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27日—8月31日，毛泽东南巡到湖南，向党政军领导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进行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南巡。毛泽东于８月15日下午１时乘火车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昌。27日晚从武昌往湖南，抵达长沙。31日约中午12时半离开长沙，晚上9时抵达南昌。９月２日中午饭后离开南昌，３日零点抵达杭州。10日下午4时匆匆由杭州出发，晚上10时前后到达上海。在上海停留了14个半小时，于11日中午12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15分钟，毛泽东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５分钟；在济南站停车50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20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下午１时10分到达北京丰台站，停留两个多小时，4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25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到南方游说各路诸侯
8月15日，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等少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专列到南方巡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有一个中队的警卫战士，荷枪实弹。从离开北京到9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29天。
毛泽东沿途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五个大军区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北京等十一个省市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南萍、熊应棠、陈励耘、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20多名负责干部谈话打招呼，对防范和制止党政军高级干部由于盲目追随林彪而犯错误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一行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张，而在武汉和长沙停留的时间较久，找来谈话的负责人较多，谈话的内容也较丰富、全面。关于这次“打招呼”、“吹风”之行，毛泽东自己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要学他的办法，到南方游说各路诸侯。”
8月下旬，毛泽东为了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在南方各省巡视中来到湖南长沙，共停留6天，占整个南巡时间的五分之一。与一个大军区、三个省（包括三个省军区）和中央共五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即广州军区、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这次外出巡视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也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路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决策性的意见，为日后彻底粉碎反革命的“571工程”事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提供了制胜的法宝。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斗争，所以十分谨慎和保密。除了在长沙聆听毛泽东长篇谈话者整理成文、后来以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谈话之外，笔者通过采访直接当事人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丁盛等人得到的第一手材料，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是整个南巡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值得当代史家予以特别注意和深入研究。
毛泽东巡视南方，多次找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阐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针，明确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即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点名批评林彪的天才论。毛泽东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我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重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他强调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毛泽东号召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
毛泽东到武汉的第二天，即让汪东兴通知已调中央工作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去武汉，有重要活动。8月25日，华国锋乘飞机赶到武汉，听候毛泽东指示。8月26日，毛泽东在武汉找华国锋、汪东兴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谈话。
华国锋是1971年1月由周总理宣布调到北京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周总理任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为副组长，华国锋分工管农业。毛泽东、周恩来列出单子，要华国锋去20个省市考察农业，作调查研究，调查才一半，华国锋因患阑尾炎住院手术，7月20日回北京，连续参加农业机械化等几个会议。毛泽东南巡到武汉后，打电话叫华国锋去。到武汉后，刚刚考察完农业生产的华国锋不知就里，向毛泽东汇报的都是农业问题。华国锋一讲完，毛泽东就对他说：
我看你是一脑子的农业，我是一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
在武汉谈完话，毛泽东即筹备下一站长沙谈话事宜，让汪东兴通知广东、广西两省（区）和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前往湖南长沙，并要华国锋和汪东兴先到湖南长沙做好准备工作。
汪东兴和华国锋于8月27日上午乘专机到达湖南，主要做以下几件事：布置和检查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和食宿接待；大体安排毛泽东在长沙期间的活动日程；概略地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汪东兴特意介绍毛泽东的两个特点：一是主席经常深思熟虑。他在房子里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思考问题时，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二是主席在生活中也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比如迎送问题，党内同事因事到主席家或专门去看望主席，一般他都是不迎送的；只有党外人士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主席才略作迎送。其实，主席也十分讨厌对他那种劳民伤财的大轰大嗡的迎送。这次在长沙也希望按主席规定的办。毛主席这次离京及其后的一切活动和谈话都属绝对机密。大家要遵守纪律，绝对保密。
稍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先后奉命抵达长沙。
1971年8月27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又一次停在长沙大托铺机场的专用线上。华国锋和汪东兴及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到机场停车场迎接。这时，毛泽东的专列车厢里传出了一阵唱《国际歌》的歌声。
接站的人上车以后，毛泽东似乎不急于下车，而是同他们谈起《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几番重复“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句话。他甚至兴致勃勃地领着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和吴旭君、张玉凤等人一道唱起了这两首歌。
当时，医护人员吴旭君等人看到毛泽东领着前来迎接的同志在专列车厢里一起唱歌，非常奇怪和惊讶，生出种种不解和猜测。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示意大家停下来，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讲完了，唱过了，毛泽东才说，走，进城。毛泽东仍乘湖南省委接待处司机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轿车到九所六号楼居住。这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夜深人静，天气却依然很热。
毛泽东在长沙停居6天，可以说是日程紧张，议题重大，日理万机。
8月29日早晨，毛泽东乘车视察了长沙市容，了解社会治安和居民生活情况。
8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湖南电视台临时转播的京剧《沙家浜》等文艺节目。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亲自在演播现场坐镇指挥，指挥8个剧团轮流上场，先后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的片断和独唱、合唱、歌舞节目。节目演到晚上11时以后，省委领导建议说：“主席太累了，该休息了。”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地说：“我不累，还看一会儿。”当毛泽东看到湖南花鼓戏剧团移植演出的《沙家浜》时，给予热情的肯定，赞扬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这个阿庆嫂演得很利索。这个胡司令缺少点匪气。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要华国锋代他向电视台和演员们表示感谢，问候大家辛苦了！
在花鼓戏中饰演阿庆嫂的女演员李小嘉，是毛泽东熟悉的文艺工作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她参加主演的《打铜锣》拍成电影后，享誉全国。1963年毛泽东视察湖南时，李小嘉曾应邀参加省里举办的一个晚会，应邀和毛泽东同舞，并表演戏曲清唱节目。毛泽东当时对《讨学钱》的清唱表演很感兴趣，他说：戏中的张先生，演得风趣幽默，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就像我读私塾时的教书先生一样。听说毛泽东赞扬了《讨学钱》的男声清唱，李小嘉等几个女演员也为毛泽东表演了女声版的《讨学钱》清唱。事隔8年以后，毛泽东从电视中看到李小嘉扮演的阿庆嫂，十分满意，并从艺术角度和人物塑造上作了评价，称赞她演得很利索。李小嘉这次虽然没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听到省委领导传达的毛泽东对《沙家浜》的高度评价，感到特别高兴，差点跳了起来。
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宾馆内观看了文艺演出的电视直播，浓浓的乡情触动了他的情怀，他听完了歌曲《浏阳河》后，很感兴趣，情不自禁地说：“再来一遍！”通过现场指挥，独唱演员赵海兰马上又唱了一遍《浏阳河》，但是当时她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在观看演出。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两段歌词的《浏阳河》确实太短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使《浏阳河》的词曲作者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旋涡。唐壁光被划“右派”，徐叔华被划“中右派”，剥夺了对其作品的署名权，《浏阳河》由“名歌”变为“民歌”，他们的名字在《浏阳河》曲谱中消失了。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喜欢歌曲《浏阳河》，使湖南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湖南省文工团决定扩写《浏阳河》歌词。几经周折，《浏阳河》歌词原创者徐叔华再次受命，扩写成了五段歌词的《浏阳河》，五段歌词的添加部分与原词相比，叠加了对领袖的颂扬之语。
在这次巡视中，毛泽东肯定了“文革”前的湖南工作，说“原来的湖南省委是好的”。为大批解放干部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还询问起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现况，当得知张平化仍在下放工厂劳动时，即提名张平化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中央安排张平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后调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毛泽东还问周里、徐启文哪里去了，还请他们吃晚饭、吃便饭。这使周里、徐启文得到解放、恢复工作，所谓“清理湖南地下党”的案子也被迫停止。
谈话吹风打招呼
这次南巡到长沙，毛泽东主要就是思考重大问题，找党和军队的负责同志谈话、吹风、打招呼。其中，先后四次找负责同志谈话。
第一次是8月27日，毛泽东到达长沙的当晚，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上车迎接，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待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进到专列车厢后，毛泽东即对他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反复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要求大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不仅要唱，要讲，不要照着去做。他领着大家边唱边讲，共一个半小时，亲自对有关党政军负责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次是8月28日上午，汪东兴和华国锋受毛泽东委托，先向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然后座谈。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
第三次是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清谈话。下午，各地负责人根据毛泽东分别谈话的精神和华、汪传达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精神，进行座谈。
毛泽东每次分别找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汪东兴都在场。
第四次是8月30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毛泽东针对两天多来进行分别谈话和座谈的情况，发现各地负责人都认为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解决了，党内、军内都存在着纪律涣散现象等主要问题，找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华国锋、汪东兴集体谈话。这次，参加的人最多，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也最为全面、详细。
毛泽东对华国锋、汪东兴、刘兴元、丁盛、卜占亚等人，先分别谈话，后集体谈话之后，便转道江西，华、刘、丁、韦、卜认识到毛泽东的谈话很重要，全都是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应该及时整理出来。
9月1日上午，为了便于保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起到韶山滴水洞，在不让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的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将毛泽东的先后谈话进行汇集整理。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将材料刻印5份。据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回忆：
1972年中共中央以12号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就是在毛泽东长沙谈话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71年9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参加会议的除起草小组外，还有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会上，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全文，读一部分，议论一部分。在议论革命委员会时，周恩来批评了极“左”思潮。他说：“要写上‘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些地方，把原来的政府机构完全打乱，这样工作搞不起来。”华国锋补充说：“要加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恩来赞成地说：“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上。主席还叫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唱起来。”
这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在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多次讲到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带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针对林彪等人的。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的华国锋，在武汉、长沙几次参加谈话，所以他在这里提出加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议论到关于统一战线部分时，周恩来谈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内容。他问华国锋：“国锋同志，主席跟你们谈话，谈没谈民主党派？”华国锋说：“主席讲到，民主党派没有造反，也没有给他们发指示。总的意思是还要，现在采取一个‘拖’字，等人民代表大会开过后一两年，再挂牌子。”
由于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断。
毛泽东南巡谈话十大要点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事出有因，概有所指，事关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主要是：
首先，提出和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在长沙对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联系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和不光明正大的表现，毛泽东说：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们的表现，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日、24日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心中有鬼，空虚恐慌，不光明正大啊！那几位大将到处放风，这不是共产党员的做法。敢讲，又偷偷摸摸收回来。做假，这是不光明的，共产党员应该敢做敢当，错了就改嘛。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不光明正大，华北简报出了毛病，就慌慌张张地收回去了；庐山会议我还是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我看那些人（指黄永胜等）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又不同我通气，同我通气也可以嘛，何必背后干呢？和你们通气没有？（在座的华国锋、韦国清和汪东兴等都说没有），我这次给你们通气。把脑子里的东西向大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一个人要敢做敢当，敢于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
要团结，不要分裂。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这次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回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谈，我要找他们谈。或者一个个谈，或者三、四个一起谈。总之，我的意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
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改正错误，不是看声明，而是看行动。陈伯达自称是小小老百姓。而他一向以理论家自居，怎么是小小老百姓呢？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挂在口头的、写在纸上的都比较容易，真正实践就难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看几年、几十年。人们说，要盖棺定论，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定论。斯大林死了，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现在苏联把斯大林否定了。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第二、回顾党内五十年来的路线斗争史。
毛泽东的这部分谈话，详见197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因为毛泽东历来认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也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他在长沙特别注重用党的路线斗争史教育党政军高级干部。他指出：
在历史上，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至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到陕北只剩下2万5千。中央苏区8万人，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值得说明的是，毛泽东历数新中国建立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有说明。然而应该看到，毛泽东讲历史的目的在于揭露现实问题，他认为发生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党内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需要提醒党的高级干部明白。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湖南历数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情况，目的在于提醒各地负责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中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毛泽东确实洞察到斗争的本质，关系到党、国家、军队的生死存亡。他回顾党内路线斗争史的价值，不在于为历史作定论，而在于史为今用，使党政军高级干部头脑清醒，不上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的当。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赞扬了叶剑英，说：
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都当了俘虏了。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军队如果不到西北，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陕北以后张国焘又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我说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了，你们信不信？
毛泽东是以史为鉴，教育高级干部在党内斗争中要站稳立场，明确方向，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真机会主义者的当。
第三、揭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的目的、性质和对他们的方针。
毛泽东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难的情况说：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围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与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的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挫败了林彪借设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阴谋。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中央委员会成员们感到异常震惊。
时隔一年，毛泽东南巡到湖南，在谈话中强调指出：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当然，我是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为了说明吹风的必要，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卜占亚说：譬如卜占亚，是省委书记，又是省军区政委，一方诸侯呀，这个情况跟他谈谈有好处嘛！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我讲的这些问题，先不要大会传达，要在省委常委里个别吹风。吹吹风有好处。
毛泽东又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坚持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我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第四，强调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
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针对林彪在抓军队建设上的错误，毛泽东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些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
第五，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搞唯心论的先验论。
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谈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接着说：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树吗？可现在，我已经被他树得不得了了。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天才是勤奋。我们还要当学生，天天当学生。我每天看两本“大参考”，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们党有两千多万人，党内坏人不到1%，这1%要吐故纳新；但是，不是都吐出去，有的要挂起来，要教育，要争取，没有查清楚的，要查清楚。党内还有落后分子，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教育过来。所以，要过十几年以后才能作结论。
毛泽东针对在长沙的几位党政军负责人讲话时经常使用“英明”、“伟大”这样的词语，明确表示说：老是说这个英明，那个伟大。我什么英明、伟大？英明领导就是提出新的东西，没有听说过的。你们还要来这一套。
大家听了，虽然感到问题严重，但并不太紧张了，因为都明白，毛泽东的意见实质上是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而发的。
第六，讲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表现及对他们采取的措施。
毛泽东说：99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指黄永胜擅自扣发毛泽东的批示），这怎么行呢？
毛泽东接着说：他们有一套办法，我也有一大办法。对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发下去，让大家讨论，弄清真象，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并适当地对大军区进行人事调查，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分化他们，教育受骗者，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介绍党中央采取这些重大措施，是向党政军负责人说明斗争还没有完，中央正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第七，指明了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建军方向。
毛泽东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
毛泽东强调：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讲到这里，毛泽东指了指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说我急躁粗暴。
毛泽东接着解剖自己，教育大家。他说：我也急，但是也要改，急躁不好啊！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讲的要合理，要符合事实，才有理。急躁粗暴是不好的，战士接受不了。但你不教育，不讲道理，让他自流也是不好的。
针对林彪一伙推行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说到这，毛泽东的大手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非常严厉而又自信地指出：
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呢？
毛泽东讲到这儿突然停止，环顾大家，指指丁盛、刘兴元严肃地说：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窝子，你们是黄永胜的老部下，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办？
丁盛、刘兴元听了，震动很大，既感到问题重大，也感到奇怪，摸不着头脑，很是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没有回答。
毛泽东又问丁盛、刘兴元：钟赤兵到广州工作，你们欢不欢迎？
按毛泽东前面所讲，这又是“掺沙子”的措施。毛泽东接着大手一挥说：有人说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第八，告诫军队和地方都要谦虚谨慎，讲团结，讲纪律，反对搞分裂。
毛泽东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指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泽东还直接针对林彪和叶群说：林彪固然坏，可是，他那个老婆更坏。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略停了停，毛泽东接着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这个把老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那个也把老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这不好，我规定，今后自己的老婆一律不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
对团结和纪律问题，毛泽东在南巡中对各地负责同志都是反复地讲。在武汉讲了，到长沙讲得更详细。不仅讲，还带头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泽东用手指敲了敲桌面，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坏现象，就是纪律涣散，党内有，军内也有。就是讲了没人听，听了不执行，或者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都是纪律问题，要进行整顿。
对于庐山会议发生的问题，我讲了这么多，是给你们吹吹风，和你们通通气。不管怎么样，结论要由中央来做。你们可以一两个、两三个地吹吹风，但不要对战士说，一定要遵守纪律。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我过去讲过四句话，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被历史证明了的经验，是不应该忘记的。我这次离开北京谁也没有告诉，希望你们也遵守纪律，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约束自己。
第九，分析了干部队伍的状况，讲了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要求干部多读马列的书。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有收获，也有损失后，毛泽东说：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1%，加上挂起来的不到3%。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指林彪反革命集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我这次也是给你们通气，把脑子里的东西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
毛泽东联系到有的同志由于不明真相，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造谣之后，也盲目表示拥护时，举汪东兴的例子说：
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汪东兴插话：正式讲三次），他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是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那个护士和服务员，都说好。
联系到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被陈伯达一类骗子欺骗、蒙蔽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希望干部要多读马列的书。他说：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毛泽东略作停顿，询问丁盛在家里读过书没有？丁盛回答说我没念过书，参军以后学了一点文化，主席的书可以看得懂。毛泽东接着对大家说：
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毛泽东随时随地都注意教育干部当学生，多读书。这次在长沙，他在寓所附近散步，遇见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苟先学，苟先学迎上去向毛泽东敬了礼。因毛泽东不太认识他，便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苟先学。”“你这个名字不错呀，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好嘛！”
第十，讲了人们对召开四届人大的各种心态。
毛泽东讲了他在列车上与工作人员交谈时了解到的情况，一般人是希望四届人大一开，形势稳定，好搞生产，使物资丰富起来。比如，列车员希望召开四届人大，是想得到免票费；还有的人希望物资丰富，能买到点好东西，如有的人为了买的确良，站了半天队，累得个贼死，还没买到。毛泽东还拉了拉丁盛身上穿的的确良衣服，议论了一番。
陈锦华的回忆录《国事忆述》中写了一个情节，反映了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在长沙的决策，对中国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陈锦华回忆说：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谈到人们对召开四届人大的各种心态，毛泽东话锋一转，一针见血地指向迫不及待抢班夺权的林彪集团：但是，有的人希望开四届人大，不是那么一回事哟。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文革”中的“大树特树”、文斗武斗、抢枪发枪等问题，要求一一加以解决。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十分清楚，毛泽东南巡在湖南的谈话内容，都是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向党中央发难的事件为主展开的，而且尖锐地、明确地提出了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还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自己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了。
8月31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湖南去江西。华国锋去送行时，毛泽东特别叮嘱他说，回北京后只能将谈话内容向周恩来总理一个人汇报。同时，毛泽东肯定了“文革”前的湖南工作，说“原来的湖南省委是好的”。这就为原湖南省委恢复了名誉，为大批解放干部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还在长沙时，就要求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赶到江西南昌。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毛泽东到达南昌后，立即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在专列上开始第一次谈话。
1971年这个炎热的夏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行色匆匆，到长沙5天（占南巡总时间的六分之一），连续召集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韦国清、丁盛、刘兴元开会，就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党中央发难、抢班夺权的阴谋进行深刻揭露，向中央和湘粤桂三省区及广州军区的高级干部谈话、吹风、打招呼、注射预防针，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意见，并通过华国锋反馈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对于随后党和人民一举挫败林彪一伙叛国投敌的惊天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所明确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刺中了林彪集团的要害。毛主席点名批评林彪的天才论，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我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就从理论上批判了林彪一伙的谬论。毛主席重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他强调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1991年汪东兴接受本书作者的专程采访时着重强调：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战役，是毛主席直接组织与指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战役便是在湖南进行的！
敲山震虎
毛泽东在长沙的重要谈话，湖南作了小范围的传达。1971年9月5日、6日，由卜占亚分别向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吹了风”；9月8日，卜占亚又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作了“吹风”报告；8日，省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同日，《湖南日报》奉省委指示，在全国各级报刊中率先刊登了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写的文章和这两首革命歌曲。各级领导干部逐步撕开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伪装，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所以在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各级党委能够很好地带领广大群众，紧跟党中央，积极投入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之中。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南巡“吹风”，要取得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很大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等人，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后，立即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他们密谋乘毛泽东正在南巡途中，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做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曾频繁窜来湖南进行反革命活动，为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先后有林彪死党、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副处长于新野，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参谋长顾同舟、政治部主任查全伦、管理处处长陈伯羽，空十二军军长解耀宗等人，都先后来湖南，与驻湘空军的少数人勾结串连。毛泽东明明知道，林彪、黄永胜在广州军区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但是敢于敲山震虎，在长沙谈话中点了林彪、黄永胜的名，就是要给他们一些警告，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在林彪一伙的串联下，湖南境内也出现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有的直接写信与林立果挂钩，得到了林立果的召见；成立陆战领导小组，进行空军陆战化的训练和演习，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作武装准备。还把毛泽东南巡在湖南对负责同志“吹风”的讲话要点、乘坐的专列到达和离开长沙的时间、去向，及时密报了顾同舟，为林彪及其死党策划谋害毛泽东提供了机密情报。顾同舟不仅于9月5日将毛泽东在长沙“吹风”的情况，密报在北京的林彪死党于新野，还于9月7日和9日两次派陈伯羽秘密来长沙活动，探听毛泽东的行动，窃取了湖南省委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吹风”报告记录，连夜整理报送林彪一伙。8月下旬，吴法宪把毛泽东在长沙派飞机接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去谈话的绝密消息偷偷地报告了叶群。9月5日夜里，于新野从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向顾同舟打探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三省区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并立即密报在北戴河的叶群。9月6日晚，正在紧锣密鼓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南巡长沙等地谈话的要害内容后，顿感大势不妙，他们连夜同林立果商量对策，很快下定了破釜沉舟、驾机逃跑的决心。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手令是用红铅笔书写在一张白纸上。
具有高度政治警觉性和斗争艺术的毛泽东，也从林彪一伙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了危机的临近。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他了解到林彪一伙的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果断机智地采取措施，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一路兼程，迅速乘车北上，提前于9月12日回到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
之后，林彪一伙更加惊慌失措，决定实行第二项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到广州另立中央，并于9月12日私调飞机，准备于9月13日晨7时起飞。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专门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
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同时命令：256号飞机起飞必需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
至此，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广州的阴谋已败露，就提前几个小时，于9月13日零时32分，强行乘256号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乘员全部死亡。之后，“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后来，中央于1972年8月26日召开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负责人出席会议，而且做了发言，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现状，警卫工作问题，应对措施等。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从毛泽东南巡，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泽东的行程，谋划刺杀行动说起，谈到了湖南存在的问题，湖南驻军的问题，最后转到警卫工作。他说：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看来警卫工作我们不认真抓不行，有的同志过去没抓过，从现在起就要认真抓。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外宾警卫任务很重。这次开会，就是要交流一下经验，并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番整顿。
毛泽东的南方巡视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至今已30多年过去了。恰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的那样：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毛泽东南巡在长沙的谈话具有战略意义，对于取得粉碎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南巡谈话稿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在长沙聆听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华国锋，回到北京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两次汇报，使周恩来在北京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指挥一切，挫败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政变企图，有了思想准备和指导方针。这是党和人民最终战胜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关键环节之一。
毛泽东南巡到长沙，对广州军区和湘、粤、桂三省区党政军负责同志的谈话，起到了及时的作用。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两个月的一次谈话中说：
（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毛泽东这样讲，也充分说明了南巡长沙谈话的重要意义。
历史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在长沙南巡谈话的日日夜夜。
历史记忆：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
汪东兴1996年10月14日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史。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
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8月28日晚上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谈话。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50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50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把头转向韦国清，表扬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有没有参加呀？
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28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我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们座谈讨论了一次。
8月29日，我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边听我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我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我：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我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我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毛主席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
我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我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我，要我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作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宇，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
服务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主席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当时，毛主席确实是打算回到北京以后，再找林彪他们谈谈的。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申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指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作者注）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我：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知道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想回答说：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8月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l点钟就开走了。
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下午l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
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