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上述计划很快为蒋介石所识破，早在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以及进入湘西实施“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当红一方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就更明确了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沿途设置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第一道碉堡线自新宁县城，经昆山、城步县城、通道县、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二道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城步县城、绥宁城、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三道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洪江至黔阳。第四道碉堡线自新宁路安心观、武冈、雪峰山、洪江至黔阳。以上四线，计绥宁内砖碉11座，土碉84座；黔阳县境内砖碉7座；靖县境内砖碉6座；城步境内9座；会同县境内94座，共计碉堡211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重的敌情，也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严重减员且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硬要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惜去冒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危急紧要关头，毛泽东亲自促进了党中央通道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的实现。

　　自红军进入湘南起，毛泽东就多次向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建议，要求他们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摆脱敌人的包围，变被动为主动。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的仁化城口，向他们建议说：“红军不要向文明碇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这项建议最终又被他们束之高阁。毛泽东深知要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接受，靠当面给当时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提建议是行不通的，必须尽快在私下里与大多数红军领导人进行交流，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张闻天、王稼祥就成了毛泽东争取的主要对象。

　　长征初期，毛泽东因为患有疟疾，体力太弱，坐着担架行军，恰与被敌机炸伤的王稼祥及身体不好的张闻天（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同行、同住。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抓住机会同他交谈，坦陈己见。毛泽东不仅回顾分析了1934年春广昌战役以后红军屡战不利的历史和原因，而且痛心疾首地说：“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啦。去年十月，咱们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鲜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现在，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不能当傻瓜，硬要去钻口袋，我们要另辟生路。”毛泽东接着说：“贵州方面敌兵不多，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行军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的口袋阵失灵呢。”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向毛泽东表示，要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行军的前方通道县召开一次会议，决定部队的进军方向。张闻天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在党和红军中也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领导者。长征之前，他已对博古、李德等的错误领导“很不满意”，并把这些不满意告诉给毛泽东。长征以后，他与毛泽东同行、同住，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逐渐认识到改变错误军事指挥的必要性。这样，中央的两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开始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经湘江战役后只剩下了3万多人，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将士，动摇了他们对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信任，对“地图上指挥军事”的李德产生了质疑。“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就连一向自负而独断的博古也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面对着湘江，他不时地拿着手枪朝自己乱比划，显得手足无措，站在一旁的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显得垂头丧气。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带着对中央红军湘江之役的悲痛，更多地倾听了来自毛泽东方面的意见，而且主动地与他接近。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既听到毛泽东对“三人团”的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又陆续直接或间接地听到洛甫、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异曲同工。

　　在军委纵队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听到毛泽东一个更加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二军团和六军团，要转向贵州进军。洛甫和王稼祥也附和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倾听各方意见的人，他意识到全军指战员对红军行动的战略已经有了强烈不满的情绪，不可等闲视之，必须统一大家的思想。但他又是一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黔、川之交的二、六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现在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央军委研究。他与博古商量后，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终于钻出大山，红一方面军二师攻占通道县城。为了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1934年12月12日傍晚，在通道县城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在通道城（今县溪镇）的恭城书院举行，这是一座十分壮观的别墅式房子，要进书院须上几十级石阶。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层层舒卷的飞檐，重叠的阁楼，在小县城显得巍峨气派，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最豪华舒适的会场。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随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长征的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博古，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中革军委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在会上说道：“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反对意见，他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的计划，改变进军路线，不是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因为蒋介石早在防堵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战残余的红军主力。而贵州则不同，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要求红军继续西进，转向贵州。13日，红军分两路转兵向西：一路由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入黔；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同日，军委又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入黔。14日，中央纵队进入黔境，军委命令活动在湘西的二、六军团配合行动，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之敌，以策应入黔的中央红军。同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和二师六团占领黎平，从而将十几万堵截的敌军甩在湘西。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到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生路，而且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抵制。从通道会议起，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这是党和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军事保障，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开端，是遵义会议伟大转变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