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北京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来到北京。
北京这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和罗学瓒等八个新民学会的会员，住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里距北京大学很近。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很苦的，可是他们读书求教、学习新的东西却非常方便，参加各种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很多，也可以到北京大学自由听讲。他们的老师和朋友杨昌济，仍时时给他们以关怀和帮助。他们的精神生活过得极为充实，极有意义，比长沙时代丰富多了。
毛泽东同志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这样说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以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八个人。晚上我们八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前面的广场上，我见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塞外冬雪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什么近二十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曾带给他晚来的青春幸福——他同老师的掌上明珠发生了恋爱关系。鼓楼后豆腐池胡同的“板仓杨寓”，同长沙的板仓杨寓一样，仍是毛泽东同志常去的地方；同杨昌济讨论更多的新问题，有了更深的友谊，“成了最真挚的朋友”，真正的忘年之交。十九岁的爱女杨开慧，将父亲这个最得意的门生，身材魁梧的新民学会的领袖，当作她自己的领路人。他俩有时迎着寒风，漫步北海桥头，欣赏万树梨花，谈论着自己的理想，祖国未来的春天。
虽然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用只需要五六块钱，但是毛泽东同志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于是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他钦佩的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同志被派在图书馆作助理员。他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房间（沙滩北京大学旧址红楼一楼的东南角，现辟为纪念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工作。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常常在这间房里，围着那张会议桌开会。”这时湖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的已达一百多人，都很能吃苦，很用功，思想前进，朝气蓬勃，在北京有很好的声誉。李大钊很看重这个“助理员”，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潮会聚之所，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发达，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研究会、体育会、数理研究会、图书报社，以及《新潮》杂志社等，不下十六七种。毛泽东同志除经常旁听他所喜好的课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种创举，每周举行两次研究会，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担任讲师，讲办报的业务经验，还有人讲新闻理论。毛泽东同志以很大的热心和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他同邵飘萍很接近，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邵很多的帮助。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的《北大日刊》，载有“新闻学研究会之改组启事”，“是日到会者”的名单中，有毛泽东的名字。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历来养成了“每事问”的良好习惯。现在到了北京这样一个沸腾的新的天地，他的兴奋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他当然极愿意多接触一些先进人物，满足求知的渴望。他的活动中心是在北京大学。他不是正式的学生，他的身分是低微的，是一个每月只有八块钱工资的图书馆助理员，这就使得他在这方面的活动遇到许多困难。北京大学当时虽然是一所充满新的精神的最高学府，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他能够在这里得到李大钊等著名的先驱者的器重；但是这里毕竟还同时也是充满趋炎附势等腐朽思想的落后社会，他不能不受到当时也是所谓“先进人物”的冷遇。谁愿意去理会这个远自湖南来的“土里土气”的青年呢？他回忆这一情况时说道：“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致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看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很贱视我。在这些来看报纸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象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及一些别的人。我对于他们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讲湖南土话。”
但是，毛泽东同志同北京大学学生中真正的左翼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例如邓中夏（在校时名邓康），是学生中的革命中坚人物。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时，就同他经常通信，讨论革命问题和各种新的文化、思想问题，这时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劳动群众。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北大学生的一个组织，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很多人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邓中夏被选为总千事。这年三、四月，常到街头讲演。平民教育讲演团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群众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只有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些人是半工半读。根据何长工的回忆，这年初冬，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到了长辛店，同何长工等商谈去法国的路费问题。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修理厂，有好几千工人。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参观这样大的工厂，也是他第一次同这样众多的产业工人群众相接触，他亲眼见到中国无产阶级是在怎样低下的条件下劳作和生活，他们紧张而繁重的劳动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还没有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首的左派，他们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所具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是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以胡适为首的右派，虽然已开始宣传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但由于他的“文学改良”的主张和提倡白话文所起的积极作用，在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还一时把实用主义当作进步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系统地介绍过来，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主义等，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人们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同它们之间的界限。这时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进步学生中，影响颇大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组织有秘密的团体，流传和研究这方面的书籍。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甚至把“爱国”、“救国”看成是落后的思想行为。在“五四”时期，有许多人是经过无政府主义思想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停留时，也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且同北京大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有过往来，跟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的了解，用他自己回忆中的话来说，他还正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因此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甚至表示赞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作为一个早就具有确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第一次到北京停留的五六个月时间，最重要的收获是使得他有机会更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接触了同他的精神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主义。他自己概括这时的思想状况是：“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头脑越来越前进。”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还只能从中国报刊上有限的材料中作出探讨。
不论从求得新的知识、新的朋友、新的社会活动经验或自己的初恋来说，北京是如此值得留连的地方。但是生长于苦难的农村，在封建军阀横暴统治下奋力求出路的青年毛泽东，他忘不了生活和斗争了二十五年的湖南这个地方。湖南还是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场，湖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湖南还是一个极为闭塞的内地。湖南有许多事情要办，首先是需要去打好新民学会的基础，去团结革命青年和社会上的有志人士，向压榨湖南人民的张敬尧作斗争。他向朋友借了够买车票的旅费，前往上海。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到上海后，停留了二十天，经常到南市斜桥湖南会馆去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种种情况，亲自到码头送别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们之后，便凹到湖南来了。
“洞庭湖的闸门开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特别谈到所知悉的十月革命的情形和北京进步青年的种种活动。他要大家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俄国和各国的革命情况，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这时，正是“五四”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日精心阅读报纸，关心巴黎和会的动向和国内有关山东问题的舆论，以及各地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新民学会这时新吸收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会员；长沙各重要公私立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都为学会会员或同学会有关系的先进青年所领导。毛泽东同志同这些学校中的先进分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将湖南革命青年的核心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关于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问题，过去曾有过酝酿。一九一八年五月，曾成立学生联合会，但组织不健全，后来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这时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湘雅医专等最有基础的几个重要学校为骨干，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同各学校主要代表的接触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运动要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首先是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对于必然会招来的张敬尧的镇压，也作了详细分析，要大家有所准备，要动员全体学生起来迎接严重的艰巨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革命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北京学生爱国示威运动的消息传来，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人心极为激昂；报纸连续发表“危机一发之山东问题”、“山东问题之警报”一类激奋人心的文章。青年学生最为愤激，立即奔走呼号，秘密结合。各校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的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这些传单有的是毛泽东同志起草或帮助起草的。五月七日这一天，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曹、章、陆等卖国贼。
为了进一步将学生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将群众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迅速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成为当务之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民学会会员为此紧张地在各校活动。一师、商专、湘雅，长郡和明德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领导骨干的社会活动经验也比较多一些。于是，以这几个学校为核心，一方面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一方面建立校内组织推选代表，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九日，公布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章程，宣布学联的宗旨为：“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六月三日，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新的姿态宣告成立；成立之日，即通过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
长沙全体学生罢课之后，几天时间，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罢课了。
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施加迫害，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的组织。学联洞悉这个阴谋之后，立即做出决议：“既经罢课，就决不受试；如提前放假，亦即赞成，在校救国，放假亦不碍救国”。于是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学联组织各校学生有计划地回到各县开展救国活动。如长沙县属各乡镇在省学生，组织了演讲团联合会，派了几十个演讲团到各乡镇活动。学联的主要干部仍留在长沙，邀集各校代表住在商专，继续开展市区的工作。
一九一九年五月下旬，全国各地在学生组织的推动和号召下，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湖南各界在五月下旬成立了“国货维持会”，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根本没有形成为一个运动。学联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领导学联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于是长沙和湖南各县的抵制日货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除进行组织领导工作以外，还亲自参加宣传活动，到处讲演。有一位一九一九年至二○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道：“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讲演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又带有幽默，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话。”
根据北京、上海、天津各地经验，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群众，七月九日，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共有三十多个工商行业，以及基督教联合会等代表。大会认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须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并号召湖南各界人民起来“推翻武人政治，排除官僚派及阴谋家”。会上组织了包括二十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联合会成立之后，即以学联为主干，发行了以鼓吹新思潮为宗旨的会刊。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是比较广泛的群众组织，各界爱国人民都纷纷加入。例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团。长沙的报纸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的话，形容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和发展。七月十五日，在四百多个“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筹备会，十月下旬，正式成立了十人团联合会。
在全国爱国反日运动高潮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向群众直接进行威胁和迫害，在湖南，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兵舰一艘开至常德，向常德人民示威。七月四日，长沙学生在湘江码头劝阻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轮船时，日商戴生昌汽船公司居然指使流氓，将一个学生扭入该公司毒打。长沙各界群众联合向日本领事抗议并要求惩凶时，张敬尧公开为日人辩护。这件事前后斗争了一个月，张最后只令法庭判凶手三个月徒刑了事。这时，驻华日本公使小幡公然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张敬尧按照畏日如虎的段祺瑞政府训令查禁了救国十人团。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迫害，并不能阻止湖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同志和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学联和各界救国十人团，继续进行秘密的和各种公开的活动。
在这个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刻，毛泽东同志除极其重视群众的基层组织活动外，还特别注意到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他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不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因此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在日常的繁忙工作之中，毛泽东同志挤出时间来创办这样一个刊物。
《湘江评论》
如何利用报刊和创办一个期刊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是毛泽东同志回湖南后经常思考的问题。“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高潮。新文化运动起了质的变化：不止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而且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了；不止是主张民主与科学，而且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了。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年之内，全国达到四百种之多。这些刊物多数是由各地的学生组织以及许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学生主办的。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各校学生即出版了十多种刊物。这些刊物虽然都以宣传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知识为主旨，但多累赘重复，缺少见解。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更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毛泽东同志以很大的精力亲自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
《湘江评论》周刊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的。但是写稿的人很少，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或不适用；因此，毛泽东同志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总计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他执笔的；其他的撰稿人，也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从写稿、审稿、编辑到校样，他都要包打包唱。这时，他住在修业学校。在溽暑的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或者作其他的工作。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出版。刊物在形式上同《每周评论》一样，报纸型四开一张；分栏也大体相仿：有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很短的杂感）和新文艺等。出版的第二天，长沙各报都刊出“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
关于发刊的宗旨，“本报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由毛泽东署名的“创刊宣言”，开门见山地说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接着说明世界革命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宣言”的结尾发出这样激情的呼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洋溢着敢于理想、敢于斗争的磅礴的革命气概；贯彻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精神；特别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信任；并且着意研究以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中国的革命。这些文章除对历史事变作出深刻的概括外，还对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关于国内外大事，有述有评，分析得头头是道，总是击中要害，揭露本质，指出可能的趋向；文字又特别生动有力，深入浅出。“杂评”与“放言”，则针对社会上种种守旧现象和奇谈怪论，予以揭发讽刺，文笔辛辣，三言两语，说到读者心坎里去了。
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十月革命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劳农阶级的革命今后定将普及于全世界；同时明确意识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从而将中国这次崭新的革命运动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他以这样热情的词句讴歌世界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突起，更有中国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毛泽东同志认为，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他说：“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约，唯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按指革命政府不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不提和议，明目张胆地对抗协约国，协约国至今未如之何。”
毛泽东同志一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幻想。《湘江评论》以很大的篇幅介绍当时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论述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前景。通过这些“时事述评”，编者不仅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文章说，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虽然“满嘴平等正义”，“民族自决”，实际上都是“一类的强盗”，他们所千的不过是分脏的活动，所争论的不过是土地、主权掠夺的谁多、谁少。这样概括“地球上第一个实业专制国”美国的情况：几个人享福，千万人痛苦；实业愈发达，受剥削的人就愈多。因此，今后世界的前途必然是：一方面，虽然“和约”签定了，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消除，今后军备竞争必将继续下去，新的战争种子已种下了；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就预言：“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头痛。”“一九一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而阶级战争，“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他非常藐视外强中千的帝国主义，深信工人阶级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得胜利。他对自以为获胜的当时任巴黎和会议长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讽刺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文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必看重帝国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的高视阔步，他们的事业是长不了的，“他们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从十月革命尤其是自己亲身参加的五四运动中，他更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历史每次革命变革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这种思想，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有着鲜明的、充分的反映。根据这一观点，文章这样概括西方近代和现代的革命形势：“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至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根据这一观点，文中以这样生动的比喻表述了五四运动所显示的群众威力：“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
这篇文章说明，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远远超过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水平。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使得他以“民众的大联合”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方略提将出来，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勇气。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从宗教、学术到政治、社会，斗争双方必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则决定于联合的坚强与否，以及作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是新是旧或是真是妄。文章说，近世强权阶级——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统治，使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痛苦到了极点。于是起了革命，而有人民的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即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贵族、资本家不论有武力、资财，乃至“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大大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三种看来似乎很厉害的手段，也完全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例如统治者军营里的兵士，本来是民众中的成员，只要他们翻然醒悟，就反而会一齐化成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按指沙皇俄国国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大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小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所谓小联合，即是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分别组织起来，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求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根据欧美各国经验，工人还必须按照产业与行业组织各种工会，作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基础。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总之，民众的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以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界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
文章还特别指出，采取这种人民大联合的方法，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敌人作拼命的斗争的这一派的首领，是生在德国的马克思。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决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文章号召中国人民也采取这种方法，去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无限乐观利胜利信心，而且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立于世界的最前列。文章的结尾这样预言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拚命向前。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我们前面！
结合五四运动时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地开始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进行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其基础为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同时，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领导湖南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以及随后的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初期工人运动中，毛泽东同志都创造性地卓越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以革命群众、工人阶级为主体，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开明人士以及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由于具有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对统治阶级本质的透底认识，以及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充分信任，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就象马克思一样，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什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全部文章，无不充满了无法无天的英雄气概。如“创刊宣言”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什么也不要怕”的号召：“天不要怕。鬼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要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强权”、“命运”等等偶象，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他鼓舞大家革除“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的积习；他认为，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追求它，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在这个黑暗的社会、诡诈的世界，中国人民必须从安于做旧思想、旧习惯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不要害怕来自旧势力的一切指责。
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这时还是知道得很有限的。到这时为止，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说，李大钊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人，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毕竟还没有完备的认识。他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养料，自然是很有限的。例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还只能有很初步的了解。在上述他写的许多文章中，表述唯物史观的观点时，就不免夹杂着唯心史观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念，有时也混在一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还只是以“激烈的一派”与“温和的一派”来加以区别，“阶级”与“社会”、“群”，“人民”与“平民”等名词，还一并使用。关于最后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这样的观念是已经产生了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应采取怎样具体的方式和步骤，他这时自然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所有先驱者，这些问题也都还没有解决。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耀着阶级分析的光芒，已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当家作主，特别已注意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重要了。
关于所谓“过激党”的问题，《湘江评论》发表了好几篇短论予以说明。
当时的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作各种诬蔑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布尔塞维克被称为“过激党”，而且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同起来。北京政府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等军阀也严禁“过激党”，并多次下令检查邮件，查禁进步书刊。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恐惧心理，好象“过激党”来了，就大祸临头了。张敬尧政府也散布空气：“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湘江杂评”这样写道：“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么？”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湖南倘如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世界杂评”中则具体指明，“过激党”一词是袭用的日本名词。因为日本军阀贵族唯恐俄国革命思潮传过去，“动摇他们的阶级制度，就译之为‘过激党’。”“其实俄国的‘布尔塞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也有政府，也有宪法，并不是‘无政府’。”短论“放言”就简单明了地将“布尔塞维克”予以通俗解释：“这不过是要强制作工”。毛泽东同志自己还写了一篇《研究过激党》的短文，这样风趣地说道：“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党布满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这样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当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创刊号印了两千份，当天就销尽了，继续来订买的仍很踊跃，随着又加印了两千份，还不能满足外地的需要。因此，自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这个份数，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很大的数目了。长沙和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许多中小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它的好友，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中，也很快传播开来，外省订户也日有增加。许多学生义务上街卖《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随后，在《每周评论》三十六期予以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并且指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的“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当时全文登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有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推荐这篇文章和《湘江评论》的期刊，还有《新青年》、《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等。这篇文章在《星期日》转载后，对四川后来一连串轰轰烈烈的青年爱国运动，起了推进的作用。直到一九二○年“五四”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新教育》（二卷五期）上写文，介绍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专横统治，不啻是接连投下的炸弹。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第五期出版后或尚在印刷之中（这一期现在还没有找到），张敬尧派出军队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且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承印。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但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全国性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于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回忆也说到这一情况：“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刊，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肖劲光曾谈到任弼时和他自己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一个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个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商议如何在宣传内容上步调一致。比较起来，湘雅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在各校周刊中水平较高；这时因暑假期间，写稿人更少，学生会负责人便请毛泽东同志来主编。自第七期起，这个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精神，并且开始较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根据当时参加这个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回忆，第七期以后，每期都有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文章，好多重大问题，他早就将材料收集好了，思虑成熟，因此两三小时就可以写一二十张稿纸，往往大家在旁边谈话、讨论问题，他就一边写成了。
关于毛泽东同志主编以后的《新湖南》的内容，我们现在只能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以下的介绍中，得知一点概貌：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七号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看第七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再看第七期内容，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张敬尧后来将所有这些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新湖南》挣扎到第十期左右，终被封闭。一九一九年十月以后，毛泽东同志再想利用一种期刊，宣传新思潮，介绍马克思主义，同张敬尧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但是他仍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继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随感录等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的进攻。
驱张运动
张敬尧的昏暴统治日益为湖南广大人民所不满，人民的愤恨有加无已。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同志精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内外形势，顺风张帆，中流掌舵，将“五四”前后以反日反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逐渐转为驱张运动。
暑假以后，各校陆续开学。学生联合会虽被张敬尧明令解散，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仍秘密进行各种工作，并于十一月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发表“再组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鼓动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统治。学联的主要活动，仍是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同张敬尧对抗。十二月二日，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这一天，黑铅炼厂等处工人和许多店员工人都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福州危矣！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等旗帜，到国货维持会取出所有日货。同时，好几批学生纠察队自八角亭一带商店中，清出大批日货布匹，一齐运到教育会坪，准备焚毁。正待举火时，张敬尧遣弟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下令殴杀。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可怜文弱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甚至小学生亦同遭毒打。被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
这是对湖南青年学生、对湖南教育界、对湖南人民的残酷镇压！这是一个爆发点，横暴昏庸的张敬尧点火自焚了！
毛泽东同志连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主干分子汇报情况，拟定对策。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且已传向全国。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同驻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在增长中，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也很表反感。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现在关键之举是把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职员动员起来，同张敬尧斗争到底。第一步是总罢课，高举驱张大旗争取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工作。这些分析鼓起了大家的勇气，这次再不是张敬尧压服我们，而是我们要战胜张敬尧，一定要把这个湖南人民的公敌赶走。
自十二月六日起，由工专（工业专门学校）、一师、商专、湘雅、修业、楚怡、明德、周南等校首先发动，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包括教会办的雅礼大学，以及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学生，发布了慷慨激昂的宣言，首先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情况，继述二日发生的事件，“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皆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大恶极，浮于中外古今。”五四运动时，为了推进新的民主教育和加强本身的团结，教育界进步人士朱剑风、徐特立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健学会”，何叔衡、罗宗翰等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他们每周聚会一次，并举行学术讲演。这个团体的分子当然是复杂的，思想也很混乱。但是在反对张敬尧的昏暴统治这一点上，大家则是完全一致的。
以健学会的成员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逐渐酝酿成熟了。这时毛泽东同志的活动也主要转向教育界和新闻界，学联的工作由其他新民学会的同志担任。
学生总罢课之后，召校教职员是否也宣布总罢教。在教育界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同志与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七十三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终于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宣布湖南教职员一千二百人总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更加沉重的打击。
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之后，下一步即是驱张的具体活动了。经过短时间的酝酿，大家一致商定这样几个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柳州、广州等地，一方面伸张民气，造成声势，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北军各系内部矛盾和湘军急欲收复失地，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和教职员两个代表团，去北京的还组织一个总的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三，一部分人留守长沙，坚持省内驱张活动，并负责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
各路驱张代表团人员都在十二月中旬分途出发。学生代表共派出五十四人，教职员和各界代表约数十人。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有毛泽东同志，他任公民代表团团长，此外还有新民学会成员罗宗翰等五六人，分任教育界和学生界代表，彭璜已去上海，何叔衡、夏曦等主持赴衡阳的代表团。新民学会会员共出动了一二十人，参加各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驱张代表团三十余人到达北京。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慰劳湖南学生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一月三日，北京学联又召开了同样性质的大会。在大会上，湖南学生代表详细地说明了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恶暴行，激起北京学生的无比愤慨和同情。湖南学生代表团发表了“罢课二次宣言”，声明湖南学生此次罢课，虽直接为反对军阀摧残，维持教育事业，扫除文化运动的障碍，然亦为救我湖南三千万人民。代表团还携带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向各方散发。为了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造成舆论，争取各界援助，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同志任社长，向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发布新闻稿件，每天发行一百五十余份。于是全国各地报纸据此纷纷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或发表评论。此外，在一个月内，学生代表团共到北京政府的总统府，国务院作过七次请愿活动，递送过三次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呈文。各界公民代表团和教职员代表团也作了类似的活动，向北京政府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
赴上海驱张代表团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到达，随即成立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由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主编的《天问》周刊，于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版。这个刊物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发行全国各地，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等地。
以第三师范为基础，衡阳各校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已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由于吴佩孚不打算久驻湖南，对学生运动便没有作过多的干涉。利用这一特殊环境，湘南学联领导的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在衡阳开展得很有成效。驱张代表团到达后，更掀起了一个驱张运动的高潮。驻衡湖南学生请愿团于一九二○年一月出版了《湘潮》周刊，以驱张和根本改造国家社会为宗旨。该刊认为张敬尧是一定能够赶走的；驱张运动成了功，是学界联合运动的胜利，是民众联合的胜利。
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方法。如组织临时补习学校；组织剧团，演反封建的新剧，为代表团筹款；将张敬尧新的残暴、敛财行为，写告代表团和各地报刊发布；同时仍坚持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驱张代表团在北京、上海、衡阳、汉口等地活动，于是省内外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高潮，各地湖南同乡和湖南学生一致响应，全国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各省人民团体，纷纷表示支援，驱张运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北洋军阀割据残民的运动了。
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之下，张敬尧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方面加紧高压政策，同时又兼施怀柔收买，动员少数归附于他的教育界败类，劝令各校复课，并且派人到北京贿赂学生代表，散播种种谣言，以离间代表团人员。所有这些手段，无不一一失败。
一九二○年初，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三、四月间，驻湘直军、奉军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的搜括政策。张敬尧已处在里里外外，四面楚歌之中了。五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顺江南下，五月二十七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由衡退兵时，早同谭延闿、赵恒惕默契，吴兵退一步，湘军进一步。在紧随吴后的湘军进逼下，张军无心作战，望风而逃。在长沙作了最后一次掳掠搜刮之后，六月十一日，张敬尧仓惶逃走；六月二十六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省境。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发展，是刚刚开始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敬尧的败走，是一件令人大大兴奋、大快人心的事情。驱张运动本身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民气终于战胜了民贼，大大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民主运动、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第二次到北京
由于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常同新民学会的同志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很想对一些问题求得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时正值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很可能是受了胡适在文中所提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他觉得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是必要的。因而以“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内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的章程”。其中提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国际形势等等方面的大小问题一百四十多个。这个会是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成立的。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刊于八月十八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因此，毛泽东同志酝酿这个“问题研究会”时，可能已经看到，也可能还来不及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他是站在李大钊提出的基本论点“问题和主义分不开”这一边的。章程中着重说明：“问题之研究，应以学理为依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同时还说明，问题不论大小，只要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性，即可提出来研究，需要作实地调查的，必做实地的调查。邓中夏接到这份章程之后，在《北京大学日刊》第四百六十七号（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刊出章程的全文，并有启事如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份。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走。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同志虽然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当时也许对胡适其人还有某种尊重，但是他的革命家的精神自然不会使他走入实用主义的迷阵。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在《学生的工作》一文中，就进一步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了批判。文中指出，要想使社会进步，决不能企图“改良其旧”，而必须立志“创造其新”。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造着手。而如此艰巨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主义’云云所能奏效”。因此，要改造中国的黑暗社会，必须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作指导，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才能成功。这些意见，同李大钊也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到北京后，跟各方面接触很多，尤其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有深切的联系。他同李大钊研究许多问题。根据他自己的回忆，这时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路上”。
毛泽东同志二次停留北京期间，更深入地思索各种问题，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组织新民学会的同志作共同的研究，来求得根本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对于中外古今一切学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从来是不盲从的，总是力求基本上一一弄个清楚，关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这时虽然已经完全接受了它的基本理论，但是觉得自己了解得还很不够；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他认为也还有逐一作了解的必要。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写给新民学会同志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正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的必然态度。一方面，他已基本肯定了自己的思想发展朝向何处；另一方面，与此有关的或相矛盾、相干扰的种种东西，他还必须同时作彻底的了解，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觉得当时许多人仍是空谈改造，空发议论，究竟中国要改造到怎样一种终极目的，用何种方法达到，目前从何处下手，等等最切实的问题，却很少人作详细研究，作团体的研究则更少。他接连写了许多封信给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详告北京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及主张。他认为有许多问题还须作详细研究，因而最好能成立一种自修大学之类的组织，以彻底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各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改造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他在信中反复说明，新民学会应使之成为一个战斗的思想一致的团体，应多结合真正的同志，成为他日必要的事业基础，因而须在长沙作一个两三年的计划。他反对当时新民学会某些会员的“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的个人冥想。他说：“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共同的讨论有两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有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败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在北京停留的短短期间，毛泽东同志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阅读。这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有限的，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却很多，内容很紊乱。这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予毛泽东同志极大的影响。他自己回忆这个重要时刻的情形说：“在一九二○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九二○年三、四月间，驱张运动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张敬尧必将滚蛋，是指日可待之事。张敬尧赶走之后，湖南下一步怎么办？怎样利用这个形势，为将来的根本改造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这是毛泽东同志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湖南问题同全国问题一样，应当依靠人民的力量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原则，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当时新民学会当前的基本政纲。但是当前究竟怎样办？采取什么步骤和办法来实现这个“根本解决”的目标，在学会会员之中还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见。
一九二○年三月间，彭璜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纲领性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纲领。毛泽东同志接到这个文件后，即分发与北京的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他对这个文件的某些具体内容是怀疑的，三月十二日，他在分发这个文件给黎邵西的信中说：“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
五月初，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到上海。“湖南建设问题”自然是他同彭璜等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正式表示湖南人民自觉自主的决心，《天问》第十六号刊出一个“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宣言反映了对当前中国政治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从《天问》第二十三号上由毛泽东同志署名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来看，这个宣言当出自他的手笔。宣言说：“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见半点结果乃大奇。社会之腐朽，民族之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它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专横，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有阶级，无平等。八九年来之脊脊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北京政府，娼妓生涯的安福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兵，屠杀人民，吾湖南乃陷于水深火热之境。……时到今日，吾等乃翻然觉悟。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的人的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敌。驱除逆乱，还我自由。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责任，而亦所以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之起而予以同情者也。”宣言是向“全国各民众团体、各省军民官吏”以及各有关方面发布的。
一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天问》第二十一号，正式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由该会提出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时，张敬尧已被逐走。宣言中说：“然吾人尚未可遽作乐观也。何则，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环伺欲来。至其时，无论吾人方不胜其驱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自入民国，三被兵灾，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事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无论当局者属南属北，抑其人为恶为良，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湘局之无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铁案。……现今国内问题，为种种特殊势力所牵掣，有不能遽为全盘解决之势。求之实际可循途径，还在有一个地方之群众为之先倡。同人之愚，以此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势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驱除一切私见私利。持此宗旨，为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达不止。……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项；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
这个“湖南建设问题”方案的内容，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性质，但是从整个宣言的精神来看，这个方案是完全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即彻底的革命民主派而不是妥协改良派的立场提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为一种考验向新的执政者提出来的。宣言对于未来的张敬尧的继承者没有寄存任何幻想，而是认为“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将希望寄托于“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力量本身的壮大。刊载在这一期《天问》首页的长篇评论《驱张岂如是而已乎？》如此明确地对可能的继任者谭延闿指名说道：“督军之特殊势力未去，即张祸不能一日幸免。”“无论何人拥有督军之势力，他日即不免于为张敬尧之祸湘。”文中特别强调人民自己起来负责。所有提出的改革要求，“不当专以责诸当局之能必行与否，但视吾人民能有觉悟使其必行与否。人民使其必行之权安在？在于自决。在于三千万众之人心。此次驱张之役，实为人心能挟有潜势力以表现其功用之一大试验。在当局固当引为可畏可惧之无上威权”。评论最后说，必须“打破军阀之包办政治，而与人民以自决之实，俾得从事于新国之建设，以恢复元气。吾人驱张，必至此方可告一段落。苟仅去一张敬尧，而后来者又袭张敬尧之故智，或貌为好而恶且甚之，则吾人何贵拼此最大之牺牲，以暴易暴？自今以后，吾湘民誓当合三千万群众之力，解决湘事，以谋长久之治安。”
由此可见，在对待当前现实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跟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陈独秀有着原则的区别。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来争取当前可能实现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措施，以利于作根本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他对一切旧政客、新政客，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寄存任何幻想；他深切了解，即令在这些人当政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民主改革，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改革。因此，他认为必须继续发展革命的群众运动、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这才是根本之道。同马克思一样，刚一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人民政权这一思想，以此否定现存的国家政治制度。作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不是要求限制政治专横，而是力争消灭政治专横；不是空谈废督、裁兵，而是如何消灭军阀势力。在驱张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政治思想，可以估计为毛泽东同志后来正式确定地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的萌芽。
正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停留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同志自然同陈商量了回到长沙建立同样小组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同志在对待当前现实政治问题上与陈独秀有原则区别，但他在回忆中还是说，这时陈对他的影响还很大，其中大概也包括建党的问题在内。
张敬尧逃走的第二天，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恢复了公开活动，立即打电报给各地的驱张代表团，敦促早日返省。一九二○年六月底、七月初，各地驱张代表团就陆续回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上海送别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后，于七月初回到长沙。此后，湖南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