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新民学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1919年和1920年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就去了300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主席、蔡和森的提侣，以及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军阀张敬尧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逼得学生走投无路的结果。日后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张督军‘恩赐’的机会”。赴法的新民学生会会员有18人，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20多年，当时已经43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都参加了赴法行列。同学们同他们见面时都称呼徐先生、蔡伯母、黄先生。

　　我和张昆弟等于1919年9月到上海，和许多湖南学生一起住在静安寺路民厚里，候船赴法。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到这里来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的学生。报纸的“要闻”栏里刊载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报导，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我们于1919年10月31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162人，内有湖南青年42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我们坐的号称四等舱，实际是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40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随我们一起出国的领队人是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以后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乘的是官舱。12月1日，我们到达马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接我们到巴黎，把一些准备勤工的学生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住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座活动的军用帐篷，据说是大战后美国人留下的。长四丈宽半丈的一块地方，住有三、四十人，都自愿地结成伙食单位，自己弄饭吃。我和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任理、张增益等人结成一个单位，凑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吃的主要是空心粉、马铃薯、面包，有时炒点卷心白菜或买点熟的肉食吃。

　　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在1920年2月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李富春、张昆弟、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李维汉等，当时在蒙达尼的罗学瓒随后也加入了。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象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成立工学励进会的时候，我们订了几条约章曾寄回国内在《时事新报》上刊登过。宗旨的大概内容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所谓“在积极方面”的几句话，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可是，我们究竟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话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1920年初春，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到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这是个大型军火工厂，设有好几个分厂。李富春、贺果、李林和我在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张昆弟、任理、欧阳钦、刘明俨在圣伯尼分厂，罗学瓒在法国南部的克勒佐总厂。我在工厂里做铸工（我曾在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过一年半铸工），他们几个当钳工，当时铸工除吊车外都是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大家劝我离厂。我应邀到张昆弟、欧阳钦他们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勒哈佛尔时，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军用帐篷中。早晚工余之暇，大家自学法语，有的勉强看点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些感性认识。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我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认识：“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新民学会会员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1920年2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主席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主席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1920年6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16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萧子暲、陈绍体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7月5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6日到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5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13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20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向新会员作介绍。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

　　会后，有些在其他地方勤工或俭学的会员搬到了蒙达尼。在校会员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在工余学习。约在8月至9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判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同年8月，“工会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鉴于“工学主义”是工学世界社社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请他出席并参加讨论。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3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记得出席会议的社员有：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瓒、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萧子暲、唐灵运、陈绍常、傅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肖茇、薛世伦、郑延谷、成湘等30多人。此外，李慰农、余增生等个别社友因事未能参加，后来对于会议决定也都表示赞成。至此，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和新民学会一道很快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和森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

　　毛主席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议后，于1920年12月1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在随后给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引者）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主席不仅希望我们留法会员继续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在1921年新年时，与何叔衡一起召集长沙会员聚会3天，进行了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毛主席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8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子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

　　蔡和森接读毛主席来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会友等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

　　毛主席一向主张新民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当他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予关怀。他给罗学瓒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工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信社”，由罗学瓒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大部分稿件都经毛主席转递。毛主席很赞扬工学世界社这种形式的活动。他在1921年10月的一次欢送留俄学生的会上说：“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以蒙达尼为中心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两团体，在1921年曾经参加了勤工俭学生两次大的群众斗争的领导。一次是2月28日的“求学运动”；一次是9月20日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关于这两次斗争的情况，已有不少同学撰写文章或回忆录，大体翔实处，我不再重复。这里只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做些回忆。

　　2月28日的“求学运动”，习惯称为“二八运动”。先是，2月初，在巴黎近郊（华法教育会附近地区）有数百勤工俭学生在那里候工不得，靠领每日5法郎的救济金生活。我们和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逐渐发生了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拒绝资助，使同学们沦于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并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给以援助。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一起集会讨论巴黎近郊同学的要求。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于是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李维汉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我们住在华侨协社不远的一个兼营咖啡馆的旅馆内，连日同近郊400多同学的代表开会商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代表会作出进行求学运动的决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向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的权利。斗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代表会向全体勤工俭学同学发出通告，向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发出请愿书，向旅法上层人物发出请求援助书，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发出电报。2月28日，组织近郊400多同学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篆请愿，相持大半天，群众被警察驱散，代表10余人被囚禁于警察局两小时左右始释放。“二八运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延长发放3个月每人每日5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我们的斗争也并未就此停止。1921年5月30日，由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的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到同年9月，又发展为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例如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韪，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交换意见不只一次。若飞则来蒙达尼和我们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我们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动起来。世炎在加强勤工俭学生不同力量的团结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等勤工俭学生团体，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他们在克勒佐工厂边劳动边在华工中进行工作，深受欢迎。到9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之前，勤工俭学生中不同力量的许多部分已逐渐趋于联合，以至能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代表大会决定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116人的“先发队”，分头赴里昂集合，并决定我和萧子暲、向警予以及巴黎近郊和其它地方的同学代表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先发队”同学到里昂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囚禁在一个兵营里面。十人代表团分途寻求支援。但都没有发生积极效果。我曾去里昂兵营向同学们报告巴黎活动情况，并提出另派代表去巴黎，我留兵营。后来依和森及同学们的意见，仍回巴黎参加十人代表团的活动。不几天，“先发队”中104人在囚禁了28天之后，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回国。世炎在同学们协助下机智脱险，跑到法国北方靠近比利时的地方去做苦工，打扫战场。这次被押送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已查明的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茇、郭春涛等人。向警予随后也回了国。

　　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进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觉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这次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实际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冲在第一线的太集中；也不懂得利用上层内部的矛盾，对蔡元培、李石曾与陈箓等人之间没有区别对待。另外，对于敌人的狡猾也认识不清。

　　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1920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这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道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道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1920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1921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底或1922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约在1922年6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17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选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物《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1922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1922年底或1923年1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主席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最后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1924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慰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