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8日—19日，毛泽东视察湖南。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毛泽东在湖南“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的初期，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对湖南省的工作给予指导。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明确批评造反派说：
搞喷气式，一斗四五个钟头，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有理，搞喷气式干什么！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许世友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干部都不用，这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过，犯应该改，要允许工作，不能过火了，不能搞逼供信；江渭清、谭启龙、江华、韦国清、刘俊秀、张体学、张平化、李丰平要保，杨勇要保；朱德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还是要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月27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写了批语：
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讲起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5月14日，毛泽东在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时写了批语，强调说：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7月12日，毛泽东与周世钊晤谈了三个小时。在谈到长沙“高司”与“工联”的6月6日武斗时，毛泽东告诉周世钊：
“‘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他们的历史情况和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
7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再次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杨成武和他一起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毛泽东说：15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自此开始。
7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
随同毛泽东视察和毛泽东接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赫赫有名的人物。
谢富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张春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日报》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候补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杨成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
余立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李作鹏，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海军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
黎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副师长，志愿军师长，解放军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解放军四十七军军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央候补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万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益阳地委秘书长，地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纪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常德地委第一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兼省社队企业局局长。
章伯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人民银行经理，省财政厅厅长，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的第二天。这天凌晨，毛泽东乘专机秘密从汉口起飞，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紧接着进行了闻名全国的大视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几个月里，专机一直跟随他的脚步，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但是毛泽东一直是乘专列，没有再乘专机。
9月17日，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大托铺。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张耀祠陪同到湖南视察。
湖南形势怎么样？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湖南省的军政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登上专列，接受毛泽东的召见并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要比对江西的干部略熟悉些，一边握手，一边随意问道：“有什么新闻啊？湖南形势怎么样？”
解放军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当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仍穿着军装，干脆明了地汇报起情况。他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湘潭的经验很好嘛！有那么多的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保守组织的头头尤其要政策恰当。要让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造反派也要学习，不然回去还是不好混。
毛泽东在听取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汇报时不断提问，并有针对性地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地方汇报的形势和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毛泽东总结说：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辩论。
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到成果的时候了。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针对湖南的情况还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
谈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
他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枪就有三百万条。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毛泽东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解放军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毛泽东说：这是一条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毛泽东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毛泽东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湖南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毛泽东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还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一元钱打一次。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毛泽东回忆起当年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一些行会思想，那时候入会每人要交六块大洋。
毛泽东强调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
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情况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过去有“四不”，现在不拿枪，有“五不”了。这也是一个好经验，造反派给战士上课，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询问以前见过的湖南省委的干部现在的情况，说：你们还有一个姓万的吗？叫万达，现在怎么样？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毛泽东说：等一段嘛。王治国现在在哪里？华国锋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毛泽东问：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有高血压。
万达曾任湖南省益阳地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农村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监委书记。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过问了他的去向之后，他很快恢复工作，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
谈到“高司”问题时，毛泽东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毛泽东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毛泽东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毛泽东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大大精简）。
毛泽东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华国锋回答：“农民照样作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强调：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只要犯过错误的，军队的，党政机关的都要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毛泽东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红旗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11月批过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毛泽东点了点头。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都要做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做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一段）
毛泽东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强调：最后归结起来还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的，向群众作了检讨的，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毛泽东这次回湖南，还向华国锋等回忆了自己1917年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感慨地说：那时的山路很难走呀！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对长沙的很多情况都记得很清楚，引述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历史材料。毛泽东还询问了有关韶山的人与事，谈到他早年的塾师毛麓钟的儿子、原湖南省科委主任戈楷时，黎原汇报了戈楷的近况,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
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比我小20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戈楷叫毛泽普，我们韶山原来没有文化，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毛泽东自1966年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以后，对韶山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一直关怀备至，但他对当时韶山和围绕着韶山的一些作法并不满意。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电报作了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于9月24日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来到长沙，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要我们联合起来。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为什么要分两派呢？”“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要我们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毛主席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造反，一派是保守，保守总是上头有人，不能压，越压越反抗。”
在汇报湘潭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能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边自己起来造反。”
毛主席要我们正确对待干部。毛主席说：“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现在犯错误的“一是政治原因，一是作风问题。政治原因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风问题是做官当老爷，不能平等待人，因此，要把上下关系搞好。”
毛主席要我们造反派加强学习。毛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打乱了。”
毛泽东乘专列视察过程中，了解到铁道部专运处职工中也成立了不同的派别组织，就在专列上召集各派负责人开会，对他们说：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要联合，尽快联合，要斗私批修。各派组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开始联合，并于9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大联合的情况。毛泽东批示：送你们几个字：一、狠斗私字，多做自我批评；二、批修。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
要扩大教育面。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9月21日，毛泽东结束在湖南的视察，乘专列从长沙抵达武汉，继续对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进行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