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三月，是蔡和森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者之一、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我因工作关系，曾与他有过一段接触和交往。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有许多的往事都记不清了，但是，他的谈吐举止、音容风貌至今还深嵌在我的脑海里。

　　我最初和和森同志见面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时，他和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刚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到了上海。他回国后不久，被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向警予同志，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屋里没有什么摆设，阴暗潮湿。他没有正式职业，生活困难。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同时，他还用笔名给一家小书店（老板姓王，名字忘记了）出版的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长期的清贫生活，磨炼了和森同志的斗争意志，孕育和焕发着他的革命激情。有时，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看他们，和森同志总是在那里埋头看书或写作，甚至常常是带病在忙工作。

　　有一段时间，和森和警予都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执教。平民女校是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党的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校长是李达同志，他家就住在女校的对面。这所学校招收一些进步的和找不到出路的女子入学，来这里学习的人不多，丁玲、王一知、钱稀筠等都是这里的学生。向警予是女校的主讲教师。蔡和森的名著《社会进化史》就是在这里讲课开始酝酿成的。后来他又到上海大学继续讲授这门课程。

　　党的“二大”以后，和森担任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那时，我担任第一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他在《向导》上曾写过好多篇文章。因上海党中央人手缺少，叫我兼管《向导》的出版发行工作。我的公开身分是印刷工人，在一家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里当排字工。因为这个缘故，《向导》就在这家厂里排印。我经常去蔡和森的住处取回交付排印的稿子。因为当时的《向导》编委很少，组稿的工作量相当大，和森同志忙得不可开交，连同我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把稿子交给我，马上就埋头写作。他往往因赶写文章，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革命事业心，真是令人折服。《向导》周报在黑暗的旧中国犹如一盏明灯，给许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们得到《向导》，如饥似渴，争相传阅，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向导》真正起到了革命向导的作用。蔡和森同志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编辑《向导》的同时，和森同志还在上海大学兼课。他讲课很吸引人，非常受欢迎，听的人特别多。“上大”名义上为国民党所办，实际上是我们党培养千部的一所学校。我有几次看见和森兢兢业业地改写他的《社会进化史》讲义。后来，这本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在当时险恶复杂的形势下，他这种刻苦勤奋的治学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

　　一九二三年六月，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作为中共江浙区委的代表也到广州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还有：陈独秀、张太雷、李大钊、毛泽东、陈潭秋、向警予、张国焘等二十多人。“三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几乎天天都在辩论，尤其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争论更是激烈，出现了两派分歧意见。持右倾观点的是陈独秀，他主张不要共产党了，全部合并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完全由国民党来领导。持左倾观点的是张国焘，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等同志都反对张国焘的观点。蔡和森不反对与国民党联合，但认为加入国民党应保存党的独立性；他也不反对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产业工人也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他的主张在会上虽说是少数，但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种直言不讳、光明磊落的态度，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森同志既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又能顾全大局，以全党的利益和团结为重，服从党的决议，表现出他那种立党为公的高尚品德。联想当时张国焘在党内煽动宗派，搞小组织活动，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三大”会上蔡和森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和森同志是瘦高的个子，端详质朴。平对沉默寡言，可是，讨论问题或讲起课来，他却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学识渊博，通贯古今中外，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对一切错误思想，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他为人忠厚、热情，虽然生活不富裕，可是见到比他更困难的同志，总要想方设法接济。记得上海大学的一个学生，没钱吃饭。一天，蔡和森知道了，便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不多的钱给了他，而自己另想办法。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使同志们为之感动。

　　和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今天，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更加怀念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英勇战士。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