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冲击了沉默的教育界
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湖南的教育界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先进人物是不少的。象徐特立、易白沙诸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氏称帝的斗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先后统治湖南，对教育界有革命思想和行动的人，加以残杀、驱逐、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张敬尧到湖南后，箝制教师的思想，拖欠教师的薪资，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教育界给以严重的摧折。一般教育界人士敢怒而不敢言，从外表看来，呈现了一种沉默的状态。
这种沉默，是不能长久的。果然，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湖南，首先便冲击了这个沉默的教育界。健学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健学会是当时湖南许多不满意张敬尧统治的教育界人士组织的有进步意义的学术团体。由省教育会会长陈夙荒为首发起，于五四运动后40天的6月15日正式成立。这天到会的，多数是湖南教育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朱剑凡、何炳麟、赵鸿钧、汤松、蔡湘、方克刚，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杨树达、张孝敏、潘实岑是有名望的教师，李景侨、赵翌，是关心教育工作的新闻记者。徐特立、何叔衡两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陈夙荒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这样说；“过去大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的目的，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变了，都能注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次学生救国运动，有人错误地认为是由于政客的勾引，而不知实出于学生的自动，和新旧思想的冲突。我国新思潮正在发展，不可遏制，我们当及时研究，引导它走上正轨。健学会的组织在于采取正确健全的学说，而为彻底的研究。”并经到会人士共同决定了健学会的会则。最重要的几条是：“本会由同志组合，以输人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输入新思想的方法是：一、凡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供会员阅览；二、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三、介绍名人讲话。”“研究的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须认定一门磺究。会友学习外语的由本会会友传授。”“传播的方法主要是讲演，分定期和临时两种，定期的每周于星期天上午举行。”
从健学会成立后，一连续邀集会员和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到陈夙荒主办的楚恰小学举行讲演会。第一次朱剑凡讲《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的根本谬误》，第二次张孝敏讲“做人”，第三次杨树达讲《教育与文学》，第四次陈夙荒讲《杜威的教育主义可以采用吗》，每次到会听讲的人很踊跃，大家都觉得有一定的收获。这种讲演，一直持续下去。驱张运动爆发后，还举行了几次。
健学会虽然没有明确的改革政治的奋斗目标，但对湖南教育界迎接新思潮、传播新文化是起了推动作用的。从这时候起，绝大多数的学校改革了教育的方法，鼓励学生成立自治会，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活动；有的学校改用白话教材教学，提倡学生写白话文；有的学校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学；有些女校，也让学生社交公开，让学生剪发。
毛主席对健学会的成立和活动，是多方推动和尽力赞助的。这年冬天爆发的驱张运动，毛主席也通过健学会会员向各校学生进行了宣传、鼓动的工作。在整个驱张运动中，健学会的多数会员都是热情的支持者和积极的活动者。但在驱张运动成功以后，逐渐起了分化，有的靠拢了当时统治者成了他们的支柱；有的同情革命，对毛主席初期革命活动，起了一定的掩护、赞助等作用。
女界响起了钟声
五四运动前的长沙女学校，以周南女校、稻田师范两校的规模较大，历史也较久。其他如福湘是教会学校，衡粹、自治、崇实、蚕业、涵德、培德、纯德等是职业学校，这都不如周南、稻田有代表性。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所以这些学校既不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生产、服务社会的智能，也不抓紧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使其升学深造；所最注意的，就是对她们进行封建道德的训练。恋爱固然是厉禁，社交也被禁止，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则更被认为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当时女学生毕业后的第一大事就是结婚。女子教育虽然办了多少年，但在社会上有职业的却是凤毛麟角。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这种情形，很快就起了变化，特别是周南女校的变化更大。
周南校长朱剑凡，是当时一个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他在1919年暑假中决定把周南女校加以革新。他提出革新计划的要旨是：适应现代需要，增加女子科学的生产能力，以谋生活的独立。他采取了和计划相适应的措施：注意科学的教学，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里顿时出现一种活跃生动的现象。正如当时长沙的报纸上所描述的：“周南学生意志发皇，很有朝气。”
周南的学生，原来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都没有好多活动。这时开始成立了自治会，一方面促进学习，一方面维持纪律。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璧、周敦祥、劳启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她们都愿意加入以男子为基本队伍的新民学会，就充分表现了她们求解放、求改造的勇气。所以在吸收她们入会时，毛主席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做了很多事情：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炼的活动。而影响最大，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是刊行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女界钟》的文章大部分是周南学生写的，也吸收一部分外面的投稿。这些文章多半是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抨击军阀官僚的道理，和发挥民主政治、劳工神圣的意义，更集中力量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她们认为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必须首先做到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因此就特别多一些。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刎颈自杀于花轿中。一个是袁舜英，就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主，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因此大家认为要解放妇女，必须改造社会制度，打倒包办的婚姻，实行自由的婚姻，开辟劳动门路，使妇女都能自食其力。
这时周南教师中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如陶斯咏、陈启民等，都对《女界钟》的编辑出版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毛主席也为它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它的发行数最高时达到5000份，对于推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和女界的爱国运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曾这样说：“女界钟”的声音，震惊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也唤醒了一部分沉睡的妇女。
周南以外的长沙各女校，如稻田、艺芳、福湘、益湘、涵德、自治、遵道、衡粹、崇实、蚕业等也共同组织了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首先进行了发行白话周刊和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的工作。这些女校学生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虽不如周南学生那样旗帜鲜明，声音响亮，但都在新文化高潮的推动下，投入了爱国运动的斗争，对改变风气，推动妇女解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1921年，长沙有几个男学校开放了女禁，象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学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同志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收作通学生。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学先声的学校。
新娘自杀引起了向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一起轰动全城的新娘在喜轿中自杀的事情：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凤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请延缓婚期，又没有得到许可，因萌自杀的念头。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于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刀割断咽喉，自杀于喜轿中。
这事在报上发布的第二天，毛主席写了一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登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种环境是三面铁网。赵女士在这三角形的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于是赵女士死了！”在文章结束时，他又郑重提出：“昨天的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继这篇文章之后，他从11月18日到28日几天中间，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8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他在“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一文中很鲜明地提出他的论点：“社会里面既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来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他对于赵女士自杀给予无限的同情，讴歌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仍是反对自杀的。他在《非自杀》一文中这样写道：“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如且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中，他提出迷信最大的是婚姻命定说。他认为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要占十分之八。其他还有“合八字”、“订庚”、“择吉”、“彩轿”、“迎喜神”、“拜堂”等种种迷信。这些迷信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过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的绳索将他们活活地捆住。因此必须把这一切迷信打破，使婚姻得到彻底的自由。
由于毛主席这样的发动，长沙各报纸都展开对这个惨剧的讨论。除《女界钟》结合这个惨剧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妇女解放的宣传外，许多教育界、新闻界人士，以及青年学生都写了文章，开展热烈的讨论。仅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就很热闹。11月下半个月中，就登载了兼公、殷柏、汝霖、迈君、毓莹、不平等所写的20多篇。他们从分析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到改造婚姻制度的意见，提出了各人的看法，形成了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大学生理想中的新湖南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省内以推动爱国和新文化运动为目的的小型刊物风起云涌地在各级学校刊行。中学的有《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女界钟》等，大学的有高工的《岳麓周刊》、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等，不下数十百种。大学的刊物以《新湖南》的刊行有着特别的意义。
湘雅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学校。它是一贯向中国学生进行亲美、崇美的奴化教育，使其为它的殖民主义服务的。多数学生受这种教育的熏染既久，除开读点死书，为个人的名利打算外，从来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革更不感兴趣。但是，五四运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很快就冲进了湖南，冲进了湘雅。这个平静得象古井的殖民主义教育园地也泛起了壮阔的波澜，一些参加了当时爱国运动的学生，居然办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刊物来了。
1919年1月15日，他们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他们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六项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四、提倡劳工、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反对阶级制度，六、灌输卫生常识。创刊号的几篇文章，主要谈了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废除遗产制度、促进平民教育几个问题。这是他们改革社会的主张，也是他们“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
从来不关心国家社会问题的学生，能够象这样提出改革社会的要求和建设新湖南的理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的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主席同意，从第七期起由他主持编辑。他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七期上写了一篇刷新宣言，说：“本报第七期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他为了使《新湖南》周刊能够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写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同时，对张敬尧的横暴统治作正面的抨击；对当时国际、国内和本省一些重大问题，写出些分析批判的评论和杂感，使读者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第七期的重要文章就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存在的，所以毛主席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期，但已替《新湖南》周刊增加了不少的光彩，替当时湖南大学生指出了奋斗的途径。
小学生也说话了
五四运动后，长沙几个办得好些的小学如楚怡、幼幼、修业、周南、一师附小、长师附小、明德、长沙高小都进行了教育上和管理上的改革。
楚怡小学于1919年暑假提出教育改革草案，采用国语教学。并聘北京高师毕业学生匡日休、周馨、左式民等到校编辑一套新教本。在新教本没有编好以前，虽仍用旧教本，但把与新教育相悖的或艰深无味的材料都删去了。周南女校的小学部也教注音字母，并选授白话教材。这两校和明德、幼幼、一师附小等校都组织了学生自治会，提倡学生发展个性、自由活动。
我教书的修业小学。规模虽小，历史却比较悠久，从长沙有“洋学堂”时起就办起来了。我是1918年暑假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到这里教书的。我教的是高小二年级，全班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我是级任教师，兼教语文。学校负责人对我这个新教书的教员，着重交代了两大注意的事：一、管理学生要严格，不守规则的，可以记过，可以打手心。二、语文应要求学生背诵，应经常举行考试；学期平均分数不及格的应予以留级、退学的处分。我教了半年书之后，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差不多个个都是勤学守规的，同时也是呆板而不活跃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作文时都只能写简短的干瘪的文言文。本来是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却变成喜静不喜动的小老头了。我觉得这是学校旧教育的罪过。
1919年春天，我帮助班上的学生成立了图书馆，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又把他们各人的新书集中起来，交换阅读。学生对阅读课外书感觉很有兴趣，新的知识也就逐渐增长了。我又提倡他们写白话文，学生觉得比文言文易写。不久，毛主席又到班上教历史，常常结合时事，对比古今，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于是学生的眼界宽阔了，思想进步了，写起文章来，不但有话可说，而且有了新的思想内容。
由于我们几个教师的鼓励，全班学生讨论决议，每周出一张壁报。自己写文章，自己编辑，自己缮写，张贴在教室外面的墙壁上，供本班和全校同学阅览。他们觉得很有趣。
从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发行后，国内和省内这类周刊、半月刊、月刊等新刊物，不断产生，也不断寄到我们班上的图书馆。我们班上的学生被这种情形所鼓舞，也觉得有话可说了。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出刊一种叫做《小学生》的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他们居然也谈起天下国家大事来了。反对日本，抵制仇货，抨击军阀统治，声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常常出现在这个刊物上面。负总编责任的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学生张文亮，他写的文章也较多。第一期出刊后，他们把它寄到市内省内和外省一些著名的小学，也寄列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社，很多小学来信订购，很多报刊还寄来了请交换的刊物，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劲头。
11月中旬的长沙《大公报》把这个刊物向社会作了介绍，说；“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0年春，毛主席因领导驱张请愿团停留在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发出与中国建平等外交关系的通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在中国发生深广的影响。毛主席在北京的几个月中和中国首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诸同志有了密切的联系，并且用心阅读了他们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书籍。从此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曾把这段时间的情形这样写出：“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驱张运动胜利结束之后，毛主席于1920年的7月回到长沙。他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后来又兼教了师范部一班国文。他利用了这个社会地位，在湖南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文化书社，并进行联系工人农民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在长沙早有一些活动。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诗社、湖南劳工会、健康书社等都是他们的组织。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他们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消灭国家，却不懂得这种实现这种消灭的条件。”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很投合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脾胃，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师中间颇为泛滥。毛主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时，到处要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他首先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心活动。又把劳工会的组织者黄爱和庞人铨争取过来，对劳工会会员多方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此外，毛主席发起的星期同乐会，虽是文娱活动的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争取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20年的秋天到1921年的秋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作革命活动的，除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联系最多、往来最密的10多人，都是活力充沛，干劲十足的青年。平日各有工作，分途活动，很少机会大伙齐集在一起，因此大家觉得不满足。毛主席看出了大家的心意，同时为了把大家聚在一起研究一些革命斗争的策略，提议组织星期同乐会。10多人排好次序，每到星期天，依次由一人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名胜地方聚会。如天心阁、水陆洲、开福寺、碧浪湖、望湘亭、朱家花园……就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
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尽情游眺、谈笑，会讲故事的讲故事，会说笑话的说笑话，爱好文学的作诗作词。目的就是要大家敞开胸怀，纵情欢畅。但个人的思想问题和工作、学习上的问题，也可以提出和大家讨论，或和少数人交换意见。这也无非要使大家解除思想上的疙瘩，荡涤心情上的烦愁。玩够说够之后，召集人还要办点可口的饭菜让大家吃个饱。
中秋的夜晚，他们10多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赏月。对着当空的皓月，迎着轻拂的凉风，兴会淋漓，身心俱爽，一个小小的划子，载着他们的歌声笑声，载着他们的豪情壮志，围着长达10里的橘洲打圈圈。直到夜阑人静才圆家。
他们觉得在紧张劳动之后，得到这样休息、调节，不但有益于身体的健康，还可以鼓舞革命的劲头，提高工作效率。星期同乐会是一个有益的组织。
除了充分利用一周一次的聚会时间使各人的身心得到休息、调节之外，他们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提出一些疑难和问题，进行讨论。并由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加以分析、总结。这对于提高大家革命理论水平，坚定大家革命斗志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又通过个人友谊关系，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参加集会。在共同娱乐、叙谈中间，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启发、影响他们，使他们逐渐认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错误，因而被争取过来，成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以星期同乐会不但有娱乐作用，而且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革命活动。
毛主席回忆这时候的情景，曾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不但欣赏麓山湘水的秋色宜人，而因物兴感，充分表现了他英伟豪迈的气概，爽朗阔大的襟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他这时候恰如其分的写照。他的头脑中没有丝毫个人名利得失的尘滓，所以能够上天下地，自在翱翔；往古今来，略无挂碍。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在追求真理，组织革命的斗争中，战胜一切艰苦、阻碍、危难和无数顽强的敌人，而勇往直前，毫无所惧。
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新的报刊、书籍的发行和销售，数量大大增长。而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输入。同时，张敬尧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庙宇，公开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笼罩在这种乌烟瘴气下面，思想觉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主席在北京、上海作驱张运动时就计划驱走张敬尧后，要在湖南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后，认为驱张运动已胜利结束，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他立即大力筹划了这件事情。为了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他争取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又请当时湖南督军谭延闿为书社写了招牌。
毛主席亲自写了一个“发起文化书社缘起”送到报纸刊出。他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开办书社的资金是不容易解决的。毛主席与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教育界一些上层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资10元，第一次共筹集了400余元。不久又向各方筹集了一点，共达到1000元。由于资金不多，书社最初一段时间内经售的书不到200种，杂志40多种，报几种。都是随到随完，远不足以满足买书人的需要。
书社为了积累资金，扩大营业，极力节省开支，只用两个营业员。营业员的工资也很微薄，实际上只够吃饭。所租潮宗街三问作社址的房子也花钱不多。社里的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毛主席常亲自协助核算，使它丝毫不乱。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社里逐渐有了一点积累，营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920年至1921年春，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关系的达六、七十处。当时与省外营业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后来营业更加发达，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报，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更是大量推销。
这时期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销售的报纸只有《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每天也达到四五十份。为了便利买书人，在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了文化书社的分社。长沙城内则在一师、楚怡、修业诸校设了代销处。负责创设分社或代销处的，多半是新民学会会员。
文化书社被人称道的特点有三：一是贩运迅速。由于书社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达到读者手中。二是购书便利。书社营业员虽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因为到处有代销处，每每不出校门就可买到所需要的书刊。三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除耐烦细心为读者服务外，还常代人向外埠买所指定购买的新书。因此，全省广大的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多半都到文化书社买过书，有过往来。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在这期间，它搬了几次家，头一次由潮宗街迁到贡院东街，第二次由贡院东街迁到水风井，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能够摧毁它的躯壳，但对于它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永远也摧毁不了的。
湖南《通俗报》的新页
湖南通俗教育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从辛亥革命后创刊到1920年止，已有好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的省政府粉饰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东西。办报的人并没有明确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一些政府的文告和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之外，还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填满空白，应付出版而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发行的份数既少，阅读的人更不多，但自从何叔衡同志于1920年9月接任馆长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变了。
何叔衡同志是宁乡的老秀才，和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三同志是老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曾同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学生学科学，作应用文，遭到一群守旧分子的激烈反对。1912年何叔衡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认识了毛主席，两年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小学教书，与毛主席往还加密，相知渐深。毛主席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是最早被邀参加的一人，也是会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极佩服毛主席，曾向谢觉哉同志说：“毛润之（编者按：即毛泽东同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毛主席则认为何叔衡同志虽不能谋而能断，并常向人介绍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毛主席开展新民学会活动，常和他商量；毛主席推动长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组织健学会，他极力奔走联系；毛主席发动驱张运动，他挺身而出，当请愿代表。他是毛主席初期革命活动时期的直接参加者和坚决支持者。
张敬尧被赶走后，驱张代表先后回到长沙，何叔衡同志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决心要把《通俗报》办好，使它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但他邀约到馆担任经理和编辑的人如谢觉哉、熊瑾玎和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面，何叔衡同志和我们很自然的想到要请毛主席来做指导员，做参谋长。他的事情虽然很多，但仍挤出了不少时间替《通俗报》出主意，定计划。他出席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深入分析了当时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提出《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他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在他这样热情帮助下，湖南《通俗报》出现了新面貌，形式和内容都和过去的截然不同。大多数读报的人都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的问题。他们常从《通俗报》上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以及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感到新鲜、痛快，思想认识也大大提高。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谢觉哉同志在“小批评”、“随感录”中写的那些揭露社会上政治上一些怪象丑态的讽刺短文。这些文章，说话不多，句句搔着痒处，打中要害，使被批评的人赖不掉，躲不脱，反辩不得。读者觉得这些短文道出了自己心中想说、口里说不出的话。熊瑾玎同志写的“新字课”，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喜爱的东西。因为他在用注音符号教人认字的同时，用几句很通俗的话，结合实际，向读者进行思想教育。我也写一些抨击旧社会，宣传新文化的评论和杂感。这样一来，《通俗报》的发行数量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把它作为学生课外必读的读物；工人和市民读它的人一天天增多；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民也有订阅它的了。
这时毛主席和何叔衡同志已在长沙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馆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的人谈问题，以何叔衡同志为中心，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通俗教育馆，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毛主席看到《通俗报》办得还不错，觉得对革命运动有帮助，常向我们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打气，说这一阶段的《通俗报》，是湖南有《通俗报》以来的新页，希望我们更求进步，使它对推动湖南文化运动起一定的作用。
但社会上一些思想顽固的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馆里也有这样的人。赵恒惕的一个同乡，我们叫他做“油炸豆腐”的蒋某，常跑到赵恒惕那里说何叔衡同志的坏话。他说：“何胡子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新民学会会员做干部，这些人都是过激派，天天在报纸上对政府的措施进行冷嘲热骂。……”赵恒惕的左右亲信也对赵恒惕说：“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来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有人告诉何叔衡同志，要他提防。他说：“怕什么！撤职查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到1921年5月，赵恒惕政府竟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同志的馆长职务，委派益阳龚某接替。新民学会的会员也都离开了通俗报馆，有几个到了毛主席所主持的一师附小教书。以后大家在一起谈到《通俗报》时，毛主席总是说：“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的第一师范
在张敬尧横暴黑暗的统治下，湖南全省的教育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学校因为经费无着、校舍被占，有的停课，有的关门，但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新民学会会员的推动下和五四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坚持了开学上课的斗争、反对军阀的斗争，表现特别硬气。当1919年秋季开学时，张敬尧政府不发钱，全校学生就大家凑钱办伙食，要求教师尽义务来上课。张敬汤的兵虽然霸占了大部分的校舍，对学校的事务横加干涉，但一师学生在长沙反对军阀、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经常是中坚力量。
张敬尧被驱走后，一师教员驱张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易培基被任为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长），他觉得一师是一个重要的学校，就自己兼任了校长。在毛主席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决心迎接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在湖南全省的中等教育中树立一面前进的旗帜。
1920年秋季开学前，他就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聘来有新思想的教员10多人，又在省内选聘一些新从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毕业的学生担任各科教员。负教务责任的是匡互生，负财经责任的是熊瑾玎，又聘毛主席为附属小学主事，并在师范部兼教语文。他就依靠了这些骨干分子来进行一师的教学改革和文化运动。
从1920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内，一师的改革是很多的，最显著的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管理上的民主作风
学校领导认为要让学生发展个性，不要管得太紧，首先取消了监督学生学习的学监，而代之以训育员；鼓励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使自己管理生活和学习。学校的行政会议，学生自治会经常派代表参加，对于教师的进退、教学的改革、经费的使用、纪律的执行，都可以提出意见。有一个姓黄的老图画教员只会教学生临摹中国古画，教学中缺乏思想性和创造精神，学生表示不满意。学校即刻从杭州聘来了两个姓冯的图画教员，这两个教员到校后，学校里立时出现实物写生、郊外写生以及制作模型的热潮。学校还极力支持学生的集会、结社、发行刊物、采集标本和锻炼身体的活动，为了让学生充分发挥思想和开展批评，开始运用了大字报。有一次学生为了争论学生自治会章程，几个学生用大字报互相批评辩论，引起了全校同学的注意。
一师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学校充分发展个性的教育下，自觉自治的精神也空前提高。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迫切要求进步，特别重视个人的品质修养和思想解放。一股追求真理的热潮在全校涌动。
二、学习上的自学风气
整个学校里充满了自学的精神。每个学生除课堂学习以外，都争取阅读有关新文化、新科学的书籍。那时，文化书社距校六七里，为了便利一师学生购买新书，特在一师传达室设立了一个分销处。每次送到这里的社会科学、哲学、文学书，总是随到随尽，供不应求，各种报纸杂志也争相传阅。
当时出版的新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克鲁普得金的《互相论》，有歌德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也有罗素和杜威的哲学讲演录等不下百数十种。没有选择能力的青年学生，见书就买，各自阅读，既投有集体的讨论，又缺乏教师的正确指导，思想上不免有些混乱，有的感到沉闷，有的误人歧途。只有一部分受到毛主席指导过的学生就多能对购阅书报有所选择，终于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学校领导人又特别重视学生兴趣，让学生自由组织各种学术社团，先后成立了文学团体爱社、飞鸟社，艺术团体美术研究会，科学团体史地学会等10多种组织，开展了座谈、讨论、讲演、展览、创作出刊物种种活动。没有参加这种社团活动的学生很少，有的学生还参加了两个社团。当时爱社的成员是由一些受到托尔斯泰和克鲁普得金博爱互助的影响的学生组成的。社员都集中住在几个寝室里，室内地板洗抹十分干净，就地开铺，入室都脱鞋。恽代英同志到长沙时，曾到社里和社员们谈过话。他谈到国家和政党的产生和消灭，也谈到了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为他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受到更多的政治教育，觉悟还是不高。飞鸟社则是教员和学生共同组织的，主要的发起人是冯三昧、刘梦苇、张文亮等，出过名叫飞鸟的刊物。内容多属小资产阶级感叹人生的作品，反帝反封建的味道是不浓的。史地学会和美术研究会，也都开过成绩展览会。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由于学生有很强的自学精神的结果。
三、革命活动的自由开展
当时的一师是新文化的摇篮，也是政治思想斗争的场所。从1920年起，教员中有毛主席和陈昌同志等正在一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的学生。但教员中如沈仲九、匡互生、张石樵、彭志仁等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启天、余家菊等是国家主义派，王风喈、熊梦飞、吴晦华等是国民党员，此外还有一些无党派的教员，各人都想把自己所信仰的政治思想影响学生。
毛主席当时的革命活动不限于一师范围，在一师指导了萧述凡同志组织“崇新学社”，夏曦、郭亮同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组织的建立工作。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师也组织过“明社”，学生中有刘梦苇、龚业光、黄志尚等人参加，出刊过名叫《光明》的小册子。当时长沙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少菠、黄爱、庞人铨、劳一、袁绍先等人已有组织，开始在工人中成立“工人读书会”，后来发展成为“劳工会”，曾经一度表示反马克思主义。等到1921年湖南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毛主席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吸收黄爱、庞人铨加入了社会主义共青团。一师方面也通过祟新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使无政府主义者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学生把这种争取转变的过程叫做“安马合流”（安那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作），就是党的教育说服了无政府主义者。至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员在学生中发生的影响不大。这几年的第一师范，在毛主席的领导、推动和影响下，终于胜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阵地。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形式
创办工人夜学、平民学校（日校或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是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普遍形式。毛主席也曾运用过这种形式。
远在五四运动以前，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和同学们谈教育问题时，就曾经谈过这样的话：“有钱的人就能受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没钱的就被关在学校门墙之外，做一世的光眼瞎子，这是合理的么？”“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能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第一师范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也是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多半过着朝不谋夕、饥寒交迫的穷苦生活，自然也就谈不上受教育、学文化，因此，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这种情况，毛主席平日从观察、接触和访问中已很熟悉，因而更同情他们的处境，觉得应该设法把它改变。
1917年的秋天，毛主席被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教育研究部开第一次会议时，他倡议就一师附属初级小学内创工人夜学，吸收附近穷苦工人入学。这个倡议，得到全体部员的同意，决定积极筹备办理。他用白话写出招生广告，在街上张贴。广告中这样写道：“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是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常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这种浅俗、亲切的广告贴出后，没有几个人来报名。后来又用大张的纸写出，贴在街头最显著的地方，来报名的还是极少。毛主席研究了他们不来报名的原因，组织同学10多人。携带招生广告，挨家挨户去劝学，详细向他们宣传参加学习的重要。三天后，就有120多人来报名，陆续要求补报的还很多。
夜学教学，必须适合学生需要，适合学生接受水平，讲义内容必须与学生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毛主席根据他与夜学教师们共同决定的这几项原则，亲自参加编讲义、教课，不断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每天由夜学管理员填写夜学日志，详记每天授课、训话的内容和教学生活各方面应改进的问题。从夜学开办时起，有很多日子的夜学日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他的工作热情和干劲，鼓舞了所有在夜学教课的同学，大家都坚持了教学工作，把夜学办得使学生很满意，就在时局不安静的时候也能照常上课。
毛主席又考虑工人们的困难，规定上课时穿什么农服，穿不穿鞋袜都听便，不求美观整齐。遇戒严时期，就请警察保护工人夜间在街上通行。因此学生都安心学习，进步很快。
1918年毛主席从一师毕业后，工人夜学因无人负责就停办了。到1920年毛主席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考虑要开展工人运动，必先提高工人觉悟，认为工人夜学的形式有加大运用的必要，因此在附小的初小部办了平民夜校。他把这个夜校看得很重要，他的工作虽极忙，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学业务，并常利用课前课后，与学生个别谈话，在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从夜校回到附小常常在半夜大家就寝以后。
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毛主席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以前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较大，对旧社会一些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事物也比较敏感。在他们入学不久的日子里，居然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毛主席在检查他们的学习成绩时，感到很满意，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多出身农民家庭，很少或没有度过学校生活，到处表现得与师范部学生不同。每当师范师生在礼堂举行讲习会，报告会，或节日集会，他们有的脚上拖着破鞋，手里拿着油条、烧饼，在一旁边啃边听讲。一些师范部的师生看不顺眼，要求易校长取缔，易校长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这种形式似乎不大重要吧！”
由于毛主席这样关心劳动人民的教育，这样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一些在夜校和补习班的学生都觉得他是他们唯一的好老师、好朋友。第一师范附近的劳苦人民，认识他是办夜校的毛先生，对他表示非常亲切和尊敬，他也由此取得了一些联系工农的经验，并进一步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走俄国人的道路
到1921年的夏天，新民学会的成立刚满3年。虽然是短短的3年，但由于毛主席积极热情的领导，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湖南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了几百个男女青年到法国去，新民学会也去了10多人。在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中，新民学会的会员常常是尖兵，是骨干，常常站在艰苦战斗的最前线。这些参加了战斗的会员不断受到毛主席的启发、帮助和鼓励，不断受到实际斗争自锻炼和考验，认识水平、政治觉悟、斗争意志也更加提高、更加增进、更加坚定。
到法国去的10多个会员，踏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陆，亲自看到了大战创痕，也受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思想上的震动和变化都很大。他们在做工和学法文之余，挤出所能挤出的时间看书看报，想对自己所接触的新问题、新世界有透彻、明确的了解。蔡和森同志尤为突出。他于1920年初到法国后，因病没有进工厂做工，即依靠字典的帮助，用猛看猛译的方法，经过五六个月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把有关世界大势、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基本搞清了。他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他的主张得到在法多数会员的赞同。但也有一部分会员，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1920年7月6日到10日在法国蒙达尼开了5天会。到会的14人，在会上就这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辩。
这时候，毛主席因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热烈搜读共产主义的文献，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久，由北京到上海，再回到长沙，在长沙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进一步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从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的8个月中，他和蔡和森同志往返的六七封长信都集中讨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蔡和森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实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又在一次信中向毛主席这样提出：“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毛主席对他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对于另外一些会员用和平手段、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从而谋到全体的幸福的主张，则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为了讨论会务和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1921年的1月间，毛主席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潮宗街文化书社连续开了4天会。到会的人传阅了留法会友来信后，就会务开展的意见，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主张，以及个人学习、工作的计划作了详尽的发言，并互相提出批评和建议。最后，毛主席就各人的发言作了全面的分析。他除开强调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之外，还指出：会员有出国的，有留本省的，有求学的，有教书的，各人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奋斗的目标和步调应该一致，应该统一在学会所提出的要求下面，应该使个人的努力与会务的开展紧密结合起来。他不赞成留长沙的会员都去法国，也不赞成大力向南洋发展的主张。他认为长沙是会务开展的主要基地，不要把它轻易放弃。他说：“我就不想离开长沙，我愿意以较长久的时间在这里为学会建立比较稳固的基础。”他的讲话，使许多会员澄清了各种错误的想法，明确了努力前进的方向。这次会议的时间虽长，又值寒风飘雪的天气，但会员的精神始终是饱满而兴奋的，仿佛就已投身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战场。
毛主席搜集了会友间相互往还的书信，编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到1921年春印发了一、二、三集。他在第一集上写了发刊的意思说：“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系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之方法。”在第三集上又特别指出：“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这些通信集刊行后，对会员思想的启发，认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毛主席一直就注意了思想领导工作，新民学会会员的绝大多数都能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坚定地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远大目标不懈奋斗。他们在胜利开展了长沙方面五四运动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上，作好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除开一小部分人落了荒，掉了队以外，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都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走俄国人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