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1930年生，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他是我国杂交水稻的创始人，还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81年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的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英国让克奖、美国菲茵斯特“拯救饥饿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等；还先后被授予湖南省“功勋科学家”和世界“先驱科学家”称号。他主编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获国家图书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国工程院袁隆平院士谈科教兴国重在投入
（一）
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这个跨时代的主题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与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一致的。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主要靠的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火的发明，人类还会处在茹毛饮血阶段；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只有手工作坊，没有现代工艺，人类也不会进入到资本主义；没有爱因斯坦原子能的发现，人类社会就不会进入原子时代，等等，都说明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现代文明也都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国家是一个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本质，而且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不亚于外国人。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研投入的不足，科研条件向来比较差，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当前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左右，高的国家达到3％，而我国的科技投入还不到0.5％，湖南就更少了，只有0.2％。可见，科教兴国，科教兴湘要真正取得成效，就要增加对科技的投入；不增加投入，就没有出路。
就拿我们搞水稻、搞育种研究的来说，人家美国、日本现在已发展到了分子检测技术水平，而我们现在还是靠过去的老设备——尺子、天平、显微镜等——和常规方法在硬撑着。以“分子检测水平”为例，我有个学生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搞合作研究，他利用美国的分子检测技术，在野生稻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基因，每个基因具有增产18％的效益。这种效益用常规方法是搞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人虽然聪明，如果没有这种先进的仪器，也是不可能发现这种基因的。所以，要真正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教兴湘战略，就必须加大对科教的投入，光有口号，是不行的。
（二）
要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教兴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和吸引人才。人才是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最根本的方面。我们现在比起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环境好多了，人才也多了，但与事业大发展的要求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抓紧抓好人才的培养力度，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提高。我们在面临人才不足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吸引住人才。客观地说，当前我们的一些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还是比较差的，其工资待遇比一般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都少得多。我们国内一个研究员的基本工资大概七、八百块钱，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千把块钱，而在国外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学生，每月仅学校就给他1300美金，另外妻子和孩子每月还有300美金的生活费。人的工作虽然不都是为了钱，但人的生存需要和工作条件还是离不开钱的。我很多学生都在国外，其中一些就不回来了，或者说暂时不回来了。什么原因呢？第一，回来后工作条件不够好，“英雄无用武之地”；第二，待遇比较低，心理落差太大。所以，吸引人才同样离不开投入，优秀的人才离不开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我也知道国家财力有限，但是相对来说，国家对科教的投入，对人才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三）
袁隆平院士还联系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实际谈到：我们这个单位是全国的重点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差额预算的单位。现在我们的人平行政事业费只有3960多元，且还在逐年递减，而要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转，人平行政事业费要9000多元。可见，工作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拨给的科研经费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今年9月初朱基总理就特批1000万元给水稻研究中心，用于超级水稻的研究。超级杂交水稻就是在现有杂交水稻潜力1200斤／亩的基础上提高30％，达到亩产潜力1600斤。国际上也在搞超级水稻的研究——日本从1981年开始实施，计划15年内完成，可到1995年时并未完成；国际水稻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提出了超级水稻育种计划，1993年在美国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其指标也是1600斤／亩，计划2005年完成。从现在我国超级水稻研究的进程来看，去年我们的3个试验点和今年的20个试验点大多数亩产都已达到和超过1600斤，由此可以预测我国的超级水稻计划最少比国外早3年，很可能是早5年完成。所以说，总理的钱好拿不好用啊！它给我们鼓舞很大，压力也很大！
最后，袁隆平院士语重心长地说：“农业科学技术的一次突破，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是一次飞跃。”
中国科学院周兴铭院士谈科教兴国科教兴湘
周兴铭，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总工程师，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计算机系统研制，参加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多次获国家级大奖。1992年主持研制成功的银河-十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被评为该年度我国十大科技成果之首。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温饱问题的解决已无多大困难，但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越来越离不开科技与教育。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地球在“变小”，各国的经济正在相互交叉、融合，国家利益已很少用武力征服的手段来获取与保护，而是普遍地表现为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征服”与“被征服”。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也就能获得高额利润；反之，谁没有先进的科技，谁就会被剥夺，就受穷。兴国、强国都离不开科技，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优势，就看她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销售能力究竟如何。这些能力的关键和基础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是高素质的国民教育和方方面面的人才。发展国家的科教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同时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发展策略，创造环境，制订制度，落实各项措施，才能获得成功。科教兴国能否成功是有条件的。重视了、投了钱，却不一定能成事。这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必须正视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科技基础、科技投入都远远超过我国。因此，必须分析清楚形势，知己知彼，找出一条以弱胜强的、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来，这是一篇大文章。
科教兴国，科教兴湘，最重要且最直接的事情是依靠先进的科技，发展自己的产业，占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进而获取丰厚利润。即把科技真正变成生产力，真正在经济发展中作出贡献。如何来达到这一目标呢？一个个成功的公司、产业的崛起就是关键。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有二种产业发展的模式可以成功：一是引进的模式，二是自主发展的模式。
引进，即借助国外的技术、资金，办三资企业等等，其优势是见效很快。引进模式能不能成功的关键是：技术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或者是先进的但快要被淘汰的；有可靠的市场需求而不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中的市场；有可靠的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够只有利于外方而有损于中方。引进新的技术，必须尽快进行消化、吸收，逐步掌握自主创新能力，否则永无翻身之日。且有一点我们还必须明白：最先进的东西，是引进不来的。
自主办产业，即依靠自己的科研成果，办自己的产业，这是最根本的兴国、强国之路，尽管很艰难。成功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技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以及广阔的市场。首先，要有一个技术创新的好项目，这是关键中的关键。项目好，一是技术先进，超过竞争对手或不存在竞争对手；二是有充足的需求，是非常有用的。凡看不清说不明的，或虚假泡沫的项目，千万不能上。有了好项目，接下来是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这里需要设计、制作、工艺的再创新；需要充足的资金；需要企业家（管理、运行）与科技发明家的结合。有了创新的技术产品，有了生产能力，下一步成功的关键则是做市场，要舍得化钱做广告宣传，建立销售管道，完善售后服务，培养造就大批营销专家。生产、销售、服务，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兴办产业，归根到底是市场行为，而不应是政府行为。用政府行为来代替，难免会失败。但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既要大力支持，又要正确导向。例如，可通过制订法律法规来保护先进和促进提高，用反垄断、反倾销、反走私来对付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通过打击行业垄断、回扣销售、假冒伪劣、盗版等来制止国内的不正当竞争；通过制订采购政策，来提倡买国货，同时利用宣传手段来教育国民多用国货，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国际上流行的并且合乎国际法的做法，可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自由贸易的背后是强烈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犯糊涂。
兴办产业，可以从小做起，也可一下子做大。但当今社会，小打小闹，搞点小利益就满足，是成不了大事的。只有搞成大产业，才能树立品牌；才能取得用户的信任；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有能力去创新；才能有实力去宣传，去建立服务体系；才能抗衡国内外的竞争；才能有大的效益，好的效益。但也不要盲目搞大，必须明确有大市场支撑，否则就是大泡沫，很危险。
现在，国家对产业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弊瑞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而科技上的低水平重复、投入不产出或者投入多产出少的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样下去，尽管投入加大了，也可能会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在科技教育上，尚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诸多问题。科研项目的立项缺乏符合国情的背景分析；简单地以论文发表多少，鉴定和成果奖数作为科技人员评定考核、提升晋级的主要依据；不适当的吹水平吹成绩、重包装轻实质的学风；合法的工资待遇太低而工资外收入过度膨胀……这些问题都在严重阻碍科技教育的健康发展。我们不要让“低投入”和“人才断层”二顶帽子把许多重大问题淹没了。
中国工程院刘宝琛院士谈城市地面及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
刘宝琛，中国工程院院士、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北大学毕业，1992年获波兰技术科学博士学位。从事采矿及岩土工程研究40余年，已发表论文100余篇，专著两本。先后14次出国参加会议及讲学，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一次。培养硕士生7人，博士生16人。
一
城市地皮十分昂贵，以及商业和交通方面的要求，城市高层建筑已成为发展趋势。全省各大中城市中，20层以上的建筑已比比皆是。从环境保护和安全施工方面来说，还有若干急待解决的问题。
1、高层建筑深基坑开挖后的稳定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高层建筑多有2-3层地下室，基坑深度多在10m以上。若土岩体软弱，含水并塑性很大，则深基坑侧墙的稳定性将得不到保证，必须采取护壁或止水措施。然而在基坑护壁方面尚无全国统一的规范，各行其事而引起基坑侧墙滑塌，造成周围现有建筑物损害的事故已发生多起。长沙市某基坑侧墙塌方，汽车滚入，幸未伤人。一些地区，地下水水位很高，基坑开挖疏水，造成地面不均匀沉降，引起周围建筑物开裂也有发生，长沙某基坑附近建筑物严重损害是为一例。因此，深入研究基坑开挖引起的四周地面沉降及变形及地下水疏干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实属当务之急。
2、拟建高层建筑物与现存地下空间的互相影响
全省许多大中型城市地下，在60年代均建有系统的永久性的地下人防工程。这些人防工程一般深度不大，多在10m至40m之间。个别城市地下存有早期采矿空区或岩溶孔洞。地面建造的高层建筑物，势必形成地面巨大荷载，对地下空间的稳定性及建筑物本身的安全形成巨大隐患。长沙市一些建筑工程曾遇到此种情况，设计部门不得不增加钢筋混凝土基础板或梁而增加了基建投资，但其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此类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一个典型的岩土力学问题，急待作系统、全面的研究。
二
为解决城市交通阻塞，环境保护和节省能源，开发地下空间已成为世界大中城市发展方向之一。在已建有大量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的大城市中，在地表面以下开挖地铁、地下商城、地下油库及地下停车场等大型建筑物或结构物时，势必对地面现有建筑物产生影响，甚至危及它们的安全使用。
1、城市地铁安全经济深度的确定
无论采取任何方法开挖城市地铁，地下岩土体的原始平衡状态都将被破坏。在地下岩土体恢复平衡的过程中，地下岩土体及地表面均将发生一定的沉降和变形。当然，地表建、构筑物都允许微小的沉降和变形而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和造成损害。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最为敏感的建、构筑物所能承受的最大地表倾斜为2.5mm／m，最大水平拉伸应变为1.5mm／m。若地表变形小于上述极值，则建筑物可以安全使用而不会发生可见的损害。因此，要求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计各种不同方法地铁开挖所引起的岩土体及地表面的沉降和变形的数值及其分布规律。增大地铁的开挖深度，可以减少地面沉降的幅度和变形的数值。但增大开挖深度将带来使用不便和增加成本。因此，应以确保大多数地面建筑物安全的条件下，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合理的开挖深度。对于少数建筑物因地表变形超过允许值而必须采取加固措施，以提高其抵抗地表变形的能力，确保使用安全。使用系统工程方法，以地表沉降预计为基础，规划城市的地铁建设方案是当务之急。
2、开发地下公共设施
城市地面早已不堪重负，众多公共设施可以转入地下。大型地下停车场、地下商业城、地下游泳池、地下音乐厅、地下水库、地下热库及地下仓库等在国外大城市已相当普遍。除北美以外，一些北欧国家地下空间开发也十分发达。此类地下空间多为三维空间、开挖面积及体积均很大，开挖地面沉降问题也比较突出，预计地面沉降的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控制地面沉降的措施也有待开发。
3、城市人防工程的综合利用
60年代期间，全国大中城市地下都建设了庞大的人防工程网。这些工程横断面积不大，但四通八达，总体积十分巨大，曾投入巨资，目前绝大部份保存良好，若不加以利用，实为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此类人防工程经适当的改扩建，增设必要的通道即可加以利用。
4、合理利用城市附近矿山地下采空区
我省一些矿山距城区很近，交通方便。有些已采完矿石而闭坑。若此类矿山开采深度不大，岩体稳定性较好，则可以加以改造利用，作为地下停车场或地下仓库，或者作为垃圾的地下存放地。我省邵东市工业圈占地200余亩，其中20余亩地下21-28m深处开采了厚为5-8m的石膏矿层，采空体积1万m3全部保持完好。经研究决定改造为地下娱乐城及商业城，仅此20余亩地面即可回收900余万元，实为一举多得的好措施。
5、建筑物抗地表变形的加固技术研究
根据技术经济分析而决策的地下空间建设，不可能满足地面所有建、构筑物的安全要求。少量建筑物所在地表的沉降可能不均匀而地表变形超过该建筑物的允许最大变形值。对此类建筑物，必须根据预计的地面变形的大小、性质，以及建筑物本身的结构特点，设计建筑物加固措施。60年代初以来，建筑物抗地表变形的加固技术在许多矿区得到应用，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工程实践。此类加固的成本一般不超过该建筑物造价的30％，而效果已被众多工程实例所证实。此项技术引入城市建筑加固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科学院俞汝勤院士谈高校的改革与发展
俞汝勤，男，湖南长沙人，193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大学校长，分析化学家，全国第六、八、九届政协委员。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圣•彼德堡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62年在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任教。1984年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起任湖南大学校长。
一、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看科教兴国
俞汝勤校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进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比较大。湖南大学原来是原机械工业部主管的高校，现在打破了行业办学条块分割的格局，与东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10所院校一起成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实行部省共建，重大事情以中央为主，日常事情以地方为主；同时，还有80多所院校也打破了过去的部门统管，实行部省共建，但以地方为主。总的来看，这种体制改革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又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能不能实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不能站稳脚跟，能不能把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带向21世纪。
二、从高校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角度看科教兴国
俞汝勤校长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亚洲风暴席卷全球，俄罗斯的“全盘西化”使国家陷入了困境。这说明我国一方面应顺应潮流，搞改革，实行开放政策，但另一方面需走自己的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靠人才。
俞校长接着说：我国的基础教育是比较好的，而高等教育虽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从人才素质角度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创新能力比较差，解决国民经济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发明创造的能力都显得不足。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课程和专业都要改革，否则培养的学生是否适应社会还是一个问号。现在有的国有企业，连技术人员都下岗了。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技术人员多了？不是的，是因为他们设计的产品没有销路，而又创造不出新的产品，越生产越亏本。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的是创造性的人才，而不是老跟在别人的后面转来转去的“人才”，那么就能创造我们自己的“品牌”，拥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我们的“产品”才能不仅打开国内市场，同时也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俞校长举例说，最近，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给他通过E-mail寄来一份材料：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及教职工为主体所建立的大企业有4000多个，每年在世界上的销售额达2320多亿美元；如果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的话，麻省在全世界排名第24位！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大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是非常大的，科教也的确可以兴国。所以，我们要在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充分利用现有的高教资源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前不久，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新浙江大学、湖南大学成为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院校，通过多媒体通信网可以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开辟了新径。
三、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看科教兴国
俞汝勤校长认为，高等院校不仅是教学的基地，同时也是科研的园地，特别是国立重点大学更是如此。光有科研还不行，还必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他说，就拿我们湖南大学来说，国家科技部批准在我校成立“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已有10多个企业成为中心股东，与我们合作搞研究开发，全面推进我国高效磨削技术的研究y成果转化y成果产业化的进程，利用股权纽带关系，使科研成果迅速幅射全国并形成社会生产力。其它各行各业的科研成果也同样存在着转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行性，只要做好了转化工作，就能为科教兴国写下光辉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