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0日—18日，毛泽东回湖南调研考察。
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以后，即刻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长沙，王任重随行。这时的湖南大地，春意正浓，空中有燕雀飞翔，水上有渔船撒网，大田里有社员们开始忙碌着插秧，湘江岸边，万绿峥嵘，橘子洲头，鸟语花香。
4月10日夜，毛泽东专列进入湖南。到长沙后，毛泽东住了近10天。
4月12日，毛泽东阅罗瑞卿就中办简报反映的广东、湖北两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死人现象的事情写信给陶铸、王任重，批示：“当前试点工作，一定要派出强的工作队。如果选人不适当，不仅不会办好事，还要干坏事。”
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张平化等讨论修改毛泽东等给赫鲁晓夫祝寿的电文。毛泽东分析说：
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越来越怕，一年不如一年，他发表的（反华报告、决议），看起来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苏共的报告、决议），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摘其要点，还要向国外广播。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
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但是，毛泽东也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从最坏的方面准备，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要准备两手。
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发表长篇谈话，坦率指出：
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说就叫修正主义。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4月16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与陪同刚果客人前来长沙的周恩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一起，与刚果客人合影留念。
4月18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同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湖南省委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到达南昌。在长沙这一周，是他统揽国际风云、总理国务政务的一周。
在离开湖南的专列驶动以后，毛泽东听了播音喇叭里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地哼唱了两句，工作人员听了，在一旁悄悄地笑，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的不像是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
主席和总理过问养猪饲料
4月16日，周恩来陪同外宾来长沙后，想了却一个心愿，那就是想到毛泽东故居韶山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便陪外宾去韶山参观。返回长沙的路上，周恩来向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其中问到湖南的生猪产量为什么下降？杨树青马上意识到，是自己在去韶山的途中，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湖南的生产情况时，言及生猪饲养问题，想不到总理却搁在心上，还要弄个究竟，真是夙夜在公，心系人民啊！杨树青便根据了解的情况回答说主要是猪饲料供应不足。
回到长沙，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这个情况。毛泽东立即叫来杨树青，问：“为什么猪饲料不够，平均是多少？”杨树青如实地汇报，是75斤。毛泽东说：“我在湖北听说是100斤呀！”周恩来没吭声，出来问杨树青：“75斤是不是真实数字？”杨树青如实地说：“是副省长、省财贸办主任尚子锦告诉我的，是可靠的。”周恩来、毛泽东都知道，那时候湖北不比湖南粮食多，他们还从湖南调粮食去。究竟是湖南的真实，还是湖北的真实呢？周恩来责成杨树青进一步查一查。杨树青当即查实：猪饲料的供应是各省自己定的，不是全国统一的。湖北鼓励农民养猪，猪饲料的供应定得充足些。查清情况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汇报了一次。毛泽东认为湖北猪饲料供应是100斤，湖南为什么才75斤，责成湖南省委重视解决农民养猪饲料不足的问题，提高生猪产量。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委重视提高猪饲料的供应量，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促进了生猪生产。
当时，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刘亚南患了肝炎，治好了。在九所举办晚会时，刘亚南站在门口守候，毛泽东来了，见到他就握手。因为刘亚南患过肝炎，担心不卫生，连忙双手一拱说，主席。毛泽东明白过来，也就拱手，表示理解刘亚南的处境和用意。毛泽东多次到湖南，同省委接待人员相处得极为融洽。
4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主要是《双十条》下达后，落实到农村“四清”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具体反应。王延春从郴州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问他在哪里蹲点，他回答说在郴州。毛泽东关切地说：
你在那个三绝碑的郴州蹲点，那是湘江的上游呀！要把郴州工作搞好。
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毛泽东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4月5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毛泽东作了明确的回答：
“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
毛泽东说，株洲一个会计贪污了两次，只评功摆好，不评过摆坏，能解决问题吗？当张平化汇报到湖南农民比湖北、广东收入少时，毛泽东说：
其原因是副业少，单打一。而且劳动力有剩余，没有事做。不平衡就用比、学、赶、帮的办法。省与省之间要沟通。
毛泽东和邓小平给赫鲁晓夫“祝寿”
1964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值得一提。那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长沙给赫鲁晓夫“祝寿”，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中一段别致的插曲。毛泽东在长沙说：
我们要致电祝贺赫鲁晓夫的70寿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要讲团结。因为《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要知详情，先要作点铺垫说明。
自20世纪60年代初愈演愈烈的中苏两党大分歧、大论战，到1964年，已趋向公开化、白热化。毛泽东原来一直把主要精力花在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同苏联赫鲁晓夫的斗争上，现在逐渐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国内问题上来，因此他觉得中苏两党的论争应该讲点中庸之道，缓和一下。
1964年3月，毛泽东又像往年一年，开始筹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离京前，他在北京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有关工作，特别提出：
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贺电），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的这个斗争策略，虽然是灵机一动，却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是出其不意的一着好棋，得到中央常委的一致同意。
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10余年来在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粗暴作法，推行强权的对外政策，激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赫鲁晓夫两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也回访过一次，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率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苏中之间的政治斗争和领袖交锋发生过许多次，由幕后进到台前，日益公开化。甚至于发展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苏联不惜采取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企图用经济科技方面的扼杀手段，对付中国人民。特别是苏联中断在原子弹方面同中国的合作，使毛泽东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1963年7月13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赫鲁晓夫撕破假面具，露出反华真面目，挑起公开论战。
从9月6日开始，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即《一评》），在一年时间里，总共组织撰写发表九篇文章，对苏共中央的反华行径进行理论剖析和严肃抨击。这九评都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审定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到1964年3月31日发表《八评》，中苏论战已经达到高潮。所以，毛泽东因势利导，利用赫鲁晓夫寿辰之机，从北京到长沙连续执导了一幕给赫鲁晓夫祝寿的短剧，以便更好地掌握中苏论战的主动权。
1964年3月底，毛泽东在南下离开北京前，又在中央常委会谈到：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换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示一点友好之意。
毛泽东估计中苏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中国共产党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是要准备这个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
毛泽东交待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为表明中国慎重其事，毛泽东还要求贺信要用四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联合贺信，用毛、刘、朱、周四个人的联名签署（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
为了使大家充分认识同赫鲁晓夫既斗争又团结的意义，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讲了一个《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历史文学掌故，说：
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108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苏论战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即《八评》。文章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的谬论，把赫鲁晓夫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拜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的白劳德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说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先生。最后引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八评》发表后，苏共中央立即公布了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叫嚣反华的文件，《真理报》发表了宣扬反华内容的社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显得既剑拔弩张又色厉内荏。
中国方面，因为有毛泽东事先筹划和研究，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常委们，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开会碰头研究对策，决定中共先按兵不动，冷静观察一个时期，同时认真修改完成《九评》。中央认为，前段时间，写作一至八评很紧张、很辛苦，现在可以稍稍缓和一口气，决定让写作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带领秀才班子到外地去参观休息，休整一下，以利再战。写作班子里的秀才闻讯，欢喜雀跃，纷纷整理行装，离京向西北而去。
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彭真率九评写作班子的秀才们，搭乘专列西行，走马观花，一路参观了大同、云岗石窟、包钢、银川、兰州，大家的劲头方兴未艾。谁知，到兰州的第二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紧急电话通知追踪而至，要邓小平带几个人马上从兰州飞长沙，参加毛泽东在那儿召开的会议。按毛泽东点名，邓小平、康生、吴冷西三人立即停止休假，于4月12日中午飞抵长沙大托铺机场。他们下飞机以后，才吃过午饭，毛泽东就通知大家开会。
4月12日，邓小平一行到来后，毛泽东当天下午就在湖南省委院内的住处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王任重、张平化等开会。与会者，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常委、总书记，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总编辑，王任重、张平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分别任湖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显然，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小型会议。1964年4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在长沙和邓小平等人推敲、修改和发出了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稿。
关于长沙碰头会的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加以说明：北京传过来的给赫鲁晓夫的贺寿电文要修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越来越怕，看起来气壮如牛，但是色厉内荏。
秀才们在北京起草的这个贺电写得比较长，并谈到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刘少奇阅改后，从北京直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邓小平等同志说：不赞成这样写法。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它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这个“一旦有事”，是指赫鲁晓夫可能在苏共党内国内遇到麻烦，毛泽东强调要含而不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毛泽东还分析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越来越怕，一年不如一年，他发表的（反华报告、决议），看起来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苏共的报告、决议），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摘其要点，还要向国外广播。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毛泽东还说：《九评》、《十评》的写作要抓紧。《九评》可以考虑彻底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国外根源和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邓小平提出了设想，如果《九评》写得好，就可以作为评苏共公开信的总结，大家要下功夫把《九评》这篇文章写好。邓小平还说，这篇文章要费些力气，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站得住，理论上站得住，我们先观察一个时期，再来完成这篇《九评》。
毛泽东还就中苏贸易谈了他的意见。他要邓小平告诉周总理：
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转达给周总理，把毛泽东的这个原则指示作为中苏贸易的一个指导方针。
第一天的会议散后，4月12日晚上、13日上午，邓小平主持与会者对给赫鲁晓夫的贺电进行修改。先由吴冷西改写一遍，再由邓小平召集吴冷西、王任重、张平化和康生一起议论修改。讨论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写详细一点，一种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
邓小平综合大家的意见，要吴冷西消化大家的意见，起草一长一短两个稿子，下午再讨论，讨论完毕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审阅。
14日上午10时，吴冷西把修改好的两个稿子，拿到毛泽东的住处，一并交给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并附言：“林克同志：这两个稿子，小平、康生同志又作了几处修改，请转呈主席审阅。”
4月14日下午3时半，毛泽东收阅了两个修改稿，并作了修改，批示道：
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再印七份，立即发给我们四人和陶、王、张（即毛、邓、康、吴和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下午五时开会通过。
邓小平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聚集到毛泽东处，马上开会研究。
听取邓小平等人的修改情况汇报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说：
原来稿子太长不好，现在太短也不好，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在吴冷西起草的较为详细的那一稿上，毛泽东动手作了认真的修改，加了许多段插话，一是修饰语气、表示客气，二是加上一些铺垫词句，最主要的是改了一头一尾，开头处他在赫鲁晓夫的职务头衔与祝贺语言之间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用意就是表示贺电是一个和解的电报，使苏共能够发表；在结尾处他加上“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一句话，显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意义。
对毛泽东的修改，与会者均感觉是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不由得佩服之至。
稿子修改定稿后，毛泽东要求立即电传到北京，请刘少奇、周恩来再过目，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70寿辰是4月16日，毛泽东最后在长沙定稿是4月14日，贺电必须在4月16日前发出。
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周恩来，贺电发出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友好，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毛泽东说：
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但是，毛主席也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从最坏的方面准备，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要准备两手。
毛泽东讲完以后，已是晚饭时分，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共进晚餐。邓小平抓紧晚饭前的时间，交待工作人员立即把贺电稿发给北京，请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周恩来收到电稿后，马上同刘少奇都认真看了一遍，很快给长沙回电话说，少奇和他都同意主席在长沙修改过的稿子，并安排把电稿于4月16日凌晨用明码电报发到莫斯科给苏共中央赫鲁晓夫。
周恩来做事，从来都是既稳重大度，又雷厉风行。他具体指挥，使毛、刘、朱、周领衔的给赫鲁晓夫的贺电，4月16日发出，晚上新华社就广播了，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全文。毛泽东、邓小平修改定稿的贺电，称赫鲁晓夫“亲爱的同志”，既热情洋溢地称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又精炼地说明“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它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最后则坦率直言：“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电文在各报纸发表以后，许多党员干部感到很惊讶：怎么给赫鲁晓夫这么一个温和的贺电？特别是对电文上称他“亲爱的同志”，说一旦有事还要团结，普遍反应强烈，但是人们仔细一想，都由衷地叹为观止，猜测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因为当时中苏论战正酣，火药味十分浓，突然来了一个毛泽东领衔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大策略变化，而且10天内中国国内所有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尽显中国共产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充分展现毛泽东运筹帷幄，偃武修文，一张一弛，亦庄亦谐，挥洒自如，那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智慧和天才，在国内外都引起强烈的反响。
虽然，这只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中一段降调的插曲，但是尽可以使人们领略到毛泽东的政治高明和领袖魅力。
在毛泽东的亲自督导和反复修改下，《九评》脱稿，毛泽东还为它改了一个新篇名，把原来设想的篇名《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都不用了，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这篇文章画龙点睛，增添了气魄、理论光彩和深远影响。
《九评》这篇文章，从积极意义上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样防止修正主义，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九评》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可能切实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但是他们的认识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事实上，1964年4月，毛泽东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长沙给赫鲁晓夫“祝寿”，是希望赫鲁晓夫改弦更张，停止反华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但是赫鲁晓夫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既在反华的路上越走越远，又未能妥善处理苏联党内国内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当年他就在政治上“寿终正寝”，也是必然的结果。
同外国客人畅谈民族解放和国际共运
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就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现实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与来宾进行长时间的坦率交谈。
4月16日，毛泽东会见了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刚果（布）即1960年8月15日独立的法属殖民地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简称刚果（布）。刚果（利）即1960年6月30日独立的刚果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简称刚果（利）。后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为金沙萨，共和国改为刚果（金）。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
两个刚果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比较友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注重同非洲国家发展友谊，赢得各新独立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敬意和亲近。此前，毛泽东在来长沙的当天4月10日，还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在谈话中着重批判了赫鲁晓夫“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论调，强调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从来不认为少数领导者可以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在长沙短短一个星期时间，毛泽东不但会见了多个外国党代表团，而且亲自领导邓小平等修改、发出给赫鲁晓夫祝寿电，精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观点，指导中共对苏共和赫鲁晓夫掀起反华、反中共浪潮、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健康发展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会见来自亚非国家的政界人士，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他中肯地向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不同，深入浅出地同西方国家的客人纵论国际大趋势，赢得外国政要的由衷钦佩。在湖南长沙的这些外事活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视界宏观远大，善于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潇洒自如的领导艺术；显示了他坚定执着、信守初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清醒冷峻、独立支持的领袖人格；特别是他正确处理国际重大问题的高水平和敢于也善于同敌、我、友多方面交往周旋的气度、风度，令人钦佩。
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外宾的长篇谈话，集中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层思考，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其中不乏辩证的哲理的闪光。可惜当时湖南省委作了记录后，仅存入档案库中，并没有宣传出去，以发挥毛泽东重要谈话精神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作用。
历史档案：毛泽东与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15日）
湖南省委档案记载，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主席：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非洲，对亚洲、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的帝国主义军队。
主席：现在好些了嘛。现在有些教员了嘛，有些医生了嘛，有些工程师了嘛。工厂也可以开起来，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看起来你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这还只是讲你们文化方面啰。没有讲经济方面，也没有讲医务方面。你们有些工作是不是军队的人在做？
纳比：军队现在参加了大的工程和地方管理工作。
主席：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可能没有你们的高。
纳比：我们想正好相反。
主席：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一百个人里有八十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受压迫的、没有多大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跟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他们走。工程师也不跟他们走。他们说他们在大陆上带了二百万人走了，主要是军队。他们过去有几百万军队，打到后来，带了三十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约有六十万人。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像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笑声）那时候你们有一个总理，叫阿巴斯，和我谈过，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国军队也用我的打仗的书来教育法国军官，想消灭你们。
主席：我跟阿巴斯说，法国军队是压迫人民的，是用不了我们的经验的。听说美国的军队也用我们的材料教越南南方的反动军队打南越人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人民军队积累起来的经验，归根到底，他们用不着。（对拉齐兹）你写过些什么书？
拉齐兹：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法国军官想利用毛泽东著作打我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为封建主来打人民，而主席的著作是教我们为了人民去打封建主。
主席：对的。结果法国没有赢，你们胜利了嘛！比如中国，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你们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古巴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胜利了吗？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仗，你们花了七年时间，古巴只花了三年时间。情况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你们根据你们的情况、敌人的力量，所以要花七年时间，古巴的情况只要三年。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花了二十二年。
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掉，那不能怪蒋介石，只怪我们自己。统统丢掉，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两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两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八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比：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广州，现在又到长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纳比：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次和周恩来总理讲话时已经谈过了。周总理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讲话的习惯是短的。我们把毛主席说话的这种规则，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规则。另一个原因是，毛主席充分了解当时局势。
主席：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净，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来，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八十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我提到政治方面，是因为还有反对你们的，也有要推翻你们的人。有没有？
纳比：在我国的周围有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国内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仆人，他们反对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主席：国内没有吗？
纳比：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他们扶植一些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这些资产阶级就成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他们想要实行对人民的控制，这批资产阶级是殖民主义一手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在经济方面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人就是右派分子，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还有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动。这是些自称有进步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实际上是托派。
纳比：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健康力量表示的信任。我的同志和我，会把这一点转告我国的革命者。
主席：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也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为什么阿巴斯、贝勒卡塞姆跟不上了呢？
纳比：这是因为，——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三十多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
纳比：至于我国的革命形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可以适用的，是和我国革命思想吻合的。就是说，我们经过幼稚病的阶段。
主席：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说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来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
（对周而复）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谈。你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而复：反陈独秀时我们还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主席：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总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纳比：我和我的同志们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真理。因为您领导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那里，没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以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长的身份，而是以作家的身份讲的。
纳比：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主席：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三十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意去，而是国民党不让我去。（笑声）
纳比：我们在中国很幸运；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首先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长征的经过。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发现门口处写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主席：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没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的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从轻机器入手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
我跟你们的谈话和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讲的就不同。我就不对他们讲什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还犯的错误就更不讲了。（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如实了解中国情况，不要只了解片面的。法国代表，他们不愿听这一套。讲革命经验对他们无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和他们讲干什么呢？你们是革命党，我见了革命党，就介绍两方面的经验。我只对你们讲。对别国的革命党也讲。
纳比：刚才我讲到，我们关切着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它已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的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我们也知道，这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
主席：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假如一点好处没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也不忙做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两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
毛主席最后同全体外宾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