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常听见家乡来的人谈起胡筠和胡筠部队。胡筠在大革命前就读于平江启明女师，同我的一个姑母同学（我母亲是这个学校第一班毕业的）；姑母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消极了。当年大家都很关心胡筠的情况，谈起来并没有敌意，反而怀着敬意。

　　1949年南下湖南工作的三年，我没有回过平江，只知道胡筠不在人世了，怎样死的不知其详，模糊听说是肃反中被杀的。当时的工作情况，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往事。

　　今年2月17日，因《平江县志》最后定稿，来到长沙。我背了个县志“总纂”的名义，同约请的四位审稿人，以及多年主管县志编辑的同志和县委负责人一起，开了四天会，通过了最后的审定稿，并认真审阅和确定了“总述”的内容和写法。四位审稿的牵头和“总述”的执笔者李荣光，已年逾古稀，是胡筠的遗孤。他曾让我为平江的胡筠学校写过校名，这次又要我为胡筠纪念堂题词。于是吟得一绝并附跋语：

　　当年烽火鼓咚咚，幕阜山前一女英雄。

　　动地惊天生与死，至今仍爱说芙蓉。

　　1927年夏，胡筠即在幕阜山地区组织游击队，家乡人民习惯称之为胡筠部队；彭德怀起义时，为平江党政主要负责人。当年民谣云：“上打咚咚鼓，下打鼓咚咚，两边齐打鼓，中间接芙蓉。”胡筠与芙蓉谐音，又曾用名李芙蓉。苏区错误肃反中，1934年春被诬害，时为湘鄂赣省委负责人之一。

　　荣光知道我很想多了解他母亲的情况，给我送来一大叠材料，有县志的传略，书刊上的文章，何键政府《清乡公报》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几十人的访谈记录。这些谈话或访问记录，最早有延安整风时期的，最晚在八十年代初，内中有我认识的平江老将军张平凯、张令彬、吴溉之、钟伟等，有彭德怀、何长工、李聚奎等，还有同胡筠当年一起浴血战斗过的秘密交通员、司号员、游击队员、连长、连指导员、班长、战士、女兵们、省委秘书、地方干部、党校学员、油印员和家乡亲戚，以及大革命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几位女同学。这些谈话记录多是荣光夫妻（汤佩佑）多年奔波的成果。不论当年接触的深浅不同，被访问者谈起来都动感情，都深深怀念这位创建湘鄂赣红军的伟大女性。荣光还特意写了一份《对母亲的点滴回忆》，其中有他人不知的细节。翻完这些材料，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耳边似乎响起了这些谈话的声音，他们如此怀念着这位会打仗的女英雄，这朵芙蓉花！

　　平江在清末很出过一些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地主绅商中也不乏这种人。胡筠的父亲做药材生意，往来省内和粤港，也当过省议员，有冒险开拓精神，有点民主思想。胡筠是掌上明珠，自幼在家中读书练武，十九岁出嫁时，嫁奁中有四杠书，乡中传为佳话。李姓夫家是北乡虹桥大地主，丈夫思想趋新，生了儿子后，还让胡筠进启明女师读书。胡筠在学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在反对英国煤油起岸斗争中表现英勇。1922年，平江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受李六如影响，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入党的余贲民，在启明任园艺主任。1925年，胡筠即由余介绍入党。北伐战争时，她随叶挺团作宣传工作，随即到武汉，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受到军事训练，参加过打夏斗寅的战争。1927年7月，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丈夫这时退缩了，老人们当然更是对立。她毅然同这个美满的家庭决裂，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幼小的儿子。1928年初，她带领游击队来到虹桥，召开群众大会，烧田契，分积谷，甚至把李家的房子也烧了。张令彬说：“胡筠入党动机之纯，是首屈一指的。”何长工说：“她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白手起家闹革命的。”

　　怎样白手起家的呢？当过红军连指导员的李琪洲（1980年七十九岁时）说，我的一个当过兵的叔叔带回家一支步枪，埋在地下，胡筠说服他，将枪起了出来；又从两个农民家中收集到两支；还让农会会员缴了三个散兵的枪，不久又缴了散兵一个排的枪；还派人打入敌军，带出八支枪。胡筠还收编过方长发的一支农民自发武装，方是屠夫出身，夜袭本乡警察所，得枪七支发展起来的；他爱吃狗肉，跑得又快，被昵称为狗队长。黄金洞金矿局矿警队长侯金武的一支起义队伍，叫他猴队长。还有朱平被叫着猪队长。胡筠曾长期带过这三个中队。这支游击队还带有上千人的梭镖队。胡筠常站的操坪台上，用喇叭喊操令，训练这支队伍。1928年3月，平江四乡号称十万农民武装进攻县城，胡筠带的队伍曾攻入北街，同敌人展开巷战。扑城失败后，湖南反动政府声称“平江无人不共”，要“血洗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和宣传部长到中央汇报去了；组织部长罗纳川、青年团书记朱璋惨遭杀害，军事部长跑了，无数党员和群众死于敌人屠刀。胡筠化装成农妇，在深山中同敌人周旋，夜里提着马灯，寻找失散的同志。敌人四处搜山放火，游击队伍一夜转移几次，以野菜山果充饥。胡筠与李宗白、张警吾等成立新的县委，她为主要负责人。彭德怀起义前，她先入城取得联系。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胡筠被选为县苏主席。1928年10月，湘鄂赣特委成立时，滕代远任特委书记，胡筠为常委。此后她即带领一支队伍，转战幕阜山区。直到1930年打入长沙时，这两年多的艰苦游击战，访谈回忆的材料很多。

　　这里先介绍当年的女兵、当过小队长的余信大校，所谈1927年下半年的情况。她说，当时游击队的抢很少，梭镖大刀是主要武器，胡筠教我们自制武器，“烧旺火”，放竹炮，打手榴弹。楠竹节内灌上爆竹、硭硝、硫磺，打仗时先烧好一堆旺火，竹炮放进火堆，爆炸声不断，两三里以外都听得见，敌人以为是追击炮，机关枪，惊慌乱跑，游击队就乘机出击。这样的竹节，加灌些瓷瓦碴，安上引线，密封好，就成了手榴弹。瓷碴打进肉里，取不出来，敌人叫它洋炮。有一次，派出去的一个小姑娘侦察兵，得悉敌人换防的时间，胡筠就带队埋伏在一个山峡里，她指挥我们，敌人全部进峡后，再两头堵死，才从山上压下去。这次敌人全部被我们解决了。打了胜仗，还开庆功会，她亲自为战士发奖旗，带红花。

　　当年的秘密交通员陈泗生（1980年七十四岁时）说，胡筠那两年常在复兴山区（原名虹桥内山）活动，周围几百里，树木参天，落时遍地。她在内山建立了三个支部，县委有四个秘密交通同各地联系，信都是胡筠用药水写的。国民党清乡清山，非常残酷，外有重兵围剿，内有动摇分子逃跑。县委常常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窝。敌人来了就鸣铳告警，游击队保护干部、群众转移。各个路口、哨卡的口令，都是她亲自拟定下达的。山区粮食困难，常吃稀饭、红薯、南瓜、野菜。县委和游击队的粮食，要靠出山打土豪；打土豪也很讲政策，从不体罚，粮食也不搜光。有时胡筠以县苏名义开条子，到地主家担谷，地主接到条子不敢违抗。贫农则把租谷交苏维埃，以收条抵地租。天黑出山担粮，天亮就回来了。后来，敌人“九路进攻”，围剿内山，进山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还放火烧山，烧得山岭光秃，到处尸骨，粮食断绝，树皮野菜都吃光。县委仍在群众帮助下，四处转移，坚持在山里苦斗。

　　当年地方游击队员张满全（1980年七十一岁时）说，胡筠带的队伍三百人左右，在内山经常同敌军、挨户团（地主武装）打仗。胡筠部队一来，我们地方游击队要负责接应，放瞭望哨。在山顶远望有敌人出动，就放铳、打“哦呵”，让部队作好应战或转移准备。胡筠部队对山区地形熟，尽管敌强我弱，进攻频繁，总能化险为夷。胡筠从来没有打过一败涂地的仗，没有过重大损失，或中过敌人的埋伏。她每到一处，就立即布置好岗哨警戒，看好地形，找好以防万一的退路。这里差不多每一条小路都有赤卫队员、童子团放哨。只要敌人一出动，深山里的部队就知道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张平凯讲了一个坐箩筐打仗的故事。胡筠是一双解放脚（幼时缠过脚，放大的），在山上急行军走不快。她平时常骑一匹白马，挟两支短枪。有一次，一营敌人紧追不舍，游击队弹药不多，急着上山，甩掉敌人。爬陡坡，转急弯，解放脚实在不行了，胡筠只好坐在箩筐里，由战士抬着上山。她看到一处地势很好，便于打埋伏，两边峭壁夹峙，小路蜿蜒而上，敌人经此，无法仰攻，用“滚木礌石”也可以杀伤敌人。她传令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敌人果然骄气十足，上山来了。胡筠手枪一挥，号声枪声杀声，子弹石头滚木，打得敌人鬼叫狼嚎，丢下尸首，扶着伤兵跑下山去了。1929年，胡筠与张警吾结婚后怀了孕，一次打退敌人向游击队驻地进攻的战斗中，她临产了，用牙齿撕破衣服，草草包裹婴儿，挣扎起来。在打退敌人几次冲锋的间隙中，战士用箩筐抬着母子，安全转移。胡筠的左肩负过伤，多年战斗中负过两次伤；负伤时，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

　　每次战斗之后，胡筠都要及时作总结。这样就总结出一套朴素的游击战术，如“拦腰截尾，打敌哨线”；“敌进山，我下塅”；“敌去河东，我往河西”；“积小胜为大胜”，等等。在何键政府的《清乡公报》中，不得不承认胡筠这支队伍：“声势浩大”，“赤焰所播，如火燎原”。现摘录几条这类有关胡筠的“公报”。这些“公报”大都是由何键本人在“省府纪念周清乡报告”中提及的（当年国民党每星期一要举行“总理纪念周”）。

　　“该逆（彭黄）在平江组织六个游击队，共匪胡筠称大队长。”（1928年8月1日）（以下“逆”“匪”二字可略则略）

　　“平江东北乡以余贲民、胡筠为首，啸党众二千余。”（1928年8月15日）

　　“彭德怀，黄公略窜入赣境修水，旋回向铜鼓溃窜。8月23日，忽合胡筠部共五千余人，枪七、八百支，窜来平江长寿。”（1928年9月3日）

　　“彭德怀、胡筠两部约三千余众，枪为三、四百枝，经在绞车坳击溃后，向浆市、虹桥逃窜。军来匪去，诚为可虑。”（1928年10月15日）

　　“11月1日由山交坳出发向绞车坳、台庄方向，进剿彭德怀、胡筠等，胡等闻风先窜，总不与我军接触，而江西友军又不能同时夹击，以致胡等容易逃避。（1928年11月）

　　“彭德怀部窜入赣境后，我部追击，因边境山路纷歧，人烟绝少，当致失踪。平江境内胡筠所部枪枝二百，流窜东北恩溪、中洞、桃花、虹桥一带，时散时聚，肆行扰害。”（1928年11月19日）

　　“北乡胡筠纠合各股，有枪三百余支，窃据留良洞、小尖、中山民、桃花洞各处，蹂躏恩溪、三墩、钟洞、三眼桥等地。”（1929年3月14日）

　　1929年《清乡公报》第2期（6月30日出版），载何键嘉奖旅长陶广打了一次胜仗的电文，陶的原电中说：“职五团赵营长报称，昨（5月12日）据报岑川有共匪约二百余名，枪五、六十支，梭镖百余杆等，职营一面通知驻岳阳挨户团，请其开赴岑川之后堵截，一面亲率七、八两连，于13日午前7时进剿。讵料胡筠于12日晚由杨梅山开来，率三百余人，枪约二百余支，与原在岑川之众汇合，与职营顽强对抗，相持约二小时。职率官兵奋勇冲锋，卒将匪完全击溃，恢复岑川，计毙匪三十余名，伤五十余，夺梭镖三十余支，匪纷向杨梅山、梓江等处，分头逃窜。此役职营伤官长二名，士兵阵亡五名，消耗子弹一千八百发等。”这以后的“公报”中称胡筠为“悍匪”。

　　“铜鼓不幸，匪患频仍，沿湘之喜盈、富有、寿遐、禄崇四乡早已沦为匪窟。王式毂、樊仕民、叶道华、张之伦等，勾结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人千余，长枪六百余支，在幽居地方居然设立伪党部，分田山屋宇实行共产，到处暗设机关，信息非常灵通。出没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之间。我军进剿时，不但匪情无从探悉，即问途购物，亦多不便。

　　“自国军来县驻剿，七县联防以后，共匪知环境不佳，翻然变计兹侦获最近策略，缕析陈明如后：（1）七县约期清乡，匪首下令全体匪徒佯为反对，暗则仍受命令。俟清乡之后，一律仍做共产工作。（2）军队进剿时，令有枪匪徒变整为零，大股为小股，每小股枪支三、四十杆不等，藏匿深山密林之内，暂避我锋。俟我军撤防之后，仍令集合一处，实行反攻。（3）浏阳、平江两县兵力雄厚，匪难以立足，只有铜鼓崇山峻岭，兵力单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共匪必以此县为根据之地。（4）匪区内十五岁以下编为童子团，二十岁以下编为青年团，二十岁以上编为冲锋队，俟组织完竣后，即举行暴动。（5）对于未入匪党之人，纯以政治手腕，笼络羁糜，无所不至。”

　　以上是1929年第四期《清乡公报》中，陶广向何键发的电报。末尾说“恳转咨江西省政府令饬毛营长期驻剿，将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早日消灭，以绝根株，免贻后患。”

　　方长发后来在红16军，因诬告被误杀，已追认为烈士。侯金武与朱平，后来都任过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战争中牺牲。胡筠率领的这三个中队的战士中，出了好几位将军。

　　《平江县志•胡筠传》说：“胡筠指挥的著名战斗并为父老所传颂的，有声东击西的木瓜乡塌石壁之战；用辣椒烟薰岑川乡碉堡之战；利用地形杀回马枪的泉水乡之战；扰敌致疲，然后主力远程奔袭的修水县朱溪之战；用湿棉絮绑在桌上，令战士顶着桌子冲锋的武宁县城之战等。”后两次战役，是1930年胡筠调到赣北持委以后的战事。

　　何长工说：“胡筠不但像男的一样，有许多男的还不如她。她很会打游击，她的部队是平江打得最好的。平江的敌人一听说胡筠的部队来了，就害怕。国民党的报纸曾多次通缉她。”

　　胡筠虽然学过一些武术（当年女兵说她能打过四个男的），但个子瘦小，一双“解放脚”，居然如此善于带兵打仗，四面威风，敌人胆寒，六、七年中转战于崇山峻岭，别的不说，这需要克服多少女性生理上的困难。游击队初期，部队中就她一个女的，出发打仗和操练时，她都打绑腿，用布带把胸部绑起来。人们至今谈及，不能不深深佩服她的顽强意志和无畏精神。

　　胡筠短暂一生的高峰，是率领地方赤卫队十二万人于1930年随红军攻占长沙。当时在教育坪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在大会上，彭德怀、滕代远、王首道、何长工和胡筠都讲了话，胡被选为省苏维埃委员。李荣光说，当时李家的人都逃亡到长沙，祖父扮着卖河水的去听了，回来对祖母说：“敛容（胡筠当媳妇时的名字）讲的还是有道理。”祖母说：“六个儿媳，数敛容最好。”父亲李筱池（积琦，字筱池）是“党党绝”的灰色分子，终生没有说过母亲半句坏话。

　　1930年9月，赣北持委成立，胡筠调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随后成立赣北红军独立团时，胡又兼任团长。这时她带部队打过攻坚战，如前述修水、武宁两战。《通城人民革命史》载：“1930年12月23日，胡筠率红八师及赤卫军一千余人，进攻通城。利用内应，一举攻克，计缴枪一千三百七十四支，长机关五挺，手枪三十余支，子弹十余担，其他军用品无数。”胡筠是以八师师长名义参加这次战役的。

　　荣光说，母亲善长演说、演剧、唱歌，家里有架风琴，那时的山乡是稀有之物。在启明女师时演剧，扮演华盛顿。县志传记说：“胡筠爱好文艺。治军之余，曾创作大量宣传品。其中《李更探监》和《鲁胖子哭头》两个歌剧，前者反映罗纳川妻子探监，感人至深；后者形容鲁涤平哭张辉瓒，淋漓尽致。两剧至今流传在万载小源等地，刊载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万载分册》中。”何长工回忆平江一次地方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样谈到：“胡筠在会上讲话，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听她作报告。她果然不错，讲话很有吸引力，句句中肯，无一句废话，层次清楚，平易通俗，分析形势很准确。她讲的是‘平江起义’的伟大意义和对开创湘鄂赣根据地的关系。后来我同胡筠的接触很多，也愿意与她交谈，常跟她谈农会与地方工作的情况。我很佩服地，她身体很好，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很有基层工作经验。她是平江县主要领导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

　　1931年3月，原湘鄂赣特委和鄂东、赣北、湘北等持委，合并成立湘鄂赣省委，李宗白任省委书记，张警吾任宣传部长，胡筠任妇女部长。边区二十多个县，各级都有妇女组织，妇女干部除参加文化、学校、军械厂、金融、贸易等地方工作外，还有大批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在后勤部门工作的最多。广大妇女动员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红军，妇女成为农村生产的主角，组织耕田队、抢收队、积肥队，以换工、帮工方式解决烈军属和孤寡户的劳力问题。支援前线战争的种种后勤重担，也都落在妇女肩上。当年许多女兵、女干部，关于胡筠在这方面的回忆材料也很多。这一期间，胡筠还负责办过党校，在这方面也施展了她的才能。

　　直到1931年8月，湘鄂赣边区二十多个县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胡筠还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省苏维埃委员。

　　湘鄂赣根据地和胡筠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厄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所造成的。1932年3月由中央派人来进一步强制执行后开始的。“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是这条“路线”的总精神。王明在他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写道：“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区里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鄂豫皖、湘鄂西等区的反改组派斗争，早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1932年3月，中央认为湘鄂赣省委肃反工作领导不力，“仍然没有转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于是一个中央代表团带着彻底改造原省委、坚决转变路线的任务，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杉，成员有来担任省委书记的林瑞笙，全总巡视员陈佑生，来担任省委少共书记的郭潜。他们取代了李宗白等人的领导，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宣布原省委作出的一切决议、原省苏维埃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统统无效，并撤销了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职务。“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敌我界限，在组织上怀疑一切；对地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更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成为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对于一切不顺他们心意，或对他们持有不同意见，或一般工作失误、思想作风等问题，一概指责为“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斥之为“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所谓“破坏活动”。林瑞笙的临时省委制定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发动党内外斗争，在斗争中坚决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漫、脱离群众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豪绅地主的子弟）和动摇的知识分子，特别要从思想上和理论工作中，洗刷不执行国际路线与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分子，以及暗藏在党内的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四七团、王（忘）八委员会、好吃委员会分子出党。”并且强调“不要和平的洗刷”，认为原“省委成份多系地主富农的知识分子”，“右倾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成份不少”，特别是“平浏地域观念”严重。原省委党政工团和部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平江和浏阳两县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成为主要斗争对象。7月，省保卫局颁布“自首自新条例”，只要填表登记，有两人担保，就可发“自首证”，在逼供信的施威下，出现了一批批所谓被欺骗加入“改组派”、“AB团”、以及什么“恋爱社”等等的工农群众中的“自首分子”。到9月在万载县小源召开湘鄂赣省委二次党代会正式成立省委时，又通过“肃反斗争决议案”，“要严格纠正过去下级党对肃反工作领导怠工和极端右倾的取消倾向”。于是，更助长了逼供信的盛行，比以前的斗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被错捕冤杀的人更多。

　　根据历史文件和有关党史资料，如红三师七团从团长到班长以至绝大多数士兵，都被当作“改组派”、“AB团”等所谓“敌党分子”，其中半数士兵，都遭到处决。这一期间原省委党政军和县主要领导干部，就有五十人左右被逮捕，包括赖汝樵（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警吾、胡筠等，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组织部长刘英杰、九师政委李幼军、红三师政委时金波等一批军、师、团级干部，和平江、浏阳、万截、铜鼓、蒲圻、阳新等县县委书记等，都先后惨遭杀害。这些人都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人，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关于苏区错误肃反，现在有关各省党史部门都作了详细调查并有所研究。平江一县错杀的约二千人左右。据我看到的资料，1933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现湘鄂赣肃反中的问题后，曾电令省委：“停止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由新书记到达后解决。”直到1934年1月，由陈寿昌率中央工作团到达湘鄂赣后，撤掉林瑞笙职务，改由陈任书记，才基本停止了错误的肃反斗争。可是，胡筠却是1934年4月被杀害的。

　　关于“恋爱社”等稀奇古怪的名称，李琪洲这样谈道，那些新来的省委造谣说，我们的部队里有什么“恋爱社”、“打狗委员会”、“好吃委员会”、“AB团”，我们打仗，气都喘不过来，有时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恋爱，打什么狗。有一个老红军战士虹桥人梁克基（1980年六十六岁时）说，查这些“恋爱社”时，采取逼供信，严刑拷打怀疑对象。被拷打的要是被逼而乱咬别人，被供出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战士怕被干部抓去杀了，干部怕战士暗害。许多团长、师长怕遭暗害，在行军中穿一套衣，夜里又换一套衣；白天骑马，晚上夹在战士中走。那时部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我们那个部队，一次被敌人缴去八十条枪。战斗中部队不听指挥了，一听见枪响，就各顾各地跑，减员十分严重；除了伤亡的外，每天都有拖枪逃跑的，常听到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排跑掉了；你去追赶，他们还开枪打你。这位红军老战士最后一段话真是入木三分：回想建军初期，没有枪，没有部队，白手起家，干起来满是劲头。打仗从不怕死，拿着梭镖大刀，还敢攻城。一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任它多苦，也毫无怨言。没有枪，没有炮，去抢枪，做石灰竹罐头做炮。身上带花几次，还是要紧跟红军。打土豪，反围剿，干部、战士从不分彼此，即使犯了错误，挨了批评，心里也舒服。想不到红军不败在敌人手里，却败在清查什么“恋爱社”，搞肃反，败在自己人手里。

　　李琪洲回忆胡筠时，深情地说：想起她和我在一起时，有时饿着肚子，还要拼命打仗。一次她听说我负了伤，将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一块光洋给了我。胡筠被枪毙的消息一传来，我痛哭流涕，许多人都哭了。这批老领导干部死后，部队人心惶惶，有些人丢枪不干了，回了家。有的干部乘机打击报复，造成基层内部互相顿轧。国民党更乘机煽动，说共产党、革命者没有好下场。有些人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以林瑞笙、陈佑生为首的新省委，只会杀自己人，不会发动群众，也不会打仗。他们只知道蛮干，打大仗。加上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孔是新省委中的人）、政治部主任刘学吴先后叛变投敌（陈佑生、郭潜等人后来也叛变了），更是人人自危。战士们多不想干了，敌人重兵围剿，十分残酷，新省委一筹莫展，红军战士各逃生路，湘鄂赣根据地就这样垮掉了。事后，我们常想，湘鄂赣边区为何从手无寸铁发展起来，经过多少次清乡、围剿，不但不垮，反而越战越强？为何到后期有了红十六军，有独立师，好多独立游击队，却垮得那么惨？为何早期人心那么齐，那样困难都信心百倍，而后期却人心不定，悲观失望，觉得革命没有前途，纷纷逃离回家？为何初期打土豪时，都很讲政策，一不体罚，二给饭吃，我们吃不饱，先让俘虏吃饱，多少白军参加了红军。所以，湘鄂赣这样的苏区不是蒋介石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

　　胡筠是1933年6月下旬，以所谓“托陈取消派”的罪名，与张警吾同时被省保卫局逮捕的，监禁在万载小源保卫局所在地的杨源洞大屋。当年保卫局的干部骆奇勋老人（1939年曾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对此记忆得很清楚。胡筠在关押期间经过多次审问，她对主审人（保卫局执行部长罗鑫）说，只听得苏联有托派，中国是否有托陈取消派和什么新党，我毫无所知，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呢？问来问去，互相顶撞。由于保卫局并没有掌握任何具体材料，只是逼供信得来的口供。其他被捕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真凭实据的材料。因此，都无法结案，只好等待中央保卫局的复电。这年10月，胡筠要纸笔，写了几十页的《狱中自述》，骆奇勋看过不只一遍，还记得大意和一些细节。胡筠详细谈到家庭和早年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的情况；以及思想变化和坚决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小时上学，父母给她坐轿，“我怎能把劳动人民当畜生！”她给轿夫付了钱，自己背着行李走路。胡筠还谈到同张警吾结婚的问题。张是店员穷学徒出身，由于手不释卷，刻苦学习，当上了小学教师，俩人志同道合，最后经组织同意，才结为夫妻的。《自述》中有这样两句沉痛的话：“此志未酬，身陷囹圄”；还有她平常爱说的两句话：“牺牲换大家幸福，奋斗是吾辈生涯。”骆奇勋以记录员的身份，能经常到牢中去看望，牢房阴暗、潮湿，特为她安了门板铺。但监守很是严厉，带有竹制土镣，夜晚不能随意翻身。

　　荣光写的点滴回忆中说：有两名保卫队员计划放母亲出狱，一起逃走。母亲一则怕连累他们，一则相信党会弄清楚是非，坚决不同意。母亲一面写《狱中自述》，一面交待保卫队员带信给我，叫我多读点书，将来革命胜利了会有用处。1934年春，母亲等人从铜鼓牢房押往平江黄金洞。从小源押到铜鼓，又从铜鼓迁走，都是由于敌军重兵围剿，省委机关匆匆转移。从小源到铜鼓，“犯人”都带了“面罩”，这是怕战士们认出来，引起骚动。到黄金洞的路上路过泉水乡山鸡坳时，母亲还吃了两个包子，瘦得皮包骨，撑根竹棍子慢慢移步。走过约里多路，到冷水井，被枪杀。山鸡坳上有人听到枪声，赶到冷水井，把母亲遗骸掩埋了，还插了根竹子作记号。1947年冬，我一路查问，寻到冷水井，竹子当然没了。这一地段白骨成堆，刨开一层又一层，分不清了。

　　胡筠生于1898年2月10日，死时三十六岁。她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张在武汉时的军装照片，现在挂在长沙烈士公园湖南革命烈士馆中。平江起义纪念馆中，陈列有胡筠幼年读书用的桐油灯和书箱。

　　1958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到了县人民医院（原普爱医院），向陪同的县委书记谈到当年在这里开会，准备起义，胡筠参加了会，感慨地说：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平江人至今仍爱说芙蓉，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知道胡筠。中国人都知道秋瑾，她的墓地在西子湖畔。胡筠同秋瑾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胡筠的一生比秋瑾更“竞雄”，更威武，更悲壮，同新中国的关系更紧密得多。她的墓在哪里呢？其实，没有墓并不要紧的，她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