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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苍坊村乡亲最后一次叙家常
刘鹏

  1988年10月,胡耀邦在长沙蓉园宾馆住下后,派随同到长沙的侄女胡素贞,回苍坊村,将胡耀福接到长沙,并约胡德安、胡德资等亲人于19日到长沙见面。胡德谦、胡惠明等乡亲随同拜见胡耀邦。

  胡德谦回忆说:

  那天一大早,我们从浏阳坐车于上午10时左右来到蓉园宾馆门口,里面岗哨严密。亮明身份后,负责安全工作的保卫处长引胡素贞及胡耀邦警卫员小王出来,将我们带到6号楼胡耀福所住房间。小王要我们先抽烟,说等会首长会来接见。

  我与耀福坐在房间的一条长沙发上,我靠门口边坐,大约一刻钟后,胡耀邦在胡素贞搀扶下笑容满面走了出来。我赶紧起身扶他坐在我原先坐的位子上,我坐在床上。这时,房间已是乌烟瘴气,我们赶紧将手中的烟熄灭。

  “邦叔,你身体还好吧?”我说。

  “马马虎虎,只是有点小毛病”。胡耀邦接着大声说“哎,一房都是烟,干嘛大家都不抽了,你们抽烟吧”。他边说边摸起桌上的大中华给我们派烟。

  “不好吧,污染了空气”,我接他递过来的烟时为难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讲抽烟嘛,我可算得上是你们师傅呢,我以前是抽接火烟,现在只是警卫员2个小时控制我一根烟,不敢大抽,今天乡亲们来了,我要破例了,我老爸一根这么长的旱烟枪,他抽烟可厉害呢,他有时穷得桐子叶当旱烟抽,这你们都清楚的。”胡耀邦说到他老爸旱烟枪“这么长”时,将两只手比划着旱烟枪的长度,引得我们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接着,胡耀邦又抓起桌上的蜜桔,边分给我们边说:“这是江西省委来看我时特地带来的,你们随便吃吧!”他突然指着电视机说:“你们有这个家伙吗?”“厚坤、惠明有,”德资回答。

  胡耀邦点了点头说:“今天我要向你们学习。”

  “学习什么?”我纳闷地问。

  “学习讲‘浏阳话’哟!”胡耀邦突然将“浏阳话”三个字用浏阳土话象模象样讲出来,又引得我们大笑。从这时开始,我们全部用浏阳话交谈。胡耀邦自15岁离开家乡,除1963年回过一趟家住一晚外,近60年的时间都投身到革命事业,曾三过家门不入,而他的乡音却丝毫未改。

  一讲浏阳话,大家的心更接近了,真正成了一家人拉家常。这次会谈气氛如此随和,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时的情景。

  那是1963年正月底,当时我在浏阳县邮电局当会计。胡耀邦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浏阳为湘潭地区管辖范围,胡耀邦因到浏阳搞农村调查研究而在浏阳县委会堂召开了会议。会议休息期间,我赶去与他见面,他见到我后很严肃地问我:“你干什么工作?”

  “在邮电局搞会计。”我胆怯地回道。

  “你搞经济工作,要廉洁自律,常在河边走,可不要湿鞋呀!”这是胡耀邦给我上的第一课,在公共场合,我真的有些怕邦叔。

  而这次,从胡耀邦为乡亲们发烟、递水果再到他要学讲浏阳土话。可见,原来胡耀邦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使我又更进一步认识了他随和的一面,他其实是挺好接近的。

  “你是——”我坐在床上,刚好与胡耀邦面对面,他望着我问道。

  “他是耀瀛的第二个崽,你还记得吧?”耀福赶紧介绍。

  “记得,记得,你很象你爷老子(父亲),那以前回信的人就是你罗?”胡耀邦频频点头道。

  这又使我想起了那次给胡耀邦回信一事——

  自1930年胡耀邦离开苍坊村后,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才与家里取得过一次通信联系,在“抗大”期间,再次给家里来过书信并附寄了相片,自此10年音信杳无。直到1948年,村人才从国民党主办的某报上得知胡耀邦未死,还当上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外甥黎尚农赶紧写了封信给胡耀邦。

  1949年6月,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冬,胡耀邦在解放大西北、进军宝鸡时才给家里来了封信,记得当时信封是这样写的:

  “请湖南省委谭余宝老先生转浏阳文家市义昌厚宝号转交胡祖伦老先生收”。

  胡耀邦父亲胡祖伦以前还以为儿子——九伢仔(胡耀邦小名)死了,这次接到儿子从太原的来信,自然是喜不自禁,他拿了那封信来到我家,还未进大门就大叫:

  “耀瀛,耀瀛,九伢仔冒(没)死,九伢仔冒(没)死,他来信了,来信了。”

  我与父亲接过信读给祖伦听,信中主要问及父母健不健在,身体好不好(信中具体问到老人家牙齿好不好,耳朵听不听得见等)。接着,胡祖伦要我父亲(耀瀛)替他给耀邦回信,那时我父亲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我才14岁,刚读了半年初中,这样只好由我父亲口嘱,我代笔回信,主要写了些家乡的情况及胡耀邦父母情况,在信尾,我父亲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快不行了,便就私人问题附了几句,大意为“我儿德谦天资较聪颖,现已读初一,成绩不错,此信便为其所代笔。因我本人重病,无钱供他继续深造,能否利用您的身份将其带出去培养成才”云云。

  不久,胡耀邦于百忙之中给家父回信,信中写道:你老兄的意思我理解,但作为共产党人来讲,没有特人特权,你儿书还是要想办法读下去,搞工作也如此,要从基层搞起,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所以这次长沙见面,胡耀邦讲起回信之事记忆犹新。

  这次当胡耀邦谈到“那以前写信的人就是你罗”时,我便接过他的话茬道:“邦叔,1950年你若将我也带出去,我可能更有出息了。”

  那天我穿了一身邮电制服,胡耀邦听我如此说,又见我穿了制服,便开玩笑道:“你现在不错呀,还带有肩章,将军的架子哟!”

  我们听他幽默的话语,笑得前俯后仰。

  我在浏阳县邮电局工作时,原县委周青云夫人曾与我说过一件事:曾与胡耀邦一起从浏阳参加革命的李某的夫人还健在,而她丈夫一去60多年无音信。胡耀邦当总书记后,李夫人经常跪着对北京拜,很思念自己的丈夫。这次到长沙之前,周青云夫人特地要我问问胡耀邦有关李某的情况。

  当我问及李某情况时,胡耀邦记得很清楚:“喔,他是木匠出身的,当时跟我一起参加革命,只可惜他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了”。

  谈到这些,胡耀邦黯然神伤:“许多先烈为革命捐躯,他们未能见到新中国成立,多可惜呀。我的爷老子是靠做苦力挑煤卖(担脚)养大我们的,我的石姐没日没夜织麻攒了两块银花边供我读书,我至今还记得。我爷老子他老人家因长期担脚,两只肩膀肿了两个好大茧包哟”。胡耀邦边说边比划着那两个包的大小,讲着讲着,泪水不由自主的从他眼眶中溢了出来。

  在场的乡亲都被胡耀邦为父亲悲伤的情绪感染,整个房间鸦鹊无声。

  “邦叔,还有5天是您72岁寿辰,到时我们都到长沙来为您做寿。”我赶紧转移话题。

  胡耀邦听我记得他的生日,抹了一把老泪,情绪显得有些好转:“德谦,搞不得,搞不得,党和毛主席历来不主张祝寿,你们不要来,记得就行了。”

  “那您80岁我们一定来为您祝寿”德资说。

  “那,可以,可以”胡耀邦犹豫了一下道。

  “您不要到时嫌麻烦哟!”我说。

  “算数!算数!”胡耀邦将手挥了挥,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时针指向11时20分,警卫员小王已是第三次走进房间。这

  次他下逐客令:“首长要休息,下次再谈吧!”

  说完,他将胡耀邦扶着走出房间,胡耀邦边走边说,快吃午饭了,大家吃餐便饭再走吧。”当我们说要赶回浏阳时,他便吩咐警卫员,用面包车将我们送到长沙车站。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