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教学生涯从1953年入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起，至1971年调湖南省农科院杂交稻协作组止，共经历了19个春秋。
服从分配
韶光易逝，日月如梭。
转眼4年大学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1953年夏，袁隆平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分配前的思考。
毕业分配，是大学生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是走向社会的起点，也是对今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重要选择。
几天来，袁隆平心情不能平静。当时，虽然他年纪还轻，思想单纯，但对于分配问题还是想得多的。
首先，流露了他对重庆的留恋之情。
重庆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整整生活了12个春秋，从童年跨入少年、步入青年，从小学升中学入大学，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龙门浩”是他孩提时代学习的起点。他怎能忘记，龙门浩小学的启蒙教育，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写字、识字、摹帖；又是在龙门浩，从起步游泳，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自由泳、蛙泳……
嘉陵江和长江是哺育他成长的“保姆”。他怎能忘记，从龙门浩出发，漫游嘉陵水，搏击长江浪，孕育出坚韧毅力；随后，在两条江畔的相辉学院与西南农学院，吸吮“乳汁”，攻读农业，练就本领，增长知识，打下专业基础。他的的确确是喝嘉陵江的水，吮长江的“奶”，吃重庆的饭长大的呀！重庆，当年抗战中的“陪都”，今天的不夜城，是袁隆平真正的第二故乡，他有诉不尽的依恋之情！
多少次梦里，他留在了重庆，高高兴兴地到重庆某农业科研单位报到工作了……醒来却是好梦一场。但他也似乎相信，好梦是好事的先兆。
7月下旬，学校在礼堂举行分配动员大会，向毕业生发出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袁隆平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面临着一场考验，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多么希望自己能留在重庆，能留在重庆搞科研工作。但是，祖国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推广农业技术。同时，也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奔赴教学岗位，教书育人，把知识传播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统一分配与个人志愿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他希望自己是个幸运儿，碰上好运气。这段时间里，他有过彷徨和痛苦。袁隆平经过反复、冷静的思考，很快从这种短暂的思想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想：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亲眼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在有许许多多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了不少的钱来修建校舍、培养大学生。4年大学生活中，老师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传授知识，培养自己。当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服从统一分配。
他想到了自己动荡的童年，目睹和亲历了敌机狂轰滥炸我国土和同胞的惨景，这不正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造成的吗？他看到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代青年，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和紧迫感，奔赴抗日前线，那是保卫祖国的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正是建设强大祖国的急需。
想到这些，袁隆平矛盾的心情、痛苦的思想豁然开朗。
思想通了，袁隆平向学校递交了服从统一分配的决心书。
告别了——亲爱的母校，告别了——眷恋的龙门浩……
学校分配方案上，他所在班的30多位同学，愉快地接受了分配，分赴全国10多个省、市，也有愉快地去新疆等边远省区的。袁隆平拿着分配通知，来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了，接着就被派遣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
俄语教师
1953年8月，袁隆平告别母校西南农学院，由重庆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到武汉，转火车抵长沙，再乘那种烧木炭靠煤气炉驱动的汽车翻越雪峰山，前后历时半个多月，行程2000余公里，风尘仆仆来到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左迁龙标（现黔阳县）时诗赞的“醉别江楼橘柚香”的黔阳县，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校园，开始了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他一跨进校门，就被这里独特秀丽的环境吸引住了。学校地处农村，距黔阳县县城所在地安江镇有4公里，校址坐落在一所数百年的古庙——圣觉寺里，学校始建于抗日战争中的1939年，学校四周被海拔1000余米的雪峰山环抱，中间形成一个山间冲积小平原，一条清澈见底、急湍奔流的沅水从小平原中穿过。这里，土地肥沃，古木参天，花草遍地，翠绿欲滴，确实是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地方。
远道而来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初上的新月高高悬挂在天空，点缀着稀稀的星星，光明而又深沉，不禁使他想起了嘉陵江畔的西南农学院，那辛勤耕耘的老师，想起了同窗四载、朝夕相处、现已奔赴祖国各地工作的同学……
夜，恬静的秋夜。他顺着校园下河的小路漫步沉思。圆月已经浮上中天，繁星闪烁，他浮想联翩……夜深人静了，他来到古老的香樟树下，打开他心爱的小提琴，开弓奏响了他最喜爱的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创作的令人神往的《梦幻曲》，使他沉浸在梦幻缥缈、美妙如画的境界之中。
他渐渐适应了环境，熟悉了生活。
来校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学校分配他到文史教研组教俄语。性格随和的袁隆平，尽管专业不对口，但他服从学校安排，愉快地当上了俄语教师。他认为这是自己教学生涯的开端，必须开好这个端。他不因为学校缺乏俄语教师而“滥竽充数”，而把它看成为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有一次，文史教研组晚上开会，他忘记参加。第二天，教研组组长李纪春老师问他，“小袁，昨晚开会，你到哪儿去了？”袁隆平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实对教研组长说，“李老师，对不起，我备好课后，就只顾去看那一堆外文杂志去了！”他经常是这样，一钻进书本，就忘记了其他事情。
不备好课，他从不走上讲台。从教俄文字母发音第一堂课起，就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反映新来的俄语教师“板书清晰，发音准确，口齿清楚，重点突出，形象生动”。为了激发同学们学外语的兴趣，他采取课内师生之间用俄语回答简短提问，课外教唱俄语歌曲，与苏联同类学校同学通信等多种形式，来丰富教学内容，巩固课堂所学单词和语法，收到良好效果。连原来对外语不感兴趣的同学，也提高了兴趣，进步很快。同学们经常情不自禁地用俄中混合语高喊：
Учтель袁чень хорошó！（袁老师很好！）以此来赞赏这位新来的非专业的年轻俄语教师。
为了教学和科研，他不仅努力学习俄语，而且刻苦自学英语，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通过长期坚持，他可不带字典阅读英、俄外文杂志和资料，是全校第一个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他经常以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学生，要刻苦学好外语，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一扇获取知识的窗户，可以学到更多更广的科学知识。
上好遗传育种专业课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想：在大学读书时，连做梦也没想到毕业后的今天是教书，更没想到要教这些课程。“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现在深深感到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不能一知半解，误人子弟，就得一切从头学起，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这是学农的基础课之一。学生在课内外提出过不少问题，他有时解答得不够满意。他决心自己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以及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十次没有成功，上百次地切；百余次观察效果仍不理想，上千次地实践，一直到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他为了熟练地掌握徒手切片技术，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观察到次日凌晨一二点才离开实验室。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比如备“植物开花结果”这一课时，他开始怀疑，到底植物界受精不受精？是不是与动物一样？为了从实践中找到答案，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为玉米的雌花套袋隔离。结果，雌花因得不到雄花的花粉无法受精，不能结实。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像这样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研得不深透，就不可能给学生讲深讲透讲好！要给学生一桶水，教师必须有一担水。”
1959年，袁隆平将跨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第7个年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这一年的“国庆”前夕，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思想、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10年来的回顾总结，一方面肯定成绩，增强前进信心；另一方面严于解剖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以求尔后在实践中塑造新的自我。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党的十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深刻地认识到，既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引，还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做到又红又专，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最后他在“我的十年”中，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我相信自己决不会虚度后半生，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在尔后40年的实践中，他忠实地实践了“而立”之年立下的这一誓言。
教学、科研紧密结合
在教学中，袁隆平不满足于当一名合格的农业中专教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
50年代，由于受当时政治上的“一边倒”的影响，遗传育种界在学术上也“一边倒”，教学大纲中只能向学生传授前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教学的袁先生也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进行无性杂交、营养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企望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种，但都未能获得成功。
到了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他认为“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并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进行艰难探索。自1960年受“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孕研究的课题上来。从1964年首次在栽培稻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利用这些新材料进行研究总结，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通过培育出水稻的“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用“三系”配套的方法来生产杂交种子，以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目的。经过两年多的实验总结，到196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就是作为农业中专青年教师的袁隆平，在教学中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革”开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师生停课闹“革命”，学校又搬迁到更加偏远的靖县农村，“革命师生”外出大串连去了，袁隆平就利用“批斗”的空隙，巧妙地回避政治旋涡，专心致志钻进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科学殿堂，从事在当时不能被人理解的具有诱人发展前景的研究课题中去了。这时的袁隆平，对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到了如醉如痴的忘我境界！从这个意义来说，“停课闹革命”的坏事变成了他潜心研究的好事，使袁隆平得到了非科研单位难以得到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的好机遇！
总之，在漫长的19年教学生涯中，袁隆平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生产实践中选择重大课题进行科研，通过科研又促进了教学，自己也从中进行刻苦学习、艰难探索、反复实践、进行理论升华，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回顾这一段很有意义的教学生涯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学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因此在尔后的作物育种科研时，才具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