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苏区，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和创建的一块红色根据地。1931年7月我奉中央之命来到这里参加了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的组建工作，任过两届省委书记。现将记忆所及的情况叙述于后。
一、湘赣临时省委的组建经过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认为赣西南特委在工作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党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使之有较大的发展，决定成立湘赣省并建立中共湘赣省委，指定我任省委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我们从上海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一个旅馆里找我们谈了话，叫我们先去苏区中央局，听取苏区中央局对成立湘赣省委的指示，最后还交给我们一个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的文件。
我和甘泗淇一路经过厦门、广东大埔等地，于1931年6月抵达中央苏区，在赣南的良口遇到了从湘鄂赣苏区来的张启龙，一问才知道，他是代表湖南省委办事处来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已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他愿来是湘东特委书记，对湘东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湘鄂赣苏区的干部也较多，我便提出要他同去湘赣省，他欣然同意。我们便一同到了苏区中央局。中央本来已决定张启龙和李宗白去湘鄂赣苏区组建中共湘鄂赣省委，中央局在听了我要求增派张启龙到湘赣工作的意见后，报经中央同意了我这一要求，并决定加派林瑞笙、袁德生一同去湘赣苏区组建湘赣临时省委。当时同去的还有谭牛山，他是协助林瑞笙搞肃反工作的，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关于解决江西“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肃反材料。
湘赣省地跨湘赣两省，与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苏区以袁水和株萍铁路为界。湘赣苏区在湖南的部分是原由湘东南特委管辖区域（包括江西的莲花县），在江西的部分是原由赣西南特委的西路、北路分委管辖的区域。
我们一行五人于1931年7月中旬到达永新，随即召开了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北路分委联席会议。湘东南特委那个班子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西路分委主要负责同志朱昌偕、左娜、马铭、龙贻奎、刘天干也到了。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有战争问题（反对和平观念）、土地问题（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分配土地问题）和成立省苏维埃问题。其中解决“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任务是秘密的，在这次会上未传达，公开讲的只是开展肃反斗争及动员群众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成立临时湘赣省委的决定：我任临时湘赣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省保卫处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袁德生、张启龙到省苏维埃政府做领导工作。临时省委成立以后，还暂时保留了原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分委，准备待省委进行一段工作后，再撤销这两个机构。
这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有：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吉安、安福大部，泰和、万安、遂川一部，湖南的茶陵、酃县、攸县、醴陵的大部。另外，原北路分委的分宜、新余、峡江、吉水一部及萍乡之东南乡（即大安里、南坑、宗里、芦溪、宜凤等）也划归湘赣省直接管辖。
当时我们省委的任务主要是：
1.领导苏区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并发展苏区经济。
2.发展党、团、工会、共青团、妇联、少先队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3.扩大红军，支援红军，支援前线，消灭来犯之敌。
4.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
5.纯结党和政府内部组织，积极开展肃反斗争。
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非常艰苦，而且作风也很踏实，经常打赤脚、穿草鞋、下乡调查了解情况，很快得到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湘赣省党和苏维埃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改组省委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1931年10月8日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共有一百六，七十人参加，由我主持会议。会上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两个多月来的工作，大家认为临时省委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同时，大会通过了政治、组织、苏维埃、肃反等问题决议案。并确定了目前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主要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组织，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重新平分一切土地以及加紧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等。
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由我、袁德生、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五个同志组成省委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林瑞笙任组织部长。为贯彻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加强苏维埃工作，会议结束后又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会上还选出了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袁德生为代南团团长，王震任代表团书记。两个代表大会结束后，按照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布置，各县都召开了党和苏维埃代表会议。
第一次党大会后，省委再点抓了党的建设问题，发展组织、培训干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32年上半年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时，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万名；新建了几个区苏维埃和几十个乡苏维埃；开办了一期党校，培训了100多名支部书记以上的于部，各种群众团体都大有发展；苏维埃区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200多平方公里。
1932年夏，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对所属组织进行了调整，将南路、湘南两特委改为河西、湘南两道委，北路特委改为分宜中心县委。还有一个白区区委（长湘区）和10个县委，即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
为了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1932年11月6日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06名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还有102名列席代表，这时全省已有党员近3万人。我主持会议，蔡会文作政治报告。蔡会文是由中央军委派到湘赣省来的。当时他的职务是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治委员。和他一起到湘赣来的还有肖克。
会上我传达了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和有关决议。中央局对湘赣省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和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建设、红军和地方武装工作，职工运动，扩大红军和苏维埃工作等七个决议案。提出了加强湘东南工作以及扩大赣西南方面的苏区和游击区域，集中力量向北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
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我、甘泗淇，张子意、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和肖五仔七人为常委，刘士杰和李端娥为候补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张子意任组织部长。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10月29日蔡会文等同志带来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指示信及各种新的决议文件的背景下召开的，主要精神是：
（一）对照中央局指示信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大会开展了思想斗争，在所谓“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的口号下讨论了各种政治问题，并做出了有关的决议。
（二）在极力强凋成份的气氛下，代表中工人代表近半数，即206名代表中有工人99人，贫农94人，中农6人，知识分子8人。此外，还有长湘区等自区代表11人。而且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强于以前。
（三）突破了以往在会议上只做决议不付诸行动的先例，在讨论扩大红军问题时，有20多名代表当场报名带头参加红军，共余代表也保证每人发展三个新战士，妇女代表表示送郎当红军。这种精神立即传达了下去，在大会开会期间永新一区一位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十几天内扩大红军40余人。
（四）与湘鄂赣定了为期一年的革命竞赛条约，提高了党内的竞赛积极性。
（五）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实行江西和共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这实际上就是王明“左”领路线提出的所谓“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口号。但坚决保卫苏区的战斗精神还是主要的。
在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前，大约是在8月初，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永新县城召开了，到会代表有200多人。会上是我作政治形势报告，张启龙作的查田运动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法执行条例》等几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任副主席。
第二次党代表和苏维埃代表会以后，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展了工作。党代会第一次执委会期间即由湘鄂赣无线电转来中央政府关于战争的紧急动员令，会上决定省委只留下二名常委和二名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兼办党校，其他所有常委、秘书、干事全部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开展各项工作，并配合省级机关巡视员组织了五个巡视团分赴各县巡视工作。
1933年2月，中央作出了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决议，一方面，王明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加速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路线在根据地内推行，通过“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等手段，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另一方面，中央轻信了刘士杰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片面汇报。刘士杰这个人虽是工人出身，但品质很坏，名义上是去中央汇报，实际上是向中央告了省委的状。因为我们省委在当时虽然执行了一些“左”倾错误政策，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注意群众利益的。因此，中央认为中共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慨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于是在2月11日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要保证中央和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部长，张子意任宣传部长，以陈洪时、李瑞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工团党书记八人为常委。”
当时刘士杰没有到职，中央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并赴湘赣省执行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1933年4月，陈洪时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于4月下旬召开了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会上，陈洪时传达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接着当众宣布对解除了职务的我和张启龙要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3年4月，我和张启龙被撤销了职务以后，新上任的刘士杰、陈洪时等人把“左”倾错误推向高潮，进一步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损失。
6月初，任弼时、方维夏等相继被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工作。中央指定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阻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湘赣地区的恶性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更加强了错误路线的贯彻，特别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加强反湘赣党组织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湘赣省委在路线上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
1933年11月在永新县城召开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任弼时、刘士杰、陈洪时、谭余保等人组成的新的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刘士杰住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这次代表大会对第二届省委的土作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并且重新批判了我、蔡会文和张启龙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
三、湘赣苏区的武装斗争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时，正是敌人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对湘赣武装进行了整编，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湘赣红军独立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七团，统归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当时，虽然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已开始在湘赣根据地推行，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我们湘赣又是中央根据地的重要战略侧翼，因此，湘赣红军同中央红军一样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同敌人作战的。
1931年底，敌人集中了10个正规师，连同地主武装共8万余人“围剿”湘赣根据地。大敌当前，我们省委除在整个根据地实行战争总动员外，并组织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改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同时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由冯建元任师长。
年底，敌周至柔第十四师一个营协同永新保安队进犯里田，企图摧毁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我红军独立三师奉命从莲花赶回永新，与河西教导队埋伏在里田以西傅家陇一带，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全歼了这股敌人，待周至柔率领十四师主力赶到时，战斗早已结束，我们省委也安全转移到黄岗。以后还在莲花的九都、语塘，永新的钱市街等地都消灭了不少敌人，而且每次战斗，我们红军都是主动出击，步步紧逼敌人，致使敌人无法在湘赣根据地立脚。
在正规红军主动出击的同时，各县地方武装也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活动，帮助红军构筑工事、流动警戒、骚扰敌军、消灭地方反动民团，并取得了不少胜利。从第一次党代会到1931年底的两个多月中，全省地方武装缴获的敌枪在200支以上。
湘赣红军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独立一师和各县地方武装都大有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湘赣红军，加速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及更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32年初，在永新成立了湘赣省军区，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同时在军区之下，设立了四个军分区指挥都，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
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三次“围剿”并打退敌人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以后，到1932年4月，进入湘赣苏区的白军除陈光中部尚盘踞茶陵外，其他地方已全部收复。因此，我们对敌斗争策略是，动员群众武装对敌取四面包围的形势，实行黑夜摸哨，四处打土炮，放冷枪等打法，使敌人不明情况只好固守工事不敢还枪，有时闹得敌人整夜不能安眠。这实际上仍然是毛主席说的“敌驻我扰”。当时湘赣红军主力独立一师三师都集中兵力，找机会打击敌人的弱点，时常袭击敌人。独立一师在萍乡苏区的新店里，缴获敌危宿中部步枪445支，机枪2挺，将敌全歼。部队还时常在交通要道口伏击敌人运粮、运物资给养的交通队，不断缴获敌人的枪支、油粮、服装，还缴过一门迫击炮。有时，派出小部队晚上偷袭敌人的营地，也时常得手。群众则在敌人驻地附近实行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破坏交通。但这些斗争也经常有失利的时候，当时分析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些地方负责同志总是希望部队快些打，没将情报弄准确就向部队反映，部队领导也往往轻信了这些报告，吃了些小亏。
2.有些地方同志有依赖部队的心理，正规部队不在时，就盲目把赤卫队、少先队不适当地长期集中起来，以致给养无法解决，群众武装又缺乏集中作战的训练，一遇敌情，反而把我们的人员打散了，发挥不了群众武装的优势。
3.有些地方工作不够深入，动员工作做得不够，致使骚扰敌人的行动只是敷衍了事。离敌人很远打几枪就跑回来了，根本收不到实际效果。
4.有些地方坚壁清野工作不够认真，粮食没有很好埋藏，有的被敌人发现挖走，有的在敌人放火烧山时被烧掉。
5.不少同志怕做白军的工作，这自然同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心里影响有关，而未能认真动员群众去瓦解白军，倒是不少妇女自发地去动员白军拖枪反正。即便这样，在1932年一个春季里连同白军自动投诚的在内，获得步枪千余支。另外，我们还组织力量对俘虏进行教育。对于被释放的俘虏，发动群众给他们送猪肉、草鞋、花生慰劳他们。给他们演戏，鼓励他们到白军后再拖枪回来。在这方面的效果倒是不错的。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都做了适当工作，加强思想动员，进行深入发动。
湘赣省军区成立后，独立一师、三师在攸县的官田和茶陵芙江又打了两次胜仗，8月间打垮攸县官田敌军一个团，紧接着在茶陵高陇打跨陈光中部一个旅，两次共缴机枪四挺，迫击炮五门，步枪400余条，给了湖南敌军以很大打击。此后又深入泰遂间白区工作半个多月，策应中央红军进攻赣州的行动。不久，省委和省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和政治委员王震分别代理军长和政委。同时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工作，调集了大批干部充实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力量，并将河西教导队扩大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还建立了一个兵工厂。又以茶陵地方武装为主，组建了一个新的独立师，由谭家述任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
八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往北路，策应红军进攻南昌、抚州。八军于10月初进攻分宜县城，与敌一个团和一个旅硬战一昼夜，结果因敌人凭工事死守，增援部队赶到，以致未按计划攻下县城，只缴得敌人10多条枪，我方损失300多人，死伤连排干部30多名，王震政委挂花，只得返回新余苏区休整。这时又有敌五十二师一个旅由安福前来向八军进攻，又打了一天，毙敌300多人，总算把敌人打退了，但没有缴到敌人一支枪。这次战斗失利，实质上是王明路线强调红军打正规战，强攻敌人巩固设防的城镇所造成的恶果。
红八军在北路活动约有半个多月，在回防途中捉到敌十八师一个叫张超的团长，了解到他这个团驻在新余，当即动员他写了一封信招该团开来苏区投诚。但由于我军安排不周密，致使该团开到苏区边界时我游击队向他们开枪发生误会，该团又开回去了，接着就被敌十八师改编了，这时八军由于战斗减员，加以战争失利的影响，有些士兵开小差请长假，新兵补充又暂时有困难，致全军实有兵员不足2000人，只相当于以前一个师的兵力，有1000来支枪无人背。
1932年10月以后，敌人又调集了近5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重点进攻，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围剿”，致使湘赣敌情更加严重。进攻苏区的白军也开始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首先是盘踞苏区的陈光中部四个团，师部驻茶陵城，并占据了高陇、潞水、腰陂、严塘、湖口、坑口等重要市镇。敌人在这些地方构筑四、五层工事，并经常出来骚扰，茶陵整个苏区只在高陇还有一部分。但附近群众还能积极开展与敌人的斗争，经常采取各种办法打击敌人，骚扰敌人后方，围剿敌人义勇队，捕捉回乡收租收债的豪绅地主，收效显著，群众反水的也很少。豪绅地主不敢回乡，村里的红军公田，群众照旧将收获的谷子送到苏维埃政府。几个月后茶陵苏区又恢复了并扩大了。攸县有敌王东原部一个旅驻扎。自8月初红八军一师在官田打垮敌人一个团后，不久即有两个团的敌军向攸县苏区进攻，后来一个团驻峦山周家屋一带，一个团住柏树下。萍乡城有敌陶广部一个团，芦溪驻有敌人一个团，宜丰驻敌十八师一个营，均筑有炮台。但北路敌人比较薄弱，分宣、新余各县城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因而北路我军有新的发展，儒延坊建立了七个新的苏维埃乡，逃跑群众大部分又回来了。安福驻有敌五十二师一个整师，10月初并有一个旅进驻金田、洲湖一带，筑有炮台。吉安、泰和之敌原系陈诚之11、14、43师等，红军进攻抚州时，11、14师即调往南昌去了，10月初又开回吉安，布置在沿赣江一带，后又调往乐安。进攻遂川大汾一带的粤军均已退却，上崇是余汉谋部驻扎。王东原部仍驻汝城、桂东经常向上崇苏区边缘地区骚扰。酃县城有陈光中部一个团。总之敌人各部均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并骗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修筑汽车路，扬言要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两手来对付苏区和红军。这一时期，我们主要采取游击战术，侧击敌人的辎重交通队，深入白区围歼地主武装，骚扰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粮道。
为加强领导，更有力地打击敌人进攻，蔡会文、肖克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湘赣。11月，八军在吉安的天河进行整编，正式成立红八军领导机构，由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肖克任军长。同时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此时八军拥有3个师，5000余人。并将原独立一师改编为二十二师，由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任政委；新独立师改编为二十三师，由杨茂任师长，谢国喻任政委；独立三师改编为二十四师；由戈勇任师长，胡楚父任政委。同时，还抽调茶陵、萍乡、莲花等县的独立营各一部，共600余人，组成新的独立一师，由侯梯云同志任师长，陈韶同志任政治委员。这时，整个湘赣苏区的武装除各县游击队外，有一个军，两个独立师，五个独立团和七个独立营，总共13000余人，枪4000余支，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中，湘赣红军取得较大战果的战斗有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九度冲和棠市战斗。九度冲战斗我们击溃了陈光中部六十三师大部和十九师、十五师各一部，缴获甚多。棠市战斗消灭了敌李觉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俘虏敌团长以下近千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持续时间比较长，前后达一年之久。我们不仅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也促进了湘赣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永新组成的。那时我已被撤销了省委领导职务，分配在北路一带巡视工作。记得军团共辖有三个师，即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十六军改编的，师长高永生，政治委员温锦惠；十七师就是原来的红八军，师长肖克，师政治委员蔡会文；十八师是原湘鄂赣的十八军，来湘赣后编成的五十二团，师长严图阁，师政治委员徐洪。军团新成立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军团番号，只公布了师的建制，由第十七师的首长统一指挥。
同时，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好，各地方武装都有了新的补充，茶陵方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师。永新中心县委所属各区都有区委书记或区苏维埃主席或委员带头参军，有的区领导干部动员和带动七八十人一起参加红军。七区送郎、送哥、送弟弟参军的有80余起。莲花县县一级干部有20多人自动报名参军。并带动5人、10人乃至一个排共同参加红军，同时也动员离队回家的红军士兵归队。莲花县的棠市乡有40名逃兵都动员回队了。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省成立了兵工厂，可以修理坏枪，还可以用废弹壳制造子弹。大多数县也成立了兵工厂，可以制造梭标、鸟枪等。
四、苏维埃的几项工作
省委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先后都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各级代表大会。但开始时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时苏维埃负责人的能力一般都较弱，一切大小事情都还是由党委包办，甚至有的苏维埃简直成了党委的办事处，天天忙于打条子接待来往人员的事情。同时，各部负责人大都还兼有别的职务，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工作。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只有一两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下到基层巡视工作去了，有些问题不好研究解决。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召开了省苏执委扩大会议，专门对全省苏维埃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加强各级苏维埃的领导力量，工作才开始好转，并进行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重新分配了土地。湘赣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1928年和1930年两次分田，但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的顾虑，以及我们的经验不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作出了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进一步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
当时，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予以协助。实施方法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斗争恶霸地主，然后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那时，永新、莲花、吉安和茶陵大部分地区第一批重新分了土地。到了1932年夏天，在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萍乡、攸县等地也都分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少的有半石田，多的有两石多，大多数地区都有一石田左右。同时还实行留有红军公田和苏维埃公田。红军及其家属都分好田，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较好的田地。
但是，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生活出路，甚至还“驱逐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出境。对富农打击也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因而扩大了打击面，树立了过多的敌人。到了1932年秋的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更有了发展，搞什么“查三代”、“查五代”，结果把一些贫农雇农查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了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也当成了阶级敌人。记得有一个贫农，查成份查了人家七代，结果错划为地主。
由于“左”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混淆了敌我界限，以致有些地方突出了农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中农不满意自己分到的田，在查田中要求收回自己原来的田，或者要求重新分配，而太多数贫农、雇农不愿意交出自己分到的好田，因而反对重新分配，结果形成了中农与贫农、雇农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将分给富农的一些好田收回来补给中农。如果大多数贫苦农民同意重新分配时，也准许重新分配，以便尽量团结中农，但结果又加重了对富农的打击，总难得圆满解决。
其次是经济建设工作。
湘赣省一开始只有一个经济财政部，当时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1931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统一财政，对以前苏区的经济进行整顿，并对经济混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同时制定和实行了各项发展经济的政策。
税收。过去苏区的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苏区内的土豪已经打完，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也很困难，因此我们省委和省苏认为要解决苏区的经济来源和困难，在发展其它经济的同时，必须在苏区内征税。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土地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税收工作，并组成征税委员会。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地免征。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
自办银行和造币厂。苏维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1932年1月通过自筹和入股的办法，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开始时，银行有资金两万元，并号召群众储蓄入股，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后来发展到七八万元的资金。同时，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制造银洋、铜板和纸币。据资料记载，银元就造了四万元。
发展商业。湘赣苏区地处两省边界，商业很不发达；大小城镇又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同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白区商人又不敢进入苏区做生意，这就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省苏维埃建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商业的发展工作：一是鼓励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做生意，从而得到白区的中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二是自办各种合作社，活跃苏区的商品流通。到省第二次党大会后，苏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普遍建立，对苏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
发行公债，节约开支。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单靠税收已不能满足了。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曾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记得有一次发行8万元短期公债，群众购买非常踊跃。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五、六十元，永新县工人有的买十几元，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能买好几元。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20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五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
总之，苏维埃的工作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
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1932年将当时的株洲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100多名党员。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AB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AB团”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会委员，甚至主任，也被认定为“AB团”分子。当时肃反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从‘AB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慌，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到了1932年2、3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才稳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中央对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并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其实，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看出身、论成份，不看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就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由于并未解决“左”的问题，因而到1932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1932年12月19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所谓的“严重的右倾消极”了。
1933年4月间，中央派了大员来湘赣搞肃反。这位大员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工作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重大的案件，我们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新来的保卫局艮认为我们是右倾，对“AB”团动摇妥协等，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陈韶、朱映华、曾毅之、陈竞进、刘秉常等较重要的干部处死了。当然，处理象袁德生这样的重要干部，是由“左”倾中央决定的。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但始终没有得到袁的口供。那时中央对袁的问题抓得很紧，每天要用电报向中央汇报审讯情况。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并指明电报要保卫局长亲译。原来电文就是将袁德生就地处决。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
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大员没来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毛泽东早年培养的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对刘其凡、李天柱的“AB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抓，但这也是暂时地抵制而已。因为那时中央局在这个问题上压得很厉害，拒不执行就是引火烧身；况且肃反机关自成体系，不受党委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犯有极左路线的肃反错误。这不是那一个苏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格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便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江西）发生“AB团”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革命的实践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保卫局少数人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那一个苏区，那一个人的问题。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许多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我个人是受过左倾路线处分的，在长征途中我看到许多被怀疑为“AB团”等反革命的人，艰苦跋涉，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艰辛，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相见，互相叙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说刘士杰、陈洪时的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勃勃。历史公正的考验，是真假革命的最好证明。
1933年底，中共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我便离开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去了。
总之，我认为当时阶级斗争是剧烈的，暗藏的反革命也确实是有的，问题是当时在党的极左路线领导下，造成了各个苏区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这是完全错误的。好在我们党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使各个苏区在错误肃反路线下的受害者逐渐得以昭雪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