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湘鄂川黔边

　　会师后，我们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师的时候，二军团有四千多人，六军团有三千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八千子弟。虽然子弹不多，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同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周小康、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肃反扩大化，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据地。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二百里，人口只10万以上，人少粮缺，这对二、六军团会师之后作更大发展的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怎样找到更好的发展前程呢？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流，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这些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贵州军阀赶出来的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钧等部的四千多人，他们都是寄食于陈渠珍，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

　　1934年10月28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军阀陈渠珍，他害怕我军返回湘西，赶忙派出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先经湖北省西南角咸丰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开敌人，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整个情况。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省军阀徐源泉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子弟，但均为严酷战争铸冶的觉悟战士，加之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同时还可得到群众支援，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消灭这股敌人。只有消灭了这股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这就更坚定了我们歼灭陈渠珍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为迷敌诱敌，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过永顺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虑其先头退而固守，我故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处为4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装入大量敌军。谷地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于是，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贺、任、关率二军团部和4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把17师（两个团）放在杉木村东山，把18军（一个团）放在北山。11月16日下午4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十多里，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5里地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我六军团第51团和二军团第18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18团从右侧攻击，51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枪二千支，打垮了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空虚，敌人战斗力不强，弱的好吃。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地形选得好，我们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两个军团团结一致，沉着勇猛，动作迅速。当夜间攻击杨其昌的时候，18团和51团并肩攻击，都打得好，发扬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也争取了战争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后，我们留下一些部队，在那里做地方工作，开始建立省级机构，展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进攻大庸，歼灭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了大庸城。稍加休整，主力向南打沅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东，在桃源、浯溪河一带给罗启疆的独立第34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占领桃源，迫近常德。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打开这个局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把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旅打垮了，逼近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鼓舞了革命群众。第二、部分的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我们，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急令在湘南拦截红军的敌19师、62师和16师兼程北进。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也改变了蒋介石要他去四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行动，调了三个主力师分别布置在鄂西施南一带和湘西的津澧地区。蒋介石也速令在江西的26师增援常德，并以4个师的兵力转到湘黔边境。当时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转入贵州，国民党第62师、16师追至通道西40里之新厂，因我们打到桃源，这两个师就改向北调，向我进攻，这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有力的策应。

　　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胜利进行反“围剿”

　　1935年初，敌人派兵6个纵队，向我们建立不到3个月的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了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我根据地与外地贸易，禁药、禁盐、禁布匹。

　　面对敌人的“围剿”，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积极地反“围剿”准备工作，制定了作战方案。这时，党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克服了当时党内极为严重也是主要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后，于2月1日给我二、六军团来电，要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这个提法和过去提法大不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我们就在部队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学习讨论，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自觉地抛弃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军事原则，认识到敌人的“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斗争的规律，理解到遵义会议是对过去军事路线的否定（当时还没有“左”倾路线的提法）。还在两军会师之初，我们打仗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在有利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取得进军湘西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就越来越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不放过有利时机坚决地消灭敌人，才能提高士气和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才能争取休息，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利用湖南的何键和湖北的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统一，指挥不统一的矛盾，首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向来的敌人。

　　3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我向前迎击，消灭了敌一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我们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不再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如果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一天多路，到了桑植县陈家河，发现离我们15里的地方有敌58师陈耀汉部来堵截，大约有两、三个团。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前占领了阵地，认为地形对我有利，恰巧敌人向我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我们抓住时机，转为战术反击，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一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进一步把情况摸清楚了。陈耀汉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可能会从塔卧向桃子溪方向来。于是，我们决定向桃子溪方向前进，打遭遇战。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个团先走，走了60里，下午4点了，离桃子溪还有10里路时，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判定一定有部队过去。于是我们继续向桃子溪前进。路上遇见一个老乡，说桃子溪刚才到了敌人，后面还在继续来。这样，我们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是58师的另一个旅加师部。因为他们刚到，马上打，就带着突然袭击性质。在离桃子溪8里的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被冲垮了。敌人退到后山，我军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8、9点钟，战斗才结束。给陈耀汉的师部和一个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我以三个不大充实的团，打敌两个正规团及师直属队）。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大家很高兴。由于敌58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从而为巩固根据地，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个团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43师、48师和谢彬的85师都来了。湖南方面，敌人虽然不那么积极，但数量大，3个正规师（1师6个团）加7、8个保安团。我们就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东南对湖南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到8月初，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48师一部分，俘虏该师师长张振汉；八月初又在板栗园战斗中，一举消灭了85师，击毙了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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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红18师，地方武装及军队后方工作。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青年、妇女及农村各种群众工作。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又得到大量的兵员、武器和物资的补充，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但二、六军团由于受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的影响，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所以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中，更加发扬了。后来我们到华北、华东，还是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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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30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19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16师、19师全部及63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18师之53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60里之札佐镇，歼守敌2个营，约1000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13师追来，占了大定。我17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10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7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20天，补充新兵5000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4个纵队，共7个师1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遂于2月下旬，我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10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90个团，只剩下50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任、关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60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16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10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阡以西地区，突破敌23师守备的40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象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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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二方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是逐渐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经历了创造和坚持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也完成了自己的长征，并积极进行抗日准备，实行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斗争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段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两军会合时，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所以，对过去那套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两千年前就反对过所谓的“毋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会师的时候，由于以前吃了大亏（丢了苏区及搬家），当时还不懂得从理论上来批判它，但却知道那种打法和做法是不行了。所以决心大踏步地前进——去湘西，找弱敌打，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行动合乎实际，合乎我军的传统战法，也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在两三个月内，奠定了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大转变有伟大意义。遵义会议不久，中央军委于2月1日及时的指示湘鄂川黔省委、军委分会，认为反“围剿”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从此，我们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战略方针的转变，改变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那种呆滞的战法。在强大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有时以外线作战为主要手段，集中兵力，突出敌后；诱敌出堡，聚而歼之；或围城打援、预期遭遇、择险伏击，大量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有时曲线行军，声东击西，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的要害，使敌人摸不着头脑，造成其仓惶的调动，使我摆脱强大敌人。因此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内的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取得了一举歼敌一个师的大胜利，而后取得了忠堡、板栗园大捷，终于粉碎了敌人以堡垒主义为主的大规模的进攻。在长征开始时，张国焘曾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我们与有堡垒地带的130个团的强大敌人周旋，这种方针必然导致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坚持了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决定北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张国焘拒不执行。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还企图控制二方面军，与党中央对抗。这时，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从而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指导（遵义会议就起到了这个作用）。正确路线一旦产生，必须自觉地、不失时机地实施战略转变，才能使革命沿着正确轨道走向胜利。

　　第二、加强革命团结。二、六军团会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师。会师后之所以能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其重要条件是坚强的团结、密切的合作。从黔东会师起，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3同志为首的两军领导同志，就把团结看做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如一双碧玉，合而闪烁。这种团结，首先是建立在两军团领导同志对形势任务认识一致基础上的。当时我们面临着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大任务，大家一致认识到，只有同心同德，亲密合作才利于完成这一重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革命目标，把两军团指战员紧紧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领导的团结，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互相交流干部、交流武器弹药、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因此，从会师到长征胜利，都没有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即使在张国焘继续搞阴谋的日子里，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依然进行了有力的抵制，维护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红军内部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是二、六军团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实践中的体会。

　　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从会师以后，在任弼时同志为首的省委及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领导下，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视政治工作。两个军团一会师，就展开了反对夏曦同志的肃反扩大化和一度削弱党的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的错误。在二军团内进一步恢复和健全了党、团组织，健全了政治机关，调配了政治干部。为了加强二军团政治工作，六军团的政治部、保卫局都归属于二军团，另外还调出一大批政工干部，如袁任远、张平化、余秋里等同志到二军团做政治工作。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两军团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还经常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主要在长征中）教育，在两军团上下之间不断进行团结教育，保证了官兵一致，亲密团结。战斗中、行军中还进行了改造俘虏、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有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没有压倒我们，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没有分裂我们，主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群众性、战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

　　第四、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在红军创建的初期，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就领导我们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军队和人民军队的政治界限。从二、六军团会师到长征胜利，我们始终保持了这一光荣传统，不论战斗多紧张，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利用军事占领展开的大好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并依托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休整和壮大自己的队伍。长征中，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并播下了革命火种。在频繁的战斗中，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积极配合部队作战，特别要提到的是青壮年的踊跃参军，使我军在战斗频繁和紧张行军中减员很大的情况下，获得不断地补充。总之，没有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要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红二、六军团取得的这些成绩和经验，给我二方面军后来改编成一二○师，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进行伟大的民族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武器，并载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史册。今天，在新的长征中。也应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