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是毛主席亲切关怀、华主席多次视察过的工厂。一九五九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回韶山，亲切接见了我厂领导同志，询问了工厂情况。此后叶帅、董老和贺龙等同志又都曾亲临工厂视察。英明领袖华主席，对我厂一直给予了亲切的关怀。早在一九五三年，华国锋同志在湘潭地区工作时，就亲自找我厂党委书记谈话，明确指示：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工人，办一个我们自己的工厂。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配合帝修反反华大合唱，大刮“下马风”。华国锋同志又亲自来到我们厂。指示我们要高举《鞍钢宪法》大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暂时困难，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企业办下去。后来，华主席又多次来厂，指示我们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一九六九年，苏修悍然侵犯我珍宝岛，国家急需我厂正在研制的一种新产品迅速上马，大量生产。林彪却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妄图削弱反侵略战争的力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华主席再次来到我们厂，在新产品生产线上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地仔细视察，并且和工人同志亲切握手，鼓励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干得好，你们为保卫祖国立了功！一九七四年，华主席到中央工作几年了，对我厂仍然十分关心。在“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破坏批林批孔的时候，华主席在百忙中两次接见了我厂参加中央读书班的卜谷香同志。仔细询问了工厂的情况后，指示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把工厂建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华主席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我们在工业学大庆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由建厂初期只能仿制生产简单的单一产品，发展到生产多品种。其中包括自行研制、我国缺门而又急需的先进产品。由只有一些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破旧设备，通过改造更新，基本上满足了生产发展的需要。由以手工作业、笨重劳动为主，发展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主，并搞出了许多单机自动、联动和自动化生产线，并大量采用了高速低耗新工艺，射流、数控、程控、电子等自动化新技术。主要产品一九六九年定型，七年内产量翻了十三番，为设计能力的二点一倍，占全国这一产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产品质量的主要技术性能在全国同类产品中是最好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工业总产值逐年增长，去年战胜了“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这一年每个职工创造的劳动价值，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超过全国同系统水平的一点三倍。还承担了援助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光荣任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战、珍宝岛反击战、西沙群岛保卫战中，我厂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既出了产品，又培养了人材。全厂近万名职工中，有二千七百多名共产党员，一千五百多名共青团员，三千一百多名先进生产（工作）者，一千一百多名工人理论骨干，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各种业余大学班、技术短训班培训了大批工人技术骨干，并为全国十四个省、市三十八个单位输送了近千人的骨干力量。家属、因病留城子弟，利用工厂的废旧设备和厂区的荒山闲地，办起了五•七工厂和五•七农场，为工厂生产提供了二十一种零件，研制出了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的两用缝纫机头，生产出了大批粮食、蔬菜、肉食，其中牲猪还出口，赚取了外汇。去年每人为国家创造财富两千多元。
我们厂能够“旧貌变新颜”，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步一步地斗出来的。下面，我们着重汇报近几年来，特别是一九七六年，怎样排除“四人帮”干扰破坏，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抓看书学习不放松
大庆是靠“两论”起家的。我们学习大庆经验，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根本大事来抓，努力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把《毛泽东选集》发到人，马列六本书发到了班，每个家属村、每栋单人宿舍、每个车间都建立了学习室，图书室设立了阅读马列著作专台。多年来坚持了学习制度，除工人每周三个小时、干部两个半天的集体学习外，还采取了政治夜校、业余自学小组、家庭学习日等形式，坚持业余自学。厂里专设了读书班，分期分批轮训了班组长以上干部和工人理论骨干。并经常采用学习汇报会、辅导报告会、专题讲座、广播讲课等办法，促进学习的深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全厂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在今年九月九日以前通读完毛选四卷，把每月九号作为学习检查日。现在，全厂已有一千七百多人重新通读完了毛选第一卷，绝大部分写了心得笔记，有的多达一百多万字。在学习中。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同“四人帮”专唱高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资产阶级学风作斗争。强调学以致用，既努力弄清革命导师的一些基本观点，又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现实斗争中的具体问题。
一是坚持用革命理论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看清“四人帮”是典型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发表后，“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歪曲，把这个打成，“民主派”，那个打成“走资派”，给别人乱扣“党内资产阶级”的帽子。到底什么是民主派、走资派？我们紧密联系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际，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为什么不准我们举行深切悼念活动？为什么毛主席指示不准冲击工业、农业，而有人偏要把工厂搞乱，把生产搞垮？为什么华主席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抗震救灾，有人却说是借自然灾害推行修正主义？为什么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有人在大批特批？如此等等，越学越感到那些被骂的人不象“走资派”，倒是那些骂别人的人真有点象走资派。有的领导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打老蒋，社会主义拚命干，如今倒成了民主派、走资派，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憋着气，不管“四人帮”喊什么口号，唱什么调子，硬是横下一条心顶着干。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四人帮”揭露出来，我们心中的疙瘩解开了；原来“四人帮”贼喊捉贼，他们正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正在走的走资派。全厂群情激昂，欢庆胜利，立即掀起了认真读书，横扫“四害”的高潮。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召开大小批判会一千一百多场，批判发言的八千二百多人次，写批判稿两万一千多篇。
二是用革命理论管好工厂方向，保证企业沿着大庆道路前进。工厂到底怎么办？这些年来，在许多问题上，被“四人帮”搞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是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航，保证工厂的社会主义方向。比如一抓管理，“四人帮”就说是束缚群众手脚，搞“修正主义”、“管卡压”。联系这个实际，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代表了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决不能把它同修正主义管卡压混为一谈。路线一分清，我们就坚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先后三次向长岭炼油厂取经，联系工厂实l际，采取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和健全了从厂领导工人群众的岗位责任制，相继建立了民管会、群管组和老工人参谋组等。这样一来，广大职工高兴了，管理加强了，经济工作做细了，漏洞堵死了。比如材料部门分布在数万平方米上的几十个库房，几千种材料，去年基本上无丢失，无差错，无事故。工厂出现了新面貌。
第三是坚持用革命理论育人，建设一支“铁人”式的职工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觉悟高、劳动好、贡献大的先进人物。工厂和湘潭市劳动模范易仲炎，文化程度不高，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他钻得深，用得好。有次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的教导，老易扣住这“衰亡”的衰字，反复琢磨：既然资本主义快死了，为什么建国二十多年了它还活着呢？通过学理论，认识到这是因为还有它的土壤和条件存在。要加速它的灭亡，就要做铲除这些土壤的工作。于是，他更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精神盖社会主义大厦。几年来几百个节日、星期天，他只休息了九天，而且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加班加点，却从来没有要过加班费和轮休假。革命理论还促进了后进层的转化。比如外号“飞天蜈蚣”的人变成了遵守纪律的模范，雇佣思想严重的人自觉为革命争贡献，成天打自己小算盘的人变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青年工人温国平，原来在农村是理发的，进厂后带来了理发箱子，业余时间帮助别人理个发要收一角钱，别人批评他这样不好，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理发工具是我买的，手艺是我学的，时间是我挤的，收几个钱也是合情合理的。”由于一门心思放在理发赚钱上，上班干活就很不认真，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瘟将军”。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他用革命导师的话一对照，就觉得原来的有理变成了无理，工人拿着国家的工资，理发还收钱，是小生产自发思想在作怪，发展下去危险。他在学习汇报会上惭愧地说：“我提着理发箱，走着自发路，不是这次拉一把，还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此后，他不仅业余理发不收钱，还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瘟将军”变成了小老虎。
坚持批修和斗资相结合 抓阶级斗争不放松
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批修不停，斗资不止。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斗垮党内的资产阶级，又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
首先，我们同修正主义斗，坚决顶住“四人帮”“层层揪走资派”的压力，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不被他们搞乱。去年“四人帮”刮起“层层揪走资派”的妖风时，群众议论纷纷，感到风向不对。毛主席亲自批阅的五号文件明明规定不要层层揪，他们为什么要揪？这不是同中央文件唱对台戏吗？就在这个时候，我厂那个恶毒攻击周总理、恶毒攻击华主席，为“四人帮”输送黑材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凯，公开叫嚣：“难道就只有一个邓小平吗？还可能有王小平、张小平、李小平！”扬言“要换一套人马班子”。极少数人还到社会上搞串连，伸手要官。广大职工对此十分反感。我们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群众，坚决顶住了这股风，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的人，看到在本厂攻不动，就准备求助于“四人帮”伸向湖南的黑手唐忠富，开宣传车来煽风点火。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作了布置，广大群众说：“如果他敢来，我们就敢撵”。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中，尽管“四人帮”叫嚣“造反派受压”，“要依靠造反派”，但是，我们不听他那一套，不管他什么派不派，该批的批，该抓的抓，照样抓了一个自称“造反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冬海。去年，在“四害”横行，叫嚣抓阶级斗争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时刻，我们又照样抓了混在群众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永江。在抓袁冬海的时候，我们是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干的。当时，袁冬海虽然是一个反革命预谋组织的首犯，但抓他还是比较棘手。第一，他打出的公开旗号是“反复辟战斗队”，迷惑了一部分群众；第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牵涉到派性问题；第三，王洪文的黑报告已经出笼，为他撑腰打气，而且，这时正在搞所谓要“火线入党”，“火线提干”。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袁冬海也要坚决抓起来。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坚决支持下，我们立即查清案件，上报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袁冬海，并召开全厂大会进行了批判。对于这次抓起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凯，虽然过去我们对他的问题有所警觉，比如他伪装积极，要求入党，我们就一直没有发展。他想当官，手伸得很长，也一直没有捞到。但是，由于我们对他的反革命真面目没有识破，对其投靠“四人帮”的活动也就不敏锐，中央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揭露他的罪行后，我们义愤填膺，当即向省、地、市委和党中央表明了态度，对他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痛打了这条落水狗。一九七四年以来，我们先后破获反革命预谋组织两个，抓获现行反革命分子五名，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我们工厂的社会基础。
我们对阶级敌人敢斗，对资本主义倾向也敢批。我厂有两个工人，长期盗窃国家财产，但当时“四害”横行，当领导的只要对他们稍微动一动，“把矛头指向群众”的大帽子就会被戴到头上。然而，我们想，共产党员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我们面对资本主义倾向不闻不问，办不到！于是，我们就决定将这两个工人停工反省，进行批判。广大群众坚决支持，但也有的说，现在是抓走资派的时候，你们抓群众，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针对这种反映，我们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错误的，严肃地处理了这个案件。以前，我厂不少职工私搭了住房，其中许多材料是拿公家的，起好后有的还做转手买卖，而且这股风不断蔓延，严重地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助长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广大群众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私搭住房一律拆掉。对当时一时想不通的人，我们反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这样一来，不通的通了，不愿拆的争着拆了。对于那些住房太少、确有困难的，我们统一规划。逐步进行解决。群众支持党委，党委关心群众，现在家属区整齐划一，职工再也不为自己住房打主意了，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批资本主义倾向就是有理。
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同样敢管。几年来，封建迷信、赌钱打牌、生活腐化、看黄色书、唱黄色歌在哪里露头，我们就在哪里组织群众批判，使它抬不得头，立不住脚。比如，厂里有个职工的母亲死了，请客办酒，从外地请来乐队吹吹打打，还搞封建迷信。大多数群众觉得这是“四旧”，此风断不可长。我们就决定除了公开进行严肃批评外，还要通报全厂。但少数人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丢西瓜，拣芝麻。对这些议论我们没有动摇，坚决执行了原来的决定，通报全厂，刹住了这股风。现在，革命的新风代替了过去的旧习。全厂组织了二十四个业余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六百多个。十个家属村，村村办起了图书室、电视室、文体室，业余思想文化阵地被社会主义所牢牢占领。
坚持苦干和巧干相结合 抓大干快上不放松
大干快上，是我厂广大职工的一个好传统。“四人帮”却胡说这是搞“唯生产力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那个为“四人帮”输送黑材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欧阳凯，也鹦鹉学舌地攻击我们。大干倒成了“大罪”。大家怎么也想不通，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到底还灵不灵？毛主席制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到底还是要不要？大庆人的“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到底还对不对？工人同志们说：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只能从我们手里干出来，正如王铁人说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什么“唯生产力论”，我们就是要大干！后来，华主席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传到了我们厂，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都说是讲到我们的心里去了。我们更不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大胆领导生产，组织生产，指挥生产。
一是拚死拚活苦干。长期来，我厂广大职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时间不论长短，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分你我，哪里艰苦哪里上，不完成任务不下班。就拿去年来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一季度严重缺电，三季度又严重缺材料，差不多失去了四、五个月的时间，一年任务要压在七、八个月时间里完成。面对这种形势，工人们迎着困难上，卷起袖子就干。有的一天当作两天用，两人工作一人顶，有的一人开两台机床，一天往返路程几十里；有的手工上下活，一天要搬好几吨。工人万里植拉肚子十七天，体重由一百三十八斤减到一百一十二斤，不仅医生开的十七天病假一天未休，而且天天坚持干重活。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有好几万人次搞义务劳动，计十一万多小时；还有一千五百多人刷新了历史纪录。连家属婆婆、退休老师傅、学校的师生，也纷纷奔赴生产第一线，干不了重活干轻活，开不了机床搞手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后勤战线为了配合大干，医务人员背着药箱进工房；炊事人员推着饭菜到车间，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局面。终于赢得了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
二是克服困难大干。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给我们在客观条件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去年一年，供电十分紧张，其中有两个多月时间只给了保安用电。煤，只给了指标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钢材，只给了指标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三。还有几十种主要材料短缺。面对这些严重的困难，我们没有消极等待，更没有停产待料，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克服它、战胜它。缺电吗？我们自己办电，群众设法节电，合理安排用电，见缝插针抢电。为了抢电生产，有许多职工整整一个夏天没有睡过午觉；有许多职工连续三个多月上二、三班；还有很多职工长期不休息周末和星期天。缺材料吗？我们组织采购人员跑遍全国，催交求援，驻在地震发生区的采购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同时，我们厂有两个副书记、两个革委会副主任亲自出马，多方联系，“找米下锅”，加上上级的积极支持和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援，在几次即将部分停产的关键时刻，及时搞到了材料。铁路运输不畅通吗？我们动员厂运输部门的全体司机，火车不通汽车运，披星戴月，两头拉灯，四天路程两天跑，两天路程一天赶，部分材料硬是靠汽车一车车拉回来。就这样不断克服了“四人帮”带来的严重困难，保证了大干快上。
三是技术革新巧干。我们还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向技术革新要人力，要设备，要时间，要材料，要优质高产。我厂主要产品从一九六九年建线投产到去年止，基本上不增加人员，不增加设备，不增加投资，七年时间产量却翻了十三番，主要是自己革新、改造、挖潜来实现的。比如卜谷香同志原来所在的班组，根据所担负的生产任务，需要增加八十多台设备，一百多人，扩大为一个工段。在卜谷香同志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实现大小革新六十七项，做到了台台机床有改进，道道工序有革新。在革新中，他们因陋就简，有的就是在水泥墩上装上废旧床身，应用射流技术，实现的自动化生产，这项革新受到了华主席的高度赞扬。由于坚持走技术革新道路，这个班组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还调出了九个人、四台设备，现在的月产量比原来的年产量还要多。通过技术革新，还节约了大量的原材料。如我厂主要产品的“三管”材料是优质园钢、合金铝棒和无缝钢管，过去采用的是挖心剥皮，现在采用精铸、热挤压、旋压新技术，使材料利用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六九年以来，先后实现各种革新二千一百多项，较大的有二百二十六项。这些革新对节约材料、人力、财力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平均每年为国家节约钢材九百二十九吨，铝材四百九十三吨，铜材三十七点七九吨。以一九七五年产量计算，为国家节约劳动力九百六十七人。此外，我们还研制了新产品。有种产品在现代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国家原来是交给另外几个兄弟厂试制，我们考虑应该为人类多作贡献，便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请战，省、地、市委都热情支持我们，张平化同志曾两次对我们明确指示，湖南也要把这个产品搞出来。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短短一百多天的奋战，就攻下了这个先进产品，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我厂生产。目前，我们又紧密配合有关科研部门，投入了研制我国自行设计的、比这个产品更先进的新产品，努力攀登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峰。
坚持自觉革命和群众监督相结合 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不放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创办大庆式企业，关键在于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基于这种思想指导，我们把自觉革命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始终抓了班子的革命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做到三条。
第一，自觉进行革命。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严格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选拔了一百三十名同志进入了工段、车间、工厂三级领导班子。党委十四名常委中，就有七个同志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提拔的。我们要求各级领导成员带头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行自觉革命。厂党委常委除读完了中央规定的几本马列以外，还正在重新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去年以来常委领导先后在三十多次批判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大家严格要求自己，不把职权当特权，始终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坚持和工人搞“三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最多的达一百多天。去年有段时间工厂严重缺电，一车间的炼钢班为了抢电生产，工人长期做晚班，厂和车间干部长期插中午班，顶周末班，厂里的党委副书记、车间党总支书记、工段党支部书记等七个书记一齐开赴炼钢班。挥汗如雨战炉台，工人创了高产，干部送喜报，干部创了高产，工人送贺信，你追我赶，团结战斗，连续三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使这个班提前六十天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工人们称赞说：“领导自觉搞‘三同’，哪里艰苦哪里上，这样的领导我们欢迎！”
第二，把群众请进来帮助革命。一九七四年以来，我们除了经常深入班组、宿舍、家庭，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外，还把群众请进来，主动请群众提意见，定期召开学习汇报会，把各级领导成员的学习情况，向群众汇报。并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加强了来信来访的接待，真正使各级领导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原来厂里中层以上干部的困难补助，是由干部科摸底议定，不通过群众，群众认为这是搞特殊，贴了大字报。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好，就取消了这种搞法。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凡是中层以上干部的生活困难补助，都同群众一起讨论，民主评定。一九七五年，一季度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在制定上半年完成计划的指标时，我们考虑到了各种困难，拟以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二为宜，群众感到太保守，早晨五点多钟敲厂领导的门，要求修改计划。我们听取了群众的意见，作了修改，结果硬是超额完成了计划，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第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促进革命。我们遵循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做到三不准：一是对重大问题，不准个人擅自处理，要集体讨论决定；二是有了意见分歧，不准背后议论，要摆到桌面上来；三是对上级党委的指示，不准马虎草率，要严肃认真对待。今年，当上级领导向我们指出要注意克服“老大”作风的问题时，我们党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认真回顾了对待上级和兄弟厂矿关系的全过程，看到了问题，找出了差距，互相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点。由于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意见摆到桌面上，同志间心情舒畅，工作上步调一致，团结战斗。就是在去年“四害”横行、灾情严重，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变修变色的严重关头，各级领导班子也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四人帮”制造的帽子压不垮，“四人帮”挥舞的棍子打不散，“四人帮”制造的困难拖不倒，始终带领广大职工在三大革命中冲锋陷阵。
我们学大庆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和兄弟单位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执行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高举《鞍钢宪法》大旗，在工业学大庆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坚决达到我们在一九七五年给自己提出的“两年建成大庆式企业，五年一厂顶三厂”的目标，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力量！
（湖南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典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