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震惊中外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弹指已20年。这座地下文物宝库，有如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从宇宙到人间万物、哲学思想、乃至鬼神世界，简直无所不包。从而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深切关注。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与马王堆汉墓出版的有关专著达135本，其中我执笔撰写和参与编写的专著也有上10种。有关论文和文章达3700余篇。
2004年8月，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在长沙举办“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物出版社正在赶印《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报告，以便迎接大会的召开。今年3月中旬，我也赶赴北京校稿。在京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的唐薇小姐来电约我为纪念马王堆汉墓30周年写一篇回忆录，我欣然应允。因为30年来我一直在从事马王堆汉墓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个人专著《马王堆养生气功》，合作撰写《神奇的古墓》，参加帛书小组编写《马王堆帛书·肆》、《马王堆帛书·导引图》、《马王堆帛书·古地图》、《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此外还参加编写《马王堆一号汉墓》、《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以及《马王堆汉墓研究》、《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等。发表论文和文章40余篇。撰写回忆录，向湖南父老乡亲和考古界的朋友汇报30年来的研究成果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因岁月不容人，终因年老，不少往事已记不清楚。现将记忆较深的点滴旧事略记于下。
古墓的发掘
1969年冬，在全国干部下放的洪流中，我们全家大小四口下放到湖南零陵地区最穷困的山区江永县松柏公社（今已改为瑶族乡）。在农村经历了两个春秋。1972年4月中旬，公社书记蒋宝华突然神密的找我说：“好消息！省里来电，有要事要你赶快回长沙”。后来才知道，马王堆发现了大型古墓，因为专业人员不够，嘱我赶快回去工作。原因是，干部下放后，省博物馆只留下两名考古人员。当时一名在北京办展览（高至喜），后来因病住院，不能前来参加发掘。馆里只留下另一名考古人员（熊传薪）。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听取群众的推荐，急促催我返回长沙；同时又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求援。国家文物局派遣胡继高和王丹华两位保护文物的专家，考古研究所则派遣夏鼐所长的得力干将王予予和白荣金前来支援工作。
4月14日，王予予、白荣金从北京乘火车抵达长沙；我则从江永返回长沙。我大概比王予予早到一两天。我们几位到达工地时，只见巨大的外椁已裸露，我们迅速投入工作。王予予忙于照相，我则忙于绘图，白荣金直接参与揭椁等工作，三人配合得非常默契。我用水平仪测试椁板是否倾斜，结果发现椁板到处都很平坦，简直在一条水平线上。方向也是正南北，一点偏差也没有。棺椁全部采用套榫扣接，不用一颗铁钉，真是严密极了。体现两千多年前的木工水平极为高超。
揭开椁盖板下的薄板，熠熠闪亮的大批漆器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提取随葬品时，我们深恐记录不周，决定凡是带盖的器皿，一般都揭盖观察一下，以便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果然不出所料，当揭开其中一个漆鼎的器盖后，发现鼎内积满了藕片。不知是那位摄影师“卡察”一声，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太珍贵了！因为漆鼎受振动后，水中的藕片已烟消云散，再也看不见了。接着提取漆盒，揭开盒盖一看，里面有一个质地细软呈粟黄色的粑粑，好似刚出笼的窝窝头。有些器皿是带回博物馆后再作处理的。根据《遣策》上的记载，漆锺内盛有温酒，我曾在锺内取出液体和沉淀物品尝，但一点酒味也没有。陶罐是用草泥封的口，极为严密。揭开封口后，其中的一件罐内还散发出一股鱼腥味来。
1973年冬，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时，我担任业务组副组长。在发掘现场我很关注填土中出现的各种迹象。开始在填土中发现绿色的树叶时，我还以为是从墓口飘落下来的新叶，后来我有意从白膏泥层中去寻找，发现白膏泥层中果然有青绿色的树叶和竹枝，并且在填土中还发现被遗失的竹筐。这时我暗暗欢喜，心想，填土中小树叶尚且能保存如此完好，也许墓主人的尸体还没有腐烂。
在提取随葬品时，其中有一件很不显眼的黑褐色盝顶式长方形漆奁是取回博物馆之后才开盖的。我们好容易摆脱记者的尾随，只留下少数的有关人员悄悄地揭开套盖。嘿！我们惊喜万分，原来最珍贵的帛书、导引图、神祇图和竹简《十问》等全部放在这个漆奁内，此外还有青蛙和牡蛎等。
报告的编写
为了及时报导马王堆汉墓发掘、整理等有关情况，张瑞同根据王冶秋的指示，组织人员编写发掘简报。当时条件很差，刊头“简报”二字，还是我用木板刻出来的。紧接着就是编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才开始编写。当时我参加初稿的编写，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则派黄展岳和王世民前来参加修改和定稿。当校样最后定稿时，高履芳（文物出版社社长）却把“后记”中编写人员的名字全删去了。
编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报告时，我担任竹简《遣策》的撰写。由于这些《遣策》的内容与1号汉墓《遣策》内容有很多相似或雷同，通过认真研究，我把过去1号汉墓《遣策》中不识的字和存疑的字，几乎全部认出来了。如：
墓1：简八七 取■一器。“■”今隶定为“窬”。
墓1：简一二三 卵■一器。■今隶定为“■”。
墓1：简一三五 棛一笥。“棛”今隶定为“■”。
墓1：简一九二 ■■幸食杯五十。“■”今隶定为“■”。
墓1：简二三九 大烛■二。“■”今隶定为“庸”。
墓1：简三○三 土■五十。“■”今隶定为“■”。
此外，我还发现一号汉墓竹简《遣策》中的某些释文不妥。如“简二八四 合青笥二合，盛聶（聂）敝（幣）”中的释文说：“聂币，即布帛碎片”。这一解释太简单，也很难理解。因为墓主人是高贵的轪侯夫人，墓坑里埋那么多丝绣和珍贵的漆器，断不能把破布也充当物品随葬！我认为，肯定有其他深意。这时我想起《管子·乘马》中的一段话：“无金（指金属货币），用其绢……无绢，用其布”。证明古代的布帛是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随葬的“聂币”用残碎的布帛来代替，无疑是象征性的货币。它象泥币“半两”，泥质“郢称”一样，都是象征性的冥钱。
后来，我写了一篇《马王堆汉墓“聂币”考》，我省《湖南考古辑刊》的主编不肯刊用。理由是：“此说靠得住不？不敢相信”。1990年湖南省人民银行行长徐虹带领我们参加在苏州召开的中国钱币学会第三次年会。分组会上，会议主持人耿忠仁（？）点名要我发言。我说：“在坐的都是行长，我只能谈考古发掘出土中的货币，你们肯定没有兴趣”。没想到，他们对“聂币”就是古代的布帛货币的论点感到十分惊奇，并一致同意我的看法。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殷毅副理事长在第三次年会的总结发言中说：“会上涌现一批高水平的论文，如湖南周世荣的《马王堆汉墓“聂币”考》、河北张弛的《三孔布考》……等，中青年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是这次会议反映出来的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时徐虹行长高兴极了，她说：“周先生，您给我们湖南增光了！也许“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就是客观规律。
更没有料到的是，1993年冬天，湖南省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捧着金灿灿的“金泉奖”来到我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找所长报喜。原来，我写的《马王堆汉墓“聂币”考》在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优秀成果中喜获金奖。由于我事先不知道，也没有参加颁奖大会，所以才使我感到十分惊喜。
帛书的整理
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容十分丰富，需要及时整理，公布于众。为此，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决定抽调有关专家和考古发掘者组成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其中有古文字学家唐兰、张政烺和李学勤等。我则作为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者加入了这一行列。
帛书小组设在北京沙滩红楼国家文物局的四楼，因房子很小，我只能与唐兰先生两人共一间办公室。后来专家增多，红楼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只好搬迁到故宫内办公。
我在帛书小组时，开始接拼《周易》，后来于豪亮和张政烺先生都整理《周易》，我便同李学勤、马继兴接拼医书《五十二病方》、《十一脉灸经》等。在马继兴先生的指导下，我还绘制了一套马王堆汉墓经络图。接着我又整理《导引图》。由于《体育报》曾宝忠编审很重视，特地开辟《中国医疗体育史话》专栏，约我为该栏撰写古代有关防病治病的各种导引功法。我还参加《古地图》的接拼和研究，并前往马王堆地图中的古城邑进行实地考察。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1、《导引图》的整理与复原
1975年秋天，帛书小组负责人韩中民对我说：“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请你帮忙。”我说：什么大事，这么神密”。他说：“邓大姐（指邓颖超）听说马王堆出了一幅不用吃药就能治病的气功图（即《导引图》）。现在总理身缠重病，试看马王堆气功图能不能帮助总理摆脱困境。”我能为总理健康的好转而效力，感到特别兴奋，便赶快把裱装好了的《导引图》拿来临摹。仔细一看，我简直懵了。图中作健身操的人物，有些一个身子长出两个脑袋，有些脑袋下面伸出一只脚。很明显，这是当时裱托错了，临摹时，我只好把有错误的部分全部删去。据说总理见了很高兴，只是感叹地说：“只能看一看，练是练不成了。”他希望帛书小组研究出成果后，在广大群众中推广。
值得欣慰的是，这幅画一直挂在总理病房的墙壁上，并陪伴总理走完了他78个春秋岁月。
此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导引图》的研究。1977年5月30日，我在《体育报》发表了题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附标题是“两千一百年前，我国已经把体育锻炼用于防病治病”。接着新华社向国外发表了消息报导。在日本、台湾等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不少大使馆的人员听说马王堆出土了一幅不要吃药便能治病的《导引图》，接踵来到国家文物局找王治秋局长索取《导引图》的全幅图形和解说文字。原因是报上发表的只是个别图形，而未见《导引图》的庐山真面貌。见此情景，治秋局长便亲自督促文物出版社提前出版《马王堆导引图》专集。
为了出版导引图专集，李学勤先生建议我绘一幅彩色复原图，按帛画原图尺寸大小出版。该图我是用细绢彩绘的，并请启功题名。为了复原《导引图》和研究古代导引的渊源关系，我曾到国家体委资料室、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山医学院等许多地方去寻访。凡能见到与导引图有关的善本书、孤本书、乃至禁书，各地都为我大开绿灯。为了用图形说明导引的渊源关系，我把大量收集到的资料绘成一幅大型“导引源流图”。因图形太大、《马王堆导引图》专集很难刊用，只好删去。为了感谢国家体委的大力支持，我将大型“导引源流图”复制了一份，送给了国家体委资料室。
1981年8月19日至21日，马王堆医书研究会在湖南的南岳召开，我被推选为副会长。我写了一篇《从马王堆出土导引图看我国导引的形成和发展》，并把那张大型导引源流图分成多幅小图当作插图刊用。接着，又把马王堆导引图作为基础，撰写了《马王堆养生气功》（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1年，该书在全国喜获铜奖）。同年，我赴日本大阪考察，在关西大学坂出祥伸教授和日本医学界朋友的热情接待下，就马王堆《导引图》和《五十二病方》、《十问》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古地图的整理与实地调查
1975年，帛书小组整理《地形图》和《驻军图》时，发现地图上有许多城邑，其中“舂陵”、“泠道”、“洮阳”和“桂阳”等见于长沙汉墓出土的滑石印章。帛书小组的同志闲谈中主张组成小分队前往实地调查。湖南衡阳人马雍是一位史地学家，他极力主张到九嶷山区的大深水一带去考察。张政烺先生深恐自己跑不动，便笑着跟我说：“九嶷山的“帝舜”（地图中有“帝舜”二字）处出斑竹（即湘妃竹），“斑竹一支千滴泪”，这种竹上的斑痕是湘妃的眼泪留下的，竹子很特别，是方的。请你给我带上一枝！因帛书小组整理任务繁重，只好作罢。
1976年冬至1977年春，我利用回家探亲之际，决定独自前往调查。首先我查阅了《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有关地方志；带上一名老技工漆孝忠，沿着古地图中的大深水（即湘江和潇水上游）逆流而上，翻越九嶷山，穿过都庞岭，进入两广地区。黄天不负有心人，《地形图》中的八个古县城竟找到了六个，其余两个有待进一步调查。其中“营浦”古城很难找，主要是因为历代建筑多变，古城多次被尘土淹没。一连找了四次，才显露真容。其他古城址一般保存尚好，其中最完整的是“泠道”古城。该城位于九嶷山的萧韶峰下，城址呈长方形，大致为南北向而略偏西，城门对开，南墙宽约123米，北墙130米，东墙178米，西墙113米。四角高隆似城堡。其复原图与四川郫县汉画象石刻中的城阙图形很相似，与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楼橹城壁建筑模型也很近似。城内有水池，城外四周有35米宽的护城河，现已改为水田。城址发现绳纹大板瓦、筒瓦和印纹陶坛、陶罐残片，类似越文化制品。此外，附近还出土陶豆和陶鬲。据《淮南子·人间训第十八》记载：秦朝曾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其中“一军守九嶷山之塞”。但从出土实物来看，远在秦以前，楚人已经来这里活动。
3、竹简《养生方》的问世
马王堆医书中有一卷竹简，其内容包括《十问》、《杂禁方》等，因为内容涉及性文化。古代称之为“房中术”。俗称？“黄色”新闻。谈“黄”，有如谈“虎”色变，我们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帛书小组的成员中，有些不主张发表。有些人则主张发表，但不用标点，也不注释。这样一来，外行看不懂，内行不用标点也能读通。以上内容，除帛书小组的成员外，对外是保密的。
1980年，中国古文字学会在广州召开，东道主商承祚和容庚设宴在园中园宴请国内外知名古文字学家。其中有香港饶宗颐、美国华裔周鸿翔和国内唐兰，于省吾等著名学者，包括我在内刚刚一桌。我有幸被邀请，是因为我沾了马王堆汉墓老太太的的光。饭前饭后，饶宗颐和周鸿翔先生问我：“马王堆汉墓竹帛书中是否有‘房中’”？我不敢隐晦，答复说：“有，但至今没有发表。”周鸿翔说：“希望把资料早些发表，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国外的研究资料”。
返回长沙后，我与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会的同事研究，并征求文物出版社的意见，他们同意先出版释文。我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养生方”释文》为题，首先在《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1981年第2期上刊登。该文的发表，在日本产生强烈的反响，日本麦谷邦夫很快将“养生方”作了注释（见《新发现中国科学史料的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昭和60年［1985年］）。
此外，我还承担马王堆帛画杂图的复原工作。我已退休多年，还有许多其他任务急待完成。只好把杂图的工作转交给湖南省博物馆的同志去完成。最近，我发现过去装裱的《神祇图》有误。根据该图折叠的水印痕，发现右上角的某些图文，理当位于左上角。今将重新拼复的墨线图附于文后，供大家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