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虎，在仓促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消极避战，一味逃跑。结果，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险遭覆灭。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
人们常说：“青年人喜欢憧憬未来，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然而，每当我想起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师长、挚友和亲人，就感到心里难过！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党再次犯“左”倾错误，我这个幸存者也被审受害，更是痛定思痛。后来，刘伯承元帅在北京一所医院里得知我的遭遇后，愤怒地说：“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笔帐，怎么能算在受害者韩伟同志身上！”最近，全军党史征集委员会和军内外专门研究我军历史的同志们到家里来，再三要我把因为“左”倾错误致使红34师大部壮烈牺牲的情况写一写，以飨读者。为了不负众望，我以我血写我心，记下了这段令人痛心的回忆。这篇革命回忆录，除了寄托我对先烈们的深深怀念和哀思外，也希望对我们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啊！
（一）
我所在的红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由闽西子弟组建和改编的。1929年1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规定这次行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展地方武装，猛烈扩大红军。红四军指派许多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如谭震林、罗瑞卿、肖劲光、胡少海等同志参加做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不到半年时间，江西、福建苏区就发展了群众武装百万多人，仅闽西地区的群众武装，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十万多人。参加长征的红34师，是由闽西红军独立第7、第8师逐步改编的，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当时，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兼任师长，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兼任师政治委员，袁良惠任师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师辖三个团：第100团，由原独立第8师师长韩伟改任团长，原独立第7师政治委员范世英改任团政治委员；第101团，由原独立第七师师长陈树湘改任团长；第102团，由吕官印任团长。红34师成立后，活动于闽西连城、清流、归化、建宁、泰宁、将乐地区。
1933年7月，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任政治委员的红军东方军组成后，红34师奉中革军委命令，归彭、滕指挥。同年秋，彭德怀司令员、滕代远政治委员率领东方军北上就敌，红34师遂改归以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的红7军团指挥。此时，原师长、师政治委员他调，由鼓绍辉接任师长，程翠林接任政治委员，原政治都主任朱良才负伤，其职由刘英接任，其他师、团干部无变化。
1934年夏，红7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江西后，中革军委又将红34师转归以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红五军团建制。同时，对师、团干部进行了调整：由第101团团长陈树湘升任师长，程翠林仍为政治委员，王光道接任参谋长，张凯接任政治部主任；我仍任第100团团长，张力雄接任政治委员（不久由侯中辉继任）；杨××接任第101团团长，该团在梅口作战中未打好，杨被撤职，由严凤才代理团长，我团原政治委员范世英调该团任政治委员；第102团，原团长吕官印牺牲，由梅林接任团长，张力雄仍任政治委员。全师的营、连干部，除少数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多数均系福建籍。每个团约一千六、七百人。
红34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比较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打了一年多的阵地防御战。尽管部队隶属关系几经更换，但部队始终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苏联军事顾问）等人继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开始时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致使红军屡战屡败。红34师和其他部队一样，在苏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受到相当损失。当时，朱德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但指挥全军的实权却操纵在博古、李德之手。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因反对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撤销职务，降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为了挽救苏区和红军的危亡，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谋略，提出：应立即以红军主力向湘中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借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是一个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博古、李德等人却拒不采纳，导致中央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10月初，顾祝同指挥的北路军和蒋鼎文指挥的东路军纠集起来，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等地进攻；陈济棠指挥的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敌人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地区后，进而夺取宁都、于都、瑞金，实现蒋介石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红军之目的。这个时候，“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军事保守主义转变为逃跑主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并于10月中旬率领中央、军委直属队和红一、红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二）
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者荫蔽战略意图，既不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又不作长途行军所必需的准备。后来听说甚至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把这个关系到苏区几百万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当成儿戏。中央、军委对战略转移秘而不宣，军团、师部自然不会有什么部署。部队向何处去？当前和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团的干部都蒙在鼓里。
记得长征前的两三天，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在兴国他的住处召见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闻名中外的军事家，我十分激动！刘伯承同志亲切地问我：住过红军学校没有？是什么地方人？参加过哪些战斗？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听说我在叶挺独立团当过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安源暴动、秋收起义等，非常高兴。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来，他很敬佩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战略。当时，我作为一个团的干部，对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以至排斥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并不直接了解，但对“全线出击”的口号和“死打硬拼”、“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战方法感到总是有问题。于是，我向他和盘托出地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刘伯承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并没有流露任何不满情绪。当我询问：部队是不是要有大的战略行动？向什么方向行动？他都回避这些问题，但教导我说：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刘伯承同志带头遵守纪律，使我深受教育，我后悔有些话不该说了。
我们红34师是10月中旬从江西兴国出发的。“红星纵队”（即当时党中央和军委直属队的代号）和兄弟部队先走，我师跟在后面。那时，有人说是去打赣州。可是，当大家知道“红星纵队”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纸张和兵工机器等东西都带上了，就有些疑惑不解。部队中议论：既然是去打赣州，为什么像大搬家似的，把“坛坛罐罐”也带上？记得我们团经过于都城南时，路旁边堆放着很多裁好未缝制的上衣和裤子的布料，上级规定，要我们每人自取两件带走，说是先过去的部队都是这样。拥挤在沿途村庄、路口的苏区人民群众，看到红军“搬家”，许多人脸上挂着愁容，甚至有的流着眼泪。不少老俵紧紧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深情又似哀求地说：“你们一定要回来啊！”我们许多干部、战士也不停地擦泪水。那种难分难舍的军民离别之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撤离苏区啊！
不久，红军全部由于都南渡贡水。10月21日晚，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命令。全军分四路：以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治委员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以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治委员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以周昆军团长，黄苏政治委员率领的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以罗炳辉军团长、蔡树蕃政治委员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左翼；以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以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率领的我红五军团殿后。这种甬道式的、大搬家的行军队形，正如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中指出的那样：“中央纵队走在一、三军团中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
开始长征的半个多月，敌情不很严重，前进比较顺利，每天行程五、六十里。我们部队还分别在小岔、新城等地各休息了一天。10月下旬，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洮江）。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西进的企图尚未判明，处在举棋不定之中。为了对付红军的行动，他还在一面令其嫡系“中央军”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步伐，一面令陈济棠、何键两部火速出兵，在汝城、仁化、乐昌、宜章等地组织两道防线，阻止我军西进。陈济棠则怕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对蒋阳奉阴违，将所部主力撤至大余、南雄、新田、安远等地防守；何键部则正分散继续“清剿”我湘赣、湘鄂赣苏区，他在湘中、湘南仅留有一个多师的兵力防守，势孤力单。这时，如果博古、李德等人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指挥中央红军乘隙挺进湘中，调动敌人，仍可改变敌我态势，使红军转危为安。但是，他们没有胆略举行战略反攻，只知道消极避战，一味而逃，使红军又一次失去了变被动为主动的良机。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判明了我军西进的企图，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专事“追剿”；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以有力部队进至粤、湘、桂三省边界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白崇禧部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很明显，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此时，追击堵截我军的兵力虽达25个师共40余万人，但其内部派系矛盾很大，指挥不统一，协同作战有困难。我军如能抓住当时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追剿”敌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机，打几个胜仗，歼敌一路或一部，战局就会出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味避战，只想夺路西逃，使我军再次失去了湘南歼灭敌人的战机，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我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部队进入广东、湖南境地后，情况就更加紧张了。“追剿”之敌“中央军”周浑元、薛岳两部紧紧地咬住我们的屁股。我们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夜间行军、白天打仗。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时走十几里路，可是天一亮，吃饱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了上来。于是，我们左边打，右边也打，被动得很。记得大约是11月18、19日，粤敌一个独立师和李韫珩五路军一部，跟着我们屁股追了上来，情况很严重。
为了阻击该敌，掩护主力红军继续西进，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亲自指挥我红34师和红17、红18师，在渡头、土地圩地域，激战两天两夜。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予以大量杀伤，沉重的打击了“追敌”的气焰。在我红五军团与尾追之敌顽强作战的时候，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部乘隙夺占了遭县、江华两县城。接着，我军胜利地渡过了潇水。这一胜利，指战员根兴奋，把连续一个多月来行军作战的疲劳忘得一干二净。
（三）
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红4师在该地域拒阻追敌之任务，突然师部来了通知，要我和政委侯中辉立即去军团受领任务。军团部住在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我俩一路小跑，到了蒋家岭，只见刘伯承参谋长和董振堂军团长大步迎了上来。不一会，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也赶来了。这是军团首长单独召见我们布置任务。董军团长首先说：现在，蒋介石调集的40万“追剿”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日益严重。朱总司令命令全军组成四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他还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
接着，刘参谋长介绍了具体敌情：何键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尾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军向东安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34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最后，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军团的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
“请军团首长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师长、政委、老侯和我，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宣誓。
离别刘参谋长、董军团长的时候，两位首长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咛：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那种师长爱、阶级情，不仅当时催人泪下，而且至今记忆犹新。万万没有想到，那次分别竟成了我们和董军团长的永别。董振堂同志是河北新河县人，北伐战争中就当师长，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长征到达甘肃后，他率部西渡黄河，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县与敌作战中以身殉职，时年42岁。几十年来，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这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深受干部、战士爱戴的红军优秀的领导人。
回来的路上，陈师长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一边走一边布置说：由老韩率本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6师在红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之任务；我带师部和101团居中，程政委带102团跟进，在掩护红八军团通过泡江、苏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意见，就分头行动。战争年代，领导同志讲话，都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时间很短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解决了。
任务明确后，我和侯政委商定：我率领1营在前，他指挥2、3营和团直跟进，立即出发。部队虽连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但指战员情绪高昂。互相帮助，几十里急行军，很少有掉队的。当我带领1营进至猫儿园地域时，桂敌3个师大部已先我通过红树脚地区，切断了我之通路，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板桥铺、新圩西进。
原来，在我团向灌阳急进的头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2、红4师各一部，已顺利抢先通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全军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里，由于山区道路狭窄，辎重过多，八万余人马沿山中羊肠小道而行，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非常疲劳。那时红八军团一度走错了方向，大部队又要等他们。这样，本来一天一夜急行军即可赶到湘江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而敌人呢，走的是大道，有的乘坐汽车，从四面八方逼近湘江，形势越来越严重。
11月28日，敌“追剿”军第一路向我先头部队红2师之觉山铺地区发动进攻。桂敌主力则沿板桥铺、新圩向前推进。同时，敌人还出动大批飞机，滥施轰炸，封锁湘江。30日，装备精良、五倍于我之敌军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全州和兴安之敌沿公路对进，企图夺回渡河点，截断红军前进道路；敌第二路军进至黄沙河地区策应；敌第三路军由道县进占文市，突击我红34师；桂敌则向我左翼实施猛烈突击；敌第四、第五路军正向文市前进。情况万分危急。
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我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追击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4个师。该敌曾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吃过我们的苦头，现在，他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报复”，气焰嚣张至极。该敌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我全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的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傍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1、2营部队，提出了“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有位福建籍的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然继续指挥战斗。阵地上空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烂，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杆。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在第101、第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重伤不叫喊，轻伤不下火线，顶住了数倍于我的疯狂的敌人。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由于我师全体指战员苦战血战，迟滞了厨浑元部的进攻时间，掩护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了湘江。
然而，不幸的是，乘车而至的敌湘军和桂军切断了我之去路，炸毁了渡江的浮桥，红34师及红6师一个团被隔在湘江之东，并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三路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部队走投无路，被迫东返，在龙山、新圩等地，又与敌人激战，再次遭到伤亡，最后退入雾源山区。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落空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要杀我片甲不留。
在形势万分紧迫的情况下，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紧急会议，作出两条决定，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出去，到湘南打游击；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我红34师准备突围的时候，桂敌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我全体指战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慨，集中兵力顽强地反击。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又摸不清我们底细，急忙收兵回营。这次胜利，鼓舞了同志们的信心。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处在白崇禧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人民群众支援。于是，我向师长提出：“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突围”。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我指挥本团余部掩护，他和参谋长率领师直和101、102团共三百多人突围，重返井冈山。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由于部队三、四天没有吃一顿热饭，肚子饿，身上冷，腿上像灌了铅；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艰难。但是，为了生存，为了不当俘虏，指战员忘记了极度的疲劳、饥饿和病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特别感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我们刚刚通过敌人据点猫儿园，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被敌人的警戒部队发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向陈师长表达了本团三十多人的共同决心：“我们掩护，你们赶快走。”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垮了。然而，我们又受到了新的伤亡，还剩下十来个人，并且又和师的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种子，我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后来得知，陈师长率领红34师余部在湖南江永县牯子江遭敌袭击，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一百多人，也终因敌人重围，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光荣献身。
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得到资助去找党、找主力部队，我历尽艰险和辛酸，回到原籍武汉。谁知刚从狼窝，又入虎口。由于原在安源煤矿一起搞罢工斗争的叛徒张联华出卖，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了汉口陆军监狱，判了10年有期徒刑。“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我这个“政治犯”被释放了。从此，我又获得了新生，回到了党的怀抱，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