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7月，湘鄂赣边区红军在萧克将军的指挥下，突然集中于湘赣边的武功山脉地区，向湘粤边区方向前进。当时何键的四路军总部（即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西路军总部）并不明了红军的企图，估计他们可能是为了集中突击某一点而集结部队，因此只令各部队加强封锁线，严阵以待。八月初，红军在湘南的汝城，同当地恶霸头子胡凤璋的部队发生战斗后，继续西进，宜（章）、郴（县）地区告急。四路军总部当即令第62师、第16师、第63师各部迅速向郴、桂（阳）方面集中，以观动静。这时，萧部红军由湘粤边境经宜章、嘉禾、新田、永明地区向广西的全县方向前进。蒋介石电令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部队从事堵击。但各方面仍不知红军这一行动的企图，估计可能要在湘粤桂三省边区发动大规模“流窜”，以便牵制三省的兵力，使对赣闽边红军主力的决战有利，或在不利时便于突围，以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各省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忙于堵截红军，使不致威胁自己省区的腹地。因此，虽然互相联系，并不合作。
当湘南永明、道县地区发现情况时，我奉命率领在邵阳集中的第19师的部队，经永明县向宁远、道县方向前进。当到达永明时，知道红军已进入广西全县附近，继续向西。我们判断红军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的可能，因此改道经零陵的铲子坪向东安前进。这时知道桂系的部队已向全县、龙胜方面前进，阻止红军向南进入广西腹地，但彼此联系不上。
四路军总部为了保证湖南境内的“安全”，除令警备长沙的独立32旅（以下简称独立旅）车运武冈协同地方团队防守外，令19师急速由黄沙河经东安、新宁星夜向武冈前进，大约在8月中旬，两部在武冈会合。这时红军已经由龙胜入湘，到达绥宁境内，该县保安队（约一个营）已退到长铺子附近待援。第19师迅速向长铺子，并跟踪红军的进出路向金屋塘、瓦屋塘之线前进。独立旅则在第19师后尾跟进。因为这个旅虽然成立已有两年，训练和装备都比较好，但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连长途行军也还是第一次，所以不敢放手使用，只能把它作为预备队。当第19师到达瓦屋塘时，才发现红军主力已转向通道县。除派地方团队在红军后尾名为追击，实际是监视“送行”外，第19师和独立旅即向靖县推进，目的在压迫红军离开湖南省境。
大约在中秋节的前四天到达靖县和通道附近时，接到总部电令，知道广西已派廖磊率领桂军四个团向湘、桂、黔边境堵截红军，指定湘军各部队归廖磊统一指挥，协同“围剿”南“窜”的红军。湘、桂两省的军队，从北伐以来，经过“东征”、“西征”及蒋桂战争以后，各因利害分岐，不无隔阂；同时桂军将领素来自命不凡，认为他们的部队能征惯战，战斗力比别人强，看不起别人；又在蒋桂矛盾之间，湘、桂军曾有几次互相攻讨，彼此已有成见。这时虽是共同对付红军，但各省都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在行动上并不十分协调，联络也不确实，就不免闹出笑话。记得在中秋节的前后，第19师在通道附近继续追击红军时，在离通道不远的一个地方（地名记不起了），我师先头连突然发现情况，因双方都在急进，来不及考虑，便横冲直撞地打起来。等到我们检视对方死者的符号，才发觉是友军，可是已经互有伤亡，演出了一场哭笑不得的丑剧。从这次误会中，我们对桂军能征善战的谜也打破了，他们只是一支有名无实的部队。当我见到廖磊（廖磊早年在湖南第一师当团长时，我当过他的营长）时，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第七军的老兵已经复员了，现在大部分是新兵，只有班长、副班长和部分上等兵是老兵，部队训练还不久，因情况紧急，只好临时凑合使用。
湘桂军会师后，红军已进入贵州，到黎平附近去了。我们虽然仍不了解红军的目的何在，但各有各的想法：广西方面是要把红军送远一点，免得威胁广西；我们则要阻止这部分红军到湘西去与红二军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番号）会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我们和广西的想法不同，但把这部分红军送得离湘桂两省远一点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我当时同廖磊商定：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以便超越到红军进路的前面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北进，并压迫其远离湘黔边境地区；桂军则由贵州黎平跟踪在红军的后尾追击，压迫红军向剑河、镇远方向北进，使不致向南转趋广西；同时电请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派兵到黄平、凯里一带协同“围剿”，并请随时告知部队到达位置，以便联络协同。这样，我们企图从三方面包围红军。
当部队进入贵州后，到处山高路险，行军、宿营、补给都非常困难。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主要是因为地势险要，大部队施展不开。而我们那时有五个团的兵力，在行动上很迟滞，因此也组织了两个轻装的追击队，进行远距离的搜索。当我部到达镇远时，红军已绕过镇远，向余庆、石阡方面去了。桂军此时也到了镇远附近，主要是解决补给问题。到此时止，我们原来的计划已完全落空，湘桂两军都没有同红军见到面。至于贵州部队，我们按王家烈电报指定的位置去联络，但一直没有联络上。据联络人员的报告，说黔军根本没有派出部队。后来才知道贵州的军队是集结在贵阳附近的龙里、贵定一带，以保卫省会安全为主要目的。
我同廖磊在镇远见面后，判断当面红军有与湘西红军会合的企图，初步决定：湘桂两军应以镇远、石阡之线为基地，阻止其向东与湘西红军（红二军团）会合，并尽量将其向西压追，以迫使贵州部队出来堵截，然后压迫红军于乌江江畔强行决战。于是，桂军以镇远为中心，向北延伸到羊场附近；湘军以石阡为中心，左接羊场，右翼向北延绅至大坝附近，构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封锁线，然后派出小部队向西搜索。
彼时红六军团（当时并不知此番号）经过长途的急行军，部队已很疲乏，沿途掉队的战士不少，需要作短时的休整，因此在石阡、镇远以西的山地中停止未动。这一带山高路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有许多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谁想消灭谁都不可能。同时，我们虽然补给比较方便，但在长途行军之后，也相当困乏，必须加以整补。最困难的还是这个地区军民关系太坏。因为当时黔军军纪之坏，在反动军队中要算最突出，官兵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烟枪到处抽鸦片，一支大枪到处抢掠，真正是“军行之至，鸡犬不留”。所以当地人民，只要看见军队，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避难去了。我们每到一地，都是人烟绝迹，必须由当地政府派人到各处把地保人员找回，才能办理补给。地保人员，又要从中敲诈，大事贪污，人民畏之如虎，被迫送来的柴米菜蔬，也不敢收钱，丢下就跑。部队所花的钱悉被这些人中饱，结果还是得不到够量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自然困难很多。后来，我们也仿效红军的办法，在先头部队的前方，组织一支小的宣传队伍，向地方说明来意，并用现洋直接向人民购买东西，不经过地保人员转手，以便收买人心。但因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就不好，而黔军的坏影响更深，尽管我们作了这些工作，也不能使人民的态度和看法转变过来。因此，部队行动大受影响，不得不在石阡、镇远之线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防守，封锁红军，不使向东发展，防止红二、六军团会师。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便于集结主力，应付两面红军的夹击；又可确保主动地位，便于派遣小部队，搜索敌情、地形，避免在行进中遭受突然的袭击。
我们在石阡、镇远之线，相持了约七、八天。红军有几次在夜间试图突过封锁线，都被我们阻止折回。后来在9月底的一个晚上，红军乘雨夜阴暗，并得到当地一个老猎人作向导，由石阡以南约40里处（地名记不起了）的独立旅正面，沿着一条不通人迹的驺沟安全溜出了封锁线。我们在第二天拂晓发现有掉队的红军战士时，才知道红军主力已经过去，离封锁线起码已有二三十里之远。当时除派队跟踪搜索外，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只好在失望之下开始集结。
红六军团既已突围向湘西会师，桂军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开回广西，要我直接向四路军总部请示我部今后的行动。王家烈则一再电约我们要在石阡集会，商讨今后湘黔两省如何联合对付红军的问题。廖磊也只好暂时留下。等到第三天，王家烈才从余庆来到石阡。经三方面初步交换意见，我们知道黔军内部复杂，王家烈本人也不能统一指挥，即使作出决定，仍是空谈，反正他说的不能算数。大家敷衍了两天，并无结果。我们就决定于次日各取捷径回防。王家烈因地方善后尚待处理，决定在石阡再留几天。
二
当我们在石阡和王家烈、廖磊会谈结束，决定在第二天即开始回防的时候，当天夜间，忽接何键的特急电，命令第四路军入黔部队星夜兼程回省，并指示：独立32旅到达沅陵后，即车运长沙担任警备省垣；芷江区团队在洪江集中；19师全部迅速开到祁阳、零陵地区集中待命。何在电令中并未说明原因，我们考虑一定是出了重大问题。由石阡到祁阳，通常最快也得半月时间，但格于命令，我们只好尽速前进。待赶到芷江，知道闽赣边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集中，准备突围北上抗日。我们才想到前次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原来是替中央红军当先遣队，来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大约在1934年10月下旬，我个人先行到邵阳参加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时进一步知道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已向湘粤边方向前进。为了不使红军扩大在湘境的活动范围，我们决定利用湘江主流为障碍，在耒阳、永兴间及衡阳、祁阳、零陵间构成几道防卫线。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以第15师在耒阳、永兴之间，第62师和第63师在衡阳、祁阳、零陵之间筑成碉堡线，沿河固守，所有当地团队，交各师就近指挥参加防守；第19师和第16师到零陵集中待命。时西路军总部已奉令改为“追剿”总部，率第19师之112团进驻衡阳指挥作战。
由于几年来红军在江西五次“围剿”中，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疲惫不堪，被歼何止三数十万，尤其象董振堂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事实，对国民党军心震动很大。所以当时湘粤桂三省的地方部队，谁也不敢迎头堵击红军。湖南因有长沙失守的教训，当局更是极度紧张，人心异常浮动。这时，在湖南境内，已有许多国民党军在江西的整补部队及补给机关，利用水陆交通向衡阳、邵阳、芷江方面转移。这些部队过去在江西“围剿”中执行碉堡政策，即所谓“乌龟”战术，战斗时部队交互前进，不敢脱离乌龟壳稍远，十天半月才有一次行军，距离也不到四、五十里，构筑工事的能力是加强了，可是行军能力非常薄弱，经过几天的急行军，落伍及逃亡的已经不少。有的通过衡（阳）、邵（阳）时，所余不到半数，且已疲惫不堪，大部分的枪枝，都是雇人挑着走，可雌说是毫无战斗能力。
湖南军队那时大都没有固定的防地。行军时间比较多，因此，在急行军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员额，同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给都比较方便。尽管如此，但看到蒋介石的中央军那种情况，我们对于截击红军谁也没有信心。湖南当局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本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士气既不高，行动上自然不免消极。当我率领第19师到达零陵时，红军主力已通过广西全县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设防的各部队，也刚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浑元所指挥的几个“追剿”纵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们集中的地点——零陵和广西的全县，在红军后尾紧迫。湖南方面松了一口气，就开始让各师分别在衡阳、郴县、邵阳一带集中，稍事休整。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帮助汝城、宜章、临武、道县、永明一带的地方团队，对红军经过的地区作所谓“清扫战场”的工作，收集红军和国民党军的伤病落伍员兵，分别遣送收容。四路军总部认为红军已入黔境，并已有中央大军跟踪“追剿”，湖南省内的追堵任务已告一段落。但在湘鄂赣边、湘赣边、湘粤边及湘鄂川黔边境地区，遗留的红军部队甚多，应该继续“清剿”，因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解除“追剿”任务，以便从事湖南省内的“清剿”工作。蒋的指示是：已由陈诚组织宜昌行辕，统一指挥湘鄂川黔各省部队及一部分中央部队对湘西红军（此时红二、六军团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进行“围剿”，并指定第四路军所部归陈诚指挥，执行对湘西红军的“围剿”任务。
三
1934年11月，陈诚开始对活动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红二方面军进行“围剿”。他令第四路军所属各部队及地方团队，担任从南正面沿澧水流域对以桑植一带为中心的红二方面军的“围剿”任务。其防线从东面的澧县起，经石门、慈利、大庸、永顺、保靖以至龙山。除右翼利用澧水下游为障碍外，并于石门、慈利、大庸、后坪、鸡公垭、石堤溪、永顺、龙山之线，构成碉堡封锁线，从事固守。同时指定总指挥部推进到常德城，即时开始部署。总部当时指定入湘之川黔部队郭汝栋、徐源泉等部担任澧县、石门、慈利至溪口之线的守备（1935年夏，郭徐等部他调，该线曾由“中央”部队樊崧甫师守备了一个时期，尔后则由各该县保安部队担任守备）；第19师附63师之189旅及常桃地区团队，担任联系溪口经大庸、鸡公垭、石堤溪到永顺（不含）之线，师部在石堤溪；第16师右翼联系第19师担任永顺以北之线的守备；第62师联系16师担任永顺西北地区的守备，后期且以一部进驻龙山、洗车之线，以增强新编第34师的守备；新编第34师由驻安绥、保靖、乾城、凤凰、龙山等处。（第15师这时已由湘桂黔边境调至湘川边境的酉阳、秀山，担任防守乌江东岸。在湘西“围剿”的全部过程中，除所属汪之斌旅后来调驻永顺外，其余并未调来。）
我指挥的第19师（缺一团）这时由零陵经邵阳、安化集中桃源后，再向慈利、溪口、大庸前进。当时，总部认为第19师的防线比较长，故加配以第63师一个旅及两个保安团，共有九个团的兵力。部署大要是：从溪口到大庸之线，主要由保安团和第19师的第55旅（缺一个团）负责守备；衔接大庸（不含）到石堤溪之线由第五十五旅的一个团担任；石堤溪至永顺（不含）之线，由第57旅（缺一个团）负责；留一个团在石堤溪师指挥所附近为预备队。各部队的接合部都互相衔接，于沿线构筑碉堡。碉堡材料以木料为主，中间筑土，外面涂一层厚的泥料，以防火攻。每一个碉堡群由母碉附若干子碉编成，母碉用砖石构筑，比较大而坚固。在碉堡外有宽大的外壕，重要地点并加设铁丝网。由这样的碉堡群，组成为一个个坚固的据点，以尽量减少守兵，集中较大的预备队，依靠碉堡的掩护，保持行动的主动性。
第19师于11月中旬由桃源、慈利、溪口向大庸前进时，红军刚离开大庸县城向永顺撤退。省方军队以大部队进入陈渠珍的防区，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当时红六军团已与红二军团会师，在湘鄂川黔边区展开活动，一时声势浩大，陈渠珍部退守永顺、古丈、凤凰地区。大庸、桑植地区只有一些地霸土匪武装，各据一点，凭险固守。我们去时发现这些人所报的情况多不可靠，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先了解情况，然后行动。因此，将部队以大庸城为中心，沿澧水设防，并派第63师陈子贤旅（188旅）的一个团，到后坪附近对鸡公垭隘路的进口处设防封锁。鸡公垭是有名的隘路，它的两侧，一面是属于武陵山脉的崇山，一面是澧水，只有沿崇山山麓有一条狭长的路通过，非常险要。过去北洋军队在这里曾有过全军覆灭的教训，我们是早已知道的。这时为了使部队安全通过这条隘路，决定先对崇山方面加强搜索，相机占领鸡公垭隘路出口前方，以掩护大部队的通过。其时第19师主力已在大庸集中，派出一部在后坪附近搜集船只，架设浮桥，以待各部到达指定位置集结。第二天早上，陈子贤旅由隘路进口封锁线派出小部队，向隘路内崇山山麓的森林村庄隐蔽地进行广泛的搜索。大约在上午9时左右，突闻隘路内有断续枪声，不久，枪声愈来愈密，搜索部队都在逐次抵抗后退回封锁阵地上来。据报告：在崇山山麓的森林地和凹部后方，发现有大部队红军集结，有待我军通过鸡公垭隘路时实行截击的企图。此时，红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即迅速向占领鸡公垭隘路入口处的陈子贤旅猛攻，战斗极为猛烈，陈旅告急。我立即以在后坪附近的第19师第55旅驰援，将陈旅正面一个团的阵地接替，并向左右延伸占领阵地，掩护19师主力的作战。因我方阵地在隘路入口处，阵地前面一边濒河，一边是大山，正面不大，封锁很为严密，没有迂回包围的威胁，对方必须冒正面进攻的危险。但我阵地后方正处在澧水弯曲部的前面，在地形上必须背水作战，这是对我不利之点。这时，红军则集中兵力从正面攻击19师阵地的一点，从午前10时开始攻击，轮番冲杀，愈挫愈烈，牺牲颇大，我方伤亡亦不少，因将19师55旅全部在阵地后作梯次配备，轮流迎击，一直战斗到午夜稍后，攻势才逐渐减弱。我方即乘机调整部署，准备迎接第二日拂晓攻击。直到天明仍未见有攻击的迹象，只闻有零散的枪声，我们判断红军可能撤退，或重新调整部署，伺机进攻。但为慎重起见，除加强阵地防守外，并派出小部队进行搜索，发现红军已在拂晓前全部撤走。当即派一部沿隘路左侧山麓搜索前进，并迅速占领鸡公垭隘路前方的出口，以掩护主力部队通过隘路。
在这次争夺隘路的战斗结束后，我留一部兵力在大庸、后坪及鸡公垭隘路进出口筑碉防守，主力即于第三日进驻永顺、石堤溪一带。据当地老百姓说，当面红军已经从石堤溪向塔卧方面撤退，主要是因为弹药缺乏。于是，19师决定在衔接永顺（不含）经石堤溪、大庸、溪口到慈利（大含）这一线上，构筑碉堡及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并严令在碉堡封锁线上的各部队，如在自己的防守线上被红军突破或钻隙通过，各该防守部队长应负防守不力的完全责任。
当时，我们的设防部署虽然按指定之线完成了，但就地形上说，澧水本身并非不可逾越的天险，特别在冬季枯水期间，徒涉的渡河点是很多的。由慈利经大庸到永顺之间有180公里的正面，除慈利经大庸、后坪至鸡公垭一段，可以依澧水为障，隔河防守外，由鸡公垭至永顺一段则系山地，虽地形起伏，有种于设防，但并没有不可通过的悬岩绝壁，诚如俗话所说：“山山有路，路路相通”，对于行动矫捷的红军来说，也可以说无险可守。当时第19师及其配属部队以9个团的兵力，担任这样宽的正面，在部署上真是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既有守住的任务，却没有足够守住的兵力。何况湘西方面的红军，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地形，比我们熟悉得多。我们认为澧水流域很可能成为红军选择的突击点，因此，除了用电报以外，并用书面详细绘图呈报，说明理由，要求增加兵力或缩短防线。我之所以这样小心，主要是我对陈诚这个人向有戒心，他一贯利用机会整人家的部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过去他在江西时，用“作战不力”的罪名，编并了不少的杂牌部队。我自然不能不加以警惕，事先将情况上报。第四路军总部也把情况向陈诚转报了，但均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当面红军在鸡公垭、后坪战斗后，由大庸撤到桑植，战事沉寂了一个时期。不久，突然在大庸附近发现有被红军俘获后遣散的零星士兵。经查讯结果，知道在大庸北面有陈诚指挥的一个旅（不记得番号）被解决了。可是我们事前并不知道这个旅的位置。我们把情况转报后，接着又听说湖北方面徐源泉部又有大部队被歼灭。当时宜昌行辕方面还有电责备我部对大庸北面被歼的那个旅没有支援，并要追查责任。我申诉：当时那个旅向桑植孤军深入，虽说离大庸我部的防线颇近，但他们事先既不同我们联络，而且在被解决时，我们始终没有听见枪炮声，自然无法支援；同样，对于被解决的徐源泉部，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当然也无法从战斗上进行协助。我除申述以上情况外，并请他们重视澧水防务，增强守备力量，但仍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们这时很担心红军从湖北这两个部队取得人员、武器的补充后，又可能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可是，我们的防线非常单薄，虽有几个月来所做的工事和碉堡驻有部队防守，究竟有多大效力，连自己也很怀疑。在防守期中虽有好几个月没有发现重大情况，但精神上一直是很紧张的。只好一再加强工事和守备，并尽可能抽集机动部队，以求战斗时能保持主动地位。
四
1935年10月下旬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二方面军主力突然在大庸潭口之线的第19师防区内强渡澧水，突破封锁线，初向常德方面佯动，嗣经桃源、沅陵间地区向溆浦、辰溪方向前进。我当时除将红军突围情况上报外，并将第19师所属各部集结待命。总部得报后，即以第19师、第16师、第63师等部编入第四纵队战斗序列，仍以我为纵队司令，指挥各部跟踪红二方面军的前进路线尾追。先是，当年2月下旬，何键曾将第四路军进入湘西的部队和协同作战的友军。区分为4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为陶广，第二纵队司令为李云杰，第三纵队司令为李韫珩，我为第四纵队司令。旋第二、第三两纵队被调入黔，但我的纵队司令名义仍未撤销。此时，我既奉令追击，因以在邵阳、武冈整补的第63师（缺一旅）迅速集中安江堵截。第16师于集结后随即经古丈向泸溪方面追击；第19师从大庸跟踪红军前进方向追击。红军到溆浦、辰溪、新化后，继续经芷江、晃县向贵州进出。
湘军各部在追达芷江以前，除了第19师第55旅在浦市与红军后卫部队小有接触外，都没有发生过战斗。我们当时估计红二方面军的目的在北上，没有同我们决战的必要，所以对追击任务也同前次对中央红军一样，抱着送行的态度，以避免部队的损失。但想到此行可能是一次长途行军，将要远离省境，我考虑部队出境后，湖南局面会受影响，就有意识地把行动放慢。如果红军进入贵州，任务有了交代，就可想法要求把部队调回。所以当各部在芷江集中后，我就把第16师推进到便水，用稍事休整再行前进的办法来迁延部队的行动。先是，陈诚在这次红军突围的第二天，曾电令四路军总部将我撤职查办，并将守军团营长扣押。好在我已将兵力单薄及布防情况上报，并要求增加部队有案，四路军总部即将过去要求的详细经过电复。陈诚说他原先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既然事先已经呈明，就不便要我负责了。但四路军总部为了敷衍陈诚的面子，此时仍以防守不力的罪名给我记了两次大过。我既然已经是有过之人，自然再不好拖延时日，只好将部队继续推向晃县，作进入贵州追击的准备。
贵州方面，自前次中央红军长征入黔后，蒋介石已乘机将国民党中央军大量调进，并将王家烈的主席职务撤了，由吴忠信任省主席。同时由顾祝同以行营前进指挥部的名义，驻在贵阳指挥军队，且在该省留下了不少蒋的嫡系部队。当时我以为只要红军到达贵阳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我们的任务就算完结，因而只想推进到黔边，交差了事。大约是阴历腊月二十四左右，我们继续前进，指定在便水的第16师继续担任掩护，俟19师由芷江到达便水（相距约15公里）后，再向晃县前进。我们在芷江休整期间，并没有发现红军的情况，据报是已经向贵州撤退了。我们还以为这次追击，不过是照倒执行命令而已，并没有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过湘黔边及黔境全属山地，容易中伏，我们对此是有戒心的。因此，规定部队在前进中应有正面和较远距离的搜索，每到宿营地，应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占领警戒阵地，以防突然袭击。
可是，当第16师向晃县前进，越过便水约七、八公里的地方，大约是下午1时前后，在行进路的右侧方突然听到枪声，当时估计可能是搜索部队遇到了土匪（因为这一带经常有股匪出没）截击部队，夺取枪械弹药。旋闻枪声渐趋激烈，才知道有了情况。据搜索部队报告说是红军的掩护部队。当即令第16师迅速占领阵地，掩护第19师、第93师在便水以南地区集结待命。跟着前方便开始发生争夺战，显然不是掩护部队的战斗。于是又令第19师向第16师的左翼延伸，准备向红军的右侧背侧击；第63师除以一部掩护16师的右翼安全外，其余控置为预备队。从午后3时起双方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大。当时我们认为红军总是要撤退的，可能是由于我们追得太紧，红军为了主力行军的安全，故派出一部或大部占领侧面阵地，给我们以突然袭击，迟滞我方的追击行动。我们为一劳永逸计，也决心打一仗。因此，将19师全部和63师的一部也都投入了战斗，其中以第16师93团唐肃部打得最激烈。到黄昏以后，枪声逐渐沉寂下来，估计红军已开始撤退。但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不熟，不敢轻进，只稍为调整一下阵地，准备第二天拂晓的战斗。到第二天拂晓，证实红军已经脱离战场，除派一部向晃县搜索前进外，各部即着手清扫战场。到第三天，部队全部到达晃县，先头部队已进入贵州的玉屏。这时离春节很近，部队要求在春节时能休息一天。但上面对追击进程严加限制，催促迅速追击前进的电令如雪片飞来。这时实际同红军的距离已经远了。为了符合命令规定的行程和时间，我们按地形道路和宿营地的情况，采取以多报少的办法，安排出春节休息一天的行程来。我记得从晃县经玉屏到达岑巩的龙颈坳，是腊月二十九（1936年1月23日）午后3时，但我们向上报告的到达地点是玉屏附近。就这样把休息一天的行程捏报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第63师师长陈光中，有电向何键请求，说该师初由毕节、大定东返，旋师劳累，随又在湘境内参加了一段追击，亟需休整。他同时向我表示，不愿再入贵州。我认为这时已不需要这样大的部队，加以贵州地形的限制，部队大了，行军宿营补给成问题，因而同意了他的要求。适陈诚亦来电令该师驻江口休整，因此，该师就停止在江口没有随我们前进了。
春节的第二天（1936年1月25日），部队继续出发，经黄平、马场坪、贵定、龙里到达贵阳附近。这时红二方面军已从贵阳东北方向渡过乌江，继续西进。我们以沿途伤病及落伍人数甚多，在贵阳附近大约休整了一个星期，又奉令开到安顺，随经普定、水城向威宁前进。沿途并无情况，也没有得到全盘情况的通报，究竟红军到了哪里，我们都茫然不知。我们既不明了这种行军的目的何在，只是每天按照命令的规定行动，黄昏报告到达和宿营的地点而已。当到达威宁的第三天，忽然得到十万火急的电令，限第四纵队于电到第二天黄昏前到达七星关，并将先头部队到达的时间和指挥官的姓名报备，如有贻误，以“纵匪”罪论。使人奇怪的是电令中并没有说明当面红军行动的情况。从威宁到七星关，计有240里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部队行进，每天走90里已是万分困难，这样大的部队，如何能如期到达呢？我们完全知道顾祝同的指挥作风，他本人毫无主见，一切都听参谋摆布。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们一般只晓得纸上谈兵，没有带兵和作战的实际经验。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有这样一句话：“参谋划一笔，部队跑一七”。图上作业是非常容易的，实际行动起来问题就大了。好在老的部队大都知道这一套，能说出一个未按命令行动的理由，也就可以过去了。因此，当我接到那个电令以后，便想出一个办法，选拔约100名比较精壮的士兵，留出百分之三十的徒手，完全轻装，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队，带一部小电台和必要的干粮，并预发犒赏费，叫他们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派出警戒，立即发出“已占领七星关”的电报。当他们第二天中午到达七星关时，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以后顾祝同来电说红军已绕道进入川滇边境。因此，我部在七星关休息了三天，等大部队到后，又奉令折回水城，再到普定集中。
五
这时大家认为追击任务已告一段落，官兵都要求回湖南，我也曾电何键要求调回。但得到的复电，却是令“追剿”军刘建绪所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等三个纵队继续向云南前进，到云南后，改归龙云指挥。这时，我们知道蒋介石有意把湖南部队远远调离本省，很可能乘机打我们的主意。因此，今后如何更好地掌握部队，保全实力，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便成为必要的课题了。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减少掉队病兵，我们决定没有必要时不作急行军，每天只按驿站的距离走60里，必要时还在中途休息一两天。当时前方并无敌情，而命令总是要我们迅速前进。我揣想，可能是假追击红军为名，把我们调到西北去，以分散何键的力量；也有可能象对付贵州一样，用我们去对付云南。何键当然也顾虑很大，所以虽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要我们积极进军，但同时也在我们将要进入云南之前，打电报给龙云要他给予照顾。我们在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也有电给龙云，表示接受指挥，并请指示部队行动。我们的部队于1936年4月到达云南平彝（富源）时，龙云当天就派汽车把我接到昆明。当时因部队还要一些时间才能达到昆明附近，我与龙云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我除对他表示服从命令之外，并微露衷悃，表示我们是同属一个类型的非蒋嫡系部队，需要互相照顾，不必存什么顾虑；云南如有什么不利，必要时可以互相协助。这些表示自然能获得龙云对我们的谅解和放心。龙云明了我们的态度后，就给我们以最大的方便，但对郭樊两纵队则是另一种态度。郭固早已投靠“中央”，但其军队原是四川地方性武力，且此次入滇又系行动于川黔滇边境，距昆明尚远，影响不大，所以龙云对他既无好感也无恶感。樊嵩甫既是浙江人，又是带的“中央”部队，是龙一向厌恶的，加以樊性情粗鲁，对云南的许多措施动辄指摘，更引起龙的不满。所以在我们进入云南后，龙指定樊纵队从会泽向盐边、盐源方向前进；对我这个纵队则指定经曲靖、马龙，从昆明外围绕到富民，再经禄丰、楚雄向祥云方面前进。龙云对我说：“现在反正追红军是追不上的，让他们去追好了。你们（指第四纵队）从这一条道路前进，补给交通都比较方便，可以休整部队。”龙并准许刘建绪的总部率一个警卫团进入昆明，表示非常关切；还拨两个师的单军服给我们更换。对樊嵩甫有什么要求，则一律拒绝，要他直接向蒋介石请求。过去蒋军追击红军入滇时，龙对任何部队都不准进入昆明城，昆明四周都以云南部队驻守，以防万一。这次龙对我们的部队给予特殊的待遇，我们自然也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对待他们。如当时我们部队的薪饷，按云南的物价来说，每个士兵每月至少可节余法币四至五元，云南部队是按新滇币计算，要新滇币二元才能合法币一元，待遇悬殊颇大。因此，过去可能有许多云南士兵逃走，补入“中央”军。当龙云总部的参谋长要求我们部队不要收补云南逃兵时，我们都严格执行了。
我们在云南这段时期，蒋介石曾亲自来云南一次，召见了三个纵队司令，每人都送了一万元法币。他要我们好好了解云南的地方情况，好好维持部队军风纪，以保持中央部队的威信。蒋还坐着飞机在部队行进路上的空中盘旋了一会，表示对部队的慰问。我们部队到达祥云和大理后，对红二方面军的追击行动告一段落，部队即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1936年6月间，因两广“六一”事变爆发，第四路军的“追剿”部队奉令开贵州，“追剿”任务完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