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产业的代名词——“文学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电视湘军”,乃至衍生的“体育湘军”“机械湘军”等称谓,无不彰显一种文化实力。
“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是对湖南人的崇高赞誉。
“湘军”源于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太平军起,一路北进,攻城略地。在半壁河山行将沦陷的时候,以“耕读传家”的湖湘学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却带着一支松散的军队联盟屡败屡战而愈战愈勇,最终扭转乾坤。至此,“湘军”说法始盛。
1982年12月15日,首届矛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6部获奖作品中,湖南占了两席。从此,湖南作家独步天下,“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声誉鹊起。
如果将这一年算作“文学湘军”的诞生之年,那么在刚刚到来的2012年,湖南的“文学湘军”则迎来了30岁生日。在各路“湘军”引领行业之冠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来梳理一下“文学湘军”的发展之路。30年来,“文学湘军”经历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对今后有什么启迪?
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崛起,进入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历经“文革”的摧残后,文艺界终于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老作家焕发青春与活力,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湖南文学的创作开始步入黄金时代。
改革开放最初的12年间,湖南创作出版长篇小说80多部、中篇小说近500部、短篇小说6000多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也都有很大发展。
湖南作家在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评选中,获奖30多次。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何立伟的《白色鸟》,在1979年至1985年连续七届获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湖南成为全国唯一的“七连冠”省份。
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等4部小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乡》,石太瑞的《石哨》、《鹰之歌》,蔡测海的《刻在记忆的石壁上》、《麝香》,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贺晓彤的《美丽的丑小鸭》,吴雪恼的《姊妹仨》,颜家文的《种在屋檐下的瓜秧》、《悲歌一曲》,钟铁夫的《女人无泪》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未央的《假如我重活一次》、石太瑞的诗歌等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萧育轩的《乱世少年》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翟禹钟等人的报告文学《彭大将军回故乡》获全国首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文革”期间被广泛传抄,正式出版后总印数多达430万册,感动延续整整一个时代。任光椿的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首开文坛近代长篇历史小说之风;陈芜的《牛多喜坐轿》、陈健秋的《梅子黄时》、水运宪的《为了幸福,干杯》、甘征文的《八品官》、叶一青和吴傲君的《喜脉案》、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冯柏铭的《深宫欲海》等戏剧文学作品相继获得全国剧本奖……“戏剧湘军”初露峥嵘。正是湖南作家的整体性崛起、大面积获奖,使湖南作家获得了“文学湘军”的美誉,标志着湖南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
在这一时期的湖南文学创作界,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文坛的大事件。1985年,湖南作家韩少功写了一篇纲领性论文《文学的“根”》,文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形成了“寻根派”。韩少功当年创作的《爸爸爸》等作品,成为“寻根派”文学的代表作。韩少功高举“寻根文学”大旗,掀起了湖南乃至全国文学创作的新潮。
新兴文学创作形式的出现,也是20世纪80年代湖南文学创作繁荣并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1985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残雪露面了,她当年创作的《山上的小屋》,让全国的一些文学评论者目瞪口呆。残雪和她的怪诞小说独树一帜且卷起狂澜,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格局。
80年代后期,“文学湘军”又组建了一支湘西子弟兵,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主。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醉乡》,蔡测海的《母船》等,让湘西作家群闻名全国。他们的出现,给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20世纪90年代:巩固提高,稳步前进
20世纪80年代,湖南文学创作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样繁荣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在80年代中期掀起“寻根文学”热潮后,除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代表力作获得公认之外,其他作家的“寻根”作品逐渐被人淡忘。到了80年代后期,湖南文学队伍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各种外部影响,急剧裂变和分化,莫应丰英年早逝,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等实力派作家远奔海南,文学湘军整体实力有所削弱。
从1990年初开始,号称“湘军七小虎”的陶少虹、刘春来、翁新华、姜贻斌、匡国泰、屈国新、林家品以新人新作的面孔出现在湖南文坛。彭见明的《玩古》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分别获得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残雪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体验,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被美国和日本评论家称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唐浩明连续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描绘了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及其心路历程,显示出独特的历史眼光,并分别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和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
90年代中期以后,湖南作家队伍出现了3个特色鲜明的作家群,即60年代作家群、女作家群、儿童文学作家群,其中儿童文学作家群影响最大,被誉为“童话湘军”。庞敏的散文《淡淡的白梅》、汤素兰的童话《小朵朵与半个巫婆》和《笨狼的故事》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创作继续保持常盛不衰的态势。彭见明的长篇小说《玩古》获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向本贵的《苍山如海》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此外,孙健忠、石太瑞、蔡测海、贺晓彤、彭学明、肖仁福、隆振彪、彭世贵、龙长吟都获得了“骏马奖”。
同时,以阎真的《浪沧之水》和王跃文的《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的出现也轰动文坛,掀起了第一波官场小说热。王跃文甚至获得了“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在“官场小说”的热潮中一直受到追捧。
“七月派”诗人彭燕郊70岁高龄时创作的长诗《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一体》,再获诗歌界的高度赞赏。叶梦的散文通过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书写了女性成长发育的生命演进史和女性生殖生育的生命创造史,从而传达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女性意识和生命文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整体来讲,湖南文学在调整和巩固中前进。这期间共出版、发表长篇小说300多部,中短篇小说集400多部,诗歌、散文集600多部,纪实文学100多部,少儿文学200多部,影视文学120多部(集),文艺理论、评论著作60多部。
21世纪:作协领军,探索新路
创作,一直是很个体的脑力劳动;作家,更是一群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人。
当前的文学艺术,已越来越强烈地打下了消费时代的烙印。消费时代的文化现象,在电影、艺术、音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消费社会,消费的往往并不是艺术作品本身,消费时代的诗歌也像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传播效应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出版环境来说,一方面出书容易,一方面是出书难。花钱出书很方便,但真正撰写了艺术价值较高但市场销售前景拿不准的书,出版就会面临很大困难。
湖南省作家协会建立的“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已实施6年。6年来,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在推动湖南文学繁荣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也得到了部分作家的好评,逐步成为作协的一项民心工程。
2011年,湖南省作协根据国情、省情实际状况,将重点作品的扶持资金提高到每部1万元,加大了扶持力度。
为了更好地保证评委的保密性及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从2011年开始,湖南省作协建立了一个由64人组成的专家评委库,今后所有的评奖和重点作品评审工作的评委都在评委库中随机产生。
2011年湖南省作协确定重点扶持作品15部,分别是:骆晓戈的长篇小说《山水一方》、郑小驴的长篇小说《青灯行》、皮朝晖的童话集《面包狼系列童话•能读能演的童话》、于怀岸的长篇小说《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吴正锋的文艺理论《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薛媛媛的长篇报告文学《13万湘军屯垦戍边》、刘春来的长篇小说《代代风流》、罗长江的散文诗《大地苍黄》等。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2010年获得湖南省作协重点扶持的10部作品选题中,4部作品已出版,分别是:胡良桂的文艺理论《使命•家园•空间——先进文化与文学选择》(人民出版社,2010.12);易清华的长篇小说《窄门》(出版时更名为《背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5);李仕铭的长篇报告文学《远山涅槃》(出版时更名为《使命》,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2);罗永常的长篇纪实文学《血祭共和》(作家出版社,2011.4)。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作家王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开展6年来,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真正把‘扶持’二字落到实处,在许多工作环节和工作方法上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在项目征集时可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作家参与进来;审批立项后可以把专家评委的意见反馈给作者,让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少走弯路;让重点扶持作品作者联系会成为一个作者交流经验、切磋技艺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例行公事的程序。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对获得扶持立项作者创作进度及出版情况的监督和帮助。”
回顾“文学湘军”30年来的经历,来自基层、笔耕不辍的作家代表王跃文表示,湖南省作家协会在2012年将面向基层,面对实际做好几件事。
一是认真做好鲁迅文学院学员推荐工作。2011年鲁迅文学院开办了一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和一期青年作家英语培训班,湖南省分别推荐了青年作家郑小驴、石继丽、李梅和曹琴前往学习深造。
二是向中国作协推荐重点扶持作品。2011年湖南省推荐了余艳的长篇小说《天骄》、骆晓戈的长篇小说《山水一方》、郑小驴的长篇小说《青灯行》、张小牛的长篇小说《割爱》、薛媛媛的长篇报告文学《13万湘军屯垦戍边》5部作品参与评选。
三是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充分释放文学的综合效应。消费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文学的边缘化。在其他艺术门类的挤压下,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作家的创作环境愈加恶劣。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作协应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利用各种传媒力量宣传推介优秀作品,尽可能多地为作家提供信息,架构桥梁,推动把纸上作品包装转化为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甚至手机作品,让作家更顺利地从文学领域走向产业领域。
四是要改变过去按部就班的工作习惯,主动下去做些调研,同基层作协组织和作家联络感情,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想法,以利于改进工作。
湖南诗人:隐忍前行的群体
湖南是诗意化了的地理名词。不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诗歌流转的角度,湖南诗歌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今,全国甚至全球都有湖南诗人的影子。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没有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大,这是由当前社会变革和诗歌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2011年6月在湖南省作协第七届作代会上,有人感叹:“湖南的诗歌力量越发显得弱势了。”这一点从新的主席团成员名单里,也可以得到充分验证。主席团共由13人组成,其中副主席12人中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的。此外,在78名理事里,涉猎诗歌写作的只有14人,部分人还是偶尔客串诗歌写作。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湖南的诗歌创作,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活跃的。湖南诗歌的衰落,与湖南省作协不重视诗人创作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记忆里,作协没有为诗人开过一次作品研讨会,没有主办过一次诗歌笔会。”作代会上,一名诗人代表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湖南诗歌多年来一直以民间的方式在传承,坚守诗歌阵地的群体与湖南省作协不具有组织与领导关系,更谈不上战略或战术方面的指导。因此,诗人中确实有人把精力放在推销,而不是致力于写好诗歌上。也正因为诗歌界有些知名诗人确实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了一定声名,使得部分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产生了投机心理。
我们可以从博客上读到数量繁多的诗歌,但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却极其缺乏。诗人与非诗人的界限日益模糊。诗歌的泛滥和诗歌自身发展的停滞,网络的无选择性,书籍出版的功利性,使真正优秀的诗人与一般的诗歌爱好者无从界定,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这也是消费时代的诗歌创作必然会出现的混乱与困境。
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说:“一首诗的抒情性其实就是诗人营造的乌托邦,它能让读者意识到自身的心理潜能。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在读者那里唤起相似的内心运动;在最糟的情况下,它则可以使读者摆脱对他们所认知现实的依赖,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现实并非唯一的现实。这个成就不算太小,正由于这个原因,现实总是不太喜欢诗人。”
由于作协的淡忘甚至漠视,湖南诗人开始针对小众、地域以展览、自助出刊的形式来展示自我。10多年前的《6+0》诗刊,他们的主力诗人:韦白、远人、鸥飞廉、易安、起伦、唐朝晖、梦天岚、易清滑、唐兴玲等,如今已经是湖南甚至全国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欧阳白主编的《诗屋》年度诗选也一直在坚持,自2005年以来,连续6年出版了具有一定分量的诗歌年度诗选。其《2010年度诗选》编辑了海内外66位华语诗坛的实力诗人150余首作品,面世后即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这是湖南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他们提倡“好诗主义”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诗歌趣味的庸俗化和诗歌语言的口水化,提倡诗歌的责任担当、思想承担和美学价值,得到了部分诗人的认同,许多专家学者都肯定这种为诗歌公益事业奉献的精神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二里半》诗刊今年已经出版至第四期,集中了部分长沙的一线诗人,在湖南诗歌界享有一定美誉度。李晃主编的《湖南青年诗选》也在2011年出版了,主编认为此书是湖南诗坛1980年至2010年间最全面也最能体现民间立场的纯诗歌选本,为展现湖南诗坛30年青年诗歌史的全貌而遴选出的优秀诗歌选本。《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诗卷中诗人层次多样,不仅有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朱健,有五六十年代就写出好诗的未央、于沙、郑玲、石太瑞、弘征、袁伯霖,有英年早逝的诗人张枣、江堤、陆恒玉,有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诗人聂鑫森、彭浩荡、匡国泰、颜家文、谭仲池、刘波、聂沛、骆晓戈、彭国梁、陈惠芳、王晓利、张天明、刘犁、邹岳汉、周实、少鸿、皇泯等,“60后”的代表有李少君、周瑟瑟、欧阳白、杨戈平、罗鹿鸣、廖志理、龚道国、黄爱平、蒋三立、胡述斌、吴茂盛、凌峰、刘怀彧、东荡子、楚子、王行水、海叶、白红雪等,“70后”代表有谭克修、马笑泉、远人、唐兴玲、梦天岚、李晃、谢湘南、刘建海、仲彦、柴棚、海燕、拾柴等,“80后”代表有刘定光、雪马、余毒、袁炼、向迅、田家等。
在2011年出版的湖南诗人个人作品集中,有两部是不容忽视的。一部是梦天岚的长诗集《神秘园》,这部长诗结构完整、语言充满灵气与神性的力量,它注重心灵深处极为神秘的地方。叶梦说:“梦天岚的长诗打开了一个宏大想象的空间,进入自由之境。”另一部是唐兴玲的《哦,天使》,这是一部由39首诗歌构成的组诗集,诗人以一个充满幸福感、哲学感、使命感的母亲的眼光,细化和诗化了日常生活琐事,使得充满烦恼的生活变得让人有了更美好的憧憬,有了更理性的思考。
不管现实如何,湖南诗群一直以隐而不显的状态存在着,但这种存在是有力量的,而且一直是前行的。对内心与生命价值的拷问,对精神高度的向往,对故乡对往事对历史的追溯,永远是作家和诗人们不尽的追求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