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像所有5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在对待恋爱、婚姻这一人生重要问题上，其态度是认真的、负责的、纯洁的，但又是十分坎坷的，颇具传奇色彩。
初恋之苦恼
1956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任教三四年了，论学习和教学，全校没有几位青年教师能赛过他。他求知欲望高，自学能力强，不仅刻苦钻研所教课程，而且阅读兴趣广泛，除专业书籍外，文学、艺术、体育、音乐书籍都博览；还喜欢阅读俄文、英语杂志，了解世界科技信息，大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他上讲台，不拘形式，十分讲究教学效果。他还担任班主任，不光靠言传，更靠身教，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与学生交知心朋友，带领学生参加文体活动，踢足球、打排球、打篮球、拉小提琴、下河游泳，寓教于乐。学生既尊敬他，又不怕他，视他为良师益友。
可是，他自己在生活上却非常随便，和学生时代一样不注意穿着打扮，留运动寸头，穿粗布衣服，冬天穿光秃秃的寡棉衣（不着罩衣），上讲台讲课有时找不到黑板刷子，就用衣袖擦黑板，不满“周岁”的棉衣，往往袖口上开了“白花”，他简直随便到了别人称之为“油渣”的地步。
他青年教师时代的生活极其简朴，一间单人房，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把单人椅，几个纸箱内装些普通衣服，惟书籍杂志显得比较富有，文化气息浓厚。这就是当年中专青年教师袁隆平的全部家当。一件较时髦的白衬衣没法换洗，他听取隔壁年轻女教师刘俊的意见，把衣领翻个边又走上讲台，大家称他住在单身房，吃在大食堂，过的是清贫快乐的单身汉生活。
其实，单身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并不尽是快乐，他有过寂寞，也有过烦恼。
他，一位堂堂正正的青年教师，又是一位体魄健全、待人诚恳热情的男子汉。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了多年，但仍然过着寂寞的单身生活！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师大都成了家，连孩子也叫爸爸了。好心的同事们急于为他张罗对象。
作为各方面条件都处“优秀”档的他，对“恋爱”这件正经事并不着急，对人总笑着说“慢慢来”、“等待机遇”之类的话。
有一次，有位穿着整齐的男教师，约他去看“女朋友”，打算给袁隆平介绍对象。一见面，女方相中了衣着整齐的介绍人，不久，他们结成了伉俪。袁隆平对此并不在意，既不埋怨那位女性，也不嫉妒介绍人，丝毫不把这件本来就够不上初恋的区区小事放在心上。
此后，好心的老师、同事们又给袁隆平先后介绍过几位姑娘。结果，有的刚见面就告吹了。原因非常简单，在那些以衣冠取人的女性心目中，袁隆平太随便、太不注意打扮了。袁隆平却内心坦然，心想：专门琢磨衣着的人，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女性。自己追求的是那种内在与外表美相统一的知音。
喜遇知音
1956年，袁隆平除完成学校所分配的教学任务外，还被学校派遣，支援邻近一所普通完全中学上生物课，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女教师。通过接触，互相爱慕。这位女教师为袁隆平有抱负、重事业、肯钻研、胸怀坦荡的男子汉气质所倾倒，“情人眼里出西施”，连一般人认为袁隆平生活上的“油渣”，在这位女教师的眼里反成为可爱之处。她喜欢他的憨厚、痴情，更爱他那极具阳刚之气的“刚果布”的笑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袁隆平也被这位女教师的才学容貌所打动，更钦佩她那一般女性所难及的识大体而不拘小节的眼力。他对她一往情深，她对他心心相印，男女双方都觉得巧遇知音。从此，在同志、同事的基础上，他们更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敬互爱。在教研室里，他们共同切磋教案；在实验室里，他们一块操作实验；花前月下，刻印着他们的倩影；香樟树下，有他俩的欢声笑语；沅水河畔，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相互倾慕，相互爱恋，足足谈了3年半，老师们都为他们相知相爱而庆贺与高兴，催促他们趁热打铁，快吃喜糖。
195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坎坷的一年，“反右派”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地处偏僻的湖南省安江农校也无法幸免。在运动中出现了袁隆平的大字报，他险些被划为“中右”。
这一消息很快传至邻近的女教师所在的学校。有位教研室领导严肃地找女教师个别谈话：“像你这样的人，再和袁隆平结婚，要当心自己成为‘双料货’呀！”
年轻的女教师经不起当时政治斗争中来自“左”的那股巨大冲击力，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心想：自己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有海外关系。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自己迫切要求进步，早在1950年加入了共青团，大学毕业服从统一分配，工作积极，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而自从青年男教师袁隆平撞进自己的心扉以后，就实实在在地爱恋着他，他那“刚果布”的笑容，时刻在脑海里涌现！现在教研室领导严肃地指出：“是要爱情，还是要进步？”这是摆在自己面前尖锐而现实的问题，必须迅速作出决策。
“是要爱情，还是要进步？”这一问题，使这位年轻女教师，日不思食，夜不能寐，思想上产生极大的痛苦！不知经历了多么激烈而苦涩的思想斗争，这位当时“听领导话”的年轻女教师，在那“左”的年代，毅然痛苦地放弃了纯真的爱情，作出了从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选择……她被迫屈服于“左”的压力，不敢再去登青年男教师袁隆平的门坎了！但是惟有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洁白无瑕的那颗心，还始终如一地向往着袁隆平！
这时的袁隆平，比起那位年轻女教师来，思想更为痛苦！因为开始他还弄不清其中的原委！女教师突然不来登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难道这么多年来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是一场噩梦？心地善良、既无害人之心又无防人之心、当时又“不突出政治”的袁隆平，始终不相信女教师的感情有了变故！不会的，绝对不会的！3年半的时间，1270多个日日夜夜呀！“君生日日说恩情”，那都是些倾心倾意的肺腑之言啊！痴情的袁隆平并不担心眼前所发生的变化。对他来说，他总认为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现象，只要自己耐心等待，局势会起变化的。
袁隆平痴情地等了一年又一年，一个他不希望发生的事实终于发生了。1960年春节，女教师与另一位男教师结婚了。这才使袁隆平如梦初醒。这时的袁隆平，深知是自己出身不好带来的恶果。但他并不去埋怨自己的出身，因为他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要埋怨的倒是当时自己“政治上”进取心不强，这与“进步心切”的女教师不相匹配。现在已悔之晚矣！女教师确确实实已经结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袁隆平那颗不改初衷的心，谈了3年半，又等了3年半，又是一个1270多个日日夜夜，一直等到女教师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他才逐渐泯灭了那颗向着女教师的心！
不久，女教师突然通知他到安江车站送行，她已调离这所学校，赴省城的一所中学任教。善良、纯洁的他，将自己内心的苦涩深深地埋在心底，冷静地以关切的言词安慰像自己一样受到极大创伤的她，祝她此去一路平安，全家幸福！他完全能够理解这位女教师极其矛盾的复杂感情，不仅没有对她表示半点埋怨和责备，相反，总觉得在这7年里与女教师相知相爱，喜得知音，是人生一大快事。至于与女教师只能相知，不能结为伉俪，这只能说是“左”倾政治影响所致，是时代的悲剧，不去理会个人方面的原因。7年里，男女双方感情是纯洁的，晶莹透亮的，给人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回忆！
袁隆平大学毕业以后，走上教学岗位已整整10年了，漫长而又短暂的10年！
他抖落身上的粉笔灰，合上教案，走出房门，绕过教学楼，来到绿树成荫的操场边，来到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培养教导的学生中间。
夜晚，天空万里无云，一轮秋月挂上蓝天，它把光辉撒下来，透过枝叶间隙，流水般泻在水泥路面上，那若大若小、光怪陆离的光影，彼隐此现，变幻莫测。生活本身，不也是如此绰约多姿吗？袁隆平带着他那心爱的小提琴，走进香樟树林，开弓奏响了令他神往的《梦幻曲》……
夜已深了，静悄悄的。天边吹来了凉风，袁隆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自己也该回家了！
巧配成婚
袁隆平送走了女教师，婚姻遇挫，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学习、教学和科研当中去了。
教师们都很关切询问着他的婚姻大事，他总是莞尔一笑地回答，“不要急嘛，事情总得有机缘！”
在那“左”的年代里，青年知识分子“而立”之年未成婚配者，何止袁隆平一个！
就拿50年代末从安江农校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多年的邓哲来说吧，与袁隆平只是性别的不同，情况却非常相似。
学生时代，她才貌出众。毕业后服从分配，到黔阳县两路口农技站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婚姻问题上，曾一度陷入苦恼之中。
有人曾多次给她介绍对象，但对方一听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尽管人品再好，也不敢问津！
“人贵有志，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咧！”这是邓哲的观点，但口里从未讲出来，只是将这些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再有人来说对象之事，总持冷漠态度。
可是时间不等人呀，一晃就过了豆蔻年华，她已经年满25周岁了。
1963年冬，她在地区农业局学习，老同学谢万安来了。他心直口快，对邓哲直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尊敬和熟悉的袁隆平老师。”
邓哲有点羞羞答答，没有直接回答老同学的问题，但心里却像翻了锅似地想开了：袁老师教过自己的遗传育种课，还经常带领我们下沅江游泳，他教学认真，待人诚恳，人品很好。对袁老师她从内心表示敬佩！
另一位老同学王业甫也找到邓哲，更为直爽地说：“我了解你与袁老师，你俩结合，是天生一对！”
老同学的直言劝说，话语不多，贵在诚心和关心。邓哲开始动心了：袁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有抱负，人品好……大学毕业后工作10年有余了，至今仍未婚配，主要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与我的处境何尝不是一样？
是同情也罢，还是心心相印也罢，经过慎重思考，邓哲通过老同学传递了乐意与袁老师接触的信息。
从此，袁隆平往返于安江农校与两路口农技站之间，足足有5公里路程，或单独步行，或与王业甫骑车同行。有时约邓哲看电影，看完电影送她回农技站。邓哲不让他送，他偏偏要送。邓哲怕影响不好，袁隆平说，“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光明磊落，正正当当，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让大家知道！”有一次，送邓哲回农技站后，因时间太晚，袁隆平也不想回学校了，邓哲只好给袁老师另开一个铺，在农技站留宿了一晚。
这天晚上，他俩异床同梦，彻夜未眠。邓哲在想：老师的心是诚实的、痴情的，多好的老师啊！他在教学上从来都是成功者，可一旦跳进爱情的长河时，就不像他游泳那样得心应手了！是他条件差吗？不是。是他冷酷无情吗？也不是。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是一样的吗？……这种内心的苦衷，他能对谁去讲！我又能对谁去诉！
袁隆平想些什么呢？因他过去想的已经是很多很多了，这晚他倒想得很简单：遇事不能过急，好事总得有机缘！他主张靠自己的行动感动“上帝”，他相信自己的虔诚是能够感动“上帝”的。
行动是无声的语言，邓哲果然受感动了。“丘比特”悄悄地向他们的心灵射出了那不可阻挡的神箭，使他们的心灵流出了圣洁感情的泉水。这泉水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垮了那种社会陋习和偏见筑成的高墙，包括“左”倾错误思潮筑成的高墙……这泉水又成为潺潺细流，灌溉滋润着那撒在青春土壤中友谊的种子，迅速长出了爱情的蓓蕾。
1964年正月初五，黔阳地区举行职工业余男女篮球比赛，邓哲参加黔阳县女队。因下大雪，县城无室内球场，就选择安江农校的礼堂球场进行比赛。“天作之合”，这又算是一个好机缘！
球队进了学校，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趁热打铁”，他抓紧练球的空隙请邓哲到袁老师宿舍喝茶休息。邓哲身着运动装，大大方方来到袁老师的单身宿舍。袁老师有意回避，由曹老师热心张罗，又是沏茶，又是摆橘子，剥柚子，热情非常。邓哲趁曹老师忙这忙那之时，去找脸盆洗手。天呀！房内惟一的一个脸盆也是开了“天窗”的——漏水，只好将脸盆侧向一边，撮合把手洗净。再看那单人床上半高半矮的学生蚊帐，顶上布满了灰尘，惟一富有的，是那些堆在桌上和床上横七竖八的各种书籍和杂志。此情此景使邓哲同情与爱慕之心油然而生。曹老师忙于接待，没注意到邓哲思想上的活动，只是一个劲地劝邓哲吃这吃那。而邓哲呢，也不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地吃了些什么，只想到这位可敬可爱的袁老师，是多么急需要有一个贤慧能干的女人帮助啊！至于后来曹老师提出马上结婚的问题时，她所问非所答地“嗯、嗯”应着，使曹老师感到非常惬意。
曹老师得到邓哲的同意后，主动与裁判李代举老师商议，巧妙安排比赛场次，使比赛与办喜事两不误。曹老师又陪他俩去安江镇政府打结婚证明，那位办事员将男方年龄33误看为23，像发现重大问题似地问袁隆平，“男方比女方还小两岁，你同意吗？”当介绍人申述清楚后，她诙谐地笑了。结婚证明很快办好了。
这时的袁隆平，觉得实在太匆忙了点，为没有给新娘买一件礼物而深感过意不去。他悄悄地对邓哲说，“给你买件新衣好不好？”邓哲心直口快地回答，“不要、不要。”看到邓哲仍然穿一双比赛的运动鞋，袁隆平改口又说：“那就买双新鞋好吗？”邓哲还是连声“不要、不要”。因为她觉得，有了袁隆平那颗虔诚的心，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爱美？谁不喜欢新婚换上新装？作为年轻知识女性的邓哲，又何尝不是一样。可作为学生的邓哲更体谅老师袁隆平，体谅这位当时的“穷秀才”、“穷单身”。结婚那天，曹老师拿出50元钱，买回了喜糖；年轻热情的女体育教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花儿的平绒布鞋送进了洞房。
正月初十，正巧是星期六，就在这天晚上，在袁隆平的单身宿舍内，举行了简朴而热闹、高雅的婚礼。学校校长来了，老师们来了，贺喜的人挤满了屋子，祝贺姗姗来迟的新郎新娘，欢声笑语汇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