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时代
红六军团是在罗霄山脉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罗霄山脉的中段，也就是湘赣苏区，以井冈山为枢纽，包括永新、莲花、吉安、宁冈、酃县、遂川、泰和、安福、吉水、分宜、峡江、新余、萍乡、攸县、茶陵、桂东、资兴等十余县。除井冈山外，尚有武功山、梅花山、小岗山等山。整个地区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地势极利于游击战的发展。又有良田围绕，粮食大都可收获二次，还有棉花、糖菜、油菜籽等出产，对于部队的供给，有着优裕的条件。人口有百万以上，对于兵源也不愁没有补充。
罗霄山脉的北段，是湘鄂赣苏区，包括浏阳、万载、平江、铜鼓、宜春、通城、修水、醴陵等县，是个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地区。
红六军团就是在这两段山岳地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体说，它是诞生于湘赣、成长于湘赣，足迹踏遍了湘、鄂、赣、桂、黔、川、滇、西康、甘、陕等地。
罗霄山脉地区，于大革命后，毛泽东就在这里亲自创建了地方党的组织及游击队。以后，朱毛红军在此较长时间的活动，已经把当地群众锻炼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壮大起来。特别是长沙战争胜利，更鼓舞了湘赣、湘鄂赣地区相继“揭竿起义”的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斗争都是依据游击战争的正确规律搞起来的，也就是遵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发展起来的。
1929年朱毛红军先后离开井冈山。这时，敌人对于这个区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留在区域内的主要敌人是地主武装。1929年秋，永新、莲花两县城都还在我们手里；永新、莲花、宁冈、酃县等县部分地区还分了土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直至1930年敌人才大规模进攻井冈山。所以从1927——1930年秋，这个区域的革命势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全国形势看，当时的宁桂战争、蒋冯阎战争，是促使这一地区革命战争发展的客观因素之一。
1927年秋冬至1930年秋，这个地区可以说是游击战争时代。它的简历如下：
茶陵游击队——1927年冬天组成。它是由井冈山教导队派下来的干部谭家述、谭思聪等所领导与组织起来的。他们当时的斗争纲领：①配合当地劳苦群众反对反动与加倍压榨群众的豪绅；②反对杀人放火，奸淫掠夺的清乡军队；③取消苛捐杂税；④打倒豪绅地主，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劳动人民；⑤组织工农苏维埃政权。
醴陵游击队——是三军打下安源时，由工人纠察队组织起来的。红军退出安源后，他们在红三军司令黄公略、政委潘心源指导下进行活动的，除城市外还到乡村进行游击战争。
宜萍游击队——是1930年黄公略在宜萍一带游击时所组织起来的，支队长张通是黄派来的。
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是1929年底诞生的，是由那里的共产党领导反清乡、反逼租逼债的群众，夺取了地主的步枪而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平江、浏阳、长沙、湘阴等毗邻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张正坤为支队长，王震曾在这个游击队任过支部书记。
浏东游击第二支队——以张维为队长，于1930年“三八”纪念暴动，建立浏东苏维埃时代组成的。
有了这些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再加止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1930年秋湘东特委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之下，抽调各地游击队的一部分，便组织和成立了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
独立师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1930年秋，一方面军第二次打长沙撤回至醴陵时正值湘东特委开会。毛泽东参加了这个会议，特委书记张启龙主持会议。在毛择东授意下，决定成立带地方性质的主力红军（在总前委任命首长、执行总的战略原则下，受地方领导与指挥）。它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毛泽东从总指挥部抽派干部（刘沛云、谭思聪）任师长、政委等职。
当时茶、攸、酃、浏、莲、万、萍、宜等县游击队均属湘东特委、湘东苏维埃政府领导，他们接到成市独立师的训令后大为兴奋，都争先恐后的向萍乡、莲花集中。
首先是茶陵游击队在谭思聪、谭家述、谭趋新领导之一集中于莲花城。浏阳游击一、三支队由王震、张维、田可平率领，急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萍乡大安里。其他游击队也陆续赶到后，于1930年9月国际青年节在萍乡大安里正式成立中国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以刘沛云为师长、谭思聪为政委，田可平为政治部主任。
独立一师成立时只有两个团。以浏阳游击一、三支队，莲花游击大队及万载游击队合编为第一团，团长张维，政委陈正华，人员400余，有枪240余枝；以茶陵、萍乡、醴陵等游击队编为第三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三团下辖三个营，以萍乡游击队为第一营；攸县游击队、醴陵工人纠察队（即安源工人纠察队）合编为第二营；茶陵游击三大队编为第三营，全团人员400，枪200。两团共有步枪400余枝，驳壳枪十多支，王震自始至终在这个部队工作，是起骨干作用的代表。
独立一师成立后，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1930年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时，湘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为打通茶、酃苏区的渠道，并与广西远征军联系，派独立一师于1930年底用快速的游击行动，袭占了酃、资、永等县城。
进攻永兴时，在城北十多里外与两个挨户团遭遇，当即将其击溃。追至城下，把城内一个营白军也吓跑了。待进入城内，计缴获枪枝134，子弹67箱，马两匹，银洋十余担。
永兴战斗后，按上级命令第二天早晨8时要离开永兴城，但我们却麻痹大意，早饭时就把警戒收回；迟至上午10时，部队还没有出发。敌人便乘隙袭入城内，我们措手不及，把缴获来的战利品全都丢了。还损失了干部兵伕30多，政治部主任田可平被俘牺牲，造成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行军时，又遇到湖南军阀刘建绪、陶广等部的拦阻。前进不可能了，只好又折回永新、茶陵及莲花一带整训。1931年1月在特委的决定下，抽调部分地方武装成立第二团；还从独立师中拨了些枪支发给茶、莲、攸、萍等县游击队，加强地方武装力量。
经过短时期的休整，独立一师以一、二团在株萍路及袁水一带活动，另派三团由王震率领远出游击与联络红七军。三团出发后，经茶陵到了酃县。在这里与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相遇，两军汇合了。
红七军是经过千里转战，长途跋涉到湘赣根据地来的。他们显得极度疲劳，服装也破烂，大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军长张云逸穿着和盖着的只是一件破大衣。全军体现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刻苦精神。两支军队汇合后，由张云逸统一指挥，在茶陵严塘与敌陈光中部一个团打了一仗，将其击溃，并缴枪数十支。严塘战斗后，进驻莲花，与独立一师一、二团在莲花举行胜利祝捷大会。
不久，独立一师与七军向赣西南行动，与红七军的55团及红二十军汇合，并在李明瑞、张云逸、滕代远的指挥下，有进攻泰和县城和罗霖部之战，回攻安福与韩德勤之战，回攻宜春分宜与朱耀华部之战。在安福之蒙岗岭，吉安之永阳两次战役，击退了韩德勤、罗霖部以后，红二十军留赣西，红七军与独立一师转到湘南，攻下茶陵、安仁、酃县等地。攻茶陵时击退了九县联防挨户团。
这时，中央红军已获得粉碎敌第二次“围剿”的胜利。红七军与二十军调中央苏区，留下保卫湘东南与赣西南地区的，只有独立一师了。
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决定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与我来到湘赣边（包括湘东南、赣西），随即将湘东南特委、西路分委合并为湘赣临时省委。这两个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由省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动，以便武装力量的集中使用。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就是独立一师。它的编制有司令部、政治部、军需处、医务处，还有一个特务连，共有1000多人，很有生气，很有战斗力。因为是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体现着团结坚定、勇敢、艰苦、民主的作风。
师长李天桂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刘沛云另调工作），黄埔毕业的学生，无论是作战、组织部队、训练部队、群众工作都很有经验。政委谭思聪，原是茶陵县委书记，是这个部队（独立一师）创始人之一。他的革命热情很高，作战极为勇敢，每在火线上都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在部队里很有威信。他平素不太喜欢讲话，但作风民主，是一个同战士群众极有联系的干部。政治部主任陈韶也是茶陵人，他的工作热情很经常，相当有能力，学生出身，能接近群众，讲话有鼓动性。师参谋长谭家述与一、三周团长也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有能力，有经验，作战机动灵活。三团政委王震是铁路工人出身，有高度的革命热忱，坚决锐敏，刚毅果断，经常率领队伍独当一面。一团政委姓陈，浏阳人，作战牺牲了，人很朴质，勇敢。二团团长彭年是莲花人。他在莲花搞了好久的游击战争，生活艰苦，行动勇敢，是一位富于革命热情的青年，1931年在九都战斗中牺牲。
这个部队的特点：政治上执行党的正确政策路线，继承了井冈山的传统，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会做群众工作，熟悉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如何进行宣传等等。军事上也是得到朱毛红军的真髓，有单独活动的能力，善于找敌人的弱点予以袭击；善于夜行军、急行军；行动迅速。能在一定的环境，以灵活的游击战取得胜利。部队有师的党委会。党委会有权讨论各方面的工作，党的领导很强。各连有党支部，党员要过组织生活，民主空气好。还有士兵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和生活管理，伙食改善等。部队和地方党的关系，它是服从省委指挥的，对政府也拥护尊敬。它经常向老百姓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部队本身的宣传工作也极为生动活泼，战士们用竹笛叶作成笔，到处贴写醒目的标语。宣传队到火线上喊口号，如：“红军中官兵伕吃穿待遇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兄弟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回来打工农呢！”等等。
部队打仗回来，很多老百姓热情相慰，送开水、送稀饭、送糖果者蜂拥而至；儿童团翩翩起舞；妇女们则列队路旁为红军打扇；还有运输担架都组织得井井有条。苏区的老百姓以极高的革命热情来欢迎子弟兵。
整个军队在这个时期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特点，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民一致，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红军的优良传统。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5月，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8月开始了对湘赣苏区的进攻。敌郭华宗的整个师以“狼奔豕突”之势进占了湘赣苏区的中心——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新；同时陈光中一个师进到茶陵的尧水；公秉藩的先头部队一个团进到了吉安的永阳。
对占领永新城的敌人，我们决定用少数部队昼夜骚扰。在城周围的山上到处点起火、放风灯（风灯上可以带宣传品）。敌人看见周围尽是游击队的火光，加上我们又有人摸到城墙附近鸣枪，使敌人夜不成寐，非常疲劳与恐慌。白天，我们实行游击战术，把出城抢粮食、捉鸭子、奸淫妇女的敌人抓起来，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和粮食供应，使永新城成为孤城。这些办法很凑效。过几天，敌人承受不了，就自动撤退了。敌人一退，我们独立一师便尾追。至安福金田附近，安福独立营配合我们作战，拦截敌人去路，打了敌人的前卫并缴到了机关枪。敌人丢下一些伤死人员，窜入安福城内，永新遂告收复。
把敌人逼至安福城后，我们便在安福洲湖休息。时至夜半，接吉安县委报告，说敌人（挨户团）进到永阳，提出请我们去打。我们即随出发。这天晚上微云遮月，落毛毛细雨。我们趁着夜幕，兼程前进。第二天中午到达吉安田东，侦察报告说敌人没有增加，还是挨户团。我们信心很足，就地开了个动员会，提出来个打敌人比赛。吃过带来的冷饭后，便又出发（距永阳20里）。一路上士气高昂，且有老百姓在前面帮助侦察。下午三点钟就到了永阳附近，随即展开进攻。永阳的东面就是一条河，还有很大的田坝；北面是小松山。就在这个山上我们接近了敌人，但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立即分数路前进，把安福独立营布置在龙碧桥方面，准备截击溃退的敌人。主力开始进攻，战斗持续了一个钟头。敌人沉着应战，我们很奇怪，后来才发现，敌人不是挨户团，而是公秉藩一个团的正规军。我方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独立一师的一、二团，湘南游击队，三军团特务营的两个连，河西教导队的一部分。经过两个钟头的鏖战，才把敌人完全消灭，有的跳到河里淹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俘虏近千人，缴获了很多的步枪、手榴弹。这一仗后，部队勇气百倍，换上了很多汉阳造的步枪。特别是木柄手榴弹，过去我们是没有的，这次缴获很多。这次战斗，谭家述胸部负了重伤，死伤了几个连长和连指导员，伤亡战士100多人。我们收容了伤员，掩埋了战士的尸体，撤回永新。当把俘虏押到永新城时，沿途群众都很兴奋。
在永新休息了几天，得到茶陵县委的报告，说敌人陈光中部进攻尧水。于是我同李天柱、谭思聪又到茶陵行动。前去的部队有独立一师的一、二团，二十军的一七五团。
当时茶陵县苏主席是谭余保，县委书记曾毅之。他们已经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对敌进行过侦察，对战斗也有了周密部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由于永阳战斗的胜利，部队士气旺盛、弹药充足，我们稍事休息，便开始行动。这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黎明前便到了尧水附近，开始了拂晓前的攻击。经过两个钟头的战斗，敌人全垮了，俘虏约一二百人，缴了两挺机关枪，抓到了敌人一名连长。这一仗后，敌人从尧水撤退了。我们在茶陵县苏所在地的严湾休息。不久，接省委指示回到永新。
至此，我们打垮了进攻湘赣苏区的三股敌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打过仗之后，又来了新的任务。中央苏区开全苏代表大会，要独立一师护送代表到中央苏区参加会议，同时兼开展赣西南方面的工作。接受任务后，我们把代表安全送过了河。接着就转战赣南，打下了上犹城和赣县的塘江镇。在塘江战斗中打垮了敌人的两个营和各县地主联合武装——靖卫团。当我们第二次转战到上犹、崇义时，帮助整理了地方武装，给他们枪支和干部，他们则帮助我们扩兵。这次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计：扩大部队到2700人；增加了武器；缴到了大批物资，解决了服装问题；还搞了大概有10万数目的白洋。
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和独立第三师成立
我们原计划继续在上述地区行动，忽然接到省委来信，说敌周至柔进攻永新。这时正是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敌人对湘赣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周至柔部猛然进到永新城，罗霖部进到莲花，陈光中进茶陵，公秉藩再进永阳。湘赣苏区的两个中心城市——永新、莲花被占领了。为了应付时局，与敌周旋，省委令林瑞笙、李朴、冯建元、刘锋、袁任远五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前委，并把湘南游击队改为红色警卫团，保卫省委、省苏机关。这时，省委指挥下的部队只有独立第七团、红色警卫团及河西教导队。在敌人占领永新、莲花后，省委省苏就动员地方武装和河西教导队不断对敌人进行袭扰，另又把独立第七团（原系遂川独立营，是由游击队编成的。临时省委成立后，将其调至永新，补充一些永新人；吉安独立营又编进一部分。改编时200多人）红色警卫团合编成独立第兰师，师长冯建元，政委甘泗淇（兼），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全师两个团，独立七团编为第一团，团长罗桂，政委刘锋；红色警卫营编为第二团，侯梯云为团长，赵克强任政委。每团三个连，师直一个连。独立一师回来后，独立三师即与之互相配合袭扰敌人，围困敌人。
在我到省委总结赣南工作时，林瑞笙和李天柱、谭思聪率队伍攻莲花之九都，彭年牺牲了。又转到永新，在钱市街打周至柔部（“12.8”战争时）。我们本来要打伏击，但没有很好的隐蔽，目标过早暴露，被敌发现，就打起来。恰恰又打在敌人的中间部队，双方的死伤都很大。谭思聪牺牲了，林瑞笙负了伤。这一仗后，罗霖部也退出了莲花。
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就这样结束。
湘赣军区成立和红八军的组建
1932年春，王震由全苏代表大会归来，公布了军委“成立湘赣军区，统一武装指挥”的命令：湘赣军区以张启龙为总指挥，甘泗淇为政委。
军区成立之后，我和王震到莲花，独立一师与独立三师会合了。斯时，敌人进攻茶陵的芙江。为了驱逐敌人，先开了誓师大会。在会上，王震传达了成立军区的决定，并号召独立一、三师要在战斗中以胜利来庆祝省军区的成立。当时会场情绪高涨，士气极旺。
我们开到芙江，因为敌人的工事做得很好，我们没有强攻。在拂晓前将敌人的连哨打垮了后，故意撤到高土古休息，以诱敌出笼。不久，敌人（陈光中部）果然出来了。我们立即应战，由谭家述率领三师打正面，独立一师从侧面攻上去，把敌人打垮了，大部被歼灭，缴了6挺机关枪，还缴了很多步枪，俘敌几百人。
后来又听说敌人进攻攸县官田，我同王震率领队伍前往。敌人在城里筑有工事。我们用包围的办法，隐蔽地接近敌人阵地，又把敌人打垮，缴了200多枝枪，抓了些俘虏。随之，把陶广的增援部队也打垮了，我们又胜利的回到莲花。
两次战斗后，宣布以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八军。开始没有军部，由独立一师师长兼，以李天柱、王震等同志为首长。恰在这时，三军团围攻赣州，中央命令湘赣红军堵住箝制北面增援赣州之敌。说实话，那时说要完全堵住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箝制作用。于是由袁任远率领独立三师到赣江中部和袁水一带活动；王震率领独立一师到宁冈、碧江州一带活动，并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准备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我回到永新，专门搞军区工作。
这时的军区工作，就我个人讲，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干部方面主要靠七军的帮助，如冯达飞帮助建立参谋处。其他一些干部如经理处长容光也是七军来的，政治部主任于兆龙则是湘鄂赣来的。
军区工作，在与主力红军保持联系，调整分配地方武装，以统一军区物质分配和供给的总任务下，还抓了这样几件事：
1.开办兵工厂。军区成立之前，没有比较正式的兵工厂，既无兵工技术工人，也无军工生产工具。自从在赣南缴获了一个小小的修械所后，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个兵工厂。能修理各种武器，如步枪、机关枪、追击炮等，还能翻造子弹、手榴弹，特别是子弹和马尾手榴弹。对于弹药的补充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弹药原料如熬硝，搜集碎烂铁，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帮助。兵工厂设在永新黄岗附近，有五六百工人。
2.建立被服厂。军区成立之后，对红军被服的供给，作了一个统一的规定，即主力红军由军区被服厂统一缝制。各分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出各分区的被服厂缝制。到1932年，除省军区的直属被服厂外，各分区还有被服厂19个。被服厂的总工员有六、七百。
3.解决吃饭与财政问题。军区成立之前，是政府给部队搞吃的。红军走到那里，就由那里的政府负责为红军弄饭吃。到苏区外活动，则专靠打土豪（有专门的手枪队）来解决吃饭问题。军区成立后，与政府协商，对红军的财政供给，改为统筹统支，分别由政府、省军区和分区管理分配。财政部统一筹措资金，成立了湘赣省银行，发行纸币和银洋；有贸易局；还有织布厂。省一级机关搞了些生产，如种菜、喂猪等等。
4.成立医院。我们有两个医院。由于敌人封锁，医药来源极端困难。为了把医院办好，我们发动群众采药，用禾山、梅花山的草药代替西药。医生中有一部分是俘虏过来的，一部分是七军来的。我们还训练了一批护士。这样凑合起来，医院也就维持下来了，曾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为了防止敌人进攻，医院都设在山边地区。在物质困难的条件下，病员给养的改善，一面靠群众慰劳；一面靠自己开办合作社，喂猪喂鸡来解决。
5.开办红军学校。军区成立之后，把河西教导队改为红军分校。河西教导队是由七军、独立一师、二十军的一部分干部组成的。开始有100多人，后来又成立了一个青年连。改为红军学校后，又从地方调来一批干部，又成立了一个地方连。就是这样一批一批的从主力红军、游击队、地方各方抽调干部，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时间6个月，南冯达飞、李朴、袁任远负责主持。它对于军队干部的培养与补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军区成立后，因为湘南游击队已改编为独立三师，湘南地方还需要一个部队，遂在王震的提议下，于5月间成立了一个新独立师。新独立师以谭家述为师长，曾毅之为政委，谭牛山为政治部主任。兵源由茶陵地方武装抽调一部；独立一师抽一个连；军区动员了一个连。新独立师略加训练后，即由谭家述率领到湘南活动。
这期间，整个湘赣苏区有部分的发展，主力红军与游击队也有部分的扩大。
红八军成立及“左”的路线对湘赣苏区军队的影响
湘赣军队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中，但四中全会后，“左”倾路线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军事行动和军队的发展。
三军团围攻赣州时，中央命令我们配合。结果三军团并没有攻下赣州，而我们也是“徒劳往返”。
打赣州后，中央又命令我们向北发展，与湘鄂赣打成一片。这个命令根本实现不了。这两个区域有浙赣路横贯其中，有袁水的分隔，但为了执行命令，还是勉强的由张启龙、王震率领独立一师的主力、独立三师的一部，向北路行动，攻打分宜。虽然也曾打过胜仗，捉到朱耀华的一个团长，还筹了些款子，但不能根本打破敌人的工事，而我们还死伤了几百人，王震负了伤，三师二团政委赵克强重伤牺牲。这时，天气炎热，疟疾、痢疾、溃脚等疾病在部队中流行，病员日增，选又发生士兵逃亡，各方面都受损失。
这时留在湘赣的部队，力量不足，经常与敌作战，常处被动地位，遭敌袭击，备受损失。
在军队内部，虽然我与张启龙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执行了四中全会后的“左”倾路线，不过还没有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但军队里的肃反还是犯过一些错误的，在二十军、独立一师杀了一些人，当然整个比较，我们杀人少些，特别是王震从全苏大会回来后，主要干部没有动。由于执行“左”倾路线不够，中央认为我们犯错误，是右倾，给我们一个机会主义的帽子，说我们动摇，批评我们用“宁暴”过来的干部是没把握阶级路线。蔡会文到来后，我和张启龙、王首道等被撤职，对李天柱怀疑，调回军区当副总指挥。
这时，已经正式组成红八军了。
红八军是1932年9月间组成的。中央派蔡会文、肖克来湘赣后，在天河正式成立军部的。以肖克为军艮，蔡会文是军区总指挥兼八军政委，袁任远为政治部主任。原独立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直辖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三个团；独立三师改为二十四师，直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三个团（后来，新独立师改为二十三师）。
蔡会文来后，认为湘赣红军没有战斗力，说我们的部队不能顶一个营，强调军队正规化，说过去是游击主义。他尽量把主力集中起来整训。只强调作战，不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为此，不得不发行战争公债。他还严厉斥责省委“对部队供给不够”，电台归他自己管理和指挥，强调他是直接归军委指挥的。军事行动，不通过省委讨论，由他自己决定。
当然，蔡会文、肖克来到湘赣后，对于军事上的成绩，我们也应当给以适当的估计：①他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人，有长期的丰富的战斗经验，对于军事是有把握的。特别是肖克，大部时间都在前线指挥，算得是“身经百战”；②对于湘赣红军的训练、战术的提高，以及部队的建设，从他们到来后都有很大改进。肖克对这些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四次反“围剿”和红八军改编
敌人的四次“围剿”是1932年开始，到1933年4、5月间结束的。这次“围剿”基本上是被我们粉碎了。但是苏区的部分地区增加了敌人据点，如安福的金田、田里、严田被敌人占领了；莲花县城、茶陵、永阳也被敌人占领了；茶陵同莲花的交通被敌人打通了。我们在敌人的四次“围剿”中，没有很好的向外发展，军事上常常处于被动。
敌人的四次“围剿”在战术上也有很大的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到处修筑堡垒，改变了三次“围剿”的长驱直入。第三次“围剿”时，他们伸进我们苏区来，不知道我们主力在什么地方，只是盲目的东碰西撞，群众是我们的，它不能利用。我们可以选择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所以我们能顺利的粉碎敌人的“围剿”。敌人得到了这些经验教训后，在四次“围剿”中，改变为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办法，慢慢向前推进，这就难以对付。
敌人在四次“围剿”中的兵力也是很雄厚的。在西线，有陈光中、李觉、陶广、王东元的数个师；北路是朱耀华、李明等师，后来是陈连骥的师；东南是敌28师。对湘赣苏区使用的兵力，单是国民党的正规师，即在八九万之众，再加上地主武装——挨户团、保安队等，数目在十二三万左右。
面对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一时期我们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战斗力都提高了，还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例如，在安福的金田、吉安的官田等地，击败了敌人五十二师之一部；遂川于田圩战斗，击溃28师一个旅；莲花清塘战斗，击溃敌63师一个团。特别是1033年5月在茶陵九度冲伏击湘敌六十三师的4个团，消灭其大部，俘敌2000人；击毙敌副师长、副旅长，连续击溃增援敌的十九、十五等师，缴获该3个师大部行李辎重和无线电台。
在这些战斗中，部队里的英勇事迹举不胜举。在圩田墟战斗中，我军把野外山上敌人击溃后，与敌进行村巷战。我军一个十多岁青年看护，拾得敌人遗弃的圆锹，躲在巷口里，当敌军一个连长走来时，小青年猛地一击，把他打伤了，缴下了他的驳壳枪。这时，我们作战部队刚好到来，对他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经过这个敌连长的说服，当即40多名敌兵向我们投诚。这些投诚和俘虏过来的敌兵加入红军后，在手榴弹投掷的技术传授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九渡冲战斗中，我军仅以500人的预备队攻夺了守敌约4个营的一个主要阵地，夺得机关枪12挺。
棠市战斗中，在一个小村庄背后的森林里，缴获敌辎重近1000个担子。担子挑伕都是敌人从醴陵、攸县拉过来的。当红军击溃敌军时，红军政工人员高呼：“挑担子的是白军虏来的，不要走，给你们盘费回家。”于是挑伕们照顾自己的担子不动，好像“客不离货”一样。一会儿，我军过来，担伕们就欢天喜地地把担子挑到了石楼村。沿途人山人海，拉手、拍肩，表现了无限的兴奋。这些担子里装的都是军装、鞋子以及敌军军官女人的化妆品。红军战士对缴来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动手乱拿的。以后由政治部和供给部分配，将吃的东西及衣服先发给医院中的伤病员，其余才发给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得到了两套新的军服。
四次“围剿”的末期，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派任弼时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并兼军医政治委员。弼时到后，按照军委命令，7月间在永新把过去每师12个团的三个师编为每团12个连的3个团（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把八军的番号改为十七师。红军在敌军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中，曾冲到敌人后方攸、醴、萍一带，行动一个时期回来后，在茶陵五佛岭打了一个胜仗。又在护送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代表的途中，于万安打败了罗霖师，活捉团长李春光。这个战斗是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四次反“围剿”以后，敌人对湘赣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最后一次进攻。这一仗打完后，也就结束了反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十七师北上与五次反“围剿”中的单纯防御
1933年秋，敌人开始了对湘赣苏区的五次“围剿”。此次“围剿”，在军事上集结了更大的兵力：安福是李明的52师（后又增加王士热的59师及李抱冰部）；莲花是陶广部；茶陵是李觉部；宁冈、酃县是王东元部；吉安是公秉藩部（后又增加鲍岗、李云杰等部）。此外，还有地主武装“守望队”、“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等等。
在战术上，敌人采取的是堡垒主义。在苏区四周围，用筑碉堡的办法，步步前进，一天前进几里，甚至一星期前进几里。进到一个地方就筑碉堡。筑起了碉堡就停止休息，循循前进。他们用小部队在前面侦察，如果没有发现我们部队就继续前进。若遭到我们袭击就缩回到碉堡里去，用火力与我拼消耗。苏区四周围是碉堡群，没有重武器，很难把它攻下。你不进攻，他就步步逼近来。敌人的基本作战企图是采取战略上的包围，紧缩苏区、分割苏区，围困苏区，最后各个碉堡线靠拢，在中心区域消灭我们。这个战术是很毒辣的。这些碉堡摆布在：东面由吉安、永阳方面继续向西前进；北面由安福的洲湖、金田，最后到松山；西面由茶陵、莲花向永新推进；宁冈方面首先占领宁冈，再进到永新城。茶陵的五佛岭、永新的七溪岭也全是修筑的工事。敌人修筑的碉堡与工事是一步一步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以永新为中心，企图收到“一网打尽”的效果。
在经济方面敌人采取封锁政策，使苏区的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湘赣苏区的粮食本来是丰富的，但由于敌人把很多平原都占领了，粮食来源受到限制；苏区本来有棉花布匹，因为敌人进攻，很多产棉区被破坏了；工业也受损失。我们的东西不能输出，白区的东西不能输入。最困难的是没盐吃，常常一个星期吃不到一次盐；一块白洋只能买三两、四两；只有熬硝盐，但味苦，吃了肚子不好受。
敌人在政治上的阴谋，是用欺骗和强制手段迫使沦陷区的老百姓自首；唆使破坏分子破坏红军，逮捕红军家属，诱逼红军家属去引红军叛逃。敌人的飞机轰炸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威胁，散发传单标语又给战士以精神上的影响。
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正好发生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本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形势与十九路军联合，打击主要敌人蒋介石。但是中央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下命令要十七师离开湘赣苏区，北上破坏南浔路。
十七师北上是由肖克率领的，1934年1月26日出发，2月中旬到达南浔路马回岭车站。来往不到2个月，但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仅在1月26日北上渡袁水至3月21日返渡袁水的54天中，蒋介石即调动了40余团正规军和许多地主武装，不断地对我军进行堵击，尾追骚扰和包围。我们曾击溃朱耀华、岳森、陶广部各两个团；消灭了许多零星地主武装；攻克碉堡数十座；捣毁国民党区公所、办公处、食盐公卖处等数十所。他们通过了2500里的白区，500里赤区，渡过了险津急流，越过高山峻岭，冲破敌人5次大包围，打退了敌人5次大堵击。
十七师虽然英勇作战，但并不能完成破坏南浔路的任务，反而招受了本身的严重损失：全师4000来人，回来时只剩下2000人；干部伤亡也重，师长肖克带了花，团长有重伤和牺牲的。这是“左”倾路线带来的恶果。
十七师北上后，敌人乘机向湘赣苏区的永新进攻。王东元部先攻宁冈，再由宁冈进攻七溪岭、南阳地区，一步一步向永新城逼近。苏区留下的主力部队只有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和茶陵团（后编为十八师五十三团）。龙云率领部分兵力在南阳区堵击敌人。由于执行“短促突击”，打了一些消耗战，没能取得胜利，也无法阻止敌人前进。此时，任弼时派我到十八师代理政委（因王震到中央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了）。我到十八师后，敌人仍在继续进攻。我们处在狭小地带，很难与敌人周旋，永新终于被敌占领，战斗中我也负了伤。此后敌人就在永新城周围大规模修筑永久性碉堡。“左”倾错误不仅使十七师本身受损失，也使湘赣苏区遭受严重损失。
正当敌人蚕食根据地的时候，十七师返回到湘赣苏区，与十八师会合。在任弼时领导下，两师在沙市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尾追十七师的王东元部四十三旅全部歼灭，活捉了敌旅长候鹏飞，缴获甚多。这是一个大的胜利。这个战斗所采用的战术是正确的，但由于执行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因而没能从根本上打败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此时敌人又占领了里田，与永新城相呼应。自此敌人在湘赣苏区的腹地永新站稳了脚跟。此后，敌人加紧在湘赣苏区修筑碉堡，在重要的墟镇和山卡上建起据点。湘赣省委、省苏机关被迫迁到永新西北角上，在象形、黄冈、花溪一带活动，依据永新与安福的禾山山脉为阵地。敌人的堡垒不断增加，苏区被继续分割和缩小，我们的单纯防备也更加具体表现出来。我们在苏区筑起碉堡，以碉堡对碉堡。其实我们的碉堡是守不住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敌人又有大炮飞机，要进攻就进攻，要防守就防守。有两个战斗是单纯防御的典型。
松山战斗。松山地处永新、安福交界地区。敌李抱冰一个师（在中央苏区进攻最凶的）由安福的金田向永新步步逼进，一天走两里或者三里路程，企图与永新的敌人打成一片，把苏区中心地区切为两段。十七师奉命打击这股敌人，我们筑了些碉堡工事。敌人在我们的碉堡面前，我们也在敌人的碉堡两前，与敌人硬拼。当我们进攻时，敌人就筑起鹿砦，用机枪一扫，我们死伤很大。敌人又有金田做据点，相隔几十里的永新城也是他们的据点，我们处在腹背受敌之中。敌人对我们占有了犄角之势，我们南北受到威胁却又无可奈何。这可以说是我们执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最高峰。
金华山战斗。在永新城东南角上的金华山，我们曾守了很长的时间，筑起了很大的工事，常用一个主力团守备。但当敌人用飞机大炮进攻时，还是守不住，我们自动撤退了。这时中央还来电报，叫我们收复永新，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大致可以这样提：（1）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单纯的军事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五次“围剿”不能粉碎，自己的力量倒受到相当的削弱，苏区和红军都遭到严重损失。（2）也应该承认，湘赣苏区在执行错误路线时还有某些保守，单纯的军事防御，部队的削弱，到最后一个时期才达顶点，起初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贯彻到部队中去。
红六军团组成和主力红军西征
自金华山战斗以后，敌人三面进攻，苏区就更加缩小，被分为很多的小块，经济上更困难，庞大的后方机关和大兵团的活动都十分困难，群众情绪低落，部队里发生逃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不能不重新部署。军区司令员王震（蔡会文于1934年初已调回中央苏区）重新划分游击区，指定一定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为着保存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离开永新，进到关背、牛田一带活动。苏区的中心——赤色的永新彻底沦陷。
部队离开永新后，计划第二次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继续在赣西南和湘南活动，以支持湘赣苏区。于是一部分的红军部队和红军学校进入了井冈山，得到一个短时期的整训。正在这时候中央来电，命令我们突围西征。
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时，中央决定把湘赣的十七师、十八师，还有湘鄂赣的十六师，合编为六军团，事实上是两个区域的部队。1933年八九月时，十八师的部队就过来了，后来编为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十七师北上时，曾与十六师会合，该师后来仍留在湘鄂赣。
湘赣红军突围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没有正式公布新的组织。直到突围成功后，“八一”纪念时，才于桂东的沙坪宣布了红六军团的成立。以肖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军团参谋长；龙云为十八师师长，我是十八师政委，谭家述是师参谋长。随后组织了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张子意等为委员。
这时六军团有两个师——十七师、十八师，共六个团（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除五十四团是两个营，其余都是3个营。出发时，包括所有机关人员，共7480人。
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一个时期，我们已处在很困难的境地，苏区更加缩小和被分割，物质的缺乏，部队周旋艰难。敌人的疯狂进攻，迫使我们不得不准备突围。中央也来命令，叫我们做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湘南与二军团会合。于是，我们于1934年7月底开始行动，部队于仓促中出发，准备工作很差。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口号下，大多数负责干部都不知是干什么（肖克说他也不知道）。因此，在部队里，没有进行说明解释工作，在行动上搬家式的味道很浓厚。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许多缝衣机等笨重东西，能带的要带，不能带的也要强带。这样在行动中，就很难有作战的决心，总想搬到一定的地方，把东西安置好了再来打仗。同时也不能打仗，担架多的很，各部门的非战斗人员也多的很，队伍拖有20里路长，转移困难，最容易遭受堵击和侧击。只好不分昼夜的走，或者找近路走。结果，一掉队的人多的很，比战斗的伤亡还要大。往往因找近路走，反被迫兜圈子跑远路了。再加上新到的地区，对于地形、敌情、民情风俗都不大了解，又没有详细军用地图，只有一般的分省图，一路上“东碰西撞”，吃亏不小。
8月7日从遂川横石出发，在“秋老虎”的炎热天气中，每天都行军百里，以神速机动的姿态，深入湘南。敌人没料想到我们的突围，沿途的碉堡是非常空虚的，被我们攻克和烧毁的不可计数。当烧毁碉堡时，指战员都高喊：“烧乌龟壳呀！”“烧鸡笼呀！”老百姓也都眉飞色舞的大声喊着：“烧得好呀！”因为这些碉堡都是国民党军队强迫老百姓修的，老百姓非常痛恨。
经过五、六天的行军，攻占了新田县城。只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至永州。为了抢渡湘水，我们前头部队曾于一天一夜走了240里。但因河宽水深，敌人又在那边堵击，没办法，只得折回。因敌人王东元部的尾追，我们被迫登上湘南最有名的阳明山。到了山顶，只有一庵子，部队只好露营，用洋铁桶子、洗脸盆子煮了一些开水和稀饭，略解饥渴。下了阳明山，到了白果市，吃了一顿饭，休息六七小时，敌人又来了。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日夜急行军，经宁远，转回新田，再到嘉禾，才算把企图包围消灭我们的敌人丢在后面。在嘉禾休息了一下，留下了部分的干部和人员（伤病员），留下了部分枪支，帮助当地建立一个区委和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又继续前进，抢渡潇水。十八师任前卫，都是泅水过去的，终于顺利地渡过潇水，进到湘桂交界的永安关。在永安关打了一仗，进入广西，经全州到湘西南，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到达新厂。在疲劳振奋中，击溃了何键的湖南补充纵队，从容地向黎平、剑河、柳需、台拱之间行军，胜利的通过清水河；经过印水、施秉等地，占领黄平县城。在这一段行军中，都是上高山，绕小道，给养困难；还有湘黔公路，印水、清水河的封锁；而每天跑的路，依然是在30里以上。
又走余庆，瓮安到河坝，渡余庆河，向石阡前进。至石阡之甘溪与桂军堵击的两个师发生遭遇战。我们仓卒交战，粮食弹药都感到困难，尤其是部队疲劳，掉队落伍人员甚多。种种条件，都是于我不利。但被迫应战，也不能不战。在紧张情况下伤病员处理也不周到，有的被反动分子杀掉，牺牲之大，是西征以来的头一次。
这时，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之各一部南政委晏福生、苏杰和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了包围，首先到达黔东松桃与二军团会合。
贵州山多人少。甘溪战斗，苗民跑的精光，给养无法供应。敌人计划乘这个机会把我们消灭，我们只有朝着高山峻岭无敌人的方向走去。从悬岩陡壁上攀悬通过，所有的牲口和行李都丢掉了。饿肚子不是奇怪事，经常一整天吃一餐稀饭，大多数人员打赤脚跑路。尤其在攀登悬岩陡壁时，有描写不出的危险。经过了半个月的辗转战斗，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龙云率领十八师五十二团的全部，在这次战斗中为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
第二次冲出包围的部队，于1934年10月24日到达贵州松桃之石云场与二军团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