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和桃子溪之役
1932年冬末，贺龙将军率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编）由陕南经川东进入湘鄂边境，再占鹤峰，向桑植挺进，声势浩大，全湘震动。此时，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的部队还在洪湖一带（后移五峰），何键的主力军也远在中央苏区附近，湘西的反动武装，只有陈渠珍的新34师和所属的保安团队。何键奉蒋介石命令将陈部“剿匪”部队划归徐源泉指挥。时陈部教导旅长龚仁杰正请假逗留长沙，得讯，当即以奉陈命赴徐部请示机宜为名，进行个人地位活动。龚原与徐有旧，徐派龚为湘鄂边区“剿匪”指挥官。陈渠珍在凤凰闻讯，恐龚大权独揽，将来尾大不掉，乃极力保委第三旅旅长周燮卿兼副指挥官，桑植保安团长王尚质兼指挥部参谋长，并要王在龚仁杰未回湘西之前，先去永顺组织指挥部，编组兵力。当时编属该部的部队有：
新编34师第3旅（旅长周燮卿，辖杨少卿、何翰丞两个团）；
第一旅第一团（田少卿）；
独立旅第一团（白树庭）；
独立团（团长张晋武）；
新编第三团（团长朱际凯）；
永顺保安团（团长罗文杰）；
桑植保安团（团长王尚质）。
除周燮卿旅还在桥头一带执行“剿匪”任务、朱团守桑植城外，其余部队均集中永顺待命。
陈渠珍之所以保王尚质当参谋长，其用意有二：一是监督龚、周；一是要他听命行事，不要跟红军打硬仗。在出兵桑植前夕，陈对王面授机宜说：“如果贺龙真的被消灭了，我们还有什么可干；我们打红军牺牲了，谁给补充？何键对我们是不怀好意的，心里应该明白。只要贺龙不来搞我们，做到互不进攻，便可相安无事。你照着我的意思去办，有事随时打电话商量。”看来陈是没有对红军作战的决心的。据我所知，当时有曾率大庸土著部队投向红军，为贺龙将军所收编，并派到陈渠珍处做地下联络工作的覃甫丞来到凤凰，陈特为覃设密室于凤凰大桥头蒋家，待为上宾。陈利用这条线主动向红军提出“互不进攻”的建议，事为陈部副官长双景五所知。双为报复陈不重用的宿怒，将这一事件向何键告密。何派一个姓杨的参谋到凤凰侦知后，向陈索覃，并尽力破坏。1934年底沅陵战役之后，何解决陈时借口说陈勾结红军，即以此事为据。当时陈并没有将覃交出，陈垮台后，何才得将覃逮捕，关押在常德（1934年12月我被何编余去上海经过常德时，送过100块银洋到监狱给覃甫丞，自此之后，覃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陈渠珍当时其所以要采取两面手法，主要是因与何键有矛盾。他常和我谈及，我们处在何键的控制之下，不能不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何键是老虎，谁碰着他，谁就有被吃掉的危险。他认为贺龙当过他的支队长，并曾帮助他打走川军熊克武、汤子模，交还在川军手里所夺回的湘西各县地盘。1926年贺龙为赵恒惕所迫，他也曾掩护贺从澧县安全退入贵州，他们之间是有交情的。他说：“现在贺龙当了红军，我们还可以利用旧情虚与周旋，借以自重。要是‘活龙，远走高飞了，何键足有余力对付我们，那我们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由于陈有这些看法和顾虑，所以愿与红军进行谈判，表示红军只要不打他，他决不打红军。
在红军方面，我们也约略知道，贺龙和关向应两将军鉴于红三军这次经豫南、陕南进入湘鄂边，在前进的途中跋山涉水，斩关夺隘，虽然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消灭了许多敌人，但也存在着严重困难，有意使部队暂时得到休整，徐图充实、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当然，他们对于陈渠珍，可能还有更高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主张与陈部谈判。但红军中另有人反对和谈，使谈判没有获得良好结果。而反对谈判的人又不经切实准备，遂命令疲惫之师进攻，终于1932年1月在桃子溪遭到严重的挫败。
战斗经过是这样的：
当红军向桑植进军时，桑植城守军朱际凯团，迭电陈渠珍告急求援。陈派周燮卿旅驰援。在周旅未到达之前，朱团即已闻讯逃到水獭铺去了。桑植县城于1933年1月12日为红军攻占。13日拂晓，周旅继向桑植城挺进，驰抵县界，为扼守周旅进攻必经的三磴岩壁道路的红军部队所阻。当时大雪封山，道路尽被冰雪所没，用兵极感困难。相持至19日，扼守三磴岩之红军，毁掉数丈险道而退。周旋未与红军接触，不明红军去向。20日据探报称：桑植县城红军全部退走。周发电探询慈利、永顺方面的情况，据悉慈利方面并无变化，永顺则有红军分三路。一路由苦渡河，一路由泥湖塔，一路由墓阴界向县城进攻之说。周认为红军素以用奇兵见长，相持数日，不战而退，其中必有机谋。他据此判断，决移兵永顺。及于21日过温塘、桥头开抵黄家台、桃子溪一带，扼守泥湖塔、墓阴界之线。
桃子溪是永顺的门户，离桑植城30里，是个山窝，一条鹅卵石大路穿邨而过，直通永顺，四面是高山，地形险隘，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红军于23日拂晓在泥湖塔展开，分三路向桃子溪猛力进攻。其第一路是由岩路口进攻桃子溪。周除留两个营在桃子溪为预备队外，其余各部均立即出动迎击，集中全部机枪向来攻的红军扫射。周亲率预备队和机炮各营居中指挥策应，激战两小时，红军退至岩路口，凭险抵抗。周部主力从正面仰攻，一部分从两翼林缘分道抄袭，于午前攻占岩路口。红军第二路由姚家湾迂回攻击周右翼的细沙坝高地，集中全力猛冲，战斗至为激烈。周集中机枪和追击炮以旺盛火力压制来攻的红军，并派预备队抄袭红军侧背，红军攻势顿挫，不支退去。第三路的红军由汉湾包抄桃子溪后山，周分兵由黄家台经万灵反抄汊湾的红军后路，激战至夕，红军向泥湖塔退去。周部乘胜猛追，夺占泥湖塔，红军向桑植城撤退。据周燮卿后来对我说，这一仗红军损失很大。
桃子溪战后，如果反动派乘胜猛追，新败的红军可能还要吃点亏。可是他们内部矛盾发生了，红军得以从容转移。原来陈部弹药缺乏，龚仁杰虽代陈渠珍向徐源泉请领了一批子弹，可是陈没有及时运补周旅，周大为不满。且周素不甘居龚下，桃子溪侥幸得胜，更助长了他的骄气。他说：“老子冒生死危险打胜仗，得不到补充，龚仁杰却坐收渔人之利。”龚周之间既有矛盾，所以在龚于1月25日回到永顺，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剿”问题的时候，周借口前方吃紧，拒不出席，连代表也没派一个来。而到会的各团长在交换“剿匪”的意见时，都表示怕跟贺龙打仗，如田少卿说：“黑胡子（指贺龙将军）不好惹，他这次打输了，是要捞本的，要小心谨慎。”其他团长都只附和这种看法。始终提不出一点具体意见。
29日龚率部抵桃子溪，他明白自己是个空头指挥官（只带他自己的两个直属营），不得不迁就周燮卿，于是偕同王尚质先去拜会周燮卿。一见面，周燮卿就说：“打仗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子弹。有了子弹，那怕贺龙再狠，打胜仗老子是包了的。”龚当晚回到黄家台驻地，要王尚质打电话给陈渠珍催运子弹，并根据和周商定的结果，下了一道作战命令。可是周接到这道命令之后，又借没运到子弹不能打仗的由头，大发脾气，打电话向王尚质说：“陈师长不发我的子弹，怕我造反嘛！还打什么仗呢？我不干了！”龚忍气吞声，只得和王尚质商量把我的独立旅士兵所佩带的子弹，分拨一部分给周旅，才算勉强敷衍过去。
由于反动派的内部矛盾，拖延了预定作战计划的实施，让红军赢得了休整时间。当“剿匪”部队于2月2日进抵赤溪河时，红军早已从从容容地向洪家关撤退了。
周燮卿首先听到红军撤退的消息，他不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而由朱家台渡河，抢先进桑植城，夺得克复桑植城的“首功”，当即打电报向陈渠珍报捷。这样一来，打乱了计划，其余部队也只得跟着进城，于是又发生了争功的矛盾。周燮卿目空一切，因此各团长都对周不满，按兵不动，让红军安全地经洪家关向鄂西撤退。而陈渠珍又主张对红军不打硬仗，所以他这次对龚、周按兵不动，也装聋作哑，置之不问，始终没有打出一个要龚周继续追击红军的电报。还是王尚质觉得在桑植一住5天，任令红军退走，连表面追的样子也不做一下，恐尔后遭到何键、徐源泉的谴责，及向龚仁杰提出继续追击的意见，龚当即要王把周燮卿找到指挥部，三个人一碰头，决定了分两路向鄂西追击前进。这就是他们尔后在战报中宣扬的所谓“桑植军事会议”。
龚仁杰率同田少卿、朱际凯、白树庭、张晋武、王尚质各团及直属1、2营为一路，经晏家垭追到走马坪。由于沿途老百姓尽逃匿山中，找不到粮食，找不到侠役，官兵不耐艰苦，于1933年2月中旬回驻苦竹坪。周燮卿率杨少卿、何翰丞两个团及其直属各营的这一路，经五道水追抵鹤峰附近，回驻桑植。
战役结束后，徐源泉撤销了湘鄂边区“剿匪”指挥部，复任龚仁杰和周燮卿为湘鄂边区“剿匪”支队的正副司令。但这个空头名义没有起丝毫作用，外人也很少知道。
永顺、沅陵之役
提起红军在永顺十万坪打埋伏的史事，当时湘西很多人都能够活神活现地说出这一个有名的“口袋阵”来。不过一般人把地名传讹了，将十万坪讹成龙家寨。此时我率独立旅驻守沅陵，十万坪的这一仗，我虽未亲自参加，但战前会议和战后检查是在场的；且战斗情况，因与沅陵防守关系太大，所以随时注意收集掌握，了解甚详。
1934年10月间，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镇会师后，贺龙将军、任弼时政委提出了向湘西创造以永顺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号召，所以红军在会师后不几天，就继续向永顺、大庸、桑植一带进军。
红二、六军团在离木黄之初，即在酉阳西边兜了一个圈子，把国民党的部队调到酉阳以西，然后回过头来，打下龙山，马不停蹄地直向永顺挺进。
永顺四周各县，一向是陈渠珍的部队驻防，此时他的新34师第1旅、第3旅和教导旅都调到黔东帮助车鸣翼去打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去了，第2旅则远驻辰溪一带，永顺仅有罗文杰的一个保安团驻扎。而罗又疏于警戒，对敌情毫无所知。红军于1934年11月7日进抵永顺城郊时，罗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红军只花了一早晨的功夫轻而易举的占领了永顺城，跟着向四周扩张开来。陈渠珍闻讯大起恐慌，马上把该部第1、3旅和教导旅由黔东星夜调回来防堵。在黔东被王家烈打败的皮德沛、杨其昌、雷鸣九等师和自称黔军总指挥的廖怀忠部，统统跟随陈部由黔东退来湘西就食，陈概予收容，并使之参加这次防堵红军之战。
各部于11月10日左右集中凤凰、乾城两县。陈为讨论攻守问题，在凤凰召集所有新旧头目开作战会议。在讨论中突出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这些陈的旧部一致认为：永顺是个山城，物产较丰富，且邻近川、黔、鄂边界，北通津澧，东去常桃，进可攻，退可守，红军向来把它作为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贺龙又是湘西人，所部官兵多是湘西子弟，人情风土，极为熟悉，红军这次复来，是不会轻易退走的。且二、六军团会合，势力比前强大，如果贸然进攻，定遭打击。但红军远来，粮弹均不充足，我们如果坚壁清野，接受1930年守津、澧的经验，以沅陵为支点，扼守沅、酉两水各重镇，互为呼应，徐图进取，当为上策。且徐源泉在沙市来电说他“已令驻藕池的张万信师和周万仞师全部开津、澧，与刘运乾联络，堵匪东窜”。我们等待该两部达到津、澧后，同时从两面“进剿”，不难一鼓歼灭。但是新进的黔军头目们的意见就大大与我们相左了。他们以就食湘西，人多食繁，必须迅速恢复陈的防区，经济上才有办法，大家才有饭吃，因此他们主张乘红军立足未稳，马上反攻，夺回龙、永。
陈渠珍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联合黔军即日向永顺进兵。
为了统一指挥，大家临时抬出一块“湘、川、黔联合办事处”的招牌，公推陈主其事。陈基于会议结果，决定采取分进合击办法，并组织“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所有军队则区分为四路“剿匪”纵队，由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皮德沛分别兼任第一、二、三、四路纵队司令。
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剿匪”部队，迅速地向凤凰出发，经永绥、保靖成梯队向永顺进军。
此时红军已经在永顺休整五、六天了。战后得知：贺总部在永顺时就决定了打伏击的战斗方案；到处设伏，先骄纵，后引诱，设法把敌人诱进既设的口袋，全部吃掉他。所以“剿匪”部队于11月13日一到永顺城郊，红军为了引诱敌人，故示虚怯，把永顺城西的大木桥烧掉，然后撤出了永顺城，向通吊井岩的山沟退去。同时，又在皮家坳留置了少数警戒部队，以诱敌深入。当他们与皮德沛部接触，稍事抵抗，则缓缓地沿着主力撤退的路线撤退了。
吊井岩离永顺城10多里。由永顺城东门出城只有里把路，就进入一条两山高耸的山沟，沟中一条石板大道曲曲折折通向吊井岩，长约10余里。红军顺着这条山沟过了吊井岩，然后又抄小路回到吊井岩，埋伏在南北两边山上，只等敌人尾追进沟，马上把两头山口子一断，扎紧袋子口，准备抓活的。他们没有料到“剿匪”部队13日进了永顺城就住下不追了。
第二天（14日）红军又故示虚怯，由吊井岩出发，没有沿大道去塔卧，而是向北翻60里的大山，退到龙家寨，在镇子两面的山中，照样把部队摆成了一个大口袋，只等敌人追进来，又准备全部吃掉他，那晓得“剿匪”部队追到吊井岩，又住下不追了。红军又空守了一夜。
周燮卿等对于红军本来是畏怯的，但连日来见红军好象只有逃跑的功夫，毫无还手的力量，于是他们也就骄傲起来，竟然错误地把贺龙将军烧桥看成是怯战的表现。所以第三天（15日）在战术上就犯了最大的错误，由梯队变成一字长蛇阵，鱼贯啣尾而行，且周燮卿自告奋勇率领所部打先锋。他率兵由吊井岩翻北山到龙家寨，探报“红军刚走”。他误认红军是被他们吓跑的，乃率兵急进，冲进南北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约两里路宽、十多里路长，两面山上尽是茶树林的“十万坪”夹谷中去了。部队到十万坪入口的官地坪时，太阳已经偏西。他在马上对他的官兵说：“黑胡子今晚一定会在杉木邨（十万坪尽头的一个邨落）睡觉。快追，揭他的被窝去！”他不顾一切地督促部队往前赶，经官地坪和碑里坪（在十万坪中心点距官地坪和杉木邨各5里）时，也没停下歇脚，前面也没派兵搜索，大摇大摆地一直向杉木邨扑。龚仁杰比周燮卿略为小心点，他率领的部队跟进到碑里坪时，已经下午4点来钟了。他开始意识到身入险地，有点害怕起来，准备在那里宿营。他亲自到附近侦察了一遍。并马上派了一个参谋率颁一个营，上北山去搜索并配置警戒。
搜索队刚爬到山顶，忽然红军高举无数红旗从茶树林中冲了出来，把龚仁杰的部队压进到一条小山沟里，几十挺机枪朝着溃兵们猛扫。龚仁杰率部向南山突围，埋伏在南山的红军也是万枪齐发，把龚部复压进山沟，东冲西突，怎么也冲不出来。好在天色很快就黑了，龚仁杰才与溃兵们从山沟里爬了出来。
当龚仁杰遭到伏击时，周燮卿正率部扑向杉木邨，忽听得后面那么突然发出天崩地裂的枪声和杀声，才清醒过来，大呼：“中伏了！”他本想继续向杉木邮突围，他的部下立刻阻止：“那是袋子口，必定被封死了，冲不过去。”于是他率部向南山突围，准备逃往塔卧。部队刚到乌龟洞山头，却被早在这里埋伏的红军主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山上压了下来，周部伤亡成堆。周燮卿在黑夜中钻进一个小茅屋里换上便衣，化装向永顺溜掉了。许多逃往永顺的残兵，也被预先埋伏在永顺城北山上的红军俘获。
1934年1月17日红军复占领永顺。
这一仗搞掉了陈渠珍的基本部队三分之一，损失人枪万余以上。杨其昌部队比其他部队损失更大，因为他是客军，官兵不熟悉地形，在碑里坪骤一听到急促的枪声，就乱窜了，满山遍野，狼奔豕突，被打死的生俘的有千多人，他这个仅仅有一千五、六百人的师，这时剩下的只有三、四百残兵了。
1934年11月17日红军复入永顺后，当即挥师向永、沅边界的王村移动，有进攻沅陵模样。陈渠珍闻风丧胆，本拟放弃沅陵退守北河南岸，巩固凤凰老巢。他在凤凰打电话对我说：“我们的部队在十万坪一仗，损失太大，一时又得不到补充，再不能跟红军硬拼死打了，如果一旦势力消耗殆尽，消灭我们的不是红军，而是另一伙（指何键）。我们必须保存实力。你可在适当时机放弃沅陵，向北河撤退。”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传播出去了。湘西的大官僚地主豪绅修承浩、许应卿都有大量财产在沅陵城内，惟恐沅陵不守，遭到损失。闻讯后，立即直接打电话给陈渠珍，要求死守沅陵。陈在电话中委婉地拒绝了。而修摆出架子，在电话中大肆咆哮，训斥一顿之后，即联合湘西各巨绅打电报请何键严令陈渠珍死守沅陵，并请派大军进入湘西“痛剿”。何复电陈渠珍要他死守沅陵。
陈渠珍在大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压力下，只得下令固守沅陵。于是我开始积极从事备战活动。
我首先对守沅陵主阵地的选择，反复进行了研究，根据沅陵的地形特点，认为以一部兵力驻守后山一带外围据点，而以主力守城，是最理想的。但沅陵城年久失修，墙垣坍塌，加以四周房屋很多，射界极不宽广，不但难以发挥火力，且不易与外围各据点保持联络。而红军又最善于利用复杂地形地物接近城根，如城垣不加固，并赶修工事，特别是射界不扫清，很难形成独立支撑点，一旦被突破一门，势必全城瓦解。最后我决定再加派军工和民工（一月前即已开始）日夜抢修城防工事。
我考虑到大批拆毁民房，必遭群众的反对，因此就商于豪绅修承浩、许应卿等。他们听到我军决心守城，自然赞许，于是由他等出面压制居民的反对。并威吓说：“如有反抗者，以通匪论罪。”他们还派民工协同军队强拆逼迁，总共拆毁民房千栋以上，东城和西城沿城墙脚的所有民房，尽被拆毁。我们在这些废墟上构筑起据点，巧妙地编成上、中、下数层射击设备的火网；修改城垛，进行瞰制射击；挖穿墙身，编成地面水平的交叉水网；下层工事还有防御云梯和爆破攻击等的坑道；城上准备着用铁丝系住塞棉花灌洋油的竹筒，作为夜间的守城灯具；复以沅陵河道过宽，部队往来不便，将沿河所迫船只集中，在中南门至对河驿码头搭成浮桥一座。
其次是如何加强防守实力的问题。最初陈渠珍指派在湘西就食的“黔军总指挥”廖怀忠率领他仅有的“大军”两百余人来到沅陵助战。廖一到沅陵，就抬出他的空头“总指挥”头衔，四城大贴告示，虚张声势。我以廖来，将妨碍统一指挥，于守城不利，故电请陈将在古丈落叶溪整补的周燮卿残部调来沅陵参加防守战。同时，将我部驻柳林汉的王尚质团也调进城来赶修工事。
11月23日红军由永顺向王村移动，企图进攻沅陵，我得报当即派兵堵击。陈渠珍此时又任命第三旅旅长顾家齐为“剿匪”前敌指挥，指挥所部经由古丈分向王村和永顺、桑植“进剿”，在永属之薄西坪与红军接触，激战3小时，红军向大庸、慈利方向退去。28日，红军进攻慈利之溪口受阻（不记得是哪个部队驻溪口），当即回师大庸，稍事整顿后，再向沅陵挺进。
我在沅陵接到情报，得悉红军于12月5日进抵沅陵的红树坪，6日到离沅陵50多里的马尿水，当即通知守后山的周燮卿旅并命令各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当天下午3时许，红军与我马家铺的警戒部队接触后，随即进围沅陵城，首先向驻守沅陵外围据点鸳鸯山、丁公庙一带的刘鼎团和王尚质团发起攻击。周旅在后山凭险顽抗，发生激战。此时城内的地主商人大起恐慌，纷纷抢过浮桥，逃往南岸，造成极大混乱，不利作战。且红军勇敢异常，数次向刘、王两团冲锋，该两团虽集中机枪扫射，亦难以阻挡。我和周、廖商量，决定将王、刘两团撤进城内，参加防守。同时派人拆断浮桥，表示与城共存亡，才得以阻止逃难的人所造成的混乱。入夜，将事先准备好的夜间守城灯具点燃，悬挂城垣四周，照耀如同白昼。由于红军没有大炮，仅凭枪弹和手榴弹是一时无法在灯光下接近城墙架设云梯的。激战达旦，红军发起拂晓攻击。北门、东门城垣坍榻的很多，虽早经修复，究不太牢固，红军攻抵城根，几乎破城而入，战斗甚为激烈。适此时顾家齐部已由古丈经过距沅陵30里之乌宿向沅陵增援，红军恐怕遭到内外夹攻，乃自动撤离沅陵，直趋桃源属之梧溪河去了。
这时罗启疆的独立第34旅已于12月6日由澧县经常德，进至梧溪河一带构筑工事。他们认为红军此刻在沅陵与我们相持，且常、桃兵力雄厚，安如磐石，红军决不敢进窥，因此未加戒备。不料红军于12月8日主动于沅陵城下撤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梧溪河。罗旅梁轸（希华）团猝不及防，纷纷败退，溃不成军。罗启疆适在梧溪河视察工事，几乎被俘虏。红军于16日攻占桃源，18日晨向常德进攻。罗启疆乘汽车逃回常德后，督同所部残兵及常澧警备司令刘运乾所属齐某的保安团，堵塞四门，死守待援。何键急电催“追剿”军第七路司令郭汝栋率78旅（旅长王镇东）和“追剿”军第六路司令李觉率第19师附独立旅陈子贤部以及各保安团队，星夜驰往常德解围。又派飞机轰炸进攻的红军。红军于12月19日由常德撤退，23日进占慈、庸，创造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根据地，直接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这是陈渠珍拥兵割据湘西，指挥他的部队“剿匪”的最末一仗。陈在这一仗之后，“湘西王”的宝座随即被湖南军阀头子何键搞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