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由北京出发，一路经河北、河南、湖北到湖南，边走边听汇报边征求意见。毛泽东于12月21日为中央起草了《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

　　12月23日晚上8时，毛泽东从武昌南站乘专列到达长沙，在湖南停留两天。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检查指导农业合作化工作，讨论制订“十七条”（后来扩展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广泛征求省地市县负责人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并研讨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等关乎“三农”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同湖南省地市委书记研究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农业增产措施、消灭地方病特别是血吸虫病和除四害等问题。当时，毛泽东在发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在认真地考虑和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社升级和发展生产、加强管理等相关措施。毛泽东提出要有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县委书记参加座谈会，长沙县委副书记韩瑾行（毛泽东侄子毛华初的爱人）下乡去了，未能赶回来参加汇报，后来十分遗憾。省委通知益阳、宁乡县委的两位书记参加了座谈会。李瑞山、孙云英、陈郁发、张鹤亭、张振江等参加了座谈。

　　毛泽东高瞻远瞩，已经在筹划合作化以后的工作思路。他对湖南省的同志们说：我写了农业发展十七条，这次从北京出来，一路都在征求意见，现在看起来十七条不够，要搞个几十条，把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都规划一下，请各地发表意见，看能不能完成。

　　12月24日夜间，毛泽东乘专列前往南昌。

　　征求干部对《十七条》的意见

　　在停放的专列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惠、谭余保，常委胡继宗、李瑞山，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委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秦雨屏，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等人。

　　李瑞山，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宁乡县委书记、益阳地委书记、常德地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长沙市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中央委员。毛泽东回湖南视察工作时多次听取他的汇报。

　　孙云英，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常德专署专员、常德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长沙市委书记、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回湖南视察工作时多次听取他的汇报。

　　陈郁发，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沅陵地委书记、湘西自治区委书记、解放军一二三师政委、郴县地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张鹤亭，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宁乡县委书记、益阳地委常委、益阳专署副专员、省农机研究所所长、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毛泽东回湖南视察工作时多次听取他的汇报。

　　张振江，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益阳县委书记、益阳专署副专员。

　　毛泽东召开了专列上的座谈会，专题座谈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逐条征求意见。毛泽东要求加速农业合作化速度，并认为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孙云英回忆说：我每次同毛泽东接触，他都是谈笑风生，说很多幽默的话，把人逗乐，使大家毫无紧张拘束之感，大有轻松舒畅之情。我向他汇报工作，他不时插话，有时我说几句话他讲一大篇，这不仅是听汇报，他是在同我们促膝谈心，以平等的态度讨论研究问题，就这样他既摸到了我们的真实思想又调查了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他的领导艺术，也是他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辩证唯物论领导法。

　　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曾详细记述此次向毛泽东汇报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其他工作的情况，有情有景、有声有色，仅从下面几段情节，可以反映毛泽东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细致和优良作风、独到方法。

　　张鹤亭随周小舟赶到长沙老火车站北侧的专列停靠地时，天已经黑了，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微笑着迎接陆续赶来参加座谈讨论的省、地、县委书记们。毛泽东见张鹤亭年轻，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毛泽东同大家打过招呼后，首先说：

　　召集大家座谈，主要是发展农业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

　　接着他分门别类提出问题，由与会者讨论和回答。毛泽东桌面上放着两支铅笔和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

　　谈到消灭“四害”时，毛泽东问:“麻雀、老鼠要不要消灭？”在座者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说麻雀尽吃粮食，损害农作物，是害虫；老鼠偷吃粮食，又传播疾病，应该消灭。毛泽东便用笔在纸上记下“麻雀、老鼠有害”几个字。他又问：“臭虫、乌鸦该不该消灭？”大家都说臭虫吸人血，是害虫，该消灭，但乌鸦既有害也有益。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乌鸦可将功折罪，不消灭。”便将已写好的“乌鸦”二字圈掉，保留“臭虫”二字。毛泽东最后提出消灭苍蝇、蚊子的问题，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它们传染病菌，蚊子夏天吸人血，害处极大。毛泽东便大手一挥，下了定论:“该消灭！”

　　因为张鹤亭是在座者中最年轻的，略为拘谨，毛泽东便端详他一会儿，周小舟立即介绍说他是宁乡县委第一书记张鹤亭。毛泽东便问他多大年纪，张回答31岁。毛泽东又问是哪里人，张答是河北省大名县。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接着便了解宁乡县的情况:问：“双江口你去过没有？回龙山你去过没有？”张鹤亭答复说都去过。毛泽东当即回忆起年轻时到湖南五县“游学”的经历，说：“我也去过哩！山很高，和尚很多，他们化缘时我还给过一块光洋。但那里虱婆子很多。”他又问沩山去过没有，说沩山有个密印寺万佛殿，在日本都很有名。毛泽东告诉大家：“沩山我也去过。”原来，他是早年搞农村社会调查时走过这些地方，因为调查很具体，所以时隔几十年，仍印象深刻。

　　沩山密印寺距宁乡县城80多公里，首任住持为唐代著名禅师沩山灵佑，是中国佛教禅宗“一花五叶中最早伸展的一叶”——沩仰宗的创始人。毛泽东对张鹤亭说，要好好保护这个佛教名胜古迹。后来，密印寺被湖南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鹤亭见毛泽东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便主动汇报起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宁乡县珍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张鹤亭说他曾到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模王国华那儿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乡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毛泽东当即启发大家思考：“是啊，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呢？”张鹤亭说出自己的想法：推行精耕细作。毛泽东补充道：“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看得出，毛泽东对农村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对农业发展的前景想得很远。

　　毛泽东很关心湖南地方病的防治问题。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突出地汇报了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等流行疾病的情况。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比较严重，死了不少人。防治的办法除了积极设法治疗晚期病人外，主要是采取许多防御措施。第二种病是草虫病，华国锋还把草虫标本拿给毛泽东看，介绍情况，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来改为锑剂，用化学方法杀灭。第三种是钩虫病，宁乡一带较多，患者有脚肿症状，对劳动力危害很大。第四种是疟疾，是蚊子传染的疾病，危害也很大，俗语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湘南一带最严重。毛泽东对湖南地方病了解一些，时而速记，时而插言，并提出三年消灭蚊子行不行。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说洞庭湖区不行，水面太大，有外湖、内湖，蚊子多，三年时间不行。毛泽东说湖区不行，其他地方要求三年基本消灭行不行？大家表示一定要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在座的省、地、县委书记来开会时，都以为毛泽东主要是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于是脑子里装满了本地合作化的数字、材料。可是毛泽东只询问农民入社要求、入社比例等情况。寒暄过后，大家初见领袖的拘谨心情悄然化为乌有，气氛渐趋轻松、融洽。毛泽东因势利导话题一转，切入正题，开始逐个问题展开，逐条逐款进行讨论，甚至当场修改、拍板。毛泽东问省委书记周小舟：湖南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多少？周小舟汇报说：我们现在还比较谨慎，要求入农业社的暂不超过36％。孙云英汇报说要求归要求，但是一发动，农民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特别听，都要求走合作化道路，比例就有超额。张鹤亭说宁乡已有50％以上的农户要求入社。周小舟略微计算，湖南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0％多。毛泽东认为这样高的比例，湖南就比较主动了。周惠补充说，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原来省委规定控制在30％，可是实际上达到60％了。毛泽东说：

　　是农民群众推动你们吧！步子还可快一点，不仅要大力发展初级社，还要办高级社。农民的积极性很大，我看韶山就可以组织一个大社试试。那儿的条件成熟一些。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如雨后春笋大片涌现，如何加强管理，使之巩固和发展，是当务之急。在座谈中，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意见:

　　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

　　省委副书记胡继宗着重谈了湖南农业发展的设想和措施，也谈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和群众的思想愿望，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当毛泽东听完胡继宗一段有条有理的简要汇报后,称赞地说：你有学问，懂得科学种田，像个知识分子。

　　毛泽东主持座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草案，采取的方式是民主集中制、议论表决式，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集思广益，搞群言堂，当场念，当场议，当场改。讨论“四、五、八”的奋斗指标时，毛泽东设问：湖南再过十二年能不能达到八百斤亩产，周惠回答说，没有特大灾害，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可以达到亩产八百斤。胡继宗补充说：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扩种双季稻，多种绿草，防止病虫害，小蔸密植，晚稻躲过寒露风，修好水利，这样科学种田，是不要十二年就可以亩产上八百斤的。其他同志献计献策，分析增产条件，明确生产措施，毛泽东听后十分兴奋，拍板说：粮产指标就这样定了，到那时，我国的粮食就不紧张了，工业化也有了基础。

　　难忘的三小时

　　在县委书记张振江的记忆中，自己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在毛泽东身边度过了3小时。

　　张振江回忆说：1955年，我担任中共益阳县委书记，12月下旬的一天，正主持召开全县农业合作化会议。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要我马上赶到省委汇报农业合作化情况。在省委大院，胡继宗秘书长接待了我，一见面就问：“你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说：“不是要我汇报合作化的情况吗？”胡继宗笑着说：“毛主席到了长沙，今晚接见部分省、地、县的负责人，你也参加。”晚饭后，周小舟告诉我们，今晚向主席汇报，谁也不准带材料，主席提问时，也不能翻笔记本，全凭记忆，这使我更紧张了。

　　当晚8点，我与省、地部分领导一起到了长沙车站，只见站台旁停着一列火车，当我们走近火车，毛主席高大的身影便出现在面前，他面带笑容，慈祥可亲，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时，我那紧张的心情似乎轻松了一些。进入车厢后，大家在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旁坐下，参加接见的有周小舟、周惠、谭余保、徐启文、胡继宗、华国锋、秦雨屏、孙云英、陈郁发，还有我和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不知什么原因，主席安排我们两个县委书记坐在他左右两旁，周小舟坐在了对面。待大家坐定，主席便问周小舟合作化的进展情况，周小舟说，入社农户已超过40%。主席点点头，高兴地说：“好啊，这就主动了。”接着主席像拉家常一样，亲切地问我们两个县委书记的籍贯、年龄、文化程度，我俩一一作了回答。随后，主席拿出打印的《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草稿）逐条征求意见，问大家：粮食四、五、八目标几年可以达到？老鼠、麻雀、蚊子几年能消灭？乌鸦要不要消灭？狗要不要消灭？大家根据主席的提问各抒己见，讲得最多的是胡继宗，其次是华国锋。主席夸胡继宗肚子里有墨水。当时，我讲了狗不能全消灭，因为猎狗能保护羊群，帮助主人打猎；家狗可以看家。当有人提出合作化后劳力剩余时，主席说，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多，一是要精耕细作；二是要扩大多种经营，这样才能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主席接着说，发展农业，先要有规划，湖北的王任重在抓规划，抓生产，希望你们也这样抓，先从点取点经验，再登报推广。座谈已到了晚上11点，主席还是口问手记，兴致很浓。这时，周小舟提醒说：“已经很晚了，主席该休息了。”主席看了看表说：“好，好。”和我们一一握手后，把我们送下火车。

　　12月24日，毛泽东与省、地、县负责人继续座谈。专列车厢里的座谈会，热气腾腾，暖流滚滚，虽然车厢外是寒风阵阵。大家畅所欲言，使毛泽东从地方干部的头脑和经验中得到许多有用的材料。他把这些材料记录在案，带到杭州的会议上，用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离开湖南后，毛泽东于12月30日通知周恩来，要求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湖南等省的省委书记到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为赶时间，“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杭州会议的成果，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形成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重要文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