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终于踏上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拉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
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
首先，要在自然界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作为培育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这种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不仅没有见过，就是连中外资料上也没有看到报道。它的外部形态是怎样的？要到哪里去找呢？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那茫茫绿海的水稻王国，开始了一场考验知识、信念、意志和耐力的特殊战斗！
1964年6月20日，这天骄阳似火，早稻正在扬花吐穗，袁隆平踏入安江农校农场的稻田里，一垄垄、一行行地寻找着，不停地用放大镜在扬花的稻穗上观察。所见稻穗都是正常的。而他要找的又偏偏是那种雄性不育的不正常的稻穗啊！
第1天过去了，两手空空！第2天过去了，一无所获；第3天，扫兴而归！第4天、第5天、第6天……又从他晒得满身脱皮的痛苦中匆匆而过，但仍然是一片茫然！
袁隆平从实践中切身体验到了寻找雄性不育株的艰巨性，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
难道自然界没有这种植株吗？不久前，他从外文杂志上看到，外国人搞的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就是在自然界找到雄性不育株的。玉米、高粱能找到，水稻为什么不能找到？外国人能找到，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找到？
日历已经翻到7月5日，这是他坚持寻找不育株的第16个日子。
这天，湛蓝的天空，仅有几朵不动的白云。天空亮得耀眼，天气闷得令人窒息。中午已过去了，他还是空着肚子，穿梭在稻田绿海之中。突然间，袁隆平觉得天在旋，地在转，两眼直冒金花，汗水湿透了裤头和汗衫。他意识到自己中暑了。于是，强支着身体，东摇西晃地走到水沟边的苦楝树下，一屁股坐到地上，从口袋里摸出几片清凉片，从树上取下水壶，喝了几口冷开水，偎在树荫下休息了一会儿，才觉得好了些。
田间就是战场。一年一度的稻谷扬花季节，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如果今年找不到，又要等到明年！
时间就是力量。此刻，他抖擞精神，来到一丘洞庭早籼品种的田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突然，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6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异样的雄蕊。
袁隆平担心自己看花了眼，忙揉揉眼睛，再看还是一样。用放大镜进一步观察：花药不开裂、振动也不散粉的异样雄蕊，更清晰地显现在眼前。他马上将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多次，并采集花药进行显微镜检，用碘化钾液染色法观察花粉反应，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雄性不育株：大多数颖花的花药不开裂，这些不开裂花药中的花粉数量少且大部分发育不全，仅个别花粉对碘化钾液有蓝色反应。
袁隆平欣喜若狂！梦寐以求要寻找的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被自己找到了。
从1964年到1965年连续两年的稻谷扬花期间，他寻觅在安江农校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里，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四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珍贵的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植株的种子。
袁隆平把这些不育株种子视为珍宝，含辛茹苦地加速繁殖。凡成熟早的，当年就将其部分种子进行翻秋播种，其余的则在次年春播。他亲自耕耘、播种，亲自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细微变化，并作详尽记录。
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他把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了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
这篇国内外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的论文，不仅用科学的数据，详尽论述了水稻具有雄性不育性，并且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区分为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部分雄性不育等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还进一步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找到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
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文革”旋风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才刚刚开始起步，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宁静的安江农校校园也不宁静了。党的组织瘫痪，造反组织林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震荡校园上空。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矛头直指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正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袁隆平已感到了深深的忧虑！
他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学校不少骨干教师被打成“右派”，自己也有被点名的大字报，还险些被打成“中右”。
现在他预感到，这次在劫难逃了。因为，他有一位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当过科长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教会学校读过洋书的母亲，尤其使他恐惧的是他在无意中犯了一条“矛头指向最高领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罪。那是一个春播季节，上级指示必须在某天之内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寒潮南侵，机械地按指示办的秧苗全部烂了，袁隆平按天气的实际情况推迟播期的秧苗却保住了。为此他深有感慨地说：“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还要加一个‘时’字，让领导生产者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袁隆平好大的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他还要加一个‘时’字！”有人向工作组进行揭发了。
他的这个感叹立即成了某些人恶意陷害他的把柄。袁隆平埋怨自己平日太不突出政治了，连“八字宪法”是谁制定的还弄不清楚。现在悔之晚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果然，校园内出现了指向袁隆平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专栏。
“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打倒资产阶级臭老九袁隆平！”
“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引诱贫下中农走白专道路，宣传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我们坚决不答应！”
“好家伙，果然轮到我头上了。”在他的大字报专栏中，“白专道路”、“成名成家”、“在人民讲坛上贩卖资产阶级货色”等等，帽子一顶搭一顶，连“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学术论文也成了“罪证”。
袁隆平继续往下看：
“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他猛地转身，赶忙向他培育杂交水稻试验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跑去。等到他跑到那儿时已经晚了。水池边60多个钵盆全部被砸烂，试验秧苗也全被折断，丢得满地皆是。
“可惜啊，真可惜！”此时袁隆平只觉得天昏地暗，两手打颤，泪珠夺眶而出。
不知过了多久，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中。温情的妻子无法为他分忧，只好深情地劝慰：身体要紧啊！“九字宪法”是你无意之错，打成“现行反革命”恐怕不至于吧！我看没关系，顶多是去当农民。农民千千万，我去，我俩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雄性不育秧苗没有了，还可以重新找到，重新培育，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
妻子的劝慰果真给了他勇气和力量。袁隆平连夜从床上爬起来，在妻子的掩护和陪伴下，偷偷摸摸地摸到摆试验钵的场地，将残存的部分秧苗藏进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不育材料绝处逢生，在臭水沟里又偷偷地成长起来。
伯乐赵石英
对“文革”运动大事，袁隆平既无兴趣打听，也没资格知晓。
他还是每天遵命，白天到校园看大字报，晚上摸进苹果园偷看试验秧苗。心想：只要准许我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能把水稻的雄性不育试验进行下去，直至成功就行……至于接受批斗，做到随叫随到，毫不介意！
有一天，刚看完大字报，准备回家，忽见工作组负责人老王迎面走来，把他叫住了。
“袁隆平，你吃了晚饭到办公室来一下！”
心情紧张的袁隆平哪有心思吃饭，早早来到老王的办公室，装作非常镇静的神色轻声地请示：“王组长，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叫你来，就是要你选一丘好一点的试验田播晚稻，做工作组的试验田。现在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请你当我们的技术参谋，要好好搞，把产量搞上去！”
听到这里，袁隆平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有点受宠若惊了！心想：工作组是太上皇！他们竟然要我当技术参谋，说明我政治上没有多大问题了。因此，他高兴得一夜没合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第二天，挑着粪箕，哼着歌，往试验田里送肥了，思想上感到格外的轻松与高兴！
他鼓足勇气向工作组宣传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对增产粮食的重要性，工作组这时似乎也颇为耐烦地听取他的宣讲。他又把杂交稻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更多的阳光雨露。他还壮着胆子要求工作组批准他每日中午请2个小时假，为试验稻穗杂交授粉。出乎意料，他要求中午请2小时假，却批准了一个上午；他要求连续3天，却批准了1个星期。
这时，袁隆平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有许多老师还在挨批判，有许多人还在政治旋涡中挣扎着求生存！对比之下，自己又有了请假搞科研的自由，哪怕每天只准3个小时，为期只有1个星期。
袁隆平本人也搞不清为什么自己这样“幸运”？不可思议。他自宽自慰天真地分析了三条原因：第一，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历史是清白的；第二，关于“九字宪法”的问题，纯属无心，说错了话，而且及时认错改错；第三，自己种试验田，有技术，产量高。其实，根本不是他分析的那么回事。这个谜底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解开。
第二年，袁隆平在街上碰到老王。这时，因时局变化，工作组也被扣上“刘少奇工作组”的罪名，给造反派赶走了。老王已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他和老袁一样，都是普通一兵，可以平等攀谈了。老王才公开了当时的秘密，对袁隆平说：“本来，当时已决定把你定为批斗对象，材料上报了，大字报和标语横幅也刷出来了。偏偏在这时有人提出：要揪斗，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算老账嘛，就要查你的档案。一查，却意外地发现，不久前国家科委九局发来一纸公函。公函肯定了你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预言：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要支持你的工作和试验。当时工作组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孙看了函件以后，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就这样保了你的驾，也壮了我的胆，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保护你过了那一关！”
袁隆平听了这一段娓娓动听且又惊险离奇的谈话之后，才恍然大悟，弄清了一年前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的原委。
直到事发20多年后的1989年8月某日，作者有幸专程赴北京采访正在病中的当代伯乐——赵石英同志，他在高干病房高兴地接受了采访。作者从中获悉：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后，很快被原国家科委九局熊衍衡同志发现，并及时报送局长赵石英阅示。赵局长对此事非常认真，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老帅表示支持，国家科委表示支持。赵石英同志及时地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的这项研究。
赵石英同志是当代的“伯乐”。是他的慧眼和远见卓识，在最困难险恶的时刻，拯救了一项重大发明，拯救了一名后来已载入世界名人史册的伟大科学家！在人民心中，将永远记下他为国家、为人类发现人才的巨大功绩！他所拯救的那位科学家——袁隆平院士也一再嘱托作者，代他向赵石英同志表示衷心的最崇高的敬意！不幸的是，赵石英同志于1993年5月8日病逝。1994年6月15日，在中国杂交水稻研究30周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暨“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次颁奖的“三项庆典”活动中，赵石英同志荣获了“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奖。我们将该项奖视为“伯乐奖”，以告慰赵石英同志的英灵。
南繁岁月
有国家科委九局的公函保驾和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这道护身符，袁隆平和他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遇到了明朗的晴天。
湖南省科委曾多次派杨武顺、陈国平、陈明山等同志去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科学试验，帮助解决立项、经费和助手配备等具体困难。1967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了。
为了把杂交水稻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上级决定把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科院工作。
袁隆平带着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旺盛的精力，投入了新的战斗。他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
从1968年起，每年10月中旬，当寒风逐渐南侵，席卷洞庭湖畔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到“南国”育种去了。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元江县农技站的院子里，傣族兄弟的象脚鼓迎来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黎明。袁隆平师生3人从劫后余生的几株秧苗中，选育了3株雄性不育株，满怀信心地日夜照料着珍贵的3株“绿色革命”的遗孤后代，继续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他们周密地计划着，不育材料的珍贵稻种是12月29日下的水，明天就可以用小布袋挂起来催芽了。可是，他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又降临了。
元月2日凌晨，离元江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受到波及的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袁隆平最早发现自己在床上受到震动。开始他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待稍清醒后，意识到是地震，房子左右摇晃着，天花板上的石灰开始往下脱落。
“快起来，地震了！”袁隆平大声地将两个年轻学生喊醒，把浸在铁桶内的谷种抢了出来。
天亮了，余震不断，大地仍在摇晃……
农技站老支书来看望他们了：“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赶快离开！”
“离开？”袁隆平指着谷种说：“我们怎么能够离开？”送走了老支书，袁隆平深有感触地对助手们说：“到处有党的关怀，有人民的支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幸福！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地震灾害。把试验坚持下去！”
稻种在摇晃的土地上播种了，秧苗在南国的沃土里茁壮成长着！经过5个月的辛勤劳动，又繁育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
为了把杂交水稻早日培育成功，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长期奔波在外，坚持春长沙、秋南宁、冬海南，南北辗转，一年3代，甚至有时将珍贵稻种在南来北往的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利用体温催芽，风餐露宿，争分抢秒地与时间赛跑，与太阳争辉，哪里气温高就到那里去，时时刻刻追赶着一个“热”字。袁隆平赞海南岛是杂交水稻育种的“伊甸园”。在攻关的前10年，袁隆平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育种基地度过的；年迈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仍然坚守在海南基地。大家说，袁隆平视杂交稻种子，胜过妻子、儿子和老子！长期的工作和劳累，他的身体拖垮了，肠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体重由原来68.5公斤，下降到53公斤。领导和助手们为他的健康担忧，他却爽朗一笑地回答：“这有什么关系。体重减轻一点，下田还方便些！再说人生易老是生物学规律，这倒没有什么悲哀的！只要杂交稻能够培育成功，就是豁出生命，也心甘情愿！”
不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他都以农业科研普通一兵自居，带领助手们深入南北育种基地，亲自下田观察育种材料，指导助手们向新的目标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