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  斯瓦米纳森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

　　1978年2月，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1978年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获杂交稻研究的项目奖和个人奖；同年晋升为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相继被推选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

　　在成绩与荣誉面前怎么办？

　　袁隆平是一位善于超脱的人，他善于从成绩与荣誉两大“包袱”中超脱出来。

　　在庆祝杂交稻培育成功并在全国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赞扬声中，是这项发明的总设计师、攻关主将的袁隆平，首先对“三系杂交稻”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大胆地指出现阶段培育的三系杂交稻也有缺点，他当时概括为“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明确提出，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组织攻关，予以解决。

　　正当杂交水稻蜚声中外的时候，袁隆平又在思索着新的问题。他总觉得，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也应该如此。1987年袁隆平在总结国内外杂交稻丰富的育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的重要论文。这在杂交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指导意义。他高瞻远瞩地将杂交水稻育种划分为互相衔接的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同时指出现阶段“三系法品种间杂交稻”，从长远观点看，有两大缺陷，一是三系法生产杂交种子的程序比较繁杂，成本高，价格贵，制约杂交水稻生产的发展；二是由于品种间遗传差异小，其优势水平不可能再有很大提高。新组合的选育只可能在抗性和品质上改良。

　　在10年改革开放中，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家高科技“863”计划的指引下，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培育成功了比现有杂交水稻增产5％左右的两系法品种间杂交组合。现在，他和同事们正在向亚种间杂交稻进军。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不久前讲话中指出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湖南的水稻原来增长15％～20％，最近有个新发现，又可以增长20％，证明潜力还是大的。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邓小平同志所指的“湖南的水稻”，就是杂交水稻，所指的“新发现”，就是指两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关于杂交稻第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就是一系法远缘杂交。袁隆平构想的以上互相衔接的杂交水稻三个战略发展阶段，是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是被25年杂交稻研究的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它正指导着杂交稻研究朝着程序上由繁到简、效率上产量上越来越高，质量上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善于超脱的袁隆平，也有他的担心和害怕。他最害怕的是众多的官职头衔和马拉松式的会议活动。

　　中国有句俗话“人怕出名”。而袁隆平已出了名。各种各样的头衔接二连三地向他盖来。诸如：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湖南省农学会理事、湖南省生物学会理事、湖南省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南农学院兼职教授、西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国家高科技研究计划“863-101-1”专题组组长、湖南省安江农校名誉校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科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

　　不说别的，单说众多的会议通知，就感到难以招架！

　　是要当官挂“衔”，还是要事业？袁隆平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他深深懂得：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有生之年的精力，全部放在事业上，魂系杂交稻，潜心科研，才不辜负党的培养，才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对于众多的兼职，能够辞去的坚决辞去。他先后婉言辞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副院长等职务。万一不能辞的，也事先“约法三章”，尽量排除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和宴请。就拿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务来说吧，为了保证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征得组织同意，除了换届选举和特别重要的会议请他出席外，其他一般性例会，一般不通知他；通知了的，也可以不参加。

　　袁隆平惟一不能忘怀的，只有杂交稻的研究事业。连做梦都想着杂交稻！有时，连身体也顾不上。有时，就在行驶着的小车内啃面包充饥，在小车内打盹小睡，以稍稍恢复他那难以支撑的体躯。连原湖南省省长熊清泉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对袁隆平的小车司机戴牛松说，“小戴，你为袁先生开车，责任重大，我们省长是可以换人的，而科学家是没办法换人的呀！”省长短短几句贴心话，既体现了党对科学家的关怀，也道破了科学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为袁先生开车多年的司机小戴回忆了近两年来发生的两件感人肺腑的事情：

　　1981年7月1日，袁先生带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十几位科研人员，冒着酷暑赴长沙县春华山考察早稻，次日回到单位，半夜12点，他正准备就寝，突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国家计委、科委两负责同志发来的，约袁先生火速赶到武汉商量要事。可是，7月4日“中心”要召开亚种间杂交稻课题碰头会，全国有10几个科研单位的同志要赶来参加。袁先生是主持人，必须参加会议。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想了想，当机立断：夜奔武汉。

　　时针指到7月3日凌晨2点，就在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袁隆平出发了！上海牌小轿车亮着两个前灯，刺破沉睡宁静的夜空，冒着狂风大雨向武汉奔驰……

　　长沙离武汉400余千米，3日9点30分赶到了武汉。一下车，袁隆平顾不上休息，便去见国家计委和科委的两位负责同志，两位负责人为此深受感动。

　　袁隆平汇报了担负国家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由于通宵未眠，过度疲劳，引起胃病发作。中午，湖北省科委举行便宴，袁隆平没喝一口酒，没吃一口菜，只吃了两个小笼包。袁隆平带病座谈，又是一个下午，没谈完，晚上加班加点，座谈会结束已是11点50分。

　　深夜12点，袁隆平又乘车急返长沙。

　　这天晚上，司机戴牛松一直不说话。袁先生解释道，“小戴，你辛苦了！昨夜一个通宵，今晚又是一个通宵！小戴，你要谅解我，因为时间太紧，我要赶回‘中心’开会呀！”

　　显然，袁隆平误解小戴了。戴牛松说不出话来。只是抹了抹湿润的眼睛。

　　“你……怎么了？”袁隆平关切地问。

　　小戴哽咽着说：“袁老师，你这……这是在拼命呀！”

　　袁隆平说，“没法子，特殊情况嘛！”

　　戴牛松激动地说，“我两个通宵没睡，可我白天睡了。再说，我比你年轻得多，身体好，受得住。可您呢？……袁老师，快别说话了，请您放心在后排躺着睡一会吧，我把车子开稳当点。”

　　“好的！”袁隆平挪动到后排躺下。不久，因太疲劳，他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4日早晨7点正，小车驶进“中心”。袁隆平又抹了一把脸，匆匆吃了早点，准时又参加了碰头会。

　　另一件事，是1987年7月2日，袁隆平乘飞机离长沙赴北京，4日由北京动身赴美国参加圆环种子公司年会，然后，又在日本逗留数日才返回北京。他为了按时赶到安江农校参加考察该校杂交水稻研究室技术员邓华凤的光敏不育系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召开专家、学者鉴定会议。于是决定7月12日乘北京至昆明的61次特快，在怀化下车。可是，他考虑到自己在外工作的时间甚长，牵挂着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于是，给“中心”发了电报，告知车次和时间，约好“中心”的几位领导在长沙火车站站台见面。副主任冯玉秋和毛昌祥同志接到电报以后，按时赶到了站台。

　　61次特快徐徐进了长沙车站。待车停稳后，袁隆平跳下站台。冯玉秋和毛昌祥迎了上去。

　　停车仅仅10分钟，彼此都顾不了客套。袁隆平开门见山地说，“择其要者，你们在5分钟之内谈完，我5分钟之内回答。”

　　老冯和老毛简要地谈了“中心”的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袁隆平一一作了答复……

　　一切都在喧嚣嘈杂、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进行的。

　　“叮……叮……叮……”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列车员提醒袁隆平上车。

　　列车徐徐启动，袁隆平站在车门口还在说着什么……

　　这就是袁隆平成名以后的工作态度！

　　这就是袁隆平成名以后的拼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