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二年，就有一个南通人坚定地跨进了中共党员的行列。他就是南通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平江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吴亚鲁。

　　吴亚鲁，乳名肃官，名肃，字亚鲁；又名渊、渊之；笔名耐苦生。因革命需要，曾化名李汉民、陈俊卿、吴野鹭、吴雅鲁、吴野鲁等。他1898年12月8日生于如皋县潮桥镇（今属如东县），从小就受到身为前清举人的父亲吴磺的良好教育，先在潮桥私塾读书.后进马塘第四初等小学（今潮桥小学）学习。其父酷爱画梅、咏梅，以梅花自勉，并常以自己所作的“大石压梅花，梅枝愈向上，愈压花愈奋，到处香无恙”等咏梅诗启导吴亚鲁，培养他耐压、耐寒、耐苦的性格、

　　吴亚鲁于如皋师范学堂毕业后，到南通县金沙第二高等小学任教半年。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努力追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活动，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与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结识。1922年2月5日上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梅庵，他与侯耀主持召开了南京地区首次团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并当选为主要负责人、会上还决定组织公开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组织于5月21日正式成立）。会后，同去玄武湖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不久，吴亚鲁在南京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暑假，吴亚兽回到家乡.积极开展宣传活动。8月27日下午，他邀请了旅宁、旅沪、旅京的如皋籍学生50多人，创建了南通地区最早的进步团体“平民社”，并创办社刊《平民声》，自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学教师团结论》的文章，强调“必须有团结的力量——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实力”，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地联合潮桥附近的一些青年，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印《潮桥青年》，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传播革命思想一批有志青年在其引导下投身了革命吴亚鲁是通海地区革命活动的启蒙者、开拓者，第一个来南通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

　　1923年8月，吴亚兽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江苏省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现徐州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任教，担任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学科的教师。在徐州任教期间，吴亚鲁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在课堂上一有机会就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反帝、反封建，妇女解放，以及中共的性质、纲领，并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揭露与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引导学生积极向封建制度宣战。他还经常组织学生在苏姑墓附近秘密集会，创办了徐州地区第一个“社会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剪发放足，学习文化，参加革命活动。当时的徐州地方尚未建立党、团组织。上级党组织指派吴亚鲁来到徐州筹建徐州地方党、团组织，首批发展了6名团员。

　　1925年1月26日，吴亚鲁以徐州团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6月，上海“五姗”惨案的消息传到徐州后，吴亚鲁带领党、团员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声援活动。他带领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掀起学潮，赶走了压制学生运动的顽固派校长。

　　1925年10月，吴亚鲁建立了徐州地方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徐州特别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苏同仁结婚。苏同仁在他的革命思想熏陶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由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担任了第三国际交通员，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25年底，党组织调吴亚鲁到河南郑州工作，领导郑州豫丰纱厂的罢工。1926年初，又调他到南京工作，任南京地委宣传委员。不久又调他去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北伐开始，他随军出征，在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吴亚鲁夫妇随贺龙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

　　1928年初，吴亚鲁被党组织派到福建，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除负责福建地区党的宣传工作外，还常去厦门、香港、台湾等地，兼管这些地方党的工作。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成立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吴亚鲁任总行委候补执委。同年11月，党中央又调他到山东工作。吴亚鲁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到青岛后，化名李汉民，与北方局派来的张含辉、汪秋实（即王青士）一起，于1930年12月初，共同组成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省委书记，汪秋实任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山东临时省委领导了青岛、烟台两个市委，潍县、益都两个特委，寿光、广饶两个县委，蓬莱、龙口、文登、济南、博山等5个特支，共49个支部，390名党员。另有团支部20个，团员108人。

　　在革命斗争中，吴亚鲁曾几次被捕。1933年初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当时身患肺病、胃病和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每天睡在水泥地上，只靠一条破毯子过夜。敌人对他多次审讯，并施加电刑，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和敌人的严刑逼供，坚贞不屈，决不招供。敌人无奈只得将他释放。同年夏，他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经诗人柳亚子延请大律师史良为他辩护，方免于引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但仍被法院判刑3年零6个月。在身陷图图期间，吴亚鲁的哮喘病经常发作，加上长期的监狱生活，身子非常虚弱。亲友们送给他一些好吃的东西，让他补补身子，可他总是分送给狱中的难友。有一次，他的岳父带给他12元钱以及译书所得稿费，他也分送给同狱的难友。由于他处处关心、团结难友，所以受到难友们的尊敬。在狱中，吴亚鲁虽身患多种疾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而且还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并负责教英语和世界语。他还翻译、编辑了不少书，如《英语百日通》、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等。亲友们每次来狱中探望他，受到狱规限制，谈话时间很短，可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急于了解国内政治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1936年冬，吴亚鲁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亲友帮助下到上海新知书店译书。在约半年时间里，他与朋友合作翻译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读物，已出版的有英国共产党人奥格本的《唯物辩证法和心理分析》等。他在翻译中作了大量的考证鉴别工作，态度一丝不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和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1938年上半年，党组织委派曹荻秋与被营救出狱的吴亚鲁接上关系，并指派他去湖南长沙。同年秋，吴亚鲁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派往新四军驻平江县嘉义镇的留守处（1939年4月改称通讯处）任秘书主任，党内职务为中央湘鄂赣特委委员、秘书长。留守处人少事多，他白天要参加会议，听取汇报，接待来访，处理与友党友军之间的问题，晚上要草拟文件，撰写汇报材料，编写党课教材，经常忙到深夜。紧张的工作使他肺病复发，经常吐血，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工作。

　　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驻湖南平江的27集团军司令杨森，令134师特务营，将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和一个警卫班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包围起来。12日午后3时，特务先将通讯处的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等骗出杀害。紧接着，一群荷枪实弹的暴徒冲进了通讯处，气势汹汹地叫嚷道：“你们谁是负责的？快出来！”吴亚鲁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挺身而出：“我是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敌人像疯狗似地围攻他，强行把他拉出通讯处大门，对准他的头部和腹部连开数枪。吴亚鲁光荣牺牲在嘉义留守处左面20米处的万寿宫门前，年仅41岁。

　　7月2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致电政治部部长陈诚，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致电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分别对“平江惨案”的制造者提出抗议。要求查明此案真相，对死者予以抚恤，对肇事者予以严惩。7月11日《新华日报》以“杨森部包围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人员”为题，再次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屠杀抗日志士的滔天罪行。

　　1939年8月1曰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举行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市民万余人冒雨参加，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等出席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中共中央送了挽联：“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敏，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毛泽东也送了挽联：“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滕代远宣读大会向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当局各院部、各战区、各省党政军民学各界和各大报社的《延安各界追悼“平江惨案”诸烈士大会通电》。会后举行了火炬示威游行。《新华日报》配发了题为《纪念“八一”，抗议“平江惨案”》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