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国内外局势动荡最剧烈的一年，是我国新旧思想开始大搏斗的一年，也是湖南人民驱张运动如火如荼、大发展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分赃会议），日本代表在和会上提出日本继承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一切权刹的无理要求，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它们“防苏反共”的联合阵线，不惜背信弃义，牺牲中国，迁就日本。于是北京爱国学生首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段棋瑞为北洋派皖系军阀首领，坚决执行亲日卖国政策，严厉镇压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的爪牙湖南督军张敬尧，执行段政府的反动政策，特别卖力，是湖南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张敬尧本是袁世凯的忠实走狗，任北洋军第7师师长。1916年，奉袁命以第二路司令的名义，率部开往四川，与云南护国军蔡锷的部队作战。袁死附段，段政府任其为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驻军徐州。张敬尧对鲁南悍匪不剿而抚，收编匪首毛思忠为该师第5团团长。毛拜他为义父，改姓名为张继忠。1917年，段政府继承了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其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前督谭延闿卸任后到广西乞援其同盟者陆荣廷。陆派广西督军谭浩明率领桂军“援湘”，赶走了傅良佐。1918年，段政府调集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北洋军从鄂赣两省大举进攻湖南，旧桂系因在广东与孙中山明争暗斗，决定放弃湖南，保全广东，在湖南前线不战而退，湘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向湘南撤退。曹锟部下第3师师长吴佩孚一路无抵抗地占领岳州、长沙、衡阳。张敬尧的第7师是从通城、平江开进长沙的，该部匪兵一路烧、杀、淫、抢，并无丝毫战功，但段政府为扩大皖系地盘，于1918年3月26日任张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在湖南，扣留盐税，贩运鸦片，盗卖湘矿，滥发裕湘银行不兑现的纸币，私运湘米出口，使湖南人民在经济上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失。张对教育事业也极尽摧残之能事，停发教育经费，学校普遍驻兵，逼得各校无法上课，教职员因生活无着而宣布罢课，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均被诬指为“乱党”（私通南军）而被逮捕或被迫逃亡。张敬尧采取了“爱国有罪”的反动措施，不许长沙各报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报导以及反对日本的任何言论（全国尚无其例），禁止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指挥军警毒打检查日货的学生。张敬尧的匪兵买货不给钱，擅人民户找“花姑娘”，到处杀人放火，长沙城每天均有劫案发生。在张敬尧的淫威下，长沙城成了一座人间活地狱，人民逃难出城者不绝于途。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就是在“全国人民将有亡国之惨，湖南人民先有亡省之痛”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界先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使之成为全省学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战斗团体，并以学联为领导核心，邀集长沙总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报界联合会等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还主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当时，部分先进人士即已看到，北洋军阀虽貌似凶狠，其实不过是纸老虎，而人民的力量则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就能够把危害人民的反动派打倒。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是一个内容的两面，因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用以间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而帝国主义则是军阀赖以维持其暴力统治的靠山。因此，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两者是密切而不可分的，其影响不仅及于湖南一省，而且普及全国。驱张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全国各大报纸和全国各民众团体纷纷口诛笔伐，揭露张敬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使驱张运动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罢免张敬尧，惩办张敬尧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驱张运动的战略部署，首先是从湖南各界联合会反对张敬尧改造湖南省议会的斗争开始。
张敬尧决定改造省议会的理由是，湖南省议会成立于民国元年，已有7年未改选，不但与议会的组织法不相符合，而且人事多有变更，这个议会也不能代表当时的民意，因此有改选的必要。
事实上，对于这个以官僚、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湖南省议会绝对没有爱护和保存的必要，但是张敬尧依照段政府用安福国会代替旧国会的办法，想把湖南省议会改造成为他个人的御用工具，却不能等闲视之。所以，这个斗争不是以维护旧省议会为目的，而是用以打击张敬尧的威信，反对军阀统治，使他伪造民意机关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的一神斗争策略。
湖南各界联合会反对改造省议会的斗争，采取的是合法斗争的形式，因此不能不提出一些可以公开提出的理由作为反对的根据。这些理由是：当时，南北双方尚处于战争状态，湖南尚未统一，南军（湘军）驻郴、永一带，湘西民军驻辰、沅一带；即以北军占领区而论，第3师（吴佩孚）驻衡阳，第16混成旅（冯玉祥）驻常德，此外，张作霖的奉军、张怀芝的鲁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分驻湘东一带，他们各自为政；第7师及张敬尧所直辖的部队，仅占有长沙、宝庆一线之地。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势下，全省无法进行普选，因此改选省议会尚非其时。
各界联合会公开反对改选省议会，张敬尧非常生气，本拟采取高压手段，下令封闭各界联合会。但是，他的谋臣策士认为，改选省议会本是一种利用民意之举，湖南各界联合会有湖南各公法团为基础，如果加以封闭，就将暴露摧残民意的真实面目，而使改选后的新议会不能起欺骗作用。他们建议以“民意”对抗民意，组织“湖南公民团”向省政府请愿，改选省议会，以对抗反对改选省议会的各界联合会。
湖南各界联合会由湖南各公法团联合组成，当然能够代表各公法团的意见，而“湖南公民团”也自称能代表湖南“公民”的意见，究竟准能代表民意，双方的主张谁是谁非，张敬尧的走狗们（即“湖南公民团”的代表）建议双方各派代表，在教育会举行一次大辩论，以便最后取决。这是反动分子“武戏文唱”的一种做法，他们在举行辩论会期间，预先布置军警“保护”会场，恐吓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不敢冒险前来，他们便可以包打包唱，控制会场，结束辩论，“奏凯”而归。如果各界联合会敢于前来，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也将噤若寒蝉，不敢畅所欲言。不料开会的那一天，各界联合会代表在毛泽东等人的联系和带领下，按时进入会场，粉碎了“湖南公民团”包打包唱的阴谋。
这一天，我以报联代表资格参加。虽事隔50年，会议情况不能完全记忆，但是其中紧张、惊险的一幕，历历在目。
会议由“公民会”头目辜天保主持。在双方代表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挺身而出，登上讲台，针对“公民会”代表的种种谬论，痛加驳斥。毛泽东正义的声音，使得全场空气顿时沸腾起来，张敬尧的狗腿子们无不目瞪口呆，我们则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张继忠身着军服，腰佩指挥刀，满脸杀气，出现在台前。他喝令匪兵一拥而前逮捕毛泽东，并将会场封锁，狂妄地叫喊：“休要放走一个暴徒”。我们正在为毛泽东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又见辜天保走近张继忠的身边，陪着笑脸，卑鄙地说：“少帅息怒！今天我们唱的是文戏，如果文戏武唱，反而授人以口柄，责怪我们没有容人之量。”张继忠这才下令释放毛泽东，开放会场。
以上这段资料，事隔50年，回忆不全面，可能与事实略有出入，今天写出来，仅供参考。
经过这场斗争，引起湖南人民和全国舆论对张敬尧的严厉谴责，张敬尧被迫停止改选省议会，我们的斗争遂以胜利而告结束。
这里应当补充一笔。在教育会举行辩论会的那一天，湖南学联曾当场散发该会反对改选省议会，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反对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传单，这些文件大多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这时，湖南有两家民办报纸，一为《大公报》（与上海或天津《大公报》不是一家），一为《湖南日报》。《大公报》进步记者龙兼公（湘潭人）与毛泽东较接近，毛泽东常有揭露社会黑暗的短文在该报发表。我是《湖南日报》记者。我们两报是湖南报联的主要成员。我们两报经常违犯张敬尧的禁令，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新闻，登载反对改选省议会的文章，甚至用“口操北音，冒充兵士的匪徒昨晚又在某地行劫，刀伤学生”（此时每天每夜都有劫案发生）的简讯来暴露张敬尧匪军的罪恶。因此，屡被查封。我们就在这种危疑震撼的环境下，度过我们的早期新闻记者生活的。
反对张敬尧改选省议会的斗争，仅系“驱张”斗争中的一段插曲，整个运动更主要的是制造舆论，分途请愿的一段过程。对此也作一简单的介绍。
1920年初，湖南代表分途向北京（北洋政府）、上海（南北和会）、广州（军政府）、衡阳（北洋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郴州（湘军主帅谭延闿、赵恒惕）等处请愿，按照对象的不同，请求他们或者发表命令撤换张敬尧，或者以武力驱逐张敬尧匪军出境。当时，关于撤换张敬尧的问题，成了上海和会南北代表争论的焦点。
也就在1920年，直皖两系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吴佩孚决定撤防北上，讨伐安福系和“边防军”（皖系所造成的国会和新建立的军队），南方湘桂军及军政府早已与吴建立同盟关系，军政府助吴开拨费60万元以壮行色，吴军于5月20日撤离衡州，湘军即于26H发动驱张战争。当时南北两军力量悬殊，张部共有七八万人，饷械充足，湖南“叫化子”军则仅有万把人，军械更感缺乏，局外人估计，后者万无可以取胜之理。但是战争发动仅半个月，张敬尧匪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6月11日张弃长沙城逃走，战事迅速结束。这主要是由于湖南的工人、农民在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协助湘军作战，使张部匪军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同时也是与驱张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密而不可分的。驱张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北洋军阀的内部分化，促进了皖系卖国政府的倒台，所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其影响不局限于湖南一个地区。
1968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