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学生时代，是从1936年他6岁在汉口扶轮小学启蒙开始的，到1953年23岁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前后历时18载。其中，经历了抗日战争中的动荡童年，随父母逃难从北平至湖北汉口，入湖南桃源再至四川重庆，先后进过扶轮小学、弘毅小学、龙门浩中心小学、复兴初级中学、赣江中学、博学中学、南京中大附中，1949年8月考入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农学系，1950年11月院系调整并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除了战乱中的短暂停学外，其余都是在系统教育中完成学业的。

　　爱提问的学生

　　 

　　1942年下学期，袁隆平告别了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进入复兴初级中学，一切使他感到兴奋。不仅是学校规模大了，老师同学多了，更重要的是所开课程比起中心小学来，增加了代数、物理等多门新功课，就像自己和小朋友郊游时登山一样，大有登高望远的新鲜感觉。

　　老师上新课了。对于新开的代数、物理课，比起小学的语文、数学来，要抽象得多。对数理化中的定理公式，同学中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因理解不深，随记随忘，难以巩固。袁隆平却不那么去死记硬背书本。他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一堂数学课，讲“有理数”一章。数学老师讲了一条乘法重要法则：同号两数相乘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对这条法则，数学老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说，正数乘以正数得正数，负数乘以负数，也得正数。”袁隆平听后在想，正数乘以正数得正数，这和小学阶段学的一样。负数乘以负数也得正数，感到难以理解。于是他问老师，“负数乘以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后来上高年级，有一堂物理课，老师讲了著名的爱因斯坦方程，即E＝mC2（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时，袁隆平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E是能量，m是质量，C是光速，光速是个很大很大的天文数，所以很小的质量中就蕴藏着极大的能量，这一点还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能量又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这一层感到难以琢磨。于是，他又问老师：“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

　　这确确实实是难以解答清楚的难题，连爱因斯坦本人也花费了10年时间，才于20世纪20年代得出了这个著名公式。作为中学物理教师是难以解答清楚的。但这位物理教师表扬了袁隆平这个问题提得好，同时力所能及地作了这样的解释：“比如1公斤煤，完全燃烧，放出33.47兆焦的热量，能把80公斤0℃的冷水烧到100℃。但如果把它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竟有9.04×1013兆焦，这相当于一个城市几年所消耗的电力。至于怎样才能全部释放这么巨大的能量呢？还有待今后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

　　袁隆平聚精会神地听完这位老师的精辟解释，感到思想开阔，不仅对爱因斯坦方程有了较深刻的印象，而且对物理这门功课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勤于用脑，善于思索，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志趣爱好广泛，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母校情愫

　　 

　　1939年春，袁隆平随父母从汉口逃难到了重庆。重庆是抗战的“陪都”，全国许多机关、学校纷纷迁来重庆，他的母校“博爱中学”也从汉口迁来。新校址坐落在重庆市郊南岸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筑成。但这里风景秀丽，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博中”的姊妹校“懿（yì）训女中”，也建在这里，毗邻相望，可经常听到随风送来的优雅歌声，令人神往。

　　从13岁到17岁，袁隆平一直在“博爱中学”从初一读到高二，整整学习、生活了4年多时间，最宝贵的一段青少年时期是在这里度过的。抗战胜利后，母校“博中”又从重庆迁回汉口。“博中”是袁隆平最感亲切的母校，“博中”不仅给他以培养和教育，而且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礼拜才打一次“牙祭”（荤菜）。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充满活力。校长胡儒珍博士，不仅在学习上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方面的活动，他在这些方面也受益匪浅，至今他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

　　“博中”是教会学校，重视英语教学是其特点之一。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学习英语的风气在“博中”很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袁隆平在高一时，就有3位老师给他讲授过英语，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他的英籍华人太太教朗读和会话，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语法。袁隆平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各种国际学术活动中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母校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忆趣”

　　 

　　少年时代有趣的往事很多，给袁隆平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最使他难忘的是1947年6月的游泳比赛。当时，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母校“博中”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游泳选拔赛。袁隆平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要像那位老船工伯伯一样，能遇难救人。9岁逃难到了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浩”戏水。头年学会狗扒式、蛙式，第二年学会自由式，到十二三岁就能冲出“龙门浩”，可以搏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了。袁隆平少年时期发育较迟，个子矮小这是事实，但他从小“近水知鱼性”，在水里翻滚的时间长，游泳的技术掌握熟练，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衣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带队的周老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不久，他便在湖北省运动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母校“博中”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了多次。

　　51年前的这桩往事至今仍使他记忆犹新，并给予他很多启迪：凡符合实际的“不服气”思想，不一定是消极因素，有时可变成积极因素，正如那次“不服气”变成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强大动力，催他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去争取胜利。这在尔后科研实验中遇到更大困难时，总是给他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攀登高峰！

　　立志学农

　　 

　　1948年初，在汉口“博中”还没有读完高二的袁隆平，又随父亲工作变动来到南京，进入南京中大附中高中部，在这里他读完高中的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家庭争论的焦点。当时，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的父亲袁兴烈想了很多很多：自己是东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职务还只是一个事务科的科长，但比起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郊青竹坂务农的曾祖、高祖父辈来，那又有了天壤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祖辈们都有远见，从青竹坂迁入德安县城西园，弃农经商，开始送子女读书，有了知识，使父亲官至“县令”，自己不也是走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么！隆平的父亲又想到自己祖辈们的发家史与西园袁氏族谱中的“派辈字”来：“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他满腹经纶，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大出息者，他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继承祖业。

　　19岁的袁隆平，虽听着父亲的指点，但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想：第一，父亲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想赴重庆求学。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8个春秋的山城生活，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中学阶段，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些，他直截了当地对父母亲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

　　善良的母亲见隆平与父亲有意见分歧，感到左右为难。她认为：如考上南京的大学，儿子能继续留在身边，当然很好。现在隆平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也在情理之中。随后，她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隆平，爸爸的意见你还要认真考虑。当然最后还得由你自己作主！”

　　颇具民主思想的父亲，对妻子的折中意见并没有再提出异议。他熟悉隆平的个性，既然儿子立志学农，他也不好再提反对意见了。袁隆平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陪都”文化影响

　　 

　　1949年8月，袁隆平离开了父母，来到他日夜向往的相辉学院所在地——重庆北碚夏坝。

　　夏坝，距重庆市区50多公里，当时交通不甚方便。但地处嘉陵江畔，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渊源和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抗战期间，著名的上海复旦大学于1938年2月西迁于此。

　　“夏坝”，原名“下坝”，系与嘉陵江上游在二岩与东阳镇之间相邻的“上坝”（蚕桑改良场）相对而言。知名的陈望道教授改“下”为“夏”，象征蓬勃旺盛生机如热情洋溢的夏季，全校欣然拥护。从此“复旦”与“北碚夏坝”融为一体而闻名遐迩了。

　　时值国难深重之秋，复旦师生辗转2000余公里，来到夏坝。当时，陋室绳床，坚持教学，含辛茹苦，研读不辍，设有5院22系及2个专修科，师生达2400多人。以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庐于道、孙寒冰等著名教授为代表的广大进步师生，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抗战、民主、团结、进步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救亡活动，使复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8年之间，为人民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革命志士，为祖国未来建设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成绩卓著。著名的孙寒冰教授在此任教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死，不幸以身殉职，当时就地安葬于校园内。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复旦大学又迁回上海，留渝校友又在夏坝创办了“相辉学院”，就是以复旦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两教授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迄至解放。

　　夏坝深厚的文化渊源，是抗战期间重庆陪都深厚文化渊源的缩影，对尔后全国的思想解放都带来深远影响。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成为抗战期间的陪都，政治要员、知名教授、著名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等各类人才汇集陪都，给重庆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一股强大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团结抗日的东风向重庆吹来，顿时，把闭塞落后的山城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抗战期间孕育的陪都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强大的凝聚力，使一批批青年学生，在国难深重和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从四面八方来到重庆。袁隆平是从南京来的，也有从北平、上海来的，还有从武汉、广州来的。袁隆平的好友梁元冈同学，还是从香港来的。这批青年都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胸怀大志而脚踏实地，勇于进取而不怕牺牲。尽管开始各自带着不尽相同的动机而来，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爱祖国，求生存，争民主，争自由，盼解放。他们来到相辉学院以后，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思想非常活跃，学术空气非常浓厚，生活非常愉快。一代新的青年，在陪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生活。

　　党的思想熏陶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重庆获得了新生，山城受到党的阳光照耀。

　　1950年11月，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一所新型的大学——西南农学院在重庆北碚拔地而起。夏坝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西南农学院，袁隆平和农学系的全体同学都转入了“西农”。

　　袁隆平在这里4年大学生活中，扑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植物界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无穷奥妙使他展开了智慧的翅膀，在无垠的知识宇宙中展翅翱翔。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他学业长进。他发挥了会英、俄等多种外语的基本技能，大量课余时间埋头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涉猎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拓展了知识视野，闯进了科学殿堂，领略了无穷乐趣！4年的大学学习，使袁隆平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大学期间，除了学业上的进取，他还自觉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明确人生真谛，打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

　　他没有忘记1950年暑假，重庆市的大学生集中在重庆大学沙坪坝，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培训，使同学们自觉地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对他尔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没有忘记，1952年春赴四川大足县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土地改革运动。那是中国农村一场翻天覆地的火热的阶级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很好的思想锻炼和农村艰苦环境的考验。

　　袁隆平回顾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这样写道：“由于党的培养教育，使我明确了许多真理，如社会发展规律、阶级立场、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等和人生的真谛。一句话，即使我明确了人生的意义何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