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将永远纪念的日子。五十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湘东、赣西的广大地区，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且根据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一年前的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今天，我们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回顾他在五十年前领导秋收起义的伟大实践，缅怀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伟大贡献，更加引起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更加促使我们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丰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乘风破浪，绕过暗礁，越过险滩，向着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奋进。
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轰轰烈烈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成千成万的先烈血染祖国大地。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五万八千多共产党员只剩下不足一万人，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骤减为三万人，一千多万农会会员大都散落。严重的考验摆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
革命还有没有希望，还要不要坚持革命旗帜？革命向何处去，究竟应走什么道路？历史提出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来回答。
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由妥协投降发展到取消革命，完全滚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坑。他们对于前途悲观失望，反对进行任何革命斗争。他们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封建势力已经扫荡殆净，“成为残余的残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此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等到将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贩卖其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否认革命的失败和革命的低潮。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在“一日千丈”的“不断高涨”。他们不是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调动革命势力向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而是幻想在敌人力量强大和长期盘踞的中心城市发动起义，迅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并且极力鼓吹“超越民主革命的范围”，而“急转直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大肆贩卖其早就宣扬过的“一次革命论”。
右倾取消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因而都没有正确地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既批判了右倾取消主义的悲观论，也反对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幼稚病，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在蒋介石、许克祥、汪精卫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抵抗。“马日事变”后不久，他曾召集被迫转移到武汉的同志开会，尖锐地批评了湖南省委浜导的右倾，响亮地提出了“武装保卫革命”的口号，指出，敌人向我们开刀了，为什么我们不还手？他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地区去，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打游击，坚决与敌人作斗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一条真理：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多人，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排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的干扰，在江西南昌举行了震动全国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占领南昌城后，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片白色恐怖的中国，树起一面鲜艳的红旗。这次起义，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认识农村的重要，不是深入到湘赣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而是移军南下，企图重新占领广州，取得外援，再来一次北伐战争，结果在部队转战到广东的潮州、汕头时，遭到优势敌人的包围而被打散。这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毛主席后来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八一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采夺目的一页。
紧接着，党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深刻地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革命领导权、反对农民大革命、不准掌握枪杆子的严重错误，指出党要从失收中吸取教训，坚决领导武装斗争；大革命的失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陈独秀没有抓住军队，放弃武装斗争，因此，这次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秋收起义，一定要在军事方面非常注意；并用孙中山重视军事运动和蒋介石拿枪杆子起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例，教育大家要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困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要发动农民的武装暴动，“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会议作出了《最近农民斗争之决议案》，提出党要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机，“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根据这个决议，党中央还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民主独裁”，土地革命在这一斗争中必将成为“最重要的过程”。在党和人民遭到新的挫折，正在寻找新的奋斗方略的时候，“‘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大纲明确规定：秋收暴动的地区应在大革命中农民运动盛行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战略应是“以农会为中心”，集合“一切接近农会的社会势力”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并在“可能范围内”“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革命的中心”。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在革命转折的紧急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正如党的六大决议所指出的：“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它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确定了坚持革命旗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向，并且正确地布置了在革命影响最深、群众条件最好的湘、哪、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
湘、鄂、赣、粤四省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猛烈兴起的地方，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湖南，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担任过湘区党委书记，亲自发动和领导过长沙和当时属于湘区党委管辖的江西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调离湘区去到中央工作以后，又曾回到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过韶山和全省的农民运动，使得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当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的时候，湖南工农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抵抗。当时，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郭亮、柳直荀等同志，发动长沙周围的浏阳、平江、湘潭、醴陵等县的十万农军围攻长沙。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武装怀着对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派的满腔阶级仇恨，分三路大军向长沙进攻。他们高呼口号：
梭镖亮堂堂，
擒贼先擒王，
打倒蒋介石，
活捉许克祥。
此时，长沙的反动军队只有一个半团——两干多人，而我们有十万农军，完全可以挫败许克祥的叛变。但是，陈独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者，竟然以党中央的名义下令农军撤退。各路农军忍痛撤离长沙周围，结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喘息时间，调集授军，反扑过来，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仅长沙地区就有一万多人惨遭杀害。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不少同志清楚地意识到，放下武器，便是死亡。因此，他们在撤退以后，不顾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命令，坚持不解散队伍，不放下武器。浏阳工农义勇队在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率领下，展转斗争到了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展转斗争到了修水。醴陵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在县委书记罗学瓒同志率领下，撤退以后，直去安源，与安源工人武装汇合。这些工农武装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集合同志，扩充武装，正在等待着党继续战斗的号令。
毛委员来领导起义
八七会议开完以后，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特派员的身份，立即赶回湖南，部署和领导秋收起义的工作。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一道，在党的地下组织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搭乘一列货车，顺利到达长沙。在湖南工作的同志和工农群众听说毛委员来了，就象在漫漫长夜跋涉的人见到了红色曙光，就象在大海航行迷失方向的人见到了北斗星辰，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毛委员来领导起义，更增添了大家的胜利信心。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第一次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和新省委一起讨论了秋收起义的有关事宜，选举了省委常委，成立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个是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县党的负责人为委员。
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展了反对“左”、右两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
首先，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以当时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的一位负责人为代表，主张对地主的土地只能采取“政治没收”的办法，所谓“政治没收”，就是只“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不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认为中国小地主多，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勾结起来，“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增加敌人力量；还有个别同志提出必须“确定土地国有原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土地归国有的时期”，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统一分配给农民使用，其所有权则属于“国家”。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他说，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那就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有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才能全部抓住农民，得到广大农民拥护。
其次，在暴动地区问题上，以担任改组后的省委书记的一位负责人为代表，主张“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两以常德为中心”，“西南之间”以宝庆（邵阳）为“中心”，实行“全省暴动”。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这种带有“左”倾盲动主义色采的错误意见，提出了只在湘东、赣西组织起义的英明决策。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省委绝大多数同志一致同意他的正确主张，最后只剩下那位省委负责人一个人顽固坚持“全省暴动”的错误意见。
在反对“左”、右两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再次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强调指出，秋收起义的发动是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夺取政权，这就需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否则终归于失败。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军事，现在应以主要精力来抓武装斗争，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会议决定丢掉国民党这块臭招牌，而公开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还和到会的同志一道，拟定了战斗的秋收暴动口号：
暴动打倒省政府！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暴动杀土豪劣绅！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
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暴动胜利万岁！
这些口号立即在湘东、赣西的广阔农村传开，成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秋收起义的行动纲领。
省委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不顾艰险，风尘扑扑地奔走在湘赣边界地区，组织革命力量。八月下旬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毛泽东同志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株州。在株州检查和布置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后，随即奔赴江西安源。九月初，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重要的军书会议，参加的是起义地区的部分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正式开会以前，毛泽东同志首先召集潘心源等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湖南省委的改组，自己回湘的使命，秋收起义的计划，并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的决定，还指示就安源会议所要解决的组织武装力量、布置各地暴动的问题，进行准备。会议开始以后，着重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问题。会上，潘心源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详细地汇报了湘东、赣西在我党掌握下的革命武装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同志和到会的同志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决定把党所领导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以及湖南的浏阳、平江、醴陵，江西的萍乡（包括安源），湖北的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组织起来，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三路分别进军醴陵、平江、浏阳，然后会攻长沙。三个团的组成是：
第一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一千多人）。该团装备较好，是在北伐战争期间，以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中的一个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的，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大批安源工人和湘、鄂两省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团长卢德铭同志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威名远震的“铁军”中担任过排长、连长和营长，英勇善战。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该团奉上级党的指示‘开往南昌参加起义，由武汉乘坐一艘大轮船破浪而下，行至黄石港附近，得知九江方面已有反动军队布防，便决定在黄颡口登陆，步行赶赴南昌。部队经阳新、武宁、靖安等地到达奉新，传来南昌起义的队伍已撤出南昌，向南转移，追赶不及，不得不放弃与大军会合的打算，折向西进。此时，卢德铭同志决定去党中央请示。将部队交给一营营长余洒度（后来叛变）率领。余洒度将部队带到修水，经与反动军阀朱培德交涉后，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的修水县城，休整待命。还有平江工农义勇队（五六百人），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都是奉上级党的指示去参加南昌起义，未能赶上，中途折回，先后与警卫团会合。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编为师部特务连，罗荣桓同志就在这个连做政治工作。
第二团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我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为主力（共约八百多人）。还有萍乡农民自卫军、醴陵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三百多人）、衡山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以及安福、莲花的农民武装，总计约有一千七百人左右。
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主力（一干多人）。另外还从警卫团调来一部分骨干。浏阳工农义勇队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受命合编为独立团，属贺龙同志的二十军管辖。两支工农义勇队在平江、修水边界的龙门厂会师，进行整编，然后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后经修水、武宁到达涂家埠（今永修县城），在此闻讯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南下广东，又传前面有张发奎的反动军队布防，难于通过，于是决定两军分开行动，平江工农义勇队返回待命，浏阳工农义勇队绕道前进。当浏阳工农义勇队取道安义、奉新到达高安时，听说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绕过闽边，无法联络，便折回至铜鼓。潘心源同志随部队由高安行至上高时，只身离队，前来安源，寻找上级党的组织。
这是一支由工、农、北伐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组成的革命武装，三个团总计约有五千人左右，两千多枝步枪，还有少数机枪（每团各有两挺），其余就是土炮、鸟铳、梭镖、马刀，安源工人还自己制造了许多名叫“洋藠古”的土炸弹，并挑选六十多个放炮工组织了一个爆破队。这支工农武装打出了第一而以“工农革命军”为番号，绣着金星、镰刀和斧头的红旗。
在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对秋收起义作了具体的部署以后，毛泽东同志和潘心源同志一道赴铜鼓第三团驻地，亲自指挥作战。在去铜鼓途中，毛泽东同志教给潘心源同志和响导许多克敌制胜、闯关过卡的办法。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避免意外，潘心源同志指示响导，他们两人要一前一后，与毛委员相距一段距离。当他们走到铜、浏边界时，果然与浏阳的一伙反动团丁相遇，毛泽东同志机智脱险，潘心源同志被捕入狱。毛泽东同志脱险后，翻山越岭，历尽艰辛，于起义爆发前到达铜鼓。到铜鼓后，毛泽东同志在肖家祠堂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亲切地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接着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大家鼓舞斗志，增强信心，迎接秋收暴动。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下到连队，了解和熟悉情况，慰问和勉励战士。三团的干部和战士仰望毛委员高大的身影，聆听毛委员亲切的声音，一个个心情振奋，斗志昂扬，刀枪在手，子弹上膛，准备着只等毛委员一声令下，就立刻去向着敌人冲锋陷阵。
霹雳一声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其光荣的日子。就在这天，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革命烈火从修、铜一带到平、浏四乡，从安源山下到醴陵城头，熊熊地燃烧起来，席卷着湘东、赣两的广阔原野。
当时，在起义部队中流传着一首词《西江月•秋收暴动》，对秋收起义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霹雳一声暴动！九月九日，起义的铁路工人首先在长岳、长株两段铁路线上破坏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造成敌人的陷车事故，发出了秋收起义的信号。
同一天里，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受命出发，向湖南平江方向进军。十日，抵达渣津宿营，过中秋节。此时，被任命担任工农革命军军长兼秋收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同志赶回部队。随即率部越过平、修边界，胜利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由于余洒度有野心，部队驻扎在修水时，未经请示上级，擅自收编伪称“愿意受编”的国民党邱国轩匪部，自称师长；起义前夕，又不执行毛泽东同志向他发出的立即率部开往铜鼓，集中兵力然后进军的命令，自行下令进攻平江，违反军纪，误事不小；在向平江进军途中，又丧失对于邱匪的警惕，不料邱匪国轩已与伪新八军张国威师暗中勾结，乘机叛变。十二日，部队从龙门厂出发，邱匪率部先头抵达长寿街附近的金坪，将叛军埋伏在两边山上，当我一团前卫部队到达金坪时，邱匪突然向我发动袭击，我军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仓促应战，遭到重大损失。部队被迫后撤，改道沿湘赣边界前进。
九月十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发动起义。行动前的几天，首先整顿组织，惩办叛徒，在党组织负责人刘昌炎同志的周密布置下，由杨士杰、刘先胜等同志将妄图率部投敌的安源矿警队大队长陈鹏以及王雁等八人，分别处死。然后于十日深夜兵分两路进攻萍乡。开始准备偷袭，故已派出爆破队，携带土炸弹，混入城内，只候他们炸开城门，然后部队发起冲锋，迅速攻城。由于敌人已有准备，混进城里的爆破队缺乏作战经验，过早暴露，又被敌人发觉，遭到袭击，被迫退出城来，失去偷袭时机，于是决定强攻。十一日天亮时开始攻城，首先用土炮轰了几炮，然后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冲过开阔地带，架起云梯攻城，几次都被敌人打了下来。激战多时，攻城不下，这时宜春敌人又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二团决定放弃萍乡，改攻老关。当时，株萍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部队于十二日中午乘坐五列火车浩浩荡荡地向老关前进，先头部队下车后，歼敌一个排，缴枪十余支，很快占领老关。接着又乘火车向醴陵进军，于当天下午二、三点钟，配合当地起义农民，开始攻打醴陵县城。
醴陵县城三面临河，平静的渌江好象一条碧绿的玉带，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水面泛起粼粼波纹。城里守敌一营多人，企图依仗渌江顽抗。他们在东门渡口的营盘山上，设有机枪阵地，在渌江桥头配有较强火力，封锁桥面。我军分庄、中、右三路攻城。主攻东门的右路看到渌江秋日水浅，便从铁桥下面涉水过河，乘敌不备，发起冲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时，一些带着土手榴弹早已潜入城内的起义战士，又从敌人后面打响，里应外合，迅速占领营盘山制高点，摧毁敌人机枪阵地，随后大队一涌而入，与敌展开激战。主攻渌江桥的中路一个营，布置一部分兵力佯攻渌江桥，主力则从桥边的状元洲涉水而过，一举拿下状元府，迅速攻上江北岸，象一把利剑直插县城中心。敌人望风披靡，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退到一个外国教堂附近的窄道里，挤成一堆。这时，起义战士勇猛、机智地爬上窄道上面的一座骑楼，扔下几包炸药，在敌群中“轰隆”、“轰隆”炸响，接着大喝：“缴枪优待！”胆怯的敌人只好丢下枪枝，举起双手，跪下连声大叫：“饶命！”“饶命！”与此同时，主攻西门的左路也已打入城内。三路部队，勇猛杀敌，红旗很快插上醴陵城头。这次战斗共俘敌一百多名，缴枪七八十枝（其中机枪一挺）。当天傍晚，在文庙广场召开军民联欢晚会。会上，少年先锋队员登台高唱《少年先锋队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第二天，成立了醴陵县革命委员会，贴出了县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一切政权归革命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起义战士还贴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政府府”、“打倒土豪劣绅”等许多革命标语。并打开了反动政府的粮仓和盐仓，把东西都分给了群众。群众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工会、农会相继恢复。四乡的农会干部纷纷进城请示工作，有的还把当地的土豪劣绅绑到县里来惩处示众。
几天以后，四面的敌人包围拢来。东面萍乡之敌已进到三十里外的老关；南面有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匪部；西面伪新八军张国威师的一个团已到达二十里外的板山铺；北面从醴陵逃出的敌兵又集结起来。情况紧急，部队连夜撤出醴陵城，向浏阳进军。当时，浏阳城里敌人的主力部队已歼往东乡的永和、达浒一线，仅留伪团防队和法警，人枪不满一百。浏阳西靠长沙，敌人并不防备。二团乘虚发起攻击，分两路攻入东、西两门，于十五日早晨占领浏阳县城。此时潘心源同志来到浏阳。他在被捕之后不久，趁被押送县城途中，巧施机谋，安全脱险，闻讯二团已占领浏阳，特赶来打听毛泽东同志的情况。潘心源同志进城后，曾向二团团长王兴亚建议，立即将部队撤离县城，以免被敌包围，处于不利地位。王兴亚骄傲轻敌，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是我们的！”不仅不采纳潘心源同志的意见，甚至连警戒哨都不放，自己跑到商会去筹饷，刘先胜同志发现敌情到处找他找不着。结果部队在浏阳城内被敌军张国威师从醴陵尾追而来的一个团和原分别驻浏阳、平江的两个营所包围。部队面城背水仓促应战，遭到严重损失。经与敌人激战多时，部分战士突围向文家市方向前进。
九月十一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发动起义，挥师进军浏阳。早晨，毛泽东同志在铜鼓县城桥头的大沙洲上检阅了起义的部队，然后率领三团指战员向白沙镇挺进。当天下午到达白沙附近的狮口，兵分三路进攻白沙，在地方党的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配合下，我起义军一路迅速抢占制高点，一路很快插入敌背后，两翼夹攻，正面冲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我军首战告捷，占领白沙。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称赞三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部队热情的鼓励。次日，在白沙镇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李如国、李宗兴，然后向东门市前进。
东门守敌已成惊弓之鸟。我军先头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里墩与敌相遇，一阵猛烈冲杀，敌人狼狈逃窜。东门守敌一个营，闻讯工农革命军已到，拔腿就跑，逃往达浒。我军胜利占领东门。进入东门市后，按照毛委员绘制的用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的蓝图，起义战士搭起了几个讲演台，向广大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道理。东门人民和起义战士一道，砸监狱，打土豪，镇压了伪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晏初。由于一团在金坪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东门迂回过来。十三日上午，敌人兵分两路包围东门，妄图抢占羊牯脑、马鞍山等制高点，歼灭我军于东门盆地。我军驻扎在何家祠堂一带的部队机智地抢先占领马鞍山制高点，驻扎在围山书院的部队也迅速地登上书院后面的小山头，阻击敌人一路，与敌展开激战。与此同时，驻扎在张家嘴的我军，为夺取羊牯脑制高点，数次向敌人猛烈冲锋，打得十分顽强。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汤彩之同志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最后壮烈牺牲。我军与敌人鏖战六个小时，给予敌人以很大杀伤后，撤出战斗，离东门向上坪转移。
在起义军进军的同时，起义地区各县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奋起响应，夺取敌人枪枝，攻打敌人据点，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更加壮大了秋收起义的声威。醴陵农民在中秋节（九月十日）的夜晚实行“一夜光”，逮捕、镇压了许多罪大恶极的七豪劣绅。株州工人也在中秋节这一天集合六、七百人，手执梭镖、大刀，带着用煤车从安源运来的土手榴弹，攻打了株州的伪团防局。
秋收起义是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各路起义军在进军途中，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亲切地称起义部队是“自己的队伍”。他们给部队烧茶水，做饭菜，送来一头一头的肥猪，热烈慰劳部队。行军时，给部队当响导，挑担子，帮助部队转移；作战中，为部队抬担架，救伤员，直接参加战斗。二团在醴陵时，醴陵十区有一百多名武装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参加了攻打东门的战斗，对于迅速夺取营盘山制高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有许多青壮年农民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三团在铜鼓时，就有三十多人报名参军；一团经过龙门、马坳一带，就有六十多人参加部队。部队有些重伤病员无法行动，均被群众掩护下来。三团经过浏阳中庄，有两个受伤的战士掉队。当地的挨户团企图杀害他们，但被两个贫农妇女保护起来。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两个伤员抬送至杉树坳，使他们得以安全脱险，回到部队。
起义部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忠于人民，愿意以个人的牺牲换人群的幸福。“且将点滴泪和血，洒遍天下自由花。”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的这些闪光的诗句，充分反映了起义战士的崇高革命品质和伟大革命精神。起义战士和人民心连心。每到一处，就将那些双手沾满革命先烈鲜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伪团总、大恶霸逮捕法办，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为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和解放而斗争。部队有很好的纪律，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不派款，公买公卖，秋毫无犯。有时请人挑运东西，一律付给力资。在三团经过的地方，群众至今还记得部队喝一杯茶水给一个铜板的情景。群众烧茶是慰问部队的，可是行军战士每喝一怀茶都自觉地要往茶杯里丢一个铜板，一个铜板一声响，声声打在心坎上，许多群众被部队这种遵守纪律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一团经过的渣津，现在还流传着“一本检药摺子”的故事。部队扎在这里的时候，有些战士生病，就与药店商量，要他们专给部队立一本检药摺子，战士检药需多少药钱都记在上面，最后一起结账。当部队快要离开时，一百多元药费如数付清。群众激动地说：“这样讲信用的部队，才第一次看见过。”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打敌人。秋收起义部队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给了国民党反动派沉重的打击，声名远播，威震全国。
但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就全国来说，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同时，秋收起义本身也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当机立断，于九月十四日在浏阳上坪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放弃原订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并写信给省委，深刻地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要求省委相应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会后，毛泽东同志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发出通知，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前往文家市集中。各路起义部队接到毛委员的命令后，立即向文家市前进。在通往文家市的大大小小的山路上，到处响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歌声：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国际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文家市会师
向各路起义部队发出到文家市集中的命令后，九月十五日拂晓，毛泽东同志率领三团从上坪出发，回师铜鼓排埠，等候一团靠拢。一团未到，毛泽东同志于十七日率领三团离开排埠，经张家坊、蒋埠江等地，于十九日到达文家市。一团在金坪失利后，卢德铭同志主张保存有生力量，毅然率领部队后撤；而余洒度却主张反攻平江，胡说金坪失败就败在不反攻。由于余洒度的干拢，一团没有及时向三团靠拢。后经卢德铭同志的斗争，部队排除了余洒度的干扰，坚决执行毛委员的命令，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十九日赶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二团在浏阳被打散后，有的返回萍乡、安源等地，继续革命活动，有的转到株州、醴陵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仅有少数战士在一个连长的率领下赶到文家市会合。二团的爆破队从萍乡撤出战斗后，奉上级的指示前往修水，直接受师部的指挥，途中接到毛委员的命令，亦赶到文家市会合。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均先后到达文家市胜利会师。
这是文家市人民大喜的日子。毛委员来到这里，住在里仁学校。起义部队按照毛委员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一到达文家市，就捣毁了广大农民称为“阎王殿”的团防局，砸烂了革命群众叫做“鬼门关”的黑监牢，从反动派的魔爪下，救出了几十名受害的革命者和无辜的农民。接着，工农革命军战士率领群众冲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彭伯堂家里。彭伯堂在我三团先头部队冲进文家市，挨户团被击溃，伪团总孙发逊弃马逃命的时候，也随着仓惶出走，弃家奔命。起义战士和群众冲进彭家后，一齐动手，打开了他的谷仓，砸烂了他的箱柜，把他敲骨吸髓搜刮来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同时，摧毁了他荒淫玩乐的住处“望花楼”。在打土豪的过程中，起义战士和群众还把那多年被土豪劣绅霸占、挂着“慈善事业”招牌而残酷吸吮农民血汗的“积谷仓”也打开了，把积谷分给了贫苦农民。起义战士在大街上、村子里写下了大量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口号，在里仁学校的墙壁上写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巨幅标语，至今犹存。
起义部队会师后，应该向哪里进军？当晚，毛泽东同志在里仁学校的教室里，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全国革命的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敌人统治九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农村中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包政权，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在谈到部队具体进军路线时，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但是，以余洒度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者，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然幻想在敌人长期盘踞和力量强大的城市一举取得成功，顽固坚持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经过激烈的斗争，卢德铭同志等前委大多数成员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否决了余洒度的错误意见，最后确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进军，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解决了八一起义、八七会议没有解决的节命道路问题，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轨道。
散会以后，夜已很深。里仁学校的灯光，照亮了旧中国黑暗的夜空，使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使参加秋收起义的战士和群众，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次日清晨，火红的朝霞捧着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文家市的山山水水，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里仁学校操坪里，毛泽东同志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大会，一千多名工农革命军战士集合在这里，倾听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明了党和人民今后的战斗方向，着重指出，我们是一支工农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而打仗。现在蒋介石、汪精卫正在疯狂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马列主义原理，要求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在武装斗争中，都要胸怀远大理想，不怕流血牺牲，并且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一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古人说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粤四省以及全国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勇敢作战，总有一天能用我们这个小石头，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接着，毛泽东同志着重说明了向湘赣边界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意义，教导干部战士，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秋收起义原订攻打长沙的计划，必须改变。要把革命工作的重点移到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战略基地，站稳脚跟，养精蓄锐，发展和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包含着极其丰富而又深刻的真理，使到会军民心明眼亮，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
会师大会以后，红旗漫卷，战歌昂扬，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文家市，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三湾改编
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后，取道芦溪向井冈山前进。九月二十二日，从芦溪出发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的两个团和地主武装的伏击，卢德铭同志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壮烈牺牲。部队继续前进，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听取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决定攻打莲花县城。二十五日，部队冒雨进攻，一举攻克莲花。晚上，毛泽东同志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部分党员干部会议，教导大家认真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被反动派暂时的疯狂气焰所吓倒，要坚持斗争，排难前进，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次日，部队离开莲花，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是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农革命武装和我党掌握的一部分北伐军。他们经过大革命时期暴风雨的洗礼和秋收起义艰苦转战的锻炼，涌现出了不少经受得起考验的坚强革命战士。但是在部队中，还有少数卷进革命潮流的旧军官和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革命遭到暂时挫折的形势之下，悲观动摇，甚至变节投敌。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反对向农村进军，胡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三湾改编”后不久，借口要找中央和省委汇报，脱离部队，先后叛变。余洒度在被捕叛变后，仍被蒋介石所杀。苏先俊当时曾发出工农革命军“恐难久存”的哀叹，离队后即投降许克祥，当上了许克祥部下的一个团长，并且出卖了郭亮等同志，后来红军攻打长沙时被抓获，遭到应有惩罚。在走上井冈山以后，还发生过陈浩、韩庄剑、徐恕等人阴谋策划“反水”的事件。这些说明，在一场大革命的洪流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队伍会混进少数投机分子，这些人在革命转折的时侯，就要暴露出他们的本来而目。当时，他们有的已经不告而辞，有的散布悲观论调，严重影响部队的情绪。另一方面，农民武装成份虽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在战斗非常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环境里，在斗争遇到曲折、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
首先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到达三湾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就召集部队开会，向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大家，指出工农革命军进军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建立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定能够积小胜为大胜，一点一点地吃掉敌人。他强调说，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不要灰心丧气。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们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现在我们的力量虽小，但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话，扫除了部队的萎靡情绪，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个人还不能够起家？”
同时在组织上进行整编。这是当时的当务之急。根据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将工农革命军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原来的第一团缩编为第一营，原来的第三团缩编为第三营，每营三个连，原来的第二团缩编为特务连。另外还有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共计六百多人。对于动摇的人，采取自愿原则，愿留则留，愿走则走，要走的人一律开具证明，发给路费，让他们分散到地方去工作。这样，部队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一些，但是留下的绝大多数部是坚定的革命者，比以往要精悍得多。
为了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改编中，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措施。
第一，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改编，党在部队中的组织，班排设立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均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主席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个原则就是从“三湾改编”起确定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连队成为我军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基层。“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实行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为了扫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取消雇佣制度，废除烦琐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有监督官长的权利，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并且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其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它在党代表的指导下，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组织和领导士兵开展文娱活动等项工作。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这种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主义残余，对于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规定了革命军队的群众纪律。部队在三湾期间，毛泽东同志反复向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并且明确地宣布了这样几条：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些纪律，后来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这些纪律，对于搞好军民之间的关系，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三湾改编”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十月三日清晨，经过改编的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在三湾的枫树坪集合。毛泽东同志笑容满面地走到大枫树下面，向部队和群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号召三湾人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意义，并向即将出发的部队再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群众纪律。讲完话后，部队在三湾人民的欢送下，迈出新的步伐，踏上新的征途。
井冈山上红旗飘
部队经过“三湾改编”，更加生气勃勃地跋山涉水前进。离开三湾的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同志在古城的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历时两天。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共一百多人。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秋收起义由于指挥存在缺点，没有集中兵力，在军事上受到一点挫折，但是在战略上并没有失败，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是个有力的回击，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秋收起义树起一面武装斗争的革命红旗，开始创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由此出现红旗与白旗、红军与白军的对立，扩大了党在农民中的影响，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为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进行根据地的建没三项任务，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会上，在讨论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态度时，发生分歧。
袁文才，江西宁冈县人，是个清贫的中学生，早年失学在家。因与当地豪绅和北洋兵痞结下怨仇，愤然加入“绿林”的“马刀队”。大革命时期，由龙超清同志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江西遂川县人，是个裁缝出身的绿林好汉，有一身好武艺。大革命中，受袁文才的影响，参加革命，担任过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各自带领一支武装，分别驻扎在茅坪和茨坪，坚持与豪绅地主作斗争。对这两支农民武装，有人主张武力消灭。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意见。还在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时，就曾派人送信与袁文才联系。袁文才接信后，立即派他的秘书陈慕平（曾在农讲所学习，听过毛委员讲课），随同龙超清同志到三湾见毛委员，表示愿意合作。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对袁、王部队作阶级分析，指出其成员的大多数是受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与豪绅地主阶级有很深的矛盾，虽然存在绿林习气、落后意识，但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一定可以引导他们克服缺点，走上正路。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联合他们，共同建设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这样，古城会议就为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好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十月六日，毛泽东同志不辞劳苦，亲自到东源大苍村会见袁文才，对他讲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阐明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的意义，勉励他同工农革命军一道，共同开展斗争，壮大革命力量，并赠送了一百多枝枪给袁文才的部队。袁文才当即为工农革命军筹集一千银元的军饷，对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表示热烈的欢迎。
次日，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大陇、茅坪。在茅坪设立了工农革命军留守处和医院，作为我军的后方。接着，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游击，以扩大革命影响。部队到达酃县的水口时，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吸收了六位优秀的工农分子入党，亲自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当时的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教导他们，作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要团结群众，多作革命宣传和群众工作，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随后部队从水口出发，经桂东边境到达遂川大汾。当时天气已经寒冷，部队给养困难，战士们还穿着薄薄的单衣，但由于“三湾改编”后，党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在极度疲劳的行军后，仍四处去张贴布告和标语，向群众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部队在大汾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分散撤退，当时只有少量部队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毛泽东同志非常乐观，有说有笑地和战士们一道围着饭箩吃饭。饭后，他朝中间的空地迈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情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充满斗志和勇气地提着枪来站队，都向着毛泽东同志那高大的身躯看齐。随后一营赶了上来，向井冈山进发。山上的王佐得知毛委员率领工农革命军已经来到山下，立即派代表下山迎接部队上山。十月二十四日，部队在荆竹山村旁大路边集合，毛泽东同志向大家介绍了王佐的代表，并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设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部队随即上山，当晚进抵大井。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三营撤退至湘南桂东一带活动，后来也与一营在茶陵会合，来到井冈山。
从浏阳的文家市到井冈山的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多里，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它象一把火炬，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黑暗中国，熊熊地燃烧着，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的砻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武装在砻市召开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两军胜利会师，使红军主力扩大到六干多人，大大地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高涨。从此，井冈山的割据进入全盛时期。
以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深刻地总结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国情出发，系统地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和意义，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人民武装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起点。他从这个斗争实践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要是没有他开辟的这条革命道路，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条革命道路，不仅对中国的人民武装革命，而且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是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大大地丰富和完备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十月革命为“发达”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革命则为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中举起的革命火炬，在巍峨的井冈山上树立的革命红旗，将永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焰。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旗帜，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毛主席逝世后，忠实于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今天，我们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回顾他在五十年前领导秋收起义的战斗历程，缅怀他的光辉一生的丰功伟绩，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仅今天高举，明天高举，今年高举，明年高举，这个世纪高举，下个世纪高举，一万年以后还要高举，要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地高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