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6月10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党的前委，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红五军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2个师4个团，三军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司令部；红八军由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2个师4个团；到了8月间，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又与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及平江、岳阳、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也属红三军团建制。其实当时红五军仅八千人，与三团建制的一个师人数差不多，这种所谓“扩编”，只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浪费干部而已，并不能真正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委扩大会议后，7月3曰，彭德怀即率红三军团主力乘岳州敌军调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內守敌空虚之隙，攻占岳州，歼敌约2个营，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其中有七五野炮4门、山炮12门，自此，红三军团便有了炮兵。
7月15日，红三军团回师平江进行休整，准备进攻长沙。22日，湖南军阀何键调动3个旅的兵力，分为3个梯队，摆成一列长蛇阵直犯平江，企图一举消灭红三军团，保住长沙。彭德怀闻讯即率部在离平江城30里的瓮江镇设伏。因敌人未敢贸然前进，第二天，红三军团即向敌人发起反击，于金井地区击溃来敌，并乘胜推进，于27日攻占长沙，俘敌4000余名，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20门，枪3000余支，弹药、物资甚多，取得了我军八千人打败三万余优势敌军的辉煌战果。攻占长沙的胜利是彭德怀利用敌军进攻部署上“长蛇阵”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乘胜攻城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8月6日，敌人以五、六个师的兵力对长沙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红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到平江、长寿街休整。红三军团占领长沙11天，筹款40万银洋，解决了全军的被服、医药等困难，全军官兵都脱下破旧军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大盖帽，破旧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并把多余的武器武裝了地方部队，军容更加严整，军威更壮。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7月下旬，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组织上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8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1930年1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2月到达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我7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留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去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如同儿戏。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县城后，听说红三军团已经回师浏阳，归心似箭，便与伤愈出院的红五军第三纵队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说明我们要回湖南找部队，顺路请个假探家。经行委同意后，我们一起离开永新返回湖南。我们到了浏阳县城后得知部队在永和市，两人便暂时分手，彭遨回平江探亲后转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找部队。
一年多没有回过家，现在看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特别感到亲切，几天来旅途跋涉的辛劳早已忘掉了，真似脚底生风，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这时，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和大门口已站满了乡亲。我年迈的母亲一手牵着我五岁多的大儿子清启，一手牵着我三岁多的二儿子兴启站在门前，妻子刘氏怀抱着我远离家门后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儿站在母亲的身旁，她们都为我突然归来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年多不见，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好象已不认识我，瞪大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瞧着我。我一把抱过二儿子兴启，亲着他的小脸蛋，一种未能尽到父亲和丈夫、儿子责任的负疚心情，促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不久，乡亲们陆续散去，我和父母亲、叔叔以及妻子、儿女才坐下来团聚。由于“马日事变”后我家被敌人抄了三次，父亲、叔叔坐了牢，本来就穷的家更穷困了。这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雨伞留了下来，我全身仅有这一点“财产”，全都给家里了，算是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3天，便匆匆赶到永和市找部队。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竟是我与全家人的永诀。
（二）
1930年8月20日，我赶到浏阳县永和市找到了红五军军部。邓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伤势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朱德带着红一军团要来永和市会师，两只拳头合在一起，力量更大，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为邓萍的热情所打动，心里也热乎乎的。邓萍要我暂时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我就在军部住下了。
8月23日，红一、三军团按计划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红一军团辖第三、第四、第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总兵力约3万余人，两军团兵力大致相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进一步在战略上集中了兵力，这对红军更好地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促进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红三军团军团长由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曝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团下辖三个军，约一万七八千人。红五军军长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我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11月，红五军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党委组织部长。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讨论了攻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攻打中心城市，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而彭德怀和三军团的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大同意打长沙。因为从1929年11月起到此时近一年时间，部队扩大了6倍，而且从5月份开始连续作战，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仅没有党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靠士兵会的活动而没有党的领导核心，迫切需要进行短期休整，以利再战。而且从敌情方面看，第一次打长沙是我军抓住敌人战略部署上的弱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所以能乘胜攻进长沙城。这次则不同。这一次敌人追击我军的4个旅，只有戴斗垣旅在文家市被我一军团全歼，其余3个旅已主动退回长沙，原来在长沙还有敌人一个旅没有出动，所以，长沙当时还有敌人4个旅的兵力，加之他们已在长沙准备了五、六天，野战工事也构筑好了。我们再次进攻长沙，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攻坚战，胜利的把握很小。可是，总前委会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决定要攻打长沙，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同志只好服从。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即发布命令，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的第十六军和平江地方武装为右路，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30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此时，据侦察得悉，长沙守敌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迤逶数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砦，还装上高大的电网，这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强的工事。我军只有步枪和少量机枪，军团虽有一个炮兵团，但也只有十几门山炮和二十余门追击炮（第一次攻打长沙时缴获的几门野炮，因太笨重，没办法带走，都已炸毁），炮弹数量又少，缺乏攻坚武器。因此，包围长沙之后，总指挥部就想方设法诱敌出击，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工事不出，真是气煞人了。
9月3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向我军出击。我们喜出望外，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形成一个伏击敌人的大口袋。当天下午，敌陶广师果然由猴子石向我军出击，五点多钟约有两个团敌军进入我伏击圈，其后续部队仍在继续出城。时近黄昏，我军出敌不意，以泰山压顶之势猛烈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敌驱至湘江边上。经过激烈战斗，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两名团长及士兵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不敢反击。
敌人接受猴子石出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贸然出击。我军又围城7天，敌人仍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于长沙城下。9月10日，方面军总指挥部不得不于田心桥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由于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进攻部队受阻于高压电网之下，伤亡较大。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我军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买来一批公牛，在牛尾巴绑上沾了煤油的破布、破棉絮和鞭炮，一齐点着了火，公牛被火烧和鞭炮惊吓，发疯似地向敌人的电网冲去。可是，火牛冲近敌人阵地时，有的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有的被电网高压电击毙，有的被敌人的枪炮声惊吓，掉转头往我们自己的阵地上冲，反而把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冲击部队冲散了。这种“火牛阵”过去对付地主武装的土围子曾发挥过威力，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网是毫无用处的，这也是当时我们部队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
“火牛阵”失败后，部队又组织几次强攻，仍未奏效，伤亡很大。事实证明，我军还不具备阵地战和攻坚战的条件。这时，中共长江局传来了国民党张发奎部和桂系的部队已进至湘潭一线，企图增援长沙守敌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建议先消灭增援的桂军再打长沙。总前委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9月工2日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进攻长沙遂告结束。这次进攻长沙，不顾客观情况已发生变化，而我军攻坚力量则薄弱，凭主观愿望决定攻打而遭到挫折，教训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把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罪责强加于彭德怀身上，这就不实事求是，也是不公道的。
（三）
1930年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并决定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占领袁水以北地区，阻击增援吉安之敌，威胁南昌。两军团在湘赣边区的两江间机动作战，有利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三军团撤出长沙后，得知敌军已撤离萍乡、安源，决定立即向萍乡进军。当时我军士气仍很旺盛，而长沙守敌刚受到打击，摸不清我军的动向，怕再次遭到伏击而不敢追击。我军从容地打着一面面红旗沿着大路以多路纵队的严整行列向萍乡进发。
当我们红五军先头部队行进到离醴陵不远的地方，忽然从远方铁路上传来一声汽笛长鸣，还隐约听到一阵敲鼓声和军乐声，片刻，只见一列火车迎面开来，火车上红旗招展。大家立即停止了脚步，惊奇而又警惕地注视着奔驰而来的列车。稍近，就见机车车头下端挂着一条红布横幅，横幅上写着“迎接工农红军代表列车”十个醒目的大字，队伍立即欢腾起来，响起了一片“工人老大哥开火车来欢迎我们啦！”的欢呼声。霎时，铁道旁、田野上，到处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火车在先头部队前面徐徐地停住，从车厢里走下十几个安源路矿总工会的代表。邓萍和军部的干部忙迎上前去同他们热烈握手。工人代表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好几天了，路矿上的洋鬼子和帮办也已逃到南昌或武汉，现在工人纠察队控制着路矿，希望红军尽快进驻萍乡、安源。邓萍指示我通知各部队回去组织一下，每个连队派十名代表先乘火车进萍乡，其余的指战员快步跟进。
我和七八百名战士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坐上火车的，大家又兴奋又激动，一会儿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和晃动的车厢扭动着身躯，体会着象婴儿时睡在摇篮里那种晃晃悠悠的舒服感；一会儿又紧张地眺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山村、树木和人群、车马等景物，好象儿童时看“西洋镜”一样的新奇。许多年轻战士高兴得坐不住，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从车厢这一头蹦哒到另一头，边跳边笑边唱，撒下了一路欢笑一路歌。
列车到了萍乡车站，安源、萍乡的铁路、煤矿工人早就聚集在车站热情地欢迎我们，又是一阵锣鼓、一阵欢呼。工人代表跳上机车车头简短地致了欢迎词，我们红军代表也致了答词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急于执行前卫、警戒任务，很快便整队出了车站。
9月15日，我红三军团全部进占萍乡、安源，进行短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运动。过了不几天，安源路矿总工会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萍乡车站召开了庆祝大会，有万余工人群众和部队参加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路矿总工会代表先后讲了话。朱老总和彭老总都号召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个热烈隆重的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一个扩大红军的动员大会。在扩红运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次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军比较多。彭老总特别高兴，指示要组建一支通信队，把打长沙和在安源、萍乡缴获的电话总机、单机和电话线都利用起来，架通了军团与各师、团、营、连的有线电话，从此结束了过去单一依靠徒步通信的历史。
当时的电话单机很简陋，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木匣子挂在墙壁上，匣子顶端有两个电铃，送话器与受话器是分开的，送话器象个小喇叭固定在匣子的正面，受话器象个“秤砣”连着电线，挂在木匣子的右侧。那时候我们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山区农村，从没有见过电话。现在连队里有了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就有许多干部、战士围着看热闹。他们看到连首长对着墙上的木匣子讲话，感到很神奇。有的人还不相信我们在连里讲话，团长、师长甚至邓萍军长、彭老总在老远就能听到，要与人家打赌。直到让他听见听筒里确实有讲话声才会信服。啧啧称赞这“顺风耳”是件宝贝东西。连队里安装了“现代化”的电话，是进占萍乡后的一件喜事，着实让连队里热闹了好几天，流传了不少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
9月23日，红一方面军于萍乡总部发布了《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决定：第一军团分两路攻占吉安城；“第三军团于24日由萍乡出动完毕，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并堵住敌人援军”。
遵照总部命令，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克了吉安城，实现了一月间毛泽东发出“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言。同日，我红三军团部队占领了临江、清江（樟树镇）。此后，即以战备的姿态在清江、上高、高安、新干等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进行筹款、扩红和整训部队。此时，赣西南苏区和赣东部分苏区已连成了一片，回旋的余地更大了，各地立即掀起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
在这段时间参军的新战士中，工农成份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大批路矿工人参军，增加了部队的骨干力量，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使部队建设尤其是连队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由于连续作战，也把部队拖得十分疲劳，现在有个较长时间的休整，确是难得的时机。这次整训，除了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整训的时机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贫乏，也闹了不少笑话。比如，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听到收报机上还在“嘀——嘀嘀……”地叫，就恼火地边用枪托砸、用脚踩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我们急需的药品、物资，白白地损失。所以，彭老总、滕政委和各级领导都强调要重视加强部队的文化教育。
彭老总强调加强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平江起义后，他担任红五军军长，戎马倥偬，仍然请军党委秘书长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都休息以后、彭老总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他就是以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后有些作战命令、文书都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了。
彭老总带头勤奋学习对部队有很大影响，部队学文化的活动也就逐渐开展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为部队从以游击战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打运动战为主的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