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我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力量的强大，特别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大革命后期在我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因而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革命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得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面对着当时的严重形势，党内许多同志要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不仅大大地震动了敌人，而且也使许多同志更明确地认识了武装起义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有名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之后，即爆发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由于缺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参加秋收起义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江西三湾进行整顿，拉上了湘、赣两省边境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这时，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在朱德同志率领下，经过湘南，与起义的农民军汇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军长、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井冈山的红旗就成为全国革命的号角，成为我国革命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在井冈山红旗的影响下，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旧历六月六日）。在湖南平江，由我党直接领导爆发了平江起义。
一
平江以及平江附近的浏阳、铜鼓、修水等几个县，田少山多，土地贫瘠，而且极大多数土地都在豪劣地主手中。这些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十分厉害，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入都被地主作为地租强行夺去。穷苦农民不仅要缴纳租子，还要同小商小贩一起，向豪绅地主缴纳枪捐、养枪捐、门牌捐、印花税、屠宰税、茶油捐、良民证费、放行证捐等等苛捐杂税，因而生活困苦不堪，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这些县的工人、农民革命性特别高，他们感到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我党的领导下，这些县纷纷成立了工农义勇军、工农自卫军等武装组织，给反动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长沙等许多地方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世界。但是平江的党和革命群众没有被白色恐怖吓住。他们自动组织临时县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义勇队，拘捕反动县长曹修礼，开展反对许克祥的运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阎仲儒到平江来当清乡司令，王紫剑来当县长，解散了临时县政府，用阴谋调动遣散了义勇队，并到处捕拿屠杀革命群众。有压迫就有反抗。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平江东乡献钟和南乡思村等地的群众即起来打挨户团，杀土豪劣绅。二十五日，各处群众集合起来围攻平江城，进行第一次扑城。由于参加扑城的群众较少，又没有经验，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扑城失败了。
第一次扑城失败后，王紫剑带了反动武装挨户团到献钟、思村等地进行镇压，但革命的火焰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党的领导下，在平江农民领袖罗纳川同志的指挥下，十余万群众进行了第二次扑城。他们用大刀、梭标等旧式武器，甚至敲锣打鼓、吹牛角去攻打县城。还是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省里派了一团反动武装来平江增防，第二次扑城运动又失败了。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于是派了许多军队到平江来“清剿”，大烧大杀，杀害了很多工农群众。平江南乡的辜家洞、徐家洞、芦洞等地，极大多数房屋都被焚毁。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是吓不倒、杀不尽的。他们仍然在平江四乡进行革命斗争。这时，国民党的独立第五师便开到了平江县来“清乡”了。
独立第五师是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原在湖南比较富饶的南县、华容、安乡等县“清乡”，一九二八年五月才转移驻平江。该师师长为周磐，副师长为李仲任，下有三个团。一团团长就是共产党员彭德怀同志。该师还办了一所随营学校，培养下级军官。校长由周磐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副校长、共产党员黄公略同志。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同志担任教育长和大队长等职务。不久，黄公略同志调任该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长，黄纯一同志调任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直接掌握军队。随营学校即由贺国中同志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穷苦人出身，小时替地主放过牛，后来下过窑，当过工人，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后，他参加了湘军，想在军队里为工农大众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他爱护士兵，反对旧军队的种种恶习，因而深得广大士兵的爱戴。在北伐战争期间，他接触到了我们党，接触到了马列主义著作。大革命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终于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平江起义前，彭德怀同志在这个部队里做了很多革命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为平江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同志，原是由湘军选送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又继续读完了军校高级班，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离开广州。一九二八年春，他们三人由党组织派到周磐的部队去工作。邓萍同志由党组织派到一团时间更早些，名义上是团部的候差副官，实际上是负责一团我党的工作。除以上四同志外，当时一起做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一营二连连长李灿同志和张云生、李光、贺夷等同志。张云生同志是班长。李光同志是彭德怀同志的马弁，实际上担任党的交通工作。贺夷同志是学生出身，担任连的文书。
周磐的独立第五师到了平江后，师直属单位和彭德怀同志的第一团团部驻在平江城里。第一团第一营驻在平江天岳书院，第二营驻在离平江五十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第三营驻在平江城北门一带。第二团驻在平江北乡南江桥、梅仙一带。第三团驻在平江东乡的长寿街、加义、献钟一带，该团第三营（即黄公略同志的那个营）驻在离平江城六十里的嘉义市。师的随营学校驻在岳阳。周磐的部队到平江后，地主武装挨户团就更加嚣张了。他们不断下乡“清剿”，捕杀了不少革命群众。反动县政府的监狱里关着八百多名政治犯。彭德怀同志有时也带部队下乡，说是“清剿”，实际上是寻找地方党的关系。他曾对我说过，他多次率领李灿同志这个连下乡，到农村时，先鸣枪，给革命的同志一个信号，让他们有所准备，进村后有意遗弃一些子弹，再把部队撤走，使地方党知道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是有革命力量的。但尽管这样，仍始终没有找到地方党，接上组织关系。
平江县的反动县长和豪绅地主对彭德怀同志是很不满意的。有一次，挨户团押绑二十几个工农群众到刑场枪杀，被驻防在刑场附近的黄纯一同志这个连知道了，黄纯一同志就率领全连到刑场出操，不让挨户团杀人。挨户团到别的地方杀了人，这就引起了全连士兵的义愤。当天晚上，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第二天全城的反动家伙都吓坏了。一大批土豪劣绅同县长一起到第一团团部向彭德怀团长请愿，要求禁止士兵的越轨行动，密查写标语的“暴徒”。彭德怀同志干脆答复说：“‘暴徒’要查，但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打倒。”
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是长沙近郊区的我党区委书记，还担任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工作。我们全力支援北伐军进占长沙，并在近郊区领导农民减租、减息、退伍、收缴地主武装，成立农民自卫军，工作搞得很红火。那时农协的会员已发展到五万多人，党员也发展到两三千人。我们还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共同审判和镇压了大土豪叶德辉等罪大恶极的反动家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
“马日事变”象一层乌云盖在我们头上，我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将近郊区各乡的农协一律转入地下。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活动，杀土豪劣绅，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叶青）叛变后，整天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党的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的报纸天天登载被屠杀的名单和叛变自首分子的名单。湘江里流着革命者的鲜血，大街小巷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传，人心惶惶，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还是坚持在夜间活动，一面找基本群众谈话，安定人心；一面继续组织暴动队，专门扑杀土豪劣绅。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新派王一飞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找我谈话后，决定我参加湖南省委常委，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过了两三个月，省委又调我任湘东特委书记。当时湘东特委辖株州、安源两个市委和醴陵、萍乡、浏阳三个县委，特委机关设在安源市内。大约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林仲丹（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张皓）和贺昌两同志到安源来向我传达省委的指示，说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郭亮同志因苏先骏的叛变，已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地牲牺了。要我调任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顶郭亮同志的缺，湘东特委的工作移交给蒋长卿同志。湘、鄂、赣边界特委领导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岳阳城内。因特委机关已被破坏，只能先设法找到各县委的关系，才能逐步恢复和建立特委机关。他们还告诉我，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
我接受了省委的指示，移交了工作。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离开了安源市。我穿了一身花条子的单衣服，提了一个麦草做的手提包，包内放了十盒纸烟，还秘密夹着有关于工农苏维埃政权及其十大政纲等文件。十大政领是我以后在红军中作政治工作的依据。出发后，我找到了浏阳县委，见到了县委书记王首道同志。他当时正和张启龙同志率领游击队四十多人在一个土豪劣绅家中开会。浏阳县委派交通员送我，于第二天在平江浊水找到了平江县委。平江县委书记是李宗白同志，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是钟期光同志，宣传部长是张警吾同志，财务部长是胡筠同志（女）。我把省委指示的精神向他们传达之后，他们就派秘密党员用竹轿把我抬进平江县城，以减少沿途挨户团和守城部队检查的麻烦。七月中旬，我进了县城，首先找到了邓萍同志，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邓萍同志引我到城内君子巷平江县教育局对面的一家较好的“镜中天”旅馆，找了一间安静的房间住下，对外则说是同学、同事关系。邓萍同志随即找了住在城内的黄纯一同志和贺夷同志来看我，说彭德怀同志带着李灿同志那个连下去“清乡”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要我等待几天。接着他们谈了些部队情况，我也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当前党的任务。初次见面，大家都很高兴。
过了两天，彭德怀、李灿同志返回平江县城，立即到旅馆来看我。同来的还有邓萍、黄纯一、贺夷、李光、张云生等同志。一见面，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次总算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了，解决了两个多月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了把党支部的同志集合起来研究工作，决定以彭德怀团长为我洗尘的名义来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相互谈了工作，交换了工作意见。我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着重讲要与部队中的党组织建立关系，恢复湘鄂赣边界特委机关。他们反映了平江县反动地主武装天天屠杀工农，青年学生和一团士兵、下级军官对此十分反感的情况。散会后，彭德怀同志个别对我说，他刚接到省政府发来的一个密电，称黄公略同志在驻防南县时，曾以营长的名义，发了一张通行证给南、华、安特委的一位共产党员，现在这位同志已被捕，查出了这张通行证，因而怀疑黄公略同志也是共产党人，要彭团长立即将黄逮捕法办。情况非常紧急，怎么办呢？商量后，没收此电不交出，并准备武装起义。我们立即决定以我的名义请客答谢彭团长为掩护，再开一次党的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参加这次会议的，同上次一样，连我在内共八个人。在会上，大家认真研究了这个密电，认为情况严重，已来不及请示省委，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建议。起义的时间经过慎重考虑，确定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会上，还具体地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和起义前一切应做的准备工作。一场在我党武装建设史上起重大作用的平江起义，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要开始了。
二
为了便于领导起义工作，我当天就离开“镜中天”旅馆，住到李灿同志的家里，邓萍同志也搬来一起住。以后起义前夕的一切秘密会议，都在这个屋子里召开，各种宣传品也在这个屋子里油印。这里已成为起义的总指挥部了。
我们首先把起义的决定密函告知驻防在嘉义的黄公略同志，要他率领他的这个营在嘉义市同时起义，以配合平江城内的起义，然后到平江城内来会师。同时，要求他与当地党的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发动群众一起参加斗争。我们还密函通知在岳阳的贺国中同志，要他届时率领随营学校的师生，离开岳阳，到平江来参加起义。我们还写信通知平江县委，要求他们组织全县的赤色武装力量，积极地有计划地展开活动，镇压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解除他们的反动武装，发动广大群众来配合起义，以便在起义胜利后立即建立全县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的工、农、青、妇等组织，决定起义这件事，还希望平江县委秘密通知浏阳县委加以配合。起义能不能胜利，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把一团的广大士兵群众和下级军官动员组织起来。一团原来就有士兵会的组织，现在就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由班、排、连、营、团，逐级重选士兵会的代表，以此作为团结士兵群众，进行起义的骨干力量。不到三天，各级士兵代表都选出来了。李灿同志当选为全团士兵总代表。李寿轩同志当时是李灿同志这个连的代表，李聚奎同志是黄纯一同志这个连的班长，他们都被选为连的士兵代表。通过士兵会，我们用各种方法，揭露国民党军阀和挨户团残杀工农兵的罪恶事实，以激发士兵的革命义愤，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
为了促使士兵迅速与反动派决裂，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我们还积极筹划闹饷活动。一团到南县时，部队已经有十几个月没有发饷，士兵生活很苦。到了平江，还是没有发饷，士兵的生活就更苦了。士兵会就动员大家起来闹饷，还暗示大家，闹饷活动不仅有些连长支持连彭团长也支持，这就更壮了大家的胆，使闹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因而成了起义的导火线。
起义前夕还做了起草宣言、书写标语口号、缝制起义用的红布袖章和军旗等工作。这些工作在七月二十二日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军事上，我们决定派李灿同志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一营第二连并指挥一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城内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监狱和县挨户团，解除其反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黄纯一同志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三营九连，并指挥三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独立第五师师部及其特务连，解除其全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命令一团的第二营于起义时，在平江县城北门外担任警戒，以保证城内起义的胜利完成。为此，要求李灿同志和黄纯一同志事先做好侦察工作，弄清自已进攻对象的武器、人员等所有情况。对于独立第五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则由彭德怀同志以一团团长名义，在临起义的时候，写信给他们，劝他们一同起义。
总之，从决定起义到七月二十二日，这短短的六、七天里，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黄公略同志接到我们的起义通知后，于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即比原来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杀了第三团团长刘济人的侄儿（一个很反动的连长）外和另一个反动连长，率领全营士兵在嘉义市宣布起义，全部歼灭了嘉义市的地主武装挨户团，枪毙了挨户团的头子。起义后黄公略同志就与平江县委第四区区委书记涂正坤同志取得联系。涂正坤同志一面指挥地方的赤色武装，杀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一面派人给黄公略同志这一营带队，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到平江城与起义主力部队会师。
黄公略同志比原定计划早一天起义，我们知道这消息后，要改变计划已来不及了，只得仍按原划计进行。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不灵通，师长周磐一直在长沙而不在平江，黄公略同志这个营又是属于第三团建制，所以没有一下子影响到一团的起义。
在临起义的一次会议上，检查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大家几经考虑，除了起义的时间不变，仍定在七月二十二日起义外，还决定起义后立即挂出斧头镰刀的红旗，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散发各种宣传品，明确提出我党的一切政治主张，如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政纲等等。起义时在政治上提出以下最低要求：
（一）彻底消灭平江城的民团、挨户团等地主反动武装，逮捕县长、省督察员、独立第五师副师长等反动头子和一切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政府，推翻国民党党部，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二）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以缴获的一部分武器移交给地方党委武装工农。
（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政纲和劳动法令。首先是不还债、不纳税、不送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八工作制，增加工资。
（四）释放在牢狱中的一切政治犯。
（五）在湘鄂赣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求得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建立湘鄂赣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革命斗争。
（六）改善士兵生活。凡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发现洋三元。官、兵、伕，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建立革命的士兵委员会，选举长官，废除打骂和奴隶教育。
（七）向富商筹募军饷，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头子的财产。除现金作为军饷外，其它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八）宣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各帝国主义者在平江的教堂、企业和财物，归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处理。
（九）武装拥护苏联，并与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
彭德怀同志在起义前夕，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起义的意义，并宣布新的指挥员，撤消某些旧军官的职务。凡被撤消职务的旧军官，一律软禁起来。一些可靠的积极分子，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几乎整夜没有睡觉。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饭后，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第一营的全部官兵，除营长雷振辉没有要他到场外，都被李灿同志以第一团士兵总代表的名义，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先由李灿同志宣布武装起义，继由团长彭德怀同志讲话。他首先表示赞成李灿总代表的意见，并讲了起义的意义、目的和计划，随即宣布该营由李灿负责指挥，去进攻县政府、县党部、县挨户团、县监狱、县警察局等单位。消灭反动武装，逮捕反动头子，释放政治犯。然后宣布各连的指挥员名单，宣布革命纪律，命令各连全副武装，带上红臂章。进城向预定目标进攻。三连打西门，二连打县政府和挨户团队，一连作预备队。黄纯一同志则率领第三营第九连于同时进城，解决独立第五师直属单位，特别是第一训练处和一个特务连的反动武装。
当日中午，平江城内枪声响成一片，不到两小时，胜利地结束了战斗。所有的反动武装都全部解决，俘虏了挨户团团丁一千多人。共缴获步马枪一千支左右，大量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伪县长刘作柱，清乡委员兼挨户团大队长李铁桓、黄思勤、清乡督察员杨鹏翼等反动头子当场被我们活捉，还捉到几百名潜藏在城内的地主豪绅。大叛徒高岑楼也被我们括捉，而且当天被枭首示众。
在监狱里关押的六百多名政治犯也解救出来了，从中我们挑选了一些同志成立宣传队，挨家挨户地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到处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
起义的当天午后，一团第二营从离平江城五十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驻地，也按时开回平江城，参加了起义的光荣行列。
七月二十三日午后，贺国中同志率领了驻岳阳的随营学校一百多人，以打野外的名义，迅速开抵平江县城，参加了起义行列。他们为了保守秘密，预先把周磐的侄子周楠和他的亲戚何幼初、陈松等十多人留在岳阳。这一百多人过汨罗江后，路上听到平江已经起义的传说，大多数人听了后很高兴，少数人惊惶不安。贺国中同志对大家讲平江起义的意义，鼓励大家坚决赶到平江城。到平江后，他们驻在原平江县警察局和县国民党党部的机关里。依照党组织的指示，凡从第一团送去的学员，仍回原部队；凡属二团、三团送去的学员，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听其自便，路远的发给路费。结果，绝大多数留下来当了红军。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共平江县委代表胡筠同志，率领一批干部和赤卫队，还有四乡大批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涌进了平江城内。他们一面慰劳起义部队，一面对全城区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起义部队将缴获的一部分枪支弹药移交给县委，用来武装工农。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活捉的伪县长、清乡大队长、叛徒、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以及俘虏的挨户团团丁，都移交给县委处理。在此同时，县委也命令各区委，立即解除各区的地主武装，捕捉土豪劣绅，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后，平江各区、乡、村，都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赤卫军，不到两个星期，全县捕捉了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一千多人。
黄公略同志的起义部队，大约在七月二十四日到达平江城北门外五里的一个叫烟舟田的小镇，他要部队在这个小镇休息，自己只身先到平江城内与我们见面。当他正同大家欢谈起义的经过时，忽然接到报告，他率领的这个营，在第九连连长贺仲斌的欺骗下，又叛变革命逃走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武装起义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要努力提高群众的觉悟，要纯洁内部，清除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在关键时刻革命的领导人员不宜脱离部队。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个教训。
七月二十五日，在平江城内的月池塘，召开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庆祝平江起义的胜利，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会上，还将活捉的伪县长、清乡大队长、清乡督察员等反动头子经过公审枪决示众。会开得热烈、隆重，群众情绪十分高涨，几千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沉冤和苦难，似乎都溶化在一阵阵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了。
在庆祝大会上，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下辖一、四、七这三个团，还辖特务连、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电话队、卫生队、经理处、军医处等单位，共二千五百多人，有步枪一千五百多枝，重机枪四挺，迫击炮一门。宣布彭德怀为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原第一团第一营扩编为红五军（十三师）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原第一营营长），党代表李灿；原第一团第二营扩编为红五军（十三师）第四团，团长陈鹏飞（原来为第二营营长），党代表黄公略；原第一团第三营扩编为红五军（十三师）第七团，团长黄纯一，党代表贺国中。李光、张云生同志都担任连长，掌握部队（这两位同志以后在战斗中都英勇牺牲了）。同时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五军委员会。邓萍是书记，彭德怀、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李灿、李光、张云生、贺夷和我都是委员。
会上，正式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推选苏构堂为主席，还推选其他十五名委员，确定了全县施政方针。
会议后，部队根据军委决定，一面担任警戒，一面进行整编，进行党的政策和工农兵苏维埃政纲的教育。每个连都公开成立士兵委受会，经济公开，官兵平等，士兵会可以选举班、排、连长，并有权监督其言论和行动。同时，抓紧时间吸收一些积极的革命士兵和下级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的骨干力量，便于巩固部队。
平江县委代表胡筠同志进城后，我们举行了县委和军委的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宣传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武装起来，在全县实行总暴动；努力肃清反动势力，加紧侦察警戒，严防敌军向我进攻，严防县内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向外潜逃；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会议决定：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部队整编完成后，即派第四团向平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派第七团向平北发展，与通城、咸宁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彭德怀同志率第一团和军部直属单位，向长寿街开进，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向江西省的修水、铜鼓等县发展；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的边区革命根据地。同时，打通湘东、湘赣边、赣南特委，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红四军取得联络，实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
三
红五军军委对起义以后的三个团作了部署后，我和邓萍同志到平江城外六十里地参加县委的一个会议，商量如何动员地方上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问题。开完会，就听到城内有激烈的枪炮声，我们估计是敌人来进攻红五军，立即骑马赶回平江县城才知敌人有六个团的兵力，正向我红军猛攻，企图重新占领平江。我军与敌人激战了一日一夜，终因众寡不敌，退出平江。在部队退出平江城的第二天，我们还发现军需处长（旧军官）将几万元光洋的军饷拐走了。李灿同志的第一团和贺国中、黄纯一同志的第七团，人员损失很多。年轻的共产党员黄纯一同志在这次战争中英勇牺牲了。黄公略同志的第四团已向浏阳方面发展，被调回来参加战斗，中途遭到敌人截击，也损失很大。这是平江起义以后部队第一次受到的损失。从平江起义到退出平江，有九天时间。这主要是这支部队参加红军还不过几天，还没有时间进行改造，党的领导不强，所以与优势敌人进行战斗时，就吃了大亏。当然，这也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有轻敌思想，喜打硬仗而不善于打游击战有关。
部队退出平江城后，先到平江东乡，受到群众的欢迎慰劳，略加休息，准备再战斗。这时，当地党的组织报告说，长寿街来了小股敌人，约二三百人，要求红五军去解决。我们没有侦察，轻信了这个报告，就把部队开到长寿街去，哪知一接火，敌军火力很猛，是国民党朱耀华师的第二团，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众寡不敌，当即退出战斗。
长寿街一战失利后，红五军决定向江西修水发展。修水的老百姓生活很苦，地主豪绅压迫得很厉害。平江起义时，修水的国民党县长闻风跑了，一般豪绅地主极其恐慌，称红军为“平产军”、“黑杀党”，还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因而红五军到修水时，沿途的群众都逃光了，造成很大困难。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红军进占修水城，与当地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并乘机消灭了一部分反动的地主武装靖卫团。进城后，积极做宣传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还没收了几家地主资本家开的商店、当铺，将其留下的粮食、布匹、食盐、铜元、衣物等分发给群众。结果城周围八九十里远的工农群众都涌进城来，参加打土豪的革命斗争。红五军在修水呆了九天，一面加紧整训部队，健全革命士兵会的工作；一而抽调一部分骨干力量成立政治工作队，对群众进行宣传。领导干部深入到连队，参加党的会议，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同时，还对全体指战员加强党的政策的教育，要大家学会做调查研究。开始分粮食和其它财物时，有些老百姓还不敢要。经过宣传教育，就打消了顾虑。红五军在修水的九天中，帮助原有的党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同时，还帮助成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展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的组织。这时，江西敌军从武宁、万载来向我军进攻，我军即主动撤出修水，经过铜鼓，返回平江东乡，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到达平江的黄金洞。在黄金洞，一面整训部队，一面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时，当地党委又要求红军进攻长寿街，说只有敌军两个营。红军接受了这个要求，于八月二十三日再次进攻长寿街。激战一天，没有打下长寿街，才知道敌军是陈光中部的一个团，不是两个营。这一仗，敌军死伤三百多人，我军死伤一百多人。
不久，湘、赣两省的敌军，开始对红五军进行“围剿”。敌军陈光中部集结于观音堂、九岭、土门坳、山枣岭一带，敌军朱耀华师的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分水坳、虎坳一带。九月一日，敌军开始向我进攻，由于我军缺乏反“围剿”的经验，结果被迫在黄金洞与优势的敌军猛战半天，终于寡不敌众，退出了黄金洞。
这时，黄公略同志率领的第四团约有二百多人，在平江、浏阳边境活动了一个月之后，回到黄金洞与军部主力汇合。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第四团番号撤消，改为教导大队，由黄公略同志担任大队长兼党代表。原四团团长陈鹏飞免去团长职务，调任军部高级参议。
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我们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批准五军军委的组成和活动方针。指示要求我们：一要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避免打硬仗；二要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络。红五军军委决定派黄公略同志率领教导大队，仍留在平江、浏阳一带斗争；主力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以便实现与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主力到达万载境内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立足未稳，情况还不明白，因一个叛变投敌的副连长将我军的行动向敌军告密，敌浏阳驻军朱耀华师派两个团向我袭击，我军伤亡一百多人，损失光洋二千多元，迫使我红五军主力不能继续南下。
红五军自平江第一次与敌接触，经过几次战斗，部队虽然得到很大锻炼，但损失也不小。由于作战中的伤亡和没有改造好的旧军官的叛变，这时部队剩下不到一千人枪。后又北返到铜鼓、修水、平江三县交界的纸坊一带整训，在纸坊，军委决定：部队一律不用团、连番号，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一大队长为李玉华（旧军官），二大队长黄公略，三大队长贺国中，四大队长雷振辉（旧军官），五大队长李灿。李寿轩同志就在五大队任中队长。整编后，为避开湘、鄂、赣三省敌军的“围剿”，决定由彭德怀、邓萍同志率领四个大队向鄂南的武宁、九宫山等处发展；黄公略同志率领第二大队在平江、浏阳、万载边境活动；我率领特务连在修水、铜鼓以及修、铜、平、浏边境活动。同时，还要求各县抽调一些党员和赤卫队员参加红军，改善红军的成分，壮大红军的力量。
红五军主力到达鄂南九宫山一带，由于没有找到当地党的关系，又返回到平江的龙门厂和大坪。这时察觉到第一大队长李玉华和第四大队长雷振辉有投敌叛变的迹象，所以在当晚宿营后，军部就通知各大队长到五大队部开会。雷振辉当场被解除武装，扣押起来。李玉华没有到会，带着一部分武装逃跑了。第二天，军部在率领四个大队继续向黄金洞、台庄出发之前，集合部队开会。彭德怀同志宣布李玉华已带了一部分部队叛变投敌，雷振辉与李玉华串通叛变已被逮捕。军部决定将雷振辉枪决，这时，雷振辉还在作垂死挣扎，妄图夺取彭德怀同志警卫员的枪来杀害彭。夺枪未成，在逃跑中被我第三大队的区队长、新党员黄云桥同志开枪击毙。部队于是把另一个旧军官、原一团团长后改任高级参议的陈鹏飞送回家。这是红五军使用没有经过改造的旧军官的教训。外有强敌追击，内有叛徒投敌，人枪损失近半，生活十分艰苦，这是红五军最困难的时刻。
一九二八年九月上旬，红五军部队集结于黄金洞、台庄一带休整。军委决定利用十天的时间，将叛变投敌的贺仲斌、李玉华、雷振辉以及带款潜逃的军需处长等罪恶事实，公开向部队进行教育，鼓励大家坚定革命意志，提高革命警惕，誓死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这十天时间里，还普遍召开党的支部会、小组会，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发扬民主，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使支部和党员能够发挥监督和领导作用。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我在铜鼓的幽居，召开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五个县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正式组成了湘、鄂、赣边界特委。会议着重检查和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初步批判了因头脑中还有肓动主义的残余而没有正确地对待中间阶级的过左的错误。会议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编入红军，以壮大红军的力量，加强红军的工农成分。会议特别强调，边区各县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政纲，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不交租，不还债，当年已熟的稻谷谁种谁收的政策。各县还要建立和健全各级党和群众的组织，建立和健全政权组织。要发展各县的赤色武装力量，为保卫当年秋收的利益，打击敌人，发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会议对边界特委和各县委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也进行了部署。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各县，自平江起义以后，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与地方上的豪绅地主进行斗争。但斗争也是极为艰苦的。敌军对我红军和苏区进行了反复的“围剿”和大烧大杀。敌人所到之处，粮食被抢光，大多数房屋被烧毁，壮丁中大多数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绑走，留下的一般是些老人和妇孺，衣不蔽体、食不饱肚，农村经济破产，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受到很大损害。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群众性的对敌斗争逐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一天一天地开展起来了。会议全面地研究了这些情况，除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外，还要求认真改变不联合中间阶级的过左的错误政策。
会议决定红五军和各县的赤卫队混编为五个纵队，每个纵队约四百多人，分头在各县活动。我记得一纵队长是孔荷宠，二纵队长是黄公略，三纵队长是贺国中，四纵队长是吴溉之，五纵队长是李灿。正当部队混编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是湘、赣两省敌军正向井冈山红四军“会剿”，湘、鄂、赣三省敌军正向红五军“会剿”。矛头指向红五军的敌军，主要是进攻平江、浏阳苏区根据地，寻找红五军的主力作战。这时天气已逐渐寒冷，红五军的战士还只穿单布衣服，每天只吃两顿地瓜干，生活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湘、鄂、赣特委决定，留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武宁地区活动，第二纵队在浏阳、平江、万载一带活动，第四、第五两个纵队和军直属队约八百多人，五百多支步枪，由我和彭德怀、邓萍、贺国中、李灿五同志组成的红五军军委率领，向南冲破敌军的包围，设法上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我们当即召开了新的军委会议，讨论了行动计划，决定经浏阳、铜鼓、万载的边境，迅速而又隐蔽地突击万载县城。十二月二十七日红五军攻占万载，打了个胜仗。这一仗歼灭了该县的反动地主武装靖卫队，缴获步枪四十多支，活捉并就地镇压了伪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反动头子，释放了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在万载，我们抓紧对群众作宣传工作，抓紧筹办军饷，解决冬衣问题。每个指战员除解决一两套军服、一床被单和绑带、子弹袋、干粮袋外，每人头上还包有一匹布，子弹和药品也得到一些补充。解决了物资给养问题，大家情绪很高。当时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知道国民党新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暂时趋向缓和，对红军的“围剿”正在加紧，决定在敌军没有向我进攻之前，主动离开万载，按原计划向南挺进。在芦溪、宣凤间穿过湘赣铁路，到达井冈山下莲花县九都一个地方，于某日晚行军途中，与红四军北上与我们联络的独立支队毕占云、何长工部相遇。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与红四军主力会师于宁冈的茨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在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举行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统一红四军与红五军的指挥和领导，决定将红五军到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彭德怀同志为红四军副军长兼团长，我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同时，决定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发向敌区游击，以解决冬服等物资给养问题；红五军担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借资休整。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的茨坪，举行了红四军、红五军全体会师和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分析了当前总的政治军事形势，并讲到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地会师了，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力量更加强大了。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坚决开展对敌斗争，建设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听了后，大家精神振奋，对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这样，新的一页历史，就在红五军的面前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