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蔡和森等首倡成立的新民学会，向为史家瞩目，五四时期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亦为研究者重视。将二者有机联系并予以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初创时期的新民学会与正在勃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在勤工俭学生中独树一帜，予运动的发展趋向以极大的影响；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政治信仰以及学会的分化，所起作用亦极为重要。
一
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其发起者和组织者为毛泽东、蔡和森、肖瑜等人。“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新民学会成立时所拟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并规定“会员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显而易见，初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会务的进行，还囿于那个时期流行的学术讨论式的倾向。情况正如李维汉同志所回忆的那样，“学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予初创时期的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以极大影响。早在1917年8月，李石曾等人便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大力号召有志青年赴法实行勤工俭学。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可以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通过杨昌济先生和《新青年》等刊物，为会员们所知悉。肖瑜、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就出国留学问题，特别是“新民学会会员怎样出国留学的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并决定交由会员集体讨论。1918年6月中旬，新民学会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召开学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员会议，肖瑜、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十余名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人员“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会议确立了“会友向外发展”的方针，决定由蔡和森、肖瑜“专负进行之责”。
此次会议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新民学会的会务便集中到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上，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尽管早在新民学会之前，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等人即为赴法之事多方奔走，由于战祸、款项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干等原因，成效甚微。1918年6月25日，蔡和森先期抵京。在京期间，蔡和森以其极强的组织和宣传才干，积极为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事宜奔走，收效颇巨，他同李石曾、蔡元培等主持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士密切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终使侨工局应允借款五、六千元，解决了25名湖南青年的赴法费用。他还通过杨昌济先生争取熊希龄、章士钊等湘籍名流在经济上的大力扶持，以扩大湘生赴法人数。同时，蔡和森还将赴法勤工俭学广为宣传，“一纸至湘，影响颇大”。
1918年8月，毛泽东、肖瑜、肖三、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邹彝鼎等11名新民学会会员以及李富春、贺果、任理、唐灵运、侯国昌等10余名湘籍青年联袂进京，他们克服了饮食不惯，天寒地冻等困难，继续为实现赴法留学事宜奔波。肖瑜在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特别难忘“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气温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轮流穿着大衣出去。”
蔡和森、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北京法华教育会的负责人和在京湘绅惊讶和赞赏不已，从而使新民学会会员及湖南青年赴法事宜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同年冬，法华教育会湖南分会在京由杨昌济、胡子靖等人首倡成立，侨工局答应将湘生贷款名额增至70余名；专为湖南青年开设的留法预备班，附设于北京大学；按照毛泽东草拟的关于赴法计划，新民学会与法华教育会商订由肖瑜以法华教育会秘书身分先期赴法，以深入了解情况并广为宣传。
新民学会在北京为赴法事务所作的努力和成效，在湖南省内引起了连锁反应。1919年10月，因受战祸和五四运动影响而迁延时日的法华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的“游法机械科预备班”开学，该校所招学生毕业后由分会“给予证书介绍赴法勤工俭学。”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也积极宣传、组织青年为赴法尽力。同年12月，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蔡畅等在周南女校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并联络其它女校学生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宣布，它负责“筹备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一切事务；筹集出发川资及互助金”，并将“所订简章印刷多份，分送全湘各女校查照，俾有志者得随时加入。”1920年2月，长沙还成立了“女子留法预备团”。招考“长于刺绣图画女士20名”。新民学会会员肖三为该团职员，魏壁、劳启荣、周敦祥等会友即入此团学习。此外，一些专门教授法文的学校亦先后在长沙开办。
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大体落实，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很快进入保定育德中学和附设于北京大学的高级留法预备班以及保定附近蠡县的初级留法预备班。据罗学瓒家信所述，至1918年11月，“此三处学生共计达一百三、四十人，多为湖南人。北京班四十三人，湖北仅一人。”据肖三日记所载，在上述三校学习的青年中“以湖南为最多，自去秋载至今年2月（按即1919年2月）已来三百人，而为八班，有全系湖南学生为一班者，有合少数他省学生为一班者。”新民学会不仅为留法预备班的开办作出贡献，他们还继续为湘藉青年进入预备班尽力。就读于蠡县初级班的有30余名湘籍青年。在他们未到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曾以鲁便预定好旅馆；会员陈绍休、邹彝鼎还护送这批青年至蠡县。毛泽东、蔡和森、肖瑜、肖三等人多次前往该处，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会友及其它湖南青年。会员邹彝鼎积劳成疾，护送任务完成后，便一病不起，翌年4月病逝。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全体湘生成立了勤工俭学会湘分会旅保支部，新民学会会员曾以鲁等4人当选为干事。1919年5月8日，毛泽东、彭璜等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聚会，欢送即将赴法的会友6人。至此，新民学会曾大力推进的赴法事务大体结束。
由上可见，在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上，新民学会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推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点也是当时其他各省青年所无法比拟的。
二
目前查明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为19人，占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且大多为学会的骨干会员。他们是：蔡和森、肖瑜、肖三、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张怀、熊光楚、陈绍休、欧阳泽、刘明俨、曾以鲁、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壁、劳启荣以及在法国入会的刘清杨。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与其它留法勤工俭学生相比较，有如下几个特点：1.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齐稍高，均为中学或中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周南女校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经执教几年，有一定的社会阅历；3.他们赴法时的平均年龄为25岁，较一般留法勤工俭学生年长2至3岁；4.他们志趣相投，不仅是湖南同乡，且为会友，因而有相当凝聚力；5.他们中的少数人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抵法前即已萌发革命倾向。如蔡和森曾在京函告毛泽东：“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向警予在赴法途中受蔡和森的影响，“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于共产主义。”新民学会留法会员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法留学期间必定有所作为。
大多数新民学会留法会员曾先后就读于巴黎附近的蒙达尼男、女公学，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熊叔彬、熊季光等则长期居住在蒙达尼。新来的会友或相识者初达法国时，往往赴蒙达尼聚会，该地俨然成为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活动基地。加之在他们周围又聚集了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因而他们在当时即被称之为“蒙达尼派”。这个以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为核心的“蒙达尼派”，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独树一帜，予运动的发展趋向以极大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在勤工俭学生中较早组织社团，并注意组织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1920年1月15日，初达法国不久的会员张昆弟、李维汉等发起了“勤工俭学励进会”，该会“以新民学会诸友及新来之同志所组合”，“以励进勤工俭学，谋人生正当之生活，促人类真实之改造为宗旨”。勤工俭学励进会团结了李富春、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贺培真等青年入会，通过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国内的报刊，影响逐渐扩大。蔡和森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抵法之后，更添声势。同年7月，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大概来法的同学，有略有志气和见解的，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同年8月，该会更名为“工学世界社”。12月，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召开时，除了新民学会会员及勤工俭学励进会的老会员外，增加了颜昌颐、傅烈、袁子贞、欧阳钦等20余名新成员。翌年7月，第二次年会召开时，又有“新会员14人”。工学世界社还筹组了通讯社，报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工学情况、旅法华工状况、法国社会状况，从而进一步扩大它的社会影响。
勤工俭学励进会明显是笃信工读主义的社团，但在更名为工学世界社前后，其宗旨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次年会前两月，以世界社干事名义所发出的年会研究事项四大纲目为：“关于世界运动——世界观”；“关于中国改造者——回国后怎样作”；“关于实行工学者”；“关于世界社之组织”。于此可见，该社第一次年会所要讨论的问题，除了关于工读主义方面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两个更为重要的内容即如何改造世界和改造中国。尽管工学世界社的大多数成员彼时还不可能真正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但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对社员的触动和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该社成员贺培真在其日记中记载，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填写的是“劳动运动——劳动者握政治经济权”；对于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分两大部分进行——政治、经济——以劳动运动为基础，启发平民智识，促进平民觉悟，巩固平民势力，实行革命”待第一次年会召开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发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这次会议召开了3天，最后“表决3个倾向，各个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新民学会留法会员是1920年7月召开著名的蒙达尼会议的。从时间上看，它早于工学世界社发出年会研究四大纲目通知；从内容上考察，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所集中讨论的改造世界和中国为学会宗旨的问题，与工学社年会所要研究的四大纲目之前两项完全吻合。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工学世界社与勤工俭学会的宗旨之所以相异，是受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影响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维汉同志认为，“工学世界社与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相当于新民学会在法国的“分支组织”。
1926年，蔡和森在回忆工学世界社时，认为它是“一步一步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也是如此，工学世界社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出现的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它相当于新民学会的法国分会。这就表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主持者李石曾等人着力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再也不能控制运动的发展趋势。
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趋势起到重要影响的另一活动，是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发生在1921年2月28日，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引发这次斗争的背景是，1920年冬季后，法国工厂普遍出现歇工、倒闭风潮，经济极不景气。勤工俭学生觅工甚难，而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使众多的勤工俭学生难以度日。其导火线是巴黎法华教育会突于1921年1月18日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造成勤工俭学界一片恐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负笈海外的青年学生所处困境漠不关心，更激起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愤怒，遂有数百勤工俭学生在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之“二、二八”运动发生。
组织发动这场斗争的是新民学会留法会员。这个运动“提出了两权的口号：要读书权、面包权。这个口号是蔡和森提出的。”为了发动广大勤工俭学生参加斗争，蔡和森、向警予所在的蒙达尼男、女公学曾于2月中旬数次发出公启，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手段和目的，并议定，“若是本月28日以前无具体解决，即全体于28日同赴巴里（按即巴黎），围公使馆及领事馆。”2月17日，参与了临时协商会议的李维汉在勤工俭学生中号召，“临时维持办法稍得解决，根本要求，尚未有具体办法，还应由全体同志同起进行，大声疾呼，促其成就。”24日，蔡和森、李维汉在蒙达尼商谈后，决定再次散发公启，呼吁采取直接行动。
参加这场运动的勤工俭学生达400人左右。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直接出面领导，向警予、蔡畅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与法国警察相持了大半天，后终于被冲散。运动没有达到预定的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目的，但迫使中国公使馆延长发放3个月每人每日5法朗的救济费，巴黎法华教育会也应允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
这次运动虽以经济问题为直接目的，但却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周恩来在当时所写的通讯中明确指出：“彼等所最注意之点”，是“际此次本主义盛行之时，吾人欲置身于劳动界，即无异为资本家作机械、作牛马，故欲打破现象，必不在现代组织下劳动，而以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为社会革命之发动点。”这就表明，以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继产生革命思想之后，已经着手革命实践，这又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主持者和北洋军阀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新民学会会员参与组织领导的另一次群众性斗争，是1921年9月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
里昂中法大学，亦称中法大学海外部。在其筹办过程中，得到了法国政府和中国南方军政府的支持“二、二八运动”以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及其驻法机构对留法勤工俭学生排斥打击，欲将留法学生遣送回国。法国政府出自中法文化“提携”和“亲善”，曾经反对中国政府将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的打算。后因勤工俭学生于1921年7月联合旅法华人，全力反对“对法国远东利益有莫大关系”的中法大借款，法国政府遂改变态度。9月初，中法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布，将自15日起停止发放维持费，并扬言要将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与此同时，里昂中法大学也“突变方针，于进行上秘而不宣。”
严酷的现实迫使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奋起抗争，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再次负起组织领导之责。在斗争的酝酿阶段，他们特别注意同原来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的“勤工派”加强团结。蔡和森、李维汉等多次同赵世炎、王若飞等“劳动学会”成员交谈，还请他们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至9月进占里昂大学前，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不同派别渐趋联合，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作为开展斗争的最高领导机构。
按照联合委员会的安排，进占行动必须赶在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新生到校之前。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刘明俨等会员参加由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向里昂进军；李维汉、肖三、向警予等则留在巴黎，负责联络和声援。9月21日，“先发队”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昂大学。翌日起，“先发队”便在法国警察的监控下失去自由，形同囚俘。他们进行了合法的说理斗争，终无成效，10月13日，104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送，被迫离别了他们曾热情向往并工学二年的法国。其中，有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刘明俨，以及工学世界社的成员贺果、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涛等人。
争回里大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使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资产阶级感受到，一代中国青年不怕反动势力、奋起抗争的气势。这次斗争使不少的勤工俭学生抛弃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有的即在斗争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曾经风靡全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亦陷入绝境。
三
新民学会成立前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潮竞相传播，令人目不暇接。努力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民学会会员，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综观留法之前及留法初期新民学会会员的言行，乌托邦式的工读主义思潮对他们影响最大。如蔡和森出国之前曾函告毛泽东说，着手办法，惟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李维汉发表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指出，“人人做工能使生活平等，人人读书即教育平等。生活平等了，教育平等了，一切就会平等。我敢大胆说一句，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肖三也认为，“要以工学的精神与方法，谋世界的改造与进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曾将工读主义奉为圭臬。
然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实践，促使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政治信仰出现了新的倾向，使会员间的政治思想产生分歧，并影响了新民学会的分化。
工读主义，就其信奉者所要实现的“人人读书，人人做工”的理想化社会生活来看，与空想社会主义极为类似；从其反对暴力革命，企图以温和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人类平等方面观之，则又与无政府主义息息相关。当时的法国，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流行的国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1907年，李石曾等人即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提倡“扫除一切政府”，“纯正自由”、“无有私利”，反对“以暴易暴。”在他们的影响下，巴黎法华教育会所办的《旅欧周刊》，旅法华工会所办的《华工旬刊》也着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对留法勤工俭学生影响很大，新民学会留法会员肖瑜、李维汉便是在法国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李维汉在回忆留法初期的思想状况时谈到：“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以为找到了真理。”留法初期，李维汉的思想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他不仅在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期间及其后给毛泽东的信中，反复重申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而且在工学世界社的第一次年会上，“发表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为出发点，主张社会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肖瑜作为法华教育会的工作人员，与李石曾等人接触甚多，所受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加之他本人并无生存难，求学难的经历，因而他是比较固执地坚持无政府主义信仰的。
新民学会留法会员思想出现的另一种新的倾向，便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蔡和森“到法后，卤莽看法文报”，“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他注重研究“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同时也将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明确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他还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按即专政之意），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中既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政治信仰，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他们的思想分歧。1920年7月上旬，新民学会留法会员13人与部分工学励进会成员召开了著名的蒙达尼会议，就新民学会“会务进行之方针”，实即主义和方法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尽管会议最终确立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但在讨论过程中所出现的分歧是明显的。“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肖瑜“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革命。”李维汉与肖氏见解类似，他随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未敢有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在同年12月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年会上，蔡和森与李维汉，分别演讲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政府主义，分歧至为明显。
蒙达尼会议的详细情况，特别是会员间的政见分歧，通过肖瑜带回国内，蔡和森、李维汉亦先后数次函告毛泽东，这就在新民学会国内会员之间引起争论。
作为新民学会国内的主持人，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会所应持之“主义”问题。1920年2月，他在给陶毅的信中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同年11月，在给罗璈阶的信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得到蒙达尼会议的详情之后，毛泽东于12月初给在法诸友的信中写道：“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对于子升、和笙二兄（按即肖瑜、李维汉）的主张，不表同意。”蔡和森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理论家，由于客观环境不同，他在留法时期所阅读的马列理论书籍，较之青年毛泽东为多。蔡氏所进行的关于主义问题的“详细研究”，即是毛泽东所极愿解决的，也就有助于毛泽东在1920年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新民学会召开了长沙新年会议。会议依据蒙达尼会议所提出的问题，讨论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甚么办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重大原则问题。与会的19名会员经过坦诚、热烈的讨论后附之表决时，毛泽东、彭璜等10名会友同意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共同目的，何叔衡、熊瑾玎等5人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以上两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是一致的”，两名会员主张“促进社会进化”，另有两名对上述意见均表赞成。至此，“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宗旨为大部分与会者认可。在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即方法时，分歧则较明显。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2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赞成德谟克拉西”即民主社会主义者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1人；“未决定者3人”；在所通过的6种“即刻着手办法”之中，明确提出了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继续研究主义、联络同志、从事教育文化等实际工作。
从蒙达尼会议到新年会议，新民学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因为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会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色彩的政治活动，新民学会不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互助”的团体。当“主义”问题尚未明确之前，无论是留法还是在国内的会友，大都认真探索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真谛；而“主义”问题一旦基本解决，会员们却难以继续坐而论道，共同切磋了。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全力投入革命实践之后，学会的分化更是不可避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部分留法会员一度存在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们中大部分人最终抛弃幻想，走上革命之路。在“二、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新民学会留法会员能团结一致、共策进行，便是明证。留法会员中的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成员李富春、李林、颜昌颐、林蔚、李慰农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另有少数会员，如学会总干事肖瑜，则坚决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曾同他数次长谈，俩人都试图说服对方。肖瑜本人回忆，“我无法接受毛泽东的论点”，“两人越谈越崩”。1921年夏，新民学会即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