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中旬，京广线上，毛泽东的专列最后一次驶向湖南，来到长沙。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50次回湖南中的最后一次和最长的一次，总计114天。
10月16日晚，毛泽东在观看湖南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文艺节目以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
晚年毛泽东被衰老和病魔困扰，不能够再到湘江中流击水，先后5次到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左右。他还激励老中医赵炳南下水一游，说只有水怕人，没有人怕水。
他接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六次接见外宾，会见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就国家的内政外交作出了重要决策，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2月底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思想才干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认为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在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明确地补充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利用民兵指挥部发展“第二武装”，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就使“四人帮”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掌握到武装力量，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安全。
在长沙，毛泽东与周总理长谈，一道商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
这些，都为1975年初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指导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完成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问他有什么话要对中央全会讲，毛泽东一字一顿地说了八个字：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26日，叶剑英写信到长沙，向毛泽东建议新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委。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发出1975年3号文件，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提供了有力保障。
2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离开长沙，4月14日返回北京，从此，毛泽东未再离开北京外出。
静静休养
10月12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由北向南驶来，停靠在长沙火车站。过去到长沙，毛泽东的专列一般都停在南郊大托铺机场的专线上，可是这次却停在城中的火车东站。
专列停稳之后，毛泽东步态蹒跚地走下车，同在站台上守候迎接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等负责同志握手，并作了简要说明：
这一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你们搞你们的事去，我不影响你们。
这次回湖南，毛泽东又住九所六号楼。六号楼，是毛泽东爱住的地方。六号楼内部，特制的木板床仍是那么宽，常坐的藤椅仍是那么旧。叫六号楼，其实是一座平房，位于绿树成荫的陈家山下，南面是省委接待处，北面通烈士公园，东面是湖南省委大院，清新、幽静，透着生机活力。
刚下汽车，他就认出了三年前见过的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肖根如、郭国群、曾彩谋，念着郭国群、曾彩谋的名字握手寒暄：“小郭、小曾，你们还在这里。”
对肖根如则开了一个玩笑说：“你还没有被打倒啊？！”
人过七十古来稀。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可谓垂垂老矣。三年前，林彪事件的断然处置，显示出他作为中国杰出领袖人物的超人特质，同时也给老人家的心灵与身体以莫大的震撼和伤害。自1971年冬天突染重病以来，他被衰老和沉疴所困扰，精力和体力日弱，往常那样飞扬的神采和矫健的步履渐失，尤其是双目几近失明，为了捱过老年性白内障复明手术之前必需的漫长等待，毛泽东悄然离开北京，先到武汉东湖，后到故乡湖南静静休养。
为保证毛泽东在长沙的安全和休养好，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都作了详细安排，省委成立了警卫工作指挥领导小组，省委主持全面工作的第二书记张平化任总指挥，省委秘书长李振军和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负责具体工作。
毛泽东在长沙的休养，除了在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上领导了同“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以外，大量的时间，是在养病休息中度过的。他在重病之中，仍然给予湖南的工作和湖南人民以深切的关注，使省委的负责同志和为他服务的接待工作人员深为感动。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仍保留家乡特点，也十分朴素节俭。他喜欢吃芋头、萝卜、烧红薯、玉米、土豆饼、菌子、肉泥、鲢鱼尾、火焙鱼等。由于保健医生的严格要求，他很少吃辣椒。
毛泽东此时牙已不太好，饭菜都要求做得烂。厨师们炖、蒸、煨、煮，精心地将菜肴做得更适合他的口味。接待处厨师石荫祥回忆说：
有一次做水鱼给主席吃，我先把它蒸烂，把骨头去掉，然后用碗盛着连汤一起放到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等汤汁粘了，再端下来送给主席吃。主席说这样好吃，以后就照这样搞。那时候来厨房取菜的是主席的理发师傅周福明，由他送到张玉凤手上，再由张玉凤送给主席，并陪主席吃饭。
石师傅还介绍说：主席要吃饭时，我们手脚都很快，一般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将饭菜做好，送上去。主席工作很忙，很累，我们要是稍微延误一下，主席就可能坐在椅上睡着了。
晨观橘子洲
1974年10月15日，这是毛泽东到长沙的第三天，省委九所六号楼仍然掩映在绿树丛中。清晨，长沙的天气已有点凉意。按生活惯例，毛泽东一般通宵工作，上午休息。可是这天一大早，他忽然心动，踱出卧房，径直朝六号楼前的空坪走去。紧跟慢跑上来的秘书问他上哪儿？他脱口说：“到橘子洲头看看。”
秘书赶快叫醒卫士长李连庆，告诉他毛泽东要去橘子洲头。
曾彩谋是陪毛泽东上橘子洲的服务员。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突然要去橘子洲，我们一阵忙，都不知道老人家大清早的去橘子洲干什么？
一辆拉起浅色窗帘的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九所，驶出省委后门，上了林阴大道。
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选择了天高气爽、令人舒畅的金秋十月。以往回湘，他常下水游湘江，登上橘子洲头，找一找“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然而，这一次，他有些力不从心了。
轿车缓缓驶向清水塘、小吴门、老火车站、五一广场、湘江，都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也许他特意选择了这条路线，旧地重游，感受青年时代峥嵘岁月的气息。
轿车驶上长沙湘江大桥。服务员告诉毛泽东，湘江大桥用一年就修好了。去年，省委领导把湘江大桥的照片拿给毛泽东看，说此桥有多宽多大，毛泽东却说：什么湘江大桥，应该叫湘江小桥才对。可是今天亲眼看见湘江大桥，他感到确实够大。
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下来。橘林笼罩着薄雾，冷冷的江涛拍打着江岸沙滩，低厚的云层涂抹得江天一色，空气中似乎有一种袭人的凉意。
毛泽东很想下车走走，但是天气很凉，工作人员极力劝阻。他只能拉开窗帘，透过车窗，近观他魂牵梦绕的湘江水、橘子洲，远眺那若隐若现的过去熟悉的地方，河西的岳麓山、河东的第一师范，任往事在脑海再现，任思绪在心中起伏。
在橘子洲头已经建起一块高大的诗碑，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的诗词、书法俱佳，笔走龙蛇，气势磅礴。50年前，31岁的毛泽东独立寒秋，望湘江北去，踏橘子洲头，挥洒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激情，多么豪迈！50年后，81岁高龄的毛泽东，困坐车中，意会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种若有所失又有所思的神情掠过脸庞。许久，他说了一声：回吧！
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在长沙休养期间，毛泽东喜欢看湘剧、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可是这些剧目在“文革”中因破除四旧停演多年，剧团都不敢演了。湖南省委就组织湖南的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播，在九所播放给毛泽东看。看什么节目，首先由省委接待部门列出一个节目单，再由毛泽东阅后亲自圈定，类似“点戏”，湖南文艺界和电视台就组织演出和播放。传统戏曲《刘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林》，都是毛泽东点看的剧目。毛泽东曾经问湖南省委负责人：刘春泉到哪里去了？我要看她的胡子戏。
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能多看看家乡的传统戏。彭俐侬、刘春泉、左大玢、董武炎等湘剧演员为毛泽东表演了《御果园》、《刘唐下书》，李小嘉等花鼓戏演员为毛泽东表演了《刘海戏金蟾》、《小姑贤》。
省委通知省湘剧院，把刘春泉请回来。刘春泉多年没有机会上舞台，感到有些陌生。领导鼓励她重返舞台。她想，毛主席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很忙，还愿看我的戏，这是对湘剧艺术的高度重视，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我要拿出好的作品，使他老人家在繁重的工作中能休息一下，轻松一下，能开怀笑一笑。
经过几天休整，刘春泉在长沙红色剧场演出了《生死牌》、《捉放曹》、《收姜维》、《六郎斩子》、《胡迪骂阎》、《金沙滩》、《琵琶上路》等传统剧目，拍摄成录像带，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对熟悉的刘春泉的表演十分满意，高兴地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但是，由于有些戏剧节目采取了电视转播的方式，湖南周围的邻近省区偶尔也能在电视节目中收看到这些传统剧目，感到很惊讶，于是纷纷打电话向湖南方面询问，为什么在电视中播放这种被称为“封资修”的节目，为什么搞“复旧”，是不是上头有什么新精神？后来，已调国务院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了解到毛泽东观看电视转播节目的情况后，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直接向毛泽东的住所六号楼播放节目。这样，既方便了毛泽东的业余文娱生活，也避免了再造成外界影响的问题。
1974年10月下旬，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文艺部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连同一整套设备，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副台长王枫。10月29日，他们抵达长沙，才知道此行的任务是为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毛泽东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到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
1974年底的一天，摄制组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也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从北京派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1975年元旦这一天，调试好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
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
于是群情振奋。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湖南省委又不方便说明真实情况，只好搪塞，说是传统戏曲，古为中用，批判吸收。实际上，这种电视文艺转播也促进了当时文艺政策的松动和调整。
因此，不能再搞发射播出，而只能搞有线电视转播。1975年1月2日，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省委九所只有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方便架设电缆。摄制组在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毛泽东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在长沙的住所。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一阵哨音把大家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摄制组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摄制组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摄制组介绍情况时说，由于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1976年初，摄制组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摄制组每天录制的节目，由专机送往北京。这次，摄制组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开始一个阶段，摄制组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我看是出好戏
1973年2月，长沙市湘剧团排演了一部现代剧，名叫《园丁之歌》，反映一位小学老师，根据学生特点，坚持正面教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使学生健康成长。这是一出内容和形式都不错的好戏，得到省委负责人华国锋、张平化、李振军等的肯定，也深受文艺界和观众的好评。湖南省湘剧团向长沙市湘剧团学习演出了此剧。特别是湘剧著名演员左大玢扮演的年轻教师俞英，很受欢迎，观众反映说“我的孩子碰到这样的老师就好了”。在华国锋的推荐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湖南拍摄了湘剧《园丁之歌》，改由湖南省湘剧团为主演出。但是，《园丁之歌》剧组到北京汇报演出时，江青、张春桥等人看后，认为这出戏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下令影片禁演，同时发表批判文章。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初澜”的大批判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称之为毒草。
7月19日，江青等人用国务院文化组的名义，向京、津、沪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中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四省、市，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革命群众开展对《园丁之歌》的革命大批判。”
8月12日，全国第一批省、市文艺调演办公室组织各省市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湖南省湘剧团《园丁之歌》的主要演员左大玢，被迫在千人批《园丁之歌》会上作了“检讨”。长沙的帮派骨干闻风而动，把批判大字报贴进省委大院，攻击湖南省委搞复辟、搞回潮，给省委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尽管如此，湖南省委并不服气，但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在毛泽东到长沙休养期间调看文艺节目时，省委有意把《园丁之歌》列入节目单中，毛泽东对现代戏也很有兴趣，便圈定要看。省委马上组织专场放映这部影片。毛泽东是坐在六号楼客厅里，在沙发上同服务员一道观看电影《园丁之歌》的。也许他对演员左大玢有些印象，他对剧的内容看得很仔细，也看得很开心，随着剧情的进展，精彩之处，他甚至带头鼓掌，连声称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园丁之歌》是当作“毒草”进行批判的影片，对毛泽东的赞赏态度不禁感到十分惊异。服务员曾彩谋马上轻声告诉说：“主席呀，这是个受批判的片子呀！”
毛泽东大为不解，追问道：“受批判？错在哪里呀？”
服务人员也讲不出到底哪儿有毒，毛泽东便问其他工作人员：
“为什么批判？你们讲讲看，有什么问题？”
服务员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错在哪里，实际上反映了湖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园丁之歌》受到无理批判的共同看法。不仅在湖南，就是在全国，当《园丁之歌》作为“毒草影片”在内部放映供批判之用时，许多观众也不知道这部影片究竟错在哪里。
有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说，是报纸上在批判，到底错在哪里，看不出来。有的工作人员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我看是出好戏。”
说完，他继续观看，也继续微笑，继续拍巴掌。他一直把《园丁之歌》看完，再未说一句话。曾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一位负责同志说过：
毛泽东从来不受任何人的左右。毛泽东总是自己作出对问题的重大决策，丝毫不隐瞒对事物的好恶。女服务员说《园丁之歌》正在受批判，那必然是分工管文艺工作的江青所为，而毛泽东认为《园丁之歌》没有问题，就直截了当地说《园丁之歌》是出好戏。
当天，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就传到了省委。对于服务人员来说，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评价也许就是对一个剧目的评价。而对于中共湖南省委来说，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则非同凡响。湖南省委领导此时正在因为这个戏受到江青、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并不断遭到湖南的帮派势力的围攻。
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我看是出好戏”的评价，使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喜出望外。上至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下至湖南湘剧团的编剧和演员，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有毛泽东的评价这把尚方宝剑，今后再也不用为挨批判担惊受怕了。不仅如此，湖南省委领导同志还召开会议，学习、讨论、贯彻、落实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重要评价。
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当天得到毛泽东称赞《园丁之歌》的消息，马上同于明涛、李振军等省委书记一道，将毛泽东的好评传达给省委其他领导成员。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只有短短数语，却力抵万钧，给湖南省委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省委马上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知停止批判《园丁之歌》，停止审查该剧的编导演职人员，使全省文艺工作者闻讯大为振奋。湘剧演员左大玢说：
听说毛主席称赞《园丁之歌》，我们演职人员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不再低头耷拉脑袋了，省委领导也敢于抵制上头的批判了，江青也无可奈何。
江青等人知道毛主席为《园丁之歌》说话之后，极为恼火，说这是政治谣言，要追查，并归咎于湖南省委领导同志。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点着张平化的名说：“你欠我两笔账，一笔是《海瑞罢官》，一笔是《园丁之歌》。”
所谓两笔账，不外乎是记恨湖南省委和张平化，“文革”初不批《海瑞罢官》，现在又不批《园丁之歌》。江青还指责李振军说：“振军同志，《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
湖南省委的两位书记面对江青，仍然坚持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省委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
由于毛泽东称赞《园丁之歌》是出好戏，并在全国文艺界悄然传开，此戏虽然没有正式开禁，但批判之风已慢慢成了强弩之末了。而且，这件事开了1975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先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邬吉成回忆录记载：
在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点张平化的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还说：张平化你发动人在毛主席面前告状，就是为《园丁之歌》这个事。此事最初是华国锋向汪东兴提的建议，说毛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在湖南拍了三个小戏的电影，其中一个是《园丁之歌》。江青追查起这个事，发动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只好跟着批。毛主席看《园丁之歌》时鼓了掌，服务员问：这是批判片子，主席为什么还鼓掌？毛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使湖南很为难了。华国锋路过湖南，湖南领导同志提出此事，他回答说一不批，二不映，可后来江青还是点名批判了《园丁之歌》。
正由于毛泽东在湖南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也对湖南省委工作作了一些指导，因此，湖南省委当时大力抓了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工作。湘潭大学复校了，张平化、李振军、熊清泉亲自选点，该校寻址于长沙与韶山之间，省委还决定由书记李振军兼任湘潭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该校建设成全国重点大学、湖南省唯一的文理工综合性大学。
湖南省委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倡“厂办学校，校办工厂”，歌舞团排演了舞蹈《阿妹上大学》，花鼓剧团排演了《瑶山新学》，全省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一定的促进。“文革”中下放到农村的文艺团体也陆续收回城市，文艺工作者又开始文艺创作演出，如话剧《枫树湾》等作品，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点看传统戏曲节目，突破了“文革”以来戏曲舞台的禁锢政策，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很大的震动和启迪，他们开始思考文化传统与现代文艺的辩证关系，感觉到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正确，在文艺界解放思想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还希望湖南把彩色电视事业发展起来。在此之前，湖南电视台一直是黑白电视节目。毛泽东在湘期间，湖南省委为他播放了湘剧、花鼓戏、京剧、歌舞等节目，毛泽东看过很高兴，说：“你们湖南的电视台不错嘛。”
湖南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湖南没有电视台，是通过从北京调来的电视转播车给您看的。”
毛泽东说：“湖南也可以建个电视台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很快在长沙烈士公园最高处建立了湖南电视台。随后一鼓作气，潇湘电影制片厂也建立起来，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10月16日晚，毛泽东在观看湖南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文艺节目以后，曾对省委领导同志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
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是湖南彩电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当时，中央广播局根据毛泽东关于把彩色电视抓一抓，是当前重要的事情，要有长远打算，不要抱临时观点的重要指示，确定长沙、广州、杭州、庐山、北戴河等地，首批建立彩色电视转播台，转播北京电视台的彩电节目。毛泽东到长沙后，提出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的要求，对省委和中央广播局的工作都是有力的推动。中央广播局决定抽调一部从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转播车和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到长沙，协助湖南办彩色电视节目，并拨给湖南一些彩色电视接收机。在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听了汇报后，同意增加投资和增添彩电设备，批示国家计委办理；同意铁道部派列车运送彩电转播车。在中央、省委的大力支持下，1974年10月30日，湖南电视台成功地进行了彩电节目的试播工作，这是湖南彩电事业发展的开端。
毛泽东在长沙，多次圈点观看湖南电视台转播的文艺节目，这是政治任务，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李振军和省广播局、省文化局、湖南电视台，都全力以赴，去搞好彩色电视自办节目的播放工作，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这就无形中逼得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提高工作质量，保证播放效果，促进了湖南电视事业的初创。
原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回忆说：
毛泽东在湖南时，碰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就点名要看电视转播的戏曲《哭碑林》，表达对老战友的哀思。湖南的电视转播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说，湖南也可以搞个电视台嘛！省委一鼓作气，把湖南电视台和潇湘电影制片厂搞起来，把湘潭大学也恢复了，省委派我兼校长。毛泽东观看电视转播节目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我们马上落实，进行彩色电视节目试播，湖南彩电事业开始起步。
批评王洪文告状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后，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把1974年以来在外地休养的情况说了一说：这一回跑了9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主要是在外面养病。
事实上，按毛泽东的性格，是不会只养病的。大革命时陈独秀让他回湖南养病，他就发动了韶山农民运动；长征初期被剥夺了指挥权只能养病，他便做通多数领导人的工作，推翻了王明路线。这一次在长沙养病，同样是举足轻重。
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说：毛泽东在湖南住了114天，虽说主要是休养，但他怎么能闲得住？要开四届人大了，中央领导人来，外宾来，专机不停地起降，文件不断地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于是，我们就给他读文件，读报纸，读资料。秘书，医生，护士，警卫员，服务员，都给他读过。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也给他读过好几次。
1974年10月上旬毛泽东离汉抵湘前，中央已决定筹备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由于当时周恩来总理患病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10月4日，毛泽东才让机要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打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一个果断而又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与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一起考虑，也许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这个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后异常震惊，当即在写字台上的电话簿上记下一行字：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王洪文放下电话，一时失去了主意，他本能地预感到毛泽东将要调整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了，此事非同小可，他马上通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和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几天后才通知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利用这个时间差，他们紧锣密鼓地策划如何应对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新举措。周恩来病重，四届全国人大要开，意味着新的人事安排和权力分配。毛泽东的这个电话指示，要擢升邓小平，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使中共党内高层原本就存在的分歧趋向白热化。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无视和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热衷于搞党内宗派活动，企图阻挠执行毛泽东的提议，不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使这个重大决策胎死腹中，而由张春桥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为此，他们不惜采取各种非组织活动，开始诬陷周恩来、打击邓小平的行动。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张、江、姚跳出来，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刁难主持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原来，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借此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在会上指责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要批“洋奴哲学”，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并逼邓小平当场表态。邓小平认为应该调查清楚，严正地抵制了江青。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使政治局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不可遏，拂袖而去。张春桥煽动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紧急碰头策划对策。因为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偕夫人将于翌日抵京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将陪同他们飞往长沙拜会毛泽东。江青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而急迫的时刻，如果能赶到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提供不利于周恩来、邓小平的材料，先入为主，使毛泽东改变10月4日的电话意见，就可能阻挠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于是，江青等人商定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趁机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实现他们“倒阁”的梦想。
毛泽东到长沙不到一个星期，在病中，每天仍然批阅文件工作到深夜，只睡5个小时左右。由于眼疾和体衰，他大多躺在木床上或坐在床头藤椅上用放大镜阅读文件，或让秘书代念，“听文件”。
10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住所内接见了飞来长沙的王洪文。王洪文一进房门，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情况，然后坐下来汇报工作。他按照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口径，向毛泽东进谗言：
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一方面告状，另一方面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逐个作了一番肉麻、露骨的吹捧，建议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里给予他们以适当安排。表演得可谓淋漓尽致，目的是影响毛泽东的既定安排。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听完王洪文的言论，心中十分清楚王洪文是受到江青的指使而来，告周、邓的状，实际上是要“倒阁”，反对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和邓小平出掌国务院日常工作，而由江青、张春桥他们上台“组阁”。毛泽东本着安定团结的精神，当即对王洪文举重若轻地批评说：商量工作嘛！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会打仗。
毛泽东很不满意党内的宗派活动，特别告诫王洪文：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针对王洪文诬告说“周总理身体很好，是装病怠工，躺倒不干”，毛泽东严厉地批驳后，当面揭露和批评王洪文：“你这个人我看透了！”
毛泽东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的一二三届人大都由我定，其他人选由总理定。
从而否定了王洪文、江青等人组阁的动议。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张玉凤始终在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张玉凤回忆当时的谈话情景，写了这样的证词：
“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恩来、叶剑英等搞掉，把权夺到手。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地（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4年之后，审判“四人帮”时，张玉凤又写了同样的证词。
王洪文被审判时，关于这次长沙之行的笔供是这样说的：
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目的是要毛主席了解吵架的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邓小平的所谓问题。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当面批评，不可谓不严厉，真正是一针见血，但同时也留有余地，给王洪文指明了改正错误的道路，希望他改弦更张，不再跟着江青等人搞山头主义、搞宗派活动。毛泽东委重任于周恩来，由周恩来为主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工作，实际上也是间接地制止江青等人的“倒阁”企图。
面对毛泽东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言谈，王洪文不禁心虚胆怯，阵阵发慌，只有唯唯诺诺，表示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坚决执行，协助周恩来做好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
王洪文此行，肩负重要秘密使命，连贴身秘书都没有带，满心以为一状奏效，谁想却挨了毛泽东严厉无情的批评。从毛泽东住处出来，他也没有兴致向省里面的干部们抖一抖中央副主席的派头，只去市内参观几处纪念馆、纪念地。他在省博物馆参观时还出了不少洋相，例如把“軚侯”念成“大侯”之类，令工作人员忍俊不禁。当看到马王堆出土文物“木玺”时，王洪文忽发感慨，故作幽默地说：这玩意不值钱！我找个木匠，一天可砍出几十个来。
当晚，王洪文便乘飞机回北京，无功而返。
邬吉成在回忆录中写道：
本来，毛主席对王洪文是看重的，后来他到长沙告周总理的状，从此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毛主席说：“国锋这个人，是山西交城县人，是武则天的老乡，他没有私心。”“老实不蠢。”
同日（１８号），在北京的江青也没有清闲。白天，她去钓鱼台10号楼召见即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的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要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唐、王当时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可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很受毛泽东的信任。晚上，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联袂出马，再次对唐、王二人游说，指责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逆差；诬蔑邓小平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抵制是又一次“二月逆流”，企图罗织罪名置邓小平于不利位置。江青一伙企图借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继续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10月20日，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同丹麦贵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唐、王二人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人作法的不满。
毛泽东等听后很生气，对江青的为所欲为感到愤慨，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他赞成邓小平敢于针锋相对地顶江青。毛泽东要唐、王回京后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决断，使江青等人的诬告倒阁行动未能得逞，维护和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的国务院核心体制。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特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带着对江青等人可能闹事的忧患意识，周恩来在信中衷心期望：“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表达的这一心愿，体现了全党全军的意志，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党和人民是把动乱的中国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希望，确实寄托在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身上的。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10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到长沙的外宾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住陪同的邓小平，问北京最近有什么事，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北京没有什么事。毛泽东便没有多谈。回北京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个材料，说毛泽东在长沙找我谈了一分钟，问我北京最近有什么事，我说北京没有什么事。邓小平的斗争艺术是很高超的，他用这种形式，向江青等人表示了毛泽东对风庆轮事件及中央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态度。
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
10月22日，陪同毛泽东在长沙养病的张玉凤，被中央办公厅发文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她已经代理机要秘书好几年了，但是到正式上任的时候，仍然忐忐忑忑。趁给毛泽东送机要文件的机会，张玉凤报告说，文件中有一份她的职务的任命通知。毛泽东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张玉凤担心干不好，毛泽东针对她的念头，就干好秘书工作发表了长篇即席讲话。他说：
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毛泽东上述关于秘书工作的谆谆教诲，是对新机要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对秘书进行的专业启蒙教育。由于病情的发展，毛泽东不仅不能行走，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和词句。张玉凤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还能听懂毛泽东所要努力表达的意思。每当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张玉凤就在一旁陪同，充当毛泽东的“翻译”。毛泽东讲一句，张玉凤就“翻译”一句。当毛泽东病情进一步恶化时，连讲话、发音都很不清晰了，张玉凤就从毛泽东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毛泽东点头认可后，再“翻译”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时，连说话也十分困难了，只好用笔写出所想要表达的意见，由张玉凤及时转出来，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无论毛泽东身体状况如何变化，张玉凤始终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陪伴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解放老干部
在长沙休养期间，毛泽东的思维似乎格外清晰，他能够静下心思来想许多问题。比如在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了一批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不可能中选的人物。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榜样董加耕，“文革”中遭到冲击，下放到家乡干农活，无人问津。可是毛泽东想起了这位他接见过并同桌吃过饭的、读了几年书、“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办点事”的年轻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具体过问了董加耕的近况。于是，董加耕就被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上京开会，议事参政。
10月底，毛泽东收到张闻天10月18日写自广东肇庆的一封信，报告他在岭南生活数年的思想情况，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这封信是王震鼓动张闻天和刘英写的，并经王震转交给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毛泽东尽管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还是听工作人员读完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道：
“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于是，张闻天及亲属选择无锡作为养老地点。
原国务委员王芳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段：毛泽东解放了我。他回忆说：
1974年10月29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把我从监房带进审讯室。与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还泡了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中央三办专案组的干部，满脸堆笑地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没有说明材料，也不知道毛主席批在什么材料上的。释放后我才知道，在我关押期间，刘馨多次到北京上访，给公安部、中央专案组等有关单位和领导写过很多申诉信，但都无人理睬。后来刘馨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监狱。
我向专案组来人要一份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得到回答是不行。说主席批示只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一份复印件也要拿回去存档。
……
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她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形式呈报毛主席。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
10月28日，毛主席就批了前面讲的四行大字。
有了毛主席的白纸黑字亲笔批示，中央三办第二天就宣布对我释放。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泽东已圈阅就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离开北京交通干校，我没有立即回杭州。解除武装监护后，我先在北京友谊宾馆住了十几天。在友谊宾馆住的时候，我给主席写了封信。张玉凤念给主席听，主席说：“出来就好。”
像王芳、吕剑光这样“文革”前先后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负责干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先后获得解放、恢复工作的人有许多，形成了一股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风气。
1975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文件，把“文革”中由中央立案审查的人员660多人（不含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员），绝大多数解放出来，使四届人大以后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增加了一批领导骨干。
1974年12月17日，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嫂子同桂荣（刘志丹烈士的妻子）给毛泽东等写信说：
今天我去看望刘景范，发现他身体很坏，精神不好，患有肝病、十二指肠溃疡病，手脚浮肿，肚子膨胀，可能是肝硬变，如果不及时治疗，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特此请求：一、他的问题已经审查八年了，如果已经审查清楚，能否赶快把他释放出来治病？二、如果他的问题还不能下结论，是否可以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
4天后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长沙作出批示：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送汪主任酌办。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天也批道：
同桂荣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有批示。此件请印发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并送两份给中央专案组一办，遵照批示办理。
在北京的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景范得以在毛泽东“宣布释放，免予追究”的批示下，重新获得自由。
请郎中医治
1974年10月底至11月，北京中医院著名老中医赵炳南教授和他的高徒袁兆庄医生，按照中央保健局的安排，前来长沙为毛泽东医治皮肤病。毛泽东披着蓝条睡衣走出卧房来到客厅，露出患病部位对赵医生打趣道：
“你看，我是体无完肤，请郎中医治。”
毛泽东因为常年患病，卧床时间久，得了全身皮肤搔痒症。这种病很顽固，又十分痛苦，痒起来深夜也难以入睡，这对于8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一种折磨。赵医生师徒决定采用中西医药结合诊治的办法，内服中药调理，外敷中药膏，同时配合使用一些西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皮肤病得到抑制，并基本痊愈。毛泽东对赵医生的医德、医术十分赞赏，曾问他：“你这个郎中是几品官啊？”
赵医生也幽默地回答：“清朝以前讲几品官儿，现在不讲这个了，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声道很好！很好！
1974年秋，中央保健局拿来一份病历让上海瑞金医院徐德隆教授看，但就只是病历，没有姓名的。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徐德隆教授心里也明白这在为毛泽东看病，只是纪律约束不允许说出来。1974年秋，本来已经决定徐德隆教授到湖南为毛泽东作体检、诊病，但因毛泽东“没有空，不要看病”，所以就没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九所接见完成了治疗任务的北京来的内科、外科医生，说：
你们回去好，参加临床实验，不要脱离临床，这是正确的，你们的工作是好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成绩是九分，缺点是一分（边说边用无名指示意），不足就不说了。
曾为毛泽东进行过保健服务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在长沙的医疗工作讲了很多不实的话。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明，这个阶段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让他在一组（一组负责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工作。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说：“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
俞雅菊护士长说：“1975年初我第二次去长沙，毛主席在长沙游泳馆游泳。当时毛主席有皮肤搔痒症，只有皮肤科医生在，我很着急，临时从湘雅医学院请了心脏科专家来值班。毛主席最后游了三次，那时李志绥肯定不在长沙。我到长沙，以后又跟随主席去杭州，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从1975年1月以后，直到1976年6月，始终没见到李志绥。”
胡旭东医生说：“1975年初去长沙时，主席对李志绥已不信任了。李志绥已走了，由我负责主席的保健。从1975年1月直到1976年6月，李志绥一直不在主席处。我主持并组织眼科手术的准备工作等。眼科手术时他也不在。”
1974年底，一个寒冷的深夜，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专家姜泗长接到电话通知，电话中要他带上毛主席的著作，第二天有政治任务。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姜泗长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被迫离开了病房和实验室，遭到隔离。前不久才在运动中被“解放”出来。
姜泗长带着全套《毛泽东选集》出发了，坐的汽车驶向西郊机场。上了飞机后，姜泗长发现机上还有两个人，是外科专家周光玉和麻醉科专家高日新。两小时后，飞机降落。飞机刚停稳，一辆轿车已经停靠在飞机旁边，三人还没有看清周围的一切，便又钻进了小汽车。
汽车径直开进一个院子里，姜泗长后来才知道这是湖南省委招待所。
汪东兴对他们说：“看见我，你们现在应该明白请你们到这来的目的。”“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下午张秘书给你们说说主席的情况。”
第二天，在一处游泳池，大家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游泳。汪东兴对医生们说：“你们会游泳的都下水，主席高兴。”
那两位医生会水，都下去游泳，姜泗长不会游泳，只好呆在岸上观看。
不一会儿，毛泽东上了岸，穿着浴衣坐在藤椅上。
姜泗长看到的毛泽东面色苍白，步履迟缓，但领袖特有的神采，依然令人心动。
汪东兴走到毛泽东身边，一一介绍三位医生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一双大手握住了姜泗长的手。“这是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姜泗长主任。”“噢，姜泗长，那个钱伟长你们一定是哥俩。”毛泽东风趣地说道。在场的人都笑了。“你具体做什么呢？”毛泽东又问。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张玉凤接过话：“姜主任是解放军总医院的耳鼻咽喉专家，主要负责您的耳鼻咽喉，保证您的呼吸道通畅。”
毛泽东又继续问：“你哪个姜（江）啊？”“姜太公的姜。”
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杰，比姜泗长他们早来几天。一天，吴杰悄悄地提醒姜泗长，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一样。姜泗长记住了吴杰的话，时刻处于紧急状态。
在长沙的两个月虽说责任重大，但姜泗长的身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已悄然离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医生们大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专业之外的事兴趣不大。毛泽东有点不满意地说：“你们怎么没有文化？”姜泗长意外地发现，毛泽东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小人书。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准确地说，他只信一半。所以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并不需要医生天天为他诊治。医生们整天处在既紧张又无事可做的状态。无事可做的医生们，就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看书。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稍长些的医生告诉姜泗长，主席常爱提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要看书，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想看什么书，只要开一个清单，就有人到北京图书馆借来。姜泗长第一次写下了《鲁迅全集》的书名。因为有人对他说，主席最爱提有关鲁迅文章的问题。后来又听说毛泽东也爱提《红楼梦》的问题，姜泗长又借来《红楼梦》看。
对政治不敏感、对社会不能完全理解的姜泗长，开始读鲁迅的书，读《红楼梦》。
毛泽东说，看懂《红楼梦》至少要读三遍，可姜泗长只大概翻过一遍，里面的人物关系都没搞清。要认清鲁迅笔下表现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阿Ｑ，要读懂封建礼教下鲁四老爷杀人不见血的虚伪，要搞懂大观园在儿女情长、嬉笑怒骂中最终走向衰败是必然的结局。要理解这一切，对于只对医学感兴趣的姜泗长来说，似乎有一定困难。
一天，医生们为毛泽东会诊，大家拘谨地站在一旁。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大家请坐。”医生们没有听清毛泽东说的什么，站在那里保持原状。毛泽东看看大家依然站在那里，突然，用英文说道：“Please sit down（请坐）。”
医生们这下都听懂了，毛泽东请大家坐下。毛泽东笑了，诙谐地说：“我说中文你们听不懂，说英文你们倒听得懂。”
说着说着，毛泽东讲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而且用英文说“整风”这个词。但“整风”这个英文单词毛泽东用的不够准确，一位医生小心翼翼地说道：应该用另一个词比较贴切。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姜泗长到毛泽东病榻前施诊时，毛泽东用湖南话同他风趣地打招呼、交谈，有时还辅以不太流畅的英语，以便医生们听得懂。谈话中毛泽东征询专家们对中央八号文件的意见，这个文件的精神是解放著名的科学家出来工作。姜泗长回答说：文件看过了，对其中“废物利用”一句话印象深。
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中央发了八号文件，要解放钱伟长，还说是“废物利用”，不是废物，用词不当，我得做检讨。
从1975年12月到毛泽东去世，姜泗长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为毛泽东进行医疗服务，对姜泗长影响极大。后来，姜泗长担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教授”荣誉称号。
只有水怕人，没有人怕水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被衰老和病魔困扰，但渴望重新获得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为中国革命的航船掌舵导航。不能够再到湘江中劈波斩浪，他要求去游泳。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从小就爱搏击风浪，用他的话说就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新中国建立后他每到长沙，有时间就要去湘江游泳。这一次，虽然疾病缠身，毛泽东仍想到湘江中流击水。湖南省委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要求，但鉴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先安排他在湖南省体育馆的游泳馆游泳，由省体委主任张德隆负责接待。
起先，毛泽东的这一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后来，为使毛泽东在这样的活动中更兴奋，获得更有益的效果，他的这一活动被半公开。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省委接待处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都能随他一起去游泳馆游泳，在一旁为他助兴。有一次，接待处专门为毛泽东做饭的石荫祥师傅也去了。石荫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自己上下梯子，不用人搀扶，游泳时，时而仰泳，时而侧泳，还踩踩水，游得很高兴。
年老体弱的毛泽东，81岁高龄，在11月和12月间，先后5次到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左右。具体时间是11月19日下午游了30分钟，20日下午游了45分钟，12月3日下午游了30分钟，4日、5日下午各游了35分钟。
毛泽东在11月至12月的寒冷天气里，兴致勃勃地多次到省游泳馆游泳。他在池里自己上下梯子，不用人扶，游泳时一会仰游，一会侧泳，一会又踩踩水，兴致很高。他还邀北京来给他看病的老中医赵炳南下水一游，赵医生连连说怕水，毛泽东激励他：只有水怕人，没有人怕水。
医生斗起胆子下到水里一试，才知道水并不是那样可怕。在游泳馆游了几次，毛泽东不过瘾了，提出要到湘江中去游泳。当然，省委是不会给他安排的。陪他在长沙养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也不敢答应。
能够到游泳馆游泳，对年迈体弱的毛泽东来说，已经是难得的体育运动了，游泳使他感到精神振奋，些许找到青春年华的感觉。
毛泽东在湖南省游泳馆游泳，并非是专业摄影师的肖根如在水中为毛泽东拍摄了两张应该是毛泽东最后的游泳照片。肖根如当时任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毛泽东每次回到湖南，他都参与、负责毛泽东生活方面的工作。严守接待人员工作纪律的肖根如，从不向别人讲述和炫耀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连家中也只有年迈的父亲知道他是为毛泽东工作服务的，其他的兄弟、亲戚、朋友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一直把珍贵的回忆深深埋藏在内心的深处。最令肖根如终身难忘的是他给最后一次游泳的毛泽东拍照，拍下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毛泽东生活照片。
肖根如回忆：我拍摄的毛主席游泳的照片就是在长沙的省体育馆游泳池中拍摄的。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是最后一次给毛主席拍摄游泳的照片。他说，那天下午2点多钟，毛主席突然提出来要游泳，当时就在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陪同下，带着机要秘书张玉凤、体育馆的游泳教练以及几个警卫战士和我，一起来到湖南省体育馆游泳池中，我随身带着一部海鸥120型黑白照相机。由于游泳池的水温是恒温的，室内的热气很大，照相机的镜头被雾气罩住，刚开始什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照片，等到游泳池内雾气慢慢消散后，我才开始给毛泽东拍照。为了给主席拍摄在水里游泳的镜头，我在游泳池中，双脚不停的踩水，两手紧握着照相机，站在毛主席的右边，对着正在自由自在尽兴游泳的毛主席，心情激动地按下了快门，拍摄了这张在水中的主席像。从这张照片上可看出游泳池中的水波很大，好像是在大海游泳一样，在照片的左下角和主席一道游泳的还有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几个陪游的警卫工作人员。毛主席他老人家上下游泳池的梯子全都是自己走的，走得又稳当又利索，游起来还是那样的轻松自如，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踩踩水，有时候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在水里打圈圈，非常快活，照片上主席那悠然自得的神态无拘无束，给我的印象最深。主席在湖南住时心情很舒畅，因而体重也略微增加了，我们工作人员都为此感到由衷的快慰，敬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主席用瓷”的诞生
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在省委九所六号楼居住的114天中得到了工作人员的细心照护。原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副科长吴连登回忆：毛主席所用的生活瓷具都是随身带着走的，当时毛主席用的瓷器都有些重，主席晚年手有些抖，这些瓷器已不再适合他使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了庆祝毛主席81岁生日，提议烧制一批专供毛主席使用的特殊瓷器，表达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心意。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提出，醴陵的制瓷水平很高，能否由醴陵承担这个任务。肖根如坦言：作为湖南人，我想让主席用家乡的瓷器，让他高兴高兴。缘由有两个，一是人到暮年最思乡，晚年的毛主席常常思念故乡，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能触动他，勾起他浓浓的思乡之情。用湖南家乡的陶土烧造瓷器，十分适合主席的心意；二是醴陵群力瓷厂精心设计的主席专用瓷器，毛主席最满意瓷碗上的花卉图案，因为它是代表湖南的芙蓉花和象征高贵品格的红梅花。
这次定制瓷器在《醴陵陶瓷志》上有详细的记载：
“1974年5月醴陵瓷厂又奉命为毛主席设计制造带盖鱼盘，计42厘米，40厘米的各30件，15.5厘米浅型三大碗80件。”
“1974年11月群力瓷厂又为毛主席承制藻胎碗（内外饰釉下彩花）40件，茶杯40件，盖杯40件。”
有关部门对这批毛泽东用瓷的要求是：釉下五彩，内外双面有花；重量轻而结实耐用；保温效果好；无铅毒，不含镉，确保使用者健康；永不褪色。
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先例。据肖根如回忆，这一建议是他先提出来的，为了让毛泽东吃饭时心情愉快。没想到他这一提，竟促成了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的一大工艺创新。
按照肖根如当时的想法，就是在饭碗的里面也画上花卉，等毛泽东吃完饭后，碗内的红芙蓉、红月季花就会红艳如霞，渐渐显露在碗的内侧，含苞吐蕊，绽放在瓷碗的里面，岂不是更好。果然，毛泽东用这种双面有彩的饭碗吃饭后心情特别的愉快，极为满意。群力瓷厂特制40件这种双面五彩饭碗，毛泽东回北京时，随行工作人员就一起带走了。
据吴连登回忆：
“这种瓷器颜色鲜艳，做工精细，很薄、很轻，手感好，在主席的晚年生活中，主席很喜爱用，特别喜爱那种画着红色芙蓉花的小碗，因为芙蓉花是湖南的象征，最能引起主席对家乡的思念，对故园的心驰神住。”
群力瓷厂接受这项任务后，成立了研究小组，多次试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用瓷”终于在1974年11月烧制成功。那批薄胎釉下双面五彩花卉瓷器晶莹剔透，似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各项指标皆符合要求，充分展示出醴陵瓷的独特神韵和空前绝后的制瓷成就。有关方面从2万件成品中挑了40套。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用餐时使用的碗，就是由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五彩薄胎碗。这种碗内外均饰有五彩月季花卉，所以被称为“红月季碗”。从此，“红月季碗”及其他特制醴陵瓷器，一直是毛泽东使用的生活用品。吴连登记得：“他老人家天天用，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顿饭，用的也是这种碗。”
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广东潮州、浙江龙泉、江苏宜兴，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瓷器产地。至清朝末年，全国瓷业生产兴旺发达，景德镇窑、德化窑与醴陵窑并称南方三大名窑。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在旧金山举行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湖南醴陵釉下彩瓷器，因瓷质细腻、画工精美获得最高金牌奖。熊希龄等人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匠师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创造出名扬于世的“釉下五彩”瓷。毛泽东在谈到瓷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这对于醴陵瓷器产品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主席用瓷”无疑是“文革”时期造瓷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
1974年为毛泽东特制的双面五彩薄胎碗，不仅制作工艺精湛独特，且是中国当代陶瓷史上首创的一个前无古人的一大独创。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鉴定专家介绍，纵观历朝历代的皇家宫廷瓷器也没有在瓷碗内画花的先例，醴陵群力瓷厂独创的这种在釉下彩瓷上用其独特的彩绘手法，是在生坯上采用手绘在碗内用双勾描线、釉下汾水、填彩法，手工彩绘把五彩的花卉纹样饰于瓷碗的内外两面，亦可谓是当代官窑的一大创造。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与陪同也门贵宾来长沙的邓小平谈话，内容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争论和邓小平的工作。针对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争论的情况，毛泽东赞赏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邓小平讲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并指着在座的唐闻生她们讲：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解释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听了很赞成地说这个好！
关于“钢铁公司”有个说法。1973年12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时说过：“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也曾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所以邓小平才讲“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心中有底了，但他仍感到毛泽东最近给他压的担子太重了一点，毛泽东信任地劝道：没办法呢，只好担任起来啰！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担负起党的副主席和第一副总理的责任来，并把四届人大报告的起草交给他负责。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74年11月下旬，邓小平组织班子，抓紧起草工作。为了使周恩来能够顺利完成做《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决定，把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邓小平亲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实的多虚的少。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他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四届人大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团结全党全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当时总理病重，所以毛泽东确定报告只能在五千字以内，不能超过五千字。小平同志抓报告的起草，他要求我们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文章最后归结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要落到这个上头。
18年后，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回顾道：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泽东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不要由你组阁
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企图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让“四人帮”推荐的人担任教育部长。但对于文化部、体委的领导人选，则可作一些让步。在形成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定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江青于1974年11月12日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指名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当天收到这封信后，读出了江青膨胀的个人野心和利令智昏的愚蠢，马上拿笔在信上批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对站立一旁的汪东兴问道：你有什么意见？汪东兴直言不讳地说：江青没有自知之明。毛泽东点头称是，又续笔添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对江青写信公开要官，毛泽东断然批驳、严厉劝诫。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半晌说不出话来，因为字字句句击中她的要害。
毛泽东远在长沙，又身患重病，但他对北京政坛上发生的事情洞察秋毫，胸中有数，稳妥处置，高明安排，决策和安排着党和国家的人事调整和大政方针。他对江青、王洪文连续进行了批评，终于挫败了他们暗地里进行的“诬告”、“倒阁”的阴谋活动，使江青等人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筹备之际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未能得逞，为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铺平了道路。
江青深知邓小平的厉害，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江青一伙的权力、地位和野心都是极大的遏制和威胁，所以尽管遭到毛泽东多次严肃而又是善意的批评，她都置若罔闻，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挣扎，以挽回帮派的颓败之势。她找到王洪文鼓励他说：
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你要再进行拼搏。
11月19日，江青再次向毛泽东写信，以“检讨”的形式发牢骚、泄怨气、以退为进。她写道：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己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公开表露了她不甘现状、伸手要官的个人欲望。
毛泽东读完机要秘书送来的这封信，缄言沉思。近十多年来，毛泽东与江青很少见面，见面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索性不见、少见。毛泽东曾称赞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说：汪东兴有办法，他能让江青不见我。为此，江青对汪东兴既恼火又没办法。但是，毛泽东与江青的书信文字往来还是较多的，而且多超出家书性质，涉及政事居多。前有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诗，有1966年在西方的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以及“文革”期间大量的批文、信件，都反映了这种情况。毛泽东面对江青时不愿多谈，在信中却经常苦口婆心地教导、劝诫江青为人处事要与人为善。在11月19日的这封信上，毛泽东就批道：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这个批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江青力所能及工作的恰当安排和对她一贯的教育帮助，可谓言简意赅，语重心长。
毛泽东批完江青的这封来信，对她进行了劝告和批评，意犹未尽，当天便布置了新排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絜”，都是毛泽东借用来告诫江青等不自量力者的绝妙好辞。
当然，毛泽东不只是要求江青读书。晚年，毛泽东要求注释校点了数十篇古代历史文献，并排印成大字本，供他或政治局负责同志阅读、参考和欣赏、评点。
1974年在长沙期间，毛泽东主要布置注释上述两篇历史传记，还有较多的古代诗词、辞赋、散曲等作品，一方面是借用历史典籍故事讽劝江青等人；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情趣，稍稍抚慰毛泽东重病和暮年中的精神、心志和情感。像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别赋》等文都印了大字本，多少寄予了毛泽东晚年阅读时的某种心境。
可是，江青为一己之利，一不顾党和国家的利益，二不管毛泽东重病在身，三不讲个人修养风度，三番五次无理取闹，给毛泽东的心境和病情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以至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曾对江青表示不满：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
江青为膨胀的野心和无休止的私欲所驱动，置毛泽东善意的教诲和严肃的批评劝告于不理会不顾忌，在1974年11月至12月中央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加紧进行幕后活动，企图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江青又托唐闻生、王海容再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告她的意见：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后立即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一针见血，击中江青一伙人的要害，揭露了他们搞非组织的宗派活动的实质。
江青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时间都不久，之所以敢于屡教不改地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与毛泽东已定的人事安排意见唱对台戏，是与他们的野心分不开的。他们曾采取这种瞒天过海、釜底抽薪、造谣生事的办法，多次使党和毛泽东纠正极“左”错误、制止内乱的努力化为泡影，从而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们企图趁乱夺权、扩张自我。因此，尽管在“倒阁”、“组阁”问题上先后受到毛泽东的反复批评、劝告、制止，江青一伙仍然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企图改变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断。他们以为，毛泽东重病在身，远居长沙，比较容易受其蒙骗而偏听偏信。可是，这一次他们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身体病休，大脑却没有停止思想和工作，他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丝毫不为江青等人的帮派意见所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反复强调要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按照毛泽东、中共中央导引的轨道正确行进。
“你这个想法好”
1974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的时候，强调指出：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
他在谈话中说：我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不讲和平……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看医生。有病，他就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毛泽东认为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就是告诫人们要注意从历史中汲取有益于当前的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毛泽东在长沙之所以对威廉斯总理谈历史问题，不是偶然为之的现象。因为威廉斯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1938年就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1944年以《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为题出版。后来威廉斯又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其中包括被译成中文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史》、《内心的渴望》、《加勒比地区史》和《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威廉斯也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位杰出政治家。他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到美国任教8年。1948年回到特立尼达，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威廉斯1956年创建人民民族运动党，并在1956年以来一直担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1962年取得了民族独立。1971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两国于1974年6月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11月，威廉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毛泽东在会见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时，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陪同。毛泽东在接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时，听取了国家经济建设形势的汇报，宣布将互派留学生、贸易团和举办贸易展览。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会见外宾结束后，留下来，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
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所以在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他没有邓小平强
1974年12月2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就绪，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这项重大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要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可是，王洪文有意避开周恩来，先行单飞长沙，周恩来另乘一架飞机相继抵达长沙。
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解放军三○五医院，启程前往长沙。跟随周恩来前往的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
航行途中，周恩来还关心地询问了专机机组所在部队的各项工作情况。
周恩来到长沙后，把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唐瑞亭找来，询问毛泽东的休养和健康情况。唐瑞亭告诉他：主席在长沙休养比较好，身体也比来时要好些。周恩来听了才放心。他叮嘱唐瑞亭，一定要使主席休养好。唐瑞亭还趁周恩来来长沙之际给他送去了王洪文1974年1月在中央读书班上的一份有关批林批孔运动的讲话稿。湖南的帮派骨干将王洪文的讲话稿私自印发，造成了坏的影响。在介绍了这份讲话稿的来龙去脉后，唐瑞亭问周恩来看不看。周恩来接过来，一边看，一边在上面划线作记号，准备在见毛泽东时带去。
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周恩来、王洪文。周恩来一踏进毛泽东的会客厅，毛泽东就马上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关心地询问起周恩来的病情。虽然毛泽东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病情时有反复，但是时隔半年见到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十分高兴，也许人到老年特别怀旧吧。
周恩来简要地作了回答，更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转达了中央各同志对毛泽东的关切和祝愿。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病情时有反复，所以他对周恩来说：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毛泽东身边茶几上放着准备的纸笔，代言用的，边说话，边用红蓝铅笔写一两个字，以帮助自己表达意思。毛泽东风趣地用湖南方言说：
脑壳好，肚子好，就是腿不行了……
周恩来听后，立即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反映了两位老革命家相互间的真挚情谊。
在长沙，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他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王洪文），politics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
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这是毛泽东重病中表达意见的常用方式。
在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明确地补充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说着，又在纸上写下“人材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了，讲出“人材难得”这个词，毛泽东便把笔搁下了。毛泽东又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关心地对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不要搞四人帮！”
12月24日、25日、27日，毛泽东又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毛泽东针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宗派活动，严厉地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对王、张、江、姚的帮派组织和活动作了定性和批评，警告说：“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揭露批评了江青：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毛泽东对“四人帮”在党内搞帮派活动的一系列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对于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强调：“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1975年12月，周恩来临终前叫王海容和唐闻生去一趟。她们驱车赶到三○五医院，心怀忐忑地迈进总理病房时，周恩来脸色苍白地仰卧在病床上，这对一向讲究仪容的总理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可见总理的健康已经不允许他坐着待客了。简短的寒暄后，周恩来面色凝重地对王、唐说：“主席讲‘江青有野心’这句话，你们都听到过的，当时你们在场，你们要做历史的见证人。”总理讲这番话时语调不高，语气却很严肃。王海容和唐闻生不由得相互对视了一下，体味着总理的嘱托，感受着这句话里沉甸甸的分量。
毛泽东在1974年12月24日、25日同周恩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巡视南方在长沙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责令王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王洪文，毛泽东对他几番替江青、张春桥代言非常不悦，当面批评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惶恐地连连点头称是。当王洪文走出毛泽东住室时，他的秘书廖祖康发觉王洪文变得闷闷不乐，双眉紧皱。
在长沙，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严厉批评，不得不按毛泽东的责令写了一夜检讨。回北京后他把检讨锁在抽屉中，抱着侥幸心理，希冀毛泽东不再追问此事，以便就此过关。谁料想后来竟被专案人员搜查发现，成为他的一份绝妙的自供状。这份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在长沙严肃批评“四人帮”的重要史实。
毛泽东曾在离京前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过王、张、江、姚，称他们为“上海帮”，并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这次，毛泽东在长沙干脆地称他们为“四人帮”。这表明毛泽东在长沙期间对“上海帮”宗派活动的本质特征有了更深刻的分析与认识，认为王、张、江、姚在党内的宗派活动是与广大党员干部的愿望相抵触，与党和国家利益相违背的，其宗派活动将是十分孤立和不得人心的。
毛泽东对他们宗派活动的本质揭露，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篡权的阴谋活动，并对当时党的高级干部与江青一伙作坚决斗争有重大的鼓舞作用，为他身后中共中央能够迅速粉碎“四人帮”，顺利消除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和势力打下了基础。
与周恩来长谈
在几次同周恩来、王洪文一道谈话之后，毛泽东于12月26日，王洪文去韶山参观的时候，当夜与周恩来长谈，共商国是。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来被邓小平归纳成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关于理论问题、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于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要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倡导“团结起来”，禁止搞宗派、搞分裂，明确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就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部署：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二是解放干部，在四届人大以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三是释放战犯，把“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这些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部署，说明毛泽东开始汲取“文革”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革”的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在1974年12月26日晚的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不顾重病，本着对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新一届人事安排。有关四届人大和中央全会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最后敲定的。当时在场旁听的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一人。深知这次谈话重要性的汪东兴后来认定：毛泽东在长沙的重大决策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键。
12月26日晚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重申了他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其主旨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执政的共产党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予以防范。从理论上讲，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很有远见的，有着现实的警戒作用和深远的教育意义。毛泽东力图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层次上，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找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后来被当作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国贯彻执行。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的积极探索，有其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指示当时被用于指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失误，后人应该充分认识毛泽东理论指示的合理内涵与认识偏差是并存的。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这些极其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却是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要谈话中提出的，意味深长。
责令解散民兵指挥部
在长沙，周恩来曾与王洪文一起听取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对湖南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民兵问题时，王洪文说：“你们应该把民兵指挥部很快搞起来，可以派人到上海去学习学习。”
省委负责同志说：“湖南省军区就是领导和管理民兵的，不应该再成立民兵指挥部，否则就是成立第二个指挥部。我们认为，凡是没有清除派性，两派没有团结起来的，没有恢复党组织的地方，一律不恢复民兵组织，更不允许成立民兵指挥部，待条件成熟时，需要恢复民兵组织的，统一归省军区批准、领导和指挥。”
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看法，并要省委负责同志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报告中央。中央发一个关于如何恢复民兵组织的文件。
当时湖南造反派组织所谓“民兵指挥部”肆意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听到消息后，责令全国要解散这类“民兵指挥部”。周恩来在接见湖南省委书记时，传达了毛泽东上述指示精神。但王洪文12月26日跑到韶山时却仍大放厥词，鼓吹改变民兵领导体制，建立“第二武装”的所谓上海经验。
周恩来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将湖南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当时，王洪文也在座。毛泽东听后，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并要周恩来向湖南省委传达他的这一意见。周恩来在向湖南省委作传达时，特意把王洪文也请去，当他的面传达“最高指示”，郑重宣布：“我现在向你们传达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周恩来并指示湖南省委可先行一步，按自己的情况处理，不要等中央下达文件。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代表省委宣布并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精神，没有按照王洪文和“四人帮”的要求搞。
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湖南汇报的情况和浙江、云南等省发生的民兵抢夺武器、严重武斗事件，起草了一个文件，于1975年1月17日送来长沙呈毛泽东审阅。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毛泽东已圈阅”的2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禁止在派性活动的地方成立“民兵指挥部”之类的机构，重申党对武装力量和民兵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使王洪文等人妄图进一步强化“第二武装”、利用民兵力量向中共中央讨价还价的梦想未能得逞。文件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开始对民兵指挥部进行整顿，收缴枪支，有效地遏制了所谓“第二武装”在全国的发展。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来。毛泽东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枪也不要发。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不管几项工作任务，今年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
尊重和支持周恩来的工作
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的谈话中，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重大决策，其中一项就是交待周恩来，四届人大开过以后，要把被关押、监护和挂起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大力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在听取湖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周恩来谈到谭余保的安排问题。他说：
谭余保是位老同志，四届人大应选为常委，谭余保革命坚定，旗帜鲜明。
他还向在座的湖南省委领导讲起谭余保用烟斗砸陈毅脑袋的故事，那是在湘赣游击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的时候，陈毅化装越过国民党统治区到湘赣游击根据地，传达中央指示。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谭余保还不知道国共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又由于长年受国民党军队的武力“围剿”、政治欺骗、分化，党内、游击队内时有叛徒出现，因此他对陈毅传达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心存疑虑，百倍警惕，才发生了用烟斗砸陈毅脑壳的故事。
周恩来收到王震写来的一封很厚的信。字如其人，页数不少，每页只有20来个毛笔字，汇报思想、检查“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泽东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在随后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十分尊重和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坚持要重用邓小平，这对于中国当时开好四届人大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未来的党内斗争也是举足轻重的。从1974年10月20日至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4次陪同外国客人来到长沙，会见毛泽东。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多次会见了邓小平并进行了交谈。后来毛泽东在12月底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继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思想才干。1975年1月由毛泽东圈阅同意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职务和工作提了好几次，确定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职责。1月3日、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全会议程。
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
1974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81岁生日。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先后数十次回湖南，其中便有几次也正逢他的生日，但他从来不主张也不接受别人给他做寿。所以，81岁生日时，他仍然没有过生日的概念。但是，工作人员总是惦念着这一天，他们早早地将毛泽东的住所认认真真地打扫了一番。他们采来毛泽东喜爱的腊梅和白茶花，点缀在毛泽东的客厅里。客厅茶几上还摆上毛泽东家乡特产：一盘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远道而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盛情的湖南省委工作人员，悄悄地为毛泽东过了在湖南的第一个生日。
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踱出卧室，走到会客厅，看到案上摆了自己喜爱的腊梅和白茶花，便会心地一笑。他显得愉快，慢慢走过去，从花瓶里取出一枝腊梅，闻了闻，然后又轻轻地插回原处。工作人员请他品尝了家乡的点心、食品，他拈起一根灯芯糕送到嘴里。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的苹果、葡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送的芒果，他都赠送给工作人员一饱口福。
中饭，毛泽东身边的全体工作人员照多年来的规矩，吃面条，叫长寿面，以表达他们的衷心祝愿。他们也给毛泽东送去一碗。服务人员为毛泽东挑选了一瓶湖南的好酒——“仿茅台”。长期在九所工作的接待干部代表家乡人民给毛泽东敬上一杯酒。毛泽东吃了一筷子长寿面，呡了一口酒，问这酒很好，是什么酒？接待工作人员介绍说，是长沙酒厂取白沙古井的水酿造的，酒质、味道很好，酿制几年了，还未有酒名。毛泽东随手拿起印有“仿茅台”标签的白瓷酒瓶，看了看说：“这酒很好，是取白沙井古井之水酿造成的酒，酒质味道不错，不叫‘仿茅台’，就叫‘白沙液’好了。”然后，毛泽东指着酒瓶，要大家喝完，不要浪费了。
于是，这种长沙酒厂新出品的白酒便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取名为“白沙液”。20世纪70年代，此酒成为国内三大名酒之一，行销国内27个省市区和10多个国家。要说名牌战略，毛泽东算得上是第一人。白沙液酒厂所处环境经国家名优酒调研小组考察认定，确是环境极佳，是酿酒之胜地，尤其是采用白沙古井，天下名泉之水。白沙古井位于天心阁以南约一公里处的白沙街，水清如镜，光可照人，确是“长沙沙水水无沙”。这里的水，旱季不干，雨天不溢，终年不涸，常舀不竭，与趵突泉、漏泉、虎跳泉并称“天下四大名泉”。据说用此井水泡茶，茶香；酿酒酒清甜；洗衣不伤衣；煮药，药味不变。白沙水总硬度为5.27度，水质甚佳。至今，许多居民仍不辞远劳，来这里取水以供饮用。
当时，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在这一天下午，也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毛泽东生日到了，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
傍晚，张平化、万达、孙国治、李振军等省委负责人及部分湖南方面的服务员，悄悄来到周恩来在蓉园的住处，为毛泽东祝寿。餐厅一共摆了两桌。周恩来平时生活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为了给毛泽东祝寿，他破例加了几个菜。这两桌酒菜是周恩来自己掏钱。席间，周恩来不时和省委同志谈工作，并鼓励工作人员，要他们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让他休养好，保证他的健康。他抱病饮了新命名的白沙液酒，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
同志们瞧着总理此时愈来愈消瘦的脸庞，抑制不住内心的崇敬，也举起酒杯同声说：
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为周总理的健康长寿干杯！
都放了算了
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也没有忘记党对原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工作，他对周恩来特别交待说：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据此，中国特赦了最后一批293名战犯。
返回北京后，周恩来带病抓紧工作。12月28日，就特赦战犯问题嘱咐罗青长，要统战部与公安部配合工作，同时提议应将黄维、孙铭九等释放。
中央调查部原部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回忆，在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要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罗青长回忆说：“总理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经过清理，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按照中央批示精神，准备将这些战犯全部释放。
在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档案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病亡5人，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后经核心小组慎重研究，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
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在公安部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十三局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列席会议。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于1975年3月19日上午，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及呼和浩特看守所，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特赦释放。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的指示精神，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共十六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1975年3月17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上作了专题说明：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见报后，引起国内国际舆论一片赞誉。
关于原国民党将领特赦，还有一个故事。特赦的文件和名单送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很快就进行了批阅。过了不久，毛泽东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毛泽东却说要马上发：“为什么要等春节呢？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不要来看我
1974年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回信说：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
毛泽东
1975年1月23日，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乘飞机来到长沙，住进湖南省委蓉园一号楼。在大局既定的形势下，江青出于野心所驱使，硬着头皮到了长沙，虽然与毛泽东所住的九所只隔一个省委大院，却找不到什么高明的理由去见毛泽东，只好是以探病的名义，带来了一些毛泽东喜欢吃的玉米、小米、花生和水果，呆了两天才到九所六号楼毛泽东住处探望。一见毛泽东，她便称是来看主席的，带来了自己种的花生请主席尝尝，并想去主席的家乡韶山看一看。毛泽东洞晓她的真实来意，看不惯她的虚伪做作，简单谈了一阵。毛泽东对她说：“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
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江青在长沙呆了五天，终于不敢向毛泽东亮出心中的真实想法，只好悻悻地返回北京去了，徒劳往返一趟。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这样写道：
人们并不知道，在王洪文、周恩来总理分别去长沙之后，江青也去了一次长沙，见了毛主席。我想她要去，毛主席见她，这肯定是事先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在去长沙的事情定下来之后，江青给随毛主席在长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说由谁担任跟她到湖南的警卫负责人请汪定。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随后，汪东兴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随江青到长沙。我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我们到长沙后，江青就住进了蓉园王洪文和周总理来时住的楼里。江青住的楼，在毛主席住的楼下边，两处相距不远。我们从下面到毛主席住的上面，都是步行走小径，穿过一个小门就到了。但首长去见毛主席时，都是乘车走汽车道从下面到上面。住下后的一天，江青对我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去。”我想她来长沙就是见毛主席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和毛主席见面。守在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他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她此刻是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了。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记得江青在里面呆的时间比较长，估计是在见毛主席前，询问一些有关毛主席的近况吧。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江青如何如何，张春桥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问什么，我就尽我所知做了汇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毛主席提出过“上海帮”“四人帮”的事，对他们有过批评。但我想汪东兴当时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他们在北京活动的情况。汪东兴说江青比资产阶级还厉害，看毛主席有病，就向毛主席要钱。1972年毛主席给了她一些，但对她这种恶劣行为很生气。毛主席当时气得不吃药。毛主席在武汉时，她又向毛主席要钱，毛主席没理她。毛主席到湖南，给了江青一些钱，她嫌少不要。毛主席说：一点都不给，连过去的也收回。结果她又哭又闹，向毛主席检讨。后来，江青在长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是不是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进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后台老板，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事宜。
12月29日，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关于理论问题等指示，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周恩来25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197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在长沙作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人事安排“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并讨论通过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讨论中，将原报告拟定的交通、燃化、商业三个部的机构设置作了调整，并决定仍设立文化、教育两部，以“避免国内外不必要的议论”。由此，国务院系统设置29个工作部。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这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周恩来的“长沙决策”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
1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听取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
1975年1月10日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闭幕会，周恩来抱病主持这一重要会议，并向全体与会的中央委员传达了毛泽东10多天前在长沙向他面授的机宜和指示，告诉大家：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之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闭幕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功，定了调子，提供了前提。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因病在长沙休养，未能出席会议。周恩来带病宣读《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5年春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周恩来的报告赢得会场内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排第一）。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文革”动乱已经八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使国家逐步转上正常轨道，所作的一次巨大努力。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975年1月，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总参谋部要职。1月16日，邓小平以新的身份陪同德国贵宾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委以重任。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因为这次会见，在中国外交政策的转折方面成了一个与基辛格、尼克松几乎齐名的人物。1975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他也从而成为德中新关系的开拓者和当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得以与毛泽东会晤的最早最高级别的政治家。
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写信到长沙，向毛泽东建议新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委。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发出1975年三号文件，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军委常委会，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提供了有力保障。据粟裕年谱（1974—1975）记载：
1974年10月11日至1975年1月6日，粟裕大将赴海南、广西、广东开展调查研究，听取广州军区、海南军区的汇报，参观海防阵地。12月25日，粟裕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上送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一些考虑。提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及军队编组要适应作战需要和修建南疆铁路等具体建议。1975年1月26日，粟裕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海南防务的意见。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粟裕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1月30日，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几个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尽力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
2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了毛泽东批准的这一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方案，并再次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对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14位同志说：
毛泽东讲，小平同志“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确定的这一国务院新的领导体制，实际上使邓小平开始正式成为主持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核心人物，促成了1974年末至1975年初中国政坛的一场巨变，国内外关心中国时事的人们，大多细心地捕捉到了从古老的北京传出的这一重大信息，而发表了种种议论和分析。
六次在长沙会见外宾
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时，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李先念先后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主席。利用这些机会，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并就党务、政务、国事、外事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同西方国家的政要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纵论国际大趋势、世界大变化，他的潇洒谈吐和真知灼见，令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宾也深为佩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及随行人员。外交部的唐闻生、王海容、章含之随邓小平陪同丹麦贵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
1950年5月11日，丹麦成为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两国交往增多，贸易关系发展较快。1974年10月，丹麦首相哈特林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这是丹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华。
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次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在祝酒词中说：“我，我的夫人和我的几位随行人员昨天非常荣幸地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我们进行了十分友好和深有兴味的谈话。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伟大的经历，我们把它作为友谊的重要标志，我们将铭记不忘。”
10月21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哈特林首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海运协定”。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陪同。1964年8月改称刚果民主共和国。1965年11月24日，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发动政变后任总统，并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1971年10月27日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扎伊尔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于1972年11月24日起建交。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也多次会见他。若干年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有一个别致的评价：我是大学生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当了州长，他还是总统；我当了总统，他仍然是总统。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外交活动中，不论强国、弱国，不论大国、小国，一视同仁，都是友好相待。这赢得了第三世界广大弱小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好感。
1975年1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一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陪同。马耳他共和国位于地中海中心，1972年1月31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一直关注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和帮助。所以尽管在重病之中，他仍然同意会见弹丸小国、只有30多万人口的地中海国家的领导人，亲切接见了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同他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交谈，给外宾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1975年1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多党制的德国主要政党之一，简称基社盟，始建于1946年1月8日，是巴伐利亚州的执政党，活动范围限于巴伐利亚，党员80%是基督教徒，并且为大企业主和中高级职员，它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的利益，是带有保守右翼色彩的政党。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是德国政坛上有名的右翼政治家。
当时担任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的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回忆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当我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会见毛泽东时，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正如他所教导的那样。在一间高大的不见阳光的屋子里，毛泽东站着接见我，这间屋子十分实用地布置着沙发椅，在沙发之间安放着小桌子。在我们进行的谈话中，他精神集中的能力和机敏表现得很突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的变化。毛泽东对我讲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要继续迫切警惕欧洲“芬兰化”的日益迫近的危险。
施特劳斯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著作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践。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样一位伟人，必须强调指出他的三大功绩：毛泽东成功地把他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为外国列强所左右的中国，不仅从政治上统一了起来，而且还使它摆脱了饥饿。人们都有房子住，丰衣足食。如果人们把这些情况同过去情况作一比较，这确实是一项很大的成就；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我们自由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成就。毛泽东的第二大功绩就是通过按照他的设想改造中国的政策，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如果人们回想一下以前几十年的痛苦情况，那么这同样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而他最大的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8亿人民又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以毛泽东的斗争性格，他很乐意也很善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打交道。1972年2月，毛泽东初次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总说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他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
惜别
毛泽东在湖南住了一百多天，基本上是四届人大从正式筹备到圆满结束这段时间。在故乡疗养的日子，使他的身体和精力有所恢复，但是无情的疾病仍在侵袭他的肌体和内脏。期间，从北京不时传来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病逝的消息，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毛泽东都向他们的追悼会送了花圈，表示悼念。有时，毛泽东让秘书读读南北朝骈赋作家庾信的《枯树赋》，并用湖南口音吟哦着：
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当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以后，毛泽东曾暗自吟咏：“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如今，毛泽东再一次从吟咏此诗句中，琢磨和体会中华民族那种对人生、对故乡共有的感觉和眷恋。
1975年2月3日，九所内的树木已泛出绿色，报导了新春的气息，距离春节还有8天。湖南省委的同志们都盼望毛泽东与家乡人民共度新春佳节。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乡韶山，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
2月3日，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理由很简单，他不愿使繁忙工作了114天的工作人员，因为他在长沙而过不好一个春节。人们诚心诚意地挽留他，他却执意要离开，说：我在这里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过一个春节吧。我走啦！
听说毛泽东主席要走，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心中十分难受，人们不禁热泪盈眶。他们舍不得敬爱的毛泽东在此时离开长沙，离开他们。留是留不住的。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赶忙去弄一些毛泽东主席爱吃的新鲜蔬菜，送给他，要他在路上吃，带回北京吃。人们眼里挂着泪花，祝毛泽东早日恢复健康，请他再回家乡来住。
毛泽东对送行的人们道了辛苦，并答应人们的请求说：大家辛苦了，大家过个好年！今年冬天再回来吧！
毛泽东乘专列取道南昌去杭州，后于4月回到首都北京。
离开长沙后，毛泽东即托秘书张玉凤打电话到长沙，要她代他向湖南的同志们问好，表示感谢。17年过后，张玉凤对来自湖南省委的采访者谈话时，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当年对她的嘱咐，要代毛泽东转达谢意，感谢湖南省委同志们对他病情的照顾。
当时在省委九所工作的服务员回忆说：
听说他冬天再回来，我们盼啊盼，盼了一冬天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也没有回来，我们都没有想到他和我们永别了！
送走毛泽东之后，湖南的同志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永诀！在他们的习惯性心理中，送行、离别，意味着下一次迎接毛泽东回湖南的开始。可是这一次他们失望了！毛泽东说年底来，却没有来。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表示心愿要回湖南，要到韶山。中央、省委都作了认真的准备和安排，韶山方面也接到了有关通知。但是，毛泽东未能成行。9月9日，传来毛泽东与世长辞的噩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