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8日—18日，毛泽东回湖南，主要是对农村工作开展深入的调研考察。

　　4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到长沙，指导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4月9日晚，在专列上，张平化、胡乔木先后向毛泽东汇报农村调研的第一手材料，重点是了解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农村体制问题。

　　4月11日晚上，刘少奇到毛泽东的住处蓉园一号楼，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并表示准备亲自再剖析几个典型，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很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指出当前湖南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整顿。两位领导人商量决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来湖南住上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写信，要求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

　　4月13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委内瑞拉参议员、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和平人士洛萨诺和他的儿子、左派革命运动主席成员、内科医生埃斯皮诺萨，并合影留念。陪同会见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热烈支持。

　　4月15日，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韶山调查材料。4月17日，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在长沙召开，张平化在讲话中贯彻了在湖南调查中所作的指示精神。

　　学习少奇同志的办法

　　1961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带领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重点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实施情况。调查组与韶山公社党委在社员自主决定的前提下，解散了204个公共食堂。这是全省最早解散食堂的公社。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率中央工作组到长沙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4月9日，刘少奇到长沙，11日在蓉园向毛泽东汇报农村调查的初步工作情况。刘少奇当时住在蓉园三号楼。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回到长沙后，到蓉园三号楼看望刘少奇。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蓉园三号楼的客厅里交谈了约两个小时。当时，他们究竟谈了什么，人们无从知道。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在湖南的调查工作和会谈，对加深全党对当时农村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共产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次湖南调查评价很高，曾说：

　　我就想下个决心到我那个家乡去，学少奇同志的办法。

　　中央警卫局负责刘少奇警卫工作的许永福回忆说：

　　4月11日晚，少奇同志前往省委蓉园宾馆一号楼，向刚从广州来长沙的毛主席汇报了初步看到的湖南农村情况，并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12日，毛主席来招待所看望少奇同志。毛主席进门时，我去给开门，毛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许永福。”“久闻大名。”毛主席说完就进了屋。当随身警卫员田银玉同志出来时我问他：“刚才毛主席进门时说什么话，我没听明白。”小田说：“毛主席说‘久闻大名’，意思是说毛主席好久前就知道你的名字，但不知其人。你不是1959年5月随毛岸英的爱人刘思奇及张韶华（刘思奇的妹妹）到大连看望毛主席的二儿子毛岸青，事后你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毛主席看过后，叫我们转告警卫处，谢谢许永福。所以他老人家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4月，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在湖南领导调查研究工作期间，湖南省委安排了一顿招待宴，请两位主席吃饭，省委常委作陪。毛泽东可能觉得困难年月，主席要带头过苦日子，他没有出席这次宴请。刘少奇为了使省委常委们下台阶，参加了吃饭，但说了一句下不为例。省委因此对两位主席在湘半个多月的生活再也没有着意照顾了。相反，毛泽东到湖南总是注意减少给地方工作添的麻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毛泽东回湖南住专列上，有时睡不好，高智建议下火车到省委招待所去住，毛泽东常常不同意，原因是他不愿意麻烦地方同志。

　　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武汉除会见外宾外，他了解湖北省委贯彻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4月8日，毛泽东马不停蹄地赶回长沙，继续推动湖南的调查研究工作。4月11日，毛泽东在长沙给汪东兴写了《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三）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给湖南省委书记处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及时而深刻，给湖南省委以很大震动，他们立即传达贯彻，接受毛泽东对湖南工作的分析和批评。毛泽东的批评很深刻，使湖南同志深受教育、长期受益。直到30年后，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李瑞山、万达等回忆到此事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毛泽东的批评一针见血，效果很大，他们都记忆犹新，时刻警醒自己。

　　当时，看到毛泽东的批评信之后，4月14日，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和正率中央工作组、中央调查组分别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刘少奇、谭震林、胡乔木写信，检查湖南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和毛病。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少奇，震林、乔木二同志：并送任重、延春、东兴同志：

　　主席四月十一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的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

　　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副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我对于湖南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认识虽逐步加深，但一直落后于实际。半年来的整风整社运动，有一定成效，但只在一些动手较早领导较强的重点县做得比较好，大部分地区不彻底，一部分地区甚至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等。

　　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是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吸取同志们更多的批评和帮助，特将主席的指示和我的检讨，同时发给参加我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工作队长、县委书记、地委和市委书记、省委以及各部门领导同志阅读。

　　4月14日晚上，毛泽东同张平化和从武汉来到长沙的王任重、王延春谈话两个小时。

　　胡乔木向毛泽东报送调查材料

　　4月14日，率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公社调查的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4件调查材料，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增产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包的五百三十一斤增包至五百四十一点六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在已减至一万余人，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所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胡乔木的信，附上了四件调查材料，交给参加中央调查组工作的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华初利用回长沙开会的机会，交给张平化同志转呈住省委蓉园的毛泽东审阅，毛华初是毛泽民结发妻子王淑兰的养子。张平化马上到蓉园，转交给毛泽东。第二天，毛华初又应约到蓉园四号楼，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中央调查组在韶山的调查工作，主要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解散食堂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询问道：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为什么办不下去？同样多的粮食为什么吃食堂就吃不饱？办食堂为什么那样严重地破坏山林？你们是不是认为食堂不办为好？

　　毛华初按照调查组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作了回答，为毛泽东了解和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

　　毛泽东交待，要毛华初回去后跟胡乔木讲，韶山要搞好，唐家也要搞好。对中央调查组的农村调查工作提出了简明扼要的要求。4月17日回韶山后，毛华初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在4月14日当晚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信和几件调查报告，于第二天上午即批给正在主持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省委书记张平化：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发好。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了他当天下午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常德地委小组会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首先把人们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解决。毛泽东同意王任重的意见。

　　4月16日，湖南省委发出第188号文件，转发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市县委“立即仔细阅读，并派出一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书记，亲自深入到一个食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以便取得直接经验，在全省三级干部会后，有组织地处理好一部分或大部分食堂散伙的问题”。

　　4月16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参加的会议，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17日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交谈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应该如何开的问题。稍后，毛泽东再次找王任重谈话，提出要敞开思想，要作自我批评，要把王延春调到湖南工作，要王任重在湖南多住几天，帮助湖南把会开好。

　　4月18日早晨，毛泽东离开长沙，经株洲前往南昌视察工作。

　　接照毛泽东的指示，湖南省委利用正在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广泛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给张平化的信，和中央调查组组长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以及4个调查材料，对于总结吸取前段工作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脱离群众发号施令，脱离实际强调办公共食堂，征购任务过重等错误的教训，起到了“一副对症的良药”的作用。同时使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工作队长、县委书记、地市委书记、省委及各部门领导同志，直接受到毛泽东指示的教育，很快传达贯彻到全省的实际工作中去。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批转全国：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毛华初回忆说：

　　1961年3月组织上让我陪同乔木同志去韶山调查。经过一个多月调查后，省委通知我回长沙参加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农村问题。4月14日，我带着乔木同志给主席的信回到长沙。乔木同志在信中说：“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我回长沙后，写了一张请求大伯接见的条子，和乔木同志的信，一并交张平化转交给大伯。4月15日，大伯单独召见我。大伯说：“乔木同志的信和附来材料，我昨晚上都看过了。”我当时想，既然大伯已将材料看过了，我只应该抓急待解决的问题汇报。于是我汇报了群众要求解散食堂的问题，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大伯为了进一步探清问题的实质，又提问说：“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呢？”我说：“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大伯又追问说：“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我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再加上小菜半年粮，主粮就省下来了。”大伯理解地点了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森林那么严重？”我说：“因为集中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不禁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树都砍着烧了。”大伯又发问说：“依你看食堂不办为好？”我说：“是的，群众都不愿办。”“你们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在湖北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人，你主张解散食堂，那不是和你们的省委书记唱对台戏吗？”我说：“那也许是当时的认识吧。”我们谈的时间比较长。护士进来请大伯休息，我忙站了起来。大伯摇了摇手，要我坐下，又关心地说：“唐家（主席外婆家）生产队怎么样？”我说：“唐家一个屋堂，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小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团结性差。”这时护士第二次来催大伯休息，我起身告辞，大伯却又按了一下手，要我坐下，严肃地说：“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但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要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

　　继续强调调查研究工作

　　5月9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回信，赞成他继续在湖南、湖北开展农村调查：

　　湖南省委转胡乔木同志：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小平同志：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

　　毛泽东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张平化的一封回信中强调说：

　　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省委立即转发了毛泽东这封信，从省委到各级党委，更加主动地深入基层，注重调查研究，总结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手解决湖南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1961年8月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湖北省委副书记王延春从湖北调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主管农业，进一步加强了湖南省委书记处领导班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