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师范学校做了5年的学生，努力反抗着一切后来的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学习了在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的经验。
在这个新学校里有许多的规矩，而我只赞成这些规矩中的很少数。为着一件事，我反对自然科学的必修课程。我想专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特别对我不感兴趣，我不愿意读这些，所以在许多这些课程里，我得到很低的分数。我所最恨的是静物写生的必修课程，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画的是最简单的物品，很快地画完就离开课室。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代表李太白诗“半壁见海日”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说这就是蛋，自己认为满足了。图画这门课程我得了40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课程都是很好的，这样平衡了我在别的课程里的低级分数。
这里的一个中文教员，学生们替他起浑名叫做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的模范榜样。我只好被强迫改变我的文章作风。我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辞藻。所以，敬谢袁大胡子，今天我仍然能够写出一篇可观的古文，假如是需要的话。
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这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称赞着。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看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我用高度的兴趣来读它。从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份《民报》，上面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旅行走遍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打箭炉的故事。这件事非常地鼓动着我。我想要摹仿他们的样子，但是我投有钱，所以我想我应当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过了5县，一个名叫肖瑜的学生陪伴着我。我们走经了这5县，没有用过一文钱。农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地方睡觉；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着欢迎着。……
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叉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建立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成了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和命运，有着广大的势力。它是一小群头脑认真的人们，对于小事情是没有时间去讨论的。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逼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在田地上走着，上山下山，围绕城墙，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脱下衣服，说这就叫“雨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去掉衣服，说这就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霜了的日子，我们还在露天中睡觉，甚而至于11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一切这些都是在“身体锻炼”这一名词之下进行的。或者这件事对于锻炼我的体格，帮助不少，而这一种体格，后来我在华南许多次的进退行军里，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的。我和许多别的市镇城池里的学生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大的通信关系。慢慢地我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帮助发起新民学会。这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变成中国共产主义里和中国革命史里的有名的人物。曾经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有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中央苏区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1927年被蒋介石枪杀；郭亮——有名的工人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枪杀；萧子暲——作家，现住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枪杀；叶立云——中央委员，后来叛变投降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肖铮（译音）——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个签字者之一，不久以前因病亡故。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团体被组织成了，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译名），是类似新民学会的。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有：温得应（译名）——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蒋介石枪杀。……在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译音），有些会员后来也变成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地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组织些急进的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确立了一种势力。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康、梁二人我早已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我1912年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
兴趣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时候是北京——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欧战中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的青年为它做工。在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学生们打算在北平学习法文。我帮助组织这一种运动。在这一群出洋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从湖南师范学校去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变成了有名的急进分子。徐特立也被这一运动影响了，当时他已经是40多岁了，他放弃在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位置，跑到法国去。到1927年他才成了共产党员。
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利地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那些决议要去法国的学生，从李石曾——现在中法大学的校长——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我有别的计划。
对于我，北平好象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处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致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们，都不把我当作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觉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着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象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的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再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份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帮助我很多的。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也遇见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注：1938年被共产党开除）；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斯诺）；还有段锡朋——现在是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也遇见了而且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氏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我的头脑越来越急进。我已经告诉你了这种情形的背景。可是在这时候，我还是很糊涂，用我们所常说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一条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北大的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以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7个人。晚上我们7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们。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前面的广场上，我见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天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叹。
1919年开头，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死了。这样我更加失掉回家的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象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的，有一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一些钱，他借给我10块钱，使我能够买一张车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坟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洗脚的那条小溪边，到了圣人幼年时所住的小镇。相传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是孔子亲手栽种的，靠近替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这棵树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渊所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看见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
可是当我到浦口，我又没有一个铜元，也没有车票。没有人有钱可以借给我；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车上一个贼又把我仅有的一双鞋偷去了。哎呀！我怎么办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门人”，我又遇着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好朋友，这样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萨”。他借给我钱买了一双鞋后，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同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经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学生到法国去，还预备了一笔钱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们到轮船上，以后我就向长沙出发。
尽我所能记忆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纪念的，是这些个经历：我在北海湾滑过冰。我围绕洞庭湖走过了。在保定的城墙上我曾环绕着走过一圈。在三国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在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环绕着走过一次。最后我登过泰山，拜谒过孔子的墓。这些事情，在那时候，对于我，好象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比前时更直接参加了政治工作。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很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推动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主着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1919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以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教员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政纲是争取湖南“独立”——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对于北方政府非常厌恶。并且相信如果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湖南会更快地现代化的。所以我们的组织鼓动和北京政府“分离”。……
谭延闿又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了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着去捣毁湖南省议会，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闽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摘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着的主张。特别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1920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次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没有能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1920年，我第一次干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