我们看不出什么破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石印还是铅印记不清）。看完以后，他问我们是游击队吗？我说是。他就要我们带他去找游击队的领导。我灵机一动，对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游击队领导人找来。借此机会，我暗暗地将两个战士安排在房子的外面进行监视，然后跑步上山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向段焕竞、刘培善汇报了。刘培善说：把他带上来。这样，我就下山把陈毅带了上来。陈毅上山后，便把项英写的一封信交了出来。

　　陈毅在九陇山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刘培善、段焕竞、罗维道和我四个人又问了他很多情况。陈毅大讲国共合作的道理。他侃佩而谈，找不到嫌疑之处。刘培善悄悄对我们说：这个人不简单，有口才，如果真的搞国共合作，把他杀了就麻烦了，对革命事业不利。议论结果，决定当天晚上由我带20来个人送他去省委找谭余保。但省委机关在那里，我不知道。因此，我对刘培善说：省委机关驻在那里我还不知道呀！刘培善说：我告诉你们，省委在铁镜附近的山里。

　　从九陇到铁镜有100多里路，我们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走了两个晚上才到达。从九陇开始，陈毅一直坐轿子，走了一、二十里路，两个轿夫跑了一个。陈毅当时的身体不好，对我说：我实在不能走，这样吧，我的身份公开了，我白天走，你们晚上走，我们约定一个地点会合好吗？我怕他跑了，说：还是慢慢走吧，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我再找个老俵抬你。结果通过封锁线后，我们又找了一个老俵抬他。

　　我们走着走着，走过了永新，挨到莲花边境后又折回到永新。我清楚的记得，这个地方就是禾山。当年有红色政权时，这里有一所医院，叫黄岗医院，有一次我负伤，在这里住过院，后来留在这所医院的残废所任指导员。医院刷写的标语至今历历在在目。地形清楚了，我们从黄岗直往铁镜走去。这天下午三、四点钟从黄岗出发，天擦黑即到了目的地。

　　到了铁镜，没见到什么动静，我便冒然地问了这里一个尚未收工的农民说：“同志，我们游击队的司务长还没有下来吗？”这个人答道：“下来啦，刚刚走。”我就知道部队就在附近了。这时，当地一些农民看到陈毅这身打扮，以为我们是国民党来搜山的，都吓跑了。我便对陈毅说：“老百姓看到你这样子都跑了，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在这里弄点吃的，在山上睡觉吧！”

　　第二天，我带了一个同志进山去找省委。从铁镜村往山里走了三、四里路，就看见了脚印子，再过一点就看见了哨兵。放哨的一发现我们就问干什么的，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他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到省委驻地，只见一个棚子里坐着颜福华（后叛变）和谭余保。颜福华首先看见了我，就问：“嘿，黄炳光，你怎么来啦？”我回答说有事。潭余保一听有事，就大声问道：“什么事？”我说：“送来了一个人。”“什么人？”“陈毅。”话还没说完，谭余保在桌上猛拍一掌，说：“叛徒！叛徒！叛徒！”接着又问：“他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山下铁镜。“不要让他跑了，派个警卫班去，把他绑起来！”这时谭余保叫我在山上休息，让同来的那个人下山去带陈毅。

　　记得陈毅上山时还风趣地说：“哎呀，你们这里倒很阔气啦，还能搭这样大的棚子，我们那里的棚，只能钻进去睡觉哩！”护送陈毅的任务完成了，第二天我就动身回九陇去。至于陈毅和谭余保的谈话内容，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