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震惊中外。它创造的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和平解放湖南、酒泉、新疆和云南的榜样，使以上各省市免遭战火破坏。回顾我走上“新生之路”的历程，作为和平解放60周年的纪念。
一、和平的新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军一野发起兰州战役，于26日解放兰州，歼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即国民党陇东兵团。9月，一野沿兰新公路追击西逃之敌，西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张治中将军与陶峙岳将军一贯主张和平。9月初，张治中将军在北平电告陶峙岳和包尔汉要他们迅速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陶峙岳将军即决定以“北平方式”起义。指派其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与中共有关方面具体联系、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等加紧筹划和平谈判，配合新疆和平解放。
9月10日为和平解放奔走的曾震五偕同玉门油矿戈经理从酒泉去乌鲁木齐向陶峙岳汇报酒泉起义准备情况。路过玉门时，曾震五到骆驼兵团找我，对我说：“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仗已打到尽头，再没法打了。陶先生决定照‘北平方式’、‘绥远办法’跟共产党和平谈判。玉门油矿的安全与否是我们跟共产党谈判的主要条件。你团负责玉门油矿内外警卫任务，务必另行严密组织，团结官兵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我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对国民党黑暗统治更加不满，早有弃暗投明之心，所以，我在曾震五去新疆的第二天，就秘密召集骆驼兵团连以上军官开会，我在会上把平时从解放区广播中听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新变化、新局势、新希望进行了宣讲，并指出：“我们一切应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国家要新生、民族要新生，我们呢？走不走新生之路？！”话刚落音，与会军官起义的火焰，就像奔突于地下的溶岩寻找到喷出口一样，众口同声喊出：“走、走新生之路！！”为什么会这样齐心？这是因为骆驼兵团是新成立的部队，军官多是抗战胜利后编余军人，平时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心怀不满。加之骆驼团内没有国民党党部组织，思想比较活跃。他们常利用团内分设在连队的六台美武收发报机，偷听解放区广播，对当前形势有所了解。所以我的话刚落音，就喊出：“走，走新生之路！”与会者一致同意：在团内成立“新生会”，团结官兵起义，确保玉门油矿安全。
解放军9月12日占领武威县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陇南兵团退到张掖。兵团司令员王震率二军翻过祁连雪山，在扁都口全歼国民党15旅。国民党所有残部逃到高台和酒泉时，已溃不成军！内部分崩离析，起义风声四起，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日趋尖锐。此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和120军军长周嘉彬见大势已去，便乘飞机逃往重庆。91军军长黄祖勋逃跑之前，指使部下在酒泉四处放火抢劫后，带少数随从连夜翻越祁连山经青海向云南逃去。
9月16日，曾震五从新疆返回，路经玉门时，又向我询问玉门油矿情况，我告知一切正常。曾当日即前往张掖、兰州，晋见兵团司令员王震和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面交陶峙岳决心起义的亲笔信，彭总首肯。
在和平谈判期间，社会相当混乱，连日来乱糟糟的人群，国民党的残部和军政机关职员家属以及从兰州裹胁而来的商贾富户约万余人，分乘百多辆汽车狼奔豕突、一窝蜂地涌向玉门县城郊，打算逃往新疆。为了防止暴乱，我派骆驼兵团三个连在玉门车站一带设卡，检查过往车辆，阻止溃部西逃，陆续扣留西逃的军、公、商汽车百多辆。起义后我派兵押送这百多辆汽车去酒泉、张掖、武威接运解放军西进。
玉门县是嘉峪关外的第一重镇，战略位置重要，年年都有重兵驻守。为过往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在此设立河西联勤处一九七粮库、军械库、粮物麸料仓库和三三七站。9月中旬国民党县长张联渊、县党部书记长郑延寿等人逃往新疆，使县治处于瘫痪状态。河西起义在即，为了维护治安，我召集玉门县政府秘书刘登玺及县府各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迎接解放军进城事宜。并责成派专人保护档案、粮库、军械库，同时成立支前委员会。为防止散兵游勇抢劫，我派驼兵在各地站岗放哨。玉门县城在起义中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任何抢劫焚烧事件，人民安居乐业、顺利迎接解放军第四师进城。
但在酒泉即将起义的时刻，9月23日，国民党245师师长刘漫天拒绝起义，企图将部队拖到南疆，在逃经玉门时被骆驼兵团堵截下来。9月24日晚，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询问刘漫天是否愿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刘仍不同意，想继续西逃，我见他如此顽固，指着站在刘漫天身旁的245师团长郑广旃说：你的部队我已收容，你一个人能逃吗？郑团长在一旁也劝刘起义。刘漫天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晚12时，在酒泉发出由陶峙岳领衔的起义通电，宣告酒泉和平解放，当天晚上，我领衔国民党陆军独立骆驼兵团全团官兵也在玉门县发出起义通电。这支沙漠部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们在茫茫的人生路上，终于得到了新生，走上了新生之路。通告发出后，我安排完一切起义后的事宜后，于25日晨派专车亲自送刘漫天、郑广旃两人到酒泉参加宴会，二军郭鹏军长讲话、由彭铭鼎主持庆祝和平解放酒泉的宴会。
酒泉和平解放后，国民党7万余起义部队编为8个解放团，分别编入二兵团第三军、第四军和民团直属队。其他起义将校军官编成一个大队，送住兰州学习，另有一部份资遣回乡，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彭总指示：完整保留陆军独立骆驼兵团的建制，于10月开往高台县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骆驼兵团，我任团长。全团官兵喜获和平的新生。
此时，国民党特务不甘心失败，阴谋破坏玉门油矿。起义后的第二天晚上，国民党特务煽动驻安西县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二百多名官兵，反对起义，烧毁安西县城的部分民房后，东窜玉门县昌马堡，密谋循小路偷袭玉门油矿，进行破坏。此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尚未到达玉门，在玉门油矿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我跟解放军秘密派到我团指导起义的军代表赵文星同志（解放军第三军七师组织部长）商定派骆驼兵团骆驼研究室主任吴靖环率驼兵两连连夜追到昌马堡，一举击溃叛兵，从而粉碎了特务炸毁油矿的阴谋，确保了玉门油矿的安全。吴靖环将俘虏的百多人押回玉门，连人连枪通知警卫团团长毛希舆领回安西。
9月27日，解放军第二军第四师进驻玉门县。玉门县人民政府成立。玉门县的历史，在和平解放中翻开了新的一页，玉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和平的发展
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的东、北疆与苏、蒙毗连的边境线上沙漠戈壁绵亘千里，兰新公路和嘉峪关内外，屡遭骑匪袭击，威胁玉门油矿生产，这一带荒漠地区，不仅步兵难以活动，骑兵部队也难以深入，缺水少草之区，只有最能忍饥耐渴的骆驼才能适应这种严酷环境。因此，为了边境地区的安全，为了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西北行营乃向原国防部建议，采用骆驼代替马匹，仿效英、法在非洲建立骆驼战斗部队军制。我奉命在甘肃创办新型沙漠兵种。一九四七年夏在兰州成立“陆军独立骆驼兵团”直属国防部，归西北行营指挥。我任首任团长。同年8月开驻武威组训。此时驻河西走廓的国民党部队都调到陇东跟解放军打仗去了。1948年秋，张治中长官亲自到武威校阅骆驼兵团后，该团于1949年春奉命从武威开到玉门县接收191师关内外防务和玉门油矿内外警卫。
由于骆驼向来只作为运输工具，编成战斗兵团在我国近代军制史上尚属创举。有关驼兵训练、军驼调教、军驼培育和饲养、管理、放牧等驼事，均无陈规可循，事事都要新创。因此该兵团除参照骑兵常制编组外，另设立拥有100多位骑兵、畜牧、兽医、驼中医研究人员的骆驼科学研究室、驼术试验队、蒙民队、放牧队以及牧场等机构，进行骆驼专科研究。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该团在研训的同时担任关内外、玉门油矿内外防务和从酒泉经马鬃山至哈密一带的中蒙边境巡逻任务。按国防部制发的编制比骑兵团大，全团共有官兵3586人，驼马4000余峰（匹），装备各式轻重武器。
骆驼兵团是个具有上述特点的新型兵种，改编后很受各级领导重视。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和兵团司令王震、许光达多次召见谈话。我永远忘不了和彭总的一次长谈。
那是次年2月24日在古城西安彭总家里的一次召见。这天清晨我走进一栋很普通的民房堂屋，彭总微笑相迎上来。我很害怕也有点慌乱。抬眼看时，不胜惊讶！这位气宇轩昂、威震中外的西北解放战争的总司令，还是身穿和士兵一样的灰布面子的棉军服，脚蹬同陕西老乡一样的黑色老土布鞋……衣着竟是这样普通！招呼我坐下喝茶，彭总问：“下头的情况好吗？”我做了详细的汇报，彭总说：“你率部队起义，保护了玉门油矿的安全，很好、很好！”我与彭总和夫人同进早餐后，彭总详细询问了骆驼的性能、驼兵训练情况，说：“驼兵，这是个新型兵种，一定要发展下去。我国沙漠地带好宽啊，你那个团的驼兵和骆驼都少了，还要扩充机构呢，你回去还是当你的团长。莫怕三怕四，听党的话，好好跟同志们学习，带好你的兵，认真研究骆驼，我们对你期望很深哪！”他端起旧洋瓷缸喝了口茶，接着又娓娓而谈：讲社会发展史，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你讲，我也是旧军队过来的，跟你一样是个团长。起义那年是在湖南平江，也正是你这个年纪呢。你我一样，要把一颗心投向人民，全力报效祖国……”同桌吃过午饭后，彭总走进他们卧室，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要我持信回兰州去见一野司令部参谋长阎揆要和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3月，一野司令部指派骆驼兵团骆驼研究室主任吴靖环率兵一排去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购买骆驼，在兰州制作骆驼皮乘鞍500付。并把三军直属骑兵大队编进骆驼兵团。部队的建制日趋完整和规范，战斗力也大大增强。
这支沙漠部队在和平解放中发展了，解放初期，国民党残匪在甘、新边境到处流窜，骆驼兵团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与生活，曾常年出入戈壁沙漠和草原上，执行剿匪肃特的任务。其中在追剿新疆乌斯满匪部时，驼兵战士狂奔急驰，快速前进，穷追猛打，十几天中横越南疆沙漠戈壁千余公里，匪众200多人全部就歼。残匪也经常流窜到玉门、安西、马鬃山地区抢劫人民财产，骆驼兵团政委安骏和我多次率兵深入马鬃山和哈密一带肃清匪患。《解放军画报》登载不少有关骆驼兵团在国境线上巡逻、训练、作战和给放牧的蒙古族群众送粮食、送新鲜蔬菜和生活日用品，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的照片；护送勘察队到柴达木盆地进行勘探。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这支沙漠部队至今仍在边防线上巡逻的情景。例如2006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14套播放的和平年代大漠军驼（骆驼兵部队）蒙古边防某部担任国境巡逻任务时的情景；2008年10月25日《团结日报》报道：记者周宁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公安边防支队采访、拍摄“驼警亮相内蒙”驼兵战士骑着军驼巡逻在巴丹吉林沙漠景区的照片。
这支沙漠部队，在和平解放后成为解放军的建制部队了。
三、和平的报效
我回驼团后，沉浸在彭总接见时所带来的兴奋里，萦回在眼前耳际的亲切谈话中，彭总睿智的目光，动听的乡音……使我对共产党的疑虑，烟消云散了。时刻想着彭总叮嘱“加紧训练驼兵，认真研究骆驼”的教诲。党把我从低洼的沙地领到了新生的坦途，指引我走上新生之路。我不能辜负党的恩情，不能让彭总失望。此时我已安心与战士们一道参加了诉苦教育，接受思想改造；参加剿匪肃特和驼兵训练工作，拿出解放前写的《驼学初编》、《驼术教范》等手稿，修改补充，作为驼兵教材。
1952年春，我正在《驼学初编》的基础上撰写《骆驼学》的时候，调任三军八师副参谋长。我从此不能训练驼兵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我的研究被迫中断。
新生活张开臂膀热情拥抱了我。1960年5月一日，湖南省委统战部安排我到省参事室任职。我的思绪又整日在骆驼科学王国里奔驰了。满怀信心地继续从事骆驼科学的研究，正式向《骆驼学》挺进了。起早贪黑、博览群书、广查文献、整理资料，并通过信件往来，与各省骆驼产区的畜牧兽医工作者和农牧院校的专家教授交换资料和意见。长年累月，日日夜夜趴在桌子上写骆驼。
写着，写着，卡壳了！困难重重。深深感到，足不出长沙，远离牧区，一个搞骆驼科研工作的人，怎能与研究对象——骆驼隔离呢？在“认真研究骆驼，全力报效祖国”的感召下，悟出：我不应“闭门造车”，应该“开门搞骆驼科研”，再到西北去，走与牧民群众和畜牧兽医工作者相结合的道路。多方筹措路费，背起资料包袱上路了。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和甘肃省民勤县，骆驼数量多、品质好。它原是骆驼兵团的主要研究场地，我对产区概况、骆驼的生物性、生产性能和自然资源都较熟悉。旧地重游，遇到不少畜牧兽医老朋友、新相识和牧民、驼中医，有时住在畜牧站，有时住进牧民蒙古包，随驼群行动转移，随事、随时、随地向畜牧兽医工作者和牧民讨教。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利用畜牧兽医站的设备，做了不少项目的短期试验。连续两次深入各省（区）牧区所作的实地调查研究，收获很多，每次都是满载而归、翔实占有资料。我又继续研究和写作了。浩繁的资料和巨大的心血，结晶成一百多万字的初稿。多次改稿，浓缩成60多万字。当我圈点最后一个句号时，已是1965年春天。
书稿送审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八一农学院，1966年7月审校完毕。八一农学院复函认为有出版价值。推荐给北京农业出版社，建议出版。就在这当口，“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的书稿在出版社遗失，只得重写。写、写、写，不停的写，一直写到文革结束。
学术界没有忘记我。1979年5月，宁夏农学院和内蒙古农牧学院要开骆驼课，没有讲稿，来信邀请我去宁夏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畜牧专业《养驼学》教材的编审工作。啊！大西北又在召唤我了。我想借此机会到各省产驼区走走，正在为缺乏科研经费，难以成行发愁时刻，参事室原主任高映民和原人事处处长张尚政同志鼓励我发挥专业知识，为国家作点贡献。他两位多次去省政府申请批发科研经费，才得以成行。
我去宁夏参加这次编审《养骆学》中，与畜牧界专家学者朝夕相处，获益匪浅。还到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产驼区走了一趟，又做了些实地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行程千里，历时5个月，回到家来，对《骆驼学》又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内容更臻完善。参事室将书稿分寄六个出版社，因怕赔本，都不接受，纷纷退稿！这时，我真茫然了。研究中的困难，我不后退，新生路上的坎坷，我未趴下，算是尽心尽力了！而今，二十多年的心血，不能变成铅字，无法报效祖国，我感到了莫名的、无法排遣的苦恼。
“几疑山穷水尽，忽见柳暗花明”。1982年春《骆驼学》书稿，得到二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北京农业大学张仲葛教授和内蒙古畜牧科学院院长涂友仁的赏识，在他们的推荐下，农牧渔业部畜牧总局副局长杨国华过问了。他批交全国骆驼育种委员会列入1982年出版计划。1983年7月，《骆驼学》在内蒙古出版，这个难产的婴儿，终于问世了。此时此刻，我是多么高兴啊！前前后后花了27年的心血，毕竟变成了人民的财富，骆驼终于从沙漠戈壁走进了科学家的殿堂。
同年秋，全国骆驼育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甘肃省敦煌召开，我和老伴欧阳悦祥应邀参加。在敦煌会议上，《骆驼学》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众口交赞：这是我国第一部骆驼学著作，它填补了骆驼科学的空白，有较高的学求实用价值。会议决定以大会名义将《骆驼学》一书作为礼品赠给甘肃主要骆驼产区——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牧民。该县闻讯，组织牧民穿上节日盛装，骑着三百来峰骆驼，郊迎三十里。我在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声中，双手捧着用红绸包扎着的《骆驼学》一书送到牧民手里。牧民们一齐跳下骆驼，高兴地跳起蒙古舞，二十来个蒙古姑娘频频向我和同行的百多位来自全国各驼区的代表，唱敬酒歌、献哈达、照相。我旧地重游，置身于这个欢乐的海洋，抚今思昔，竟激动得流下了欢乐的眼泪。
《骆驼学》虽然系统全面阐述了骆驼饲养、管理、繁殖……等等内容，但对我国骆驼资源的论述，限于条件，语焉不详。而且均属文字叙述，形象化的图片较少。我不应满足微小的“报效”歇脚，而应遵照彭总“认真研究骆驼，全力报效祖国”的教诲，弥补《骆驼学》的不足，再去西北和华北各省驼区实地调查研究，编写一部《中国骆驼资源图志》，提供畜牧技术人员和牧民了解我国各省（区）骆驼资源，提供骆驼改良的科学依据，提供政府制定畜牧布局方案和确定发展方向，为发展社会主义畜牧经济建设服务。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各级党组领导反映，得到原省政府副省长周政、原省统战部副部长吴立明、原省科委主任佟英和参事室各届领导和干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每次批给科研经费，得以于83年、85年、88年先后三次深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骆驼产区实地调查研究，将所得的大量翔实的资料，加以归纳整理，总结提高，前前后后花了13年功夫，于1996年写成《中国骆驼资源图志》一书，送请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审校。又凑巧得很，正在这时市场经济兴起，讲求经济效益，个人印书的出版费用由个人负担，湖南科技出版社来信要作者缴纳出版费6万元，我无力支付，书稿搁置不能付梓！幸蒙参事室原主任周大胜、副主任陈伏球同志关注，支持出版。多次向各方寻求赞助，向省政府请准拔付出版的全部经费，拙著才得以于2002年3月出版问世。发行后，反映较好，2002年6月19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储波（原湖南省省长）来信祝贺，并转自治区有关部门研究。2005年，内蒙古农牧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提出《优秀图书评奖推荐意见》，经第十届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评审，《中国骆驼资源图志》作者贺新民，荣获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骆驼资源图志》被迅速介绍到英国。英国学者梅森博士（l•s Manson）来信说：他要把《中国骆驼资源图志》分送英国图书馆收藏。该书有关章节将译成英文，收进梅森博士编写的《驯养动物的进化》（《E、Volution of Domestlcatcd Animals》）一书出版。参事室办公室寄了三本书给梅森博士。
和平解放，迎来了春天，我得到了新生。走上了新生之路，认真研究骆驼之路。我还要在路上继续跋涉，永远进取，“全力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