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理想，追求进步
1914年，潘基礩出生于湖南宁乡县双凫铺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其母亲出身于宁乡的书香门第，外公曾是满清时的贡生，叔父和伯祖父都是翰林。
1934年，20岁的潘基礩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由于在明德中学时就是校篮、排、足球队的中坚，一入校，他就与同样爱好运动的同学兼老乡李厚生（即李锐）成为学友加球友。1936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李锐带头组织同学们响应，并担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潘基礩积极参与，并立下学成报国的志向。
1938年，潘基礩大学毕业。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土木系是双语教学（中文、英语），毕业生都很抢手，但大家都只愿意去铁道、公路、水利、桥梁、上下水道等部门，唯独不愿意去航空部门，因为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航空部门风险太大。潘基礩心想，我们的空军上天搏敌，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宁成肉弹。试问谁不是父母的血肉，谁不是国家的精英？机场的地勤工作，是为搏敌者创造条件，相比之下如果还惜命规避，就太令人羞愧了。这样一想，马上热血沸腾起来，他想家里如果知道一定会反对，就没有征求家长意见，毅然决定进入航空委员会建筑处工作。先后被派参加抢修当时湖南抗日最前线的常德机场，以及贵阳机场等，后又转修公路，积极为抗日战争服务。日本投降后，湖南芷江被选定为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城。时任省政府技正兼技术室主任的他参与了湖南芷江受降纪念坊的规划设计工作。解放前夕，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没有随国民党省政府搬迁去邵阳，而是选择留在长沙迎接解放。后经中共地下党员徐绍洲介绍加入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并遵循联盟意见设法到市工务局任职，保护市政设施及在建工程。
接受中共领导，为建设新长沙精诚合作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长沙城虽然这次没有经过炮火的破坏，但过去一火四战的残迹四处可见，全市房屋破旧不堪，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几十万人口的长沙，五六层以上的建筑屈指可数。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市民饮水，须到湘江担水。城市的下水道也不畅，一下大雨，污泥粪水随水外溢，穿街入户，洗不净，扫不出，市民深以为苦。人们来往湘江两岸，是靠木筏子摆渡。天心阁被焚毁后，全市没有一个公园。特别可笑的是，国民党市政府财政留给人民政府的是“库存现金银元46元4角2分，账面却亏欠库款1300元9角8分”。
潘基礩当时已是一名进步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从市人民政府成立第一天起，就被中共市委副书记、市长阎子祥视为人才中的宝贵财富，是今后改造建设新长沙倚重的股肱。经报省、转报政务院（现国务院）批准，潘基礩作为长沙市第一位党外人士被政务院任命为市建设局局长。
党和政府的重用，使潘基礩开足了“引擎”，鼓足了干劲，但由于刚面临解放，在合作共事上，作为党外人士是否真正有职有权还心存疑虑。中共党员副局长杨如彭以其赤诚之心，真诚相待，化解了一些旧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建设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10月1日，长沙市以五大建设向国庆两周年献礼。这五大建设是：人民渴望了几十年的自来水工程，几千年在惊涛骇浪中渡江的小木筏改成了轮渡，拆迁安置3000多户修建长4公里多的沿江大道，修建书院坪路和儿童公园。这天，长沙万众欢腾，极一时之盛。同年潘基礩加入了民革。1954年，潘基礩提出长株潭三市合建“毛泽东城”的规划设想，当时的国家建筑工程部非常欣赏，曾派专家结合当地进行统一规划，后向毛主席汇报，因毛主席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而停止。今天，长株潭城市群已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时的美好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文革蒙难，人间正道是沧桑
“十年浩劫”中，潘基礩因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批斗。当时造反派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潘基礩说：“共产党让我当局长，工资待遇不错，比国民党对我好多了，我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共产党呢？”但造反派不听这些，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游街，家里被抄三次，虽然没有抄出值钱之物，但是一些书籍、珍藏照片、毕业证书、任职令等，或撕、或毁、或烧被一扫而光。潘基礩的肋骨被打断两根，外伤有七八处，受尽屈辱，扣发工资，发配回乡改造。
在农村里，有一次，生产队的耕牛病了，有人建议早点宰了吃肉。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耕牛还是耕田的主要工具，宰杀了队里会损失上千元。正当队长犹豫不决之时，潘基礩主动承担了治病牛的任务。这件事当时确实是有风险的，万一牛死了，造反派会说是他破坏队里的生产工具，毁了生产队的财产；想吃牛肉的人，也会骂他多事，幸亏得到了队长的支持。当时生产队经济十分困难，潘基礩用自己的伙食费买了中药（中药比西药便宜四分之一，但也要十几元）回来，每天按时喂药，并把布鞋烤热，内下外上地摩擦牛腿，增加它的血液循环，每天到田里去扯两次牛草，又害怕牛吃了带土多的草不消化，先一把把在塘里洗干净，社员看了还好笑，说哪有那么讲卫生的牛。他还每天买六个鸡蛋给它增加体力，使牛逐渐恢复了健康。从此社员认知了他是个做事认真，一心为公的人，说难怪共产党重用他。他听了，感叹公道自在人心。以后，他还为社员选稻种、除虫害、治疾病，做了许多实事，社员们夸他“比社员还社员”。1972年6月他平反回城时，所在生队的农民群众都依依不舍、不愿他离开。后来，他用自己的补发工资为大队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农民群众交口称赞。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五十年，他的事迹仍在当地传颂。
拨乱反正，迎来多党合作的春天
1980年，经中共长沙市委提名潘基礩当选为长沙市副市长。时任市委书记对他十分信任，长沙城市建设上马一些大项目时，都是书记亲自点将，要他放手去做。有了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在这样的合作氛围下，潘基礩心无旁骛，大胆工作，从没把自己当成局外人。
他主管城建时，在文革中曾批斗过他的一位同志此时担任城建系统一个局的副局长。这个同志心中有愧，担心挨整，不敢放手工作。潘基礩主动找他谈话说：“文革的事，我早已忘了，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那时上面要你抓‘黑鬼’，你能不抓吗？如果是我也会抓。按当时‘黑鬼’的规格，以我的身份，出身不好，臭老九，反动技术权威，漏网右派，你也没有抓错，至于文革我受了七八年的苦难，毛主席都不曾料到文革要搞这么久，你能知道吗？这能怪谁怨谁？还是丢掉包袱好好工作吧，我知道你的能力，我会全力支持你的。”通过沟通，那个同志消除了疑虑，工作得非常出色。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我省的多党合作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潘基礩无论是担任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是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湖南省主委，都坚持在中共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为长沙市、湖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主持了天心阁的重修，现在天心阁已成为全国十大名阁之一；他力排众议，首次在湖南省引进当时在长江流域如上海、南京、武汉都还没有的新技术桥型——斜拉桥，在湘江二桥实施；两次主持修建贺龙体育场。1994年，中共湖南省委提出了“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参政议政模式后，他率民革省委调研组三下郴州开展调研工作，提出了“加速开发‘郴州过渡试验区’的考察与建议”，受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高度关注，并批给郴州市研究参考。作为城建专家，他曾担任湖南省土建学会副理事长、科协荣誉委员、中南大学名誉教授，武汉大学长沙校友会会长，并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与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曾担任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民革湖南省主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委常委。1998年离休后仍担任省民革名誉主委。他为社院学员讲课从未收取报酬，他认为这是自己分内之事，并为社院的征地建设发展尽力。他还资助了十名困难的少数民族儿童上学，并不顾八十几岁的高龄来到湘西龙山县，亲自给孩子们送衣服、送书籍。汶川地震时，省委向党员发出向灾区捐一月工资作为特殊党费的倡议，他马上捐出了一个月退休金表达心意。
高风亮节，勇于披露问题
潘基礩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建设局局长时期，在修建长沙市第二水厂时曾遇到过一个问题，从河床沙层中取出来的水，竟然不是河水。按一般知识判断，谁也难以相信，更难以理解。他将此事记载在自己的著作《未遗集》中，公之于世，警示后人，实在为常人所难以做到，体现了他勇于披露问题，不慕虚荣的高风亮节。
那是1953年，长沙决定建设河西二水厂，以供应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新成立的中南土建学院等沿线单位。当时城建局已有了建一水厂的经验，虽然没有专业的设计院，也承担了这个任务。潘基礩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建得快些、省钱些，和同志们商量后，决定不照搬一水厂从湘江表面取水，而是利用湘江橘子洲西头江面狭小，不通航，没污染，且沙层厚，利用自然沉淀沙滤的条件，从沙层中沉井取水的方法。当时有同志提出要做一次水质检验，也并未发现什么问题。于是，由一位副局长牵头，组织了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费时8个月，建成了二水厂。谁知好景不长，用户反映，出水最初清亮如镜，稍后即呈现浑浊，二三小时后即出现红色沉淀，既不敢饮，也不敢洗白色衣服。后来才知道这种水中含了二价铁，出水遇空气，二价铁氧化为三价铁，所以形成红色沉淀，而其他指标均符合饮用水标准。问题已大白，取出来的不是河水，而是地下水或两者的混合物。后来采取一种去铁设备，当盛夏河水充盈时，可以去铁达标，冬枯时仍难达到标准。不得不改弦易张，仍采用一水厂的制水工艺。
潘基礩和城建局乃至后来成立的省级专业设计单位从这件事得到三点经验与教训：一是增长了科学态度。对待技术问题决不能主观臆断，哪怕是常识问题，也要取得科学依据；二是对工程建设决不能一味求快、求省，而要以保质为前提；三是使后建的给水工程得到教益。这次失误，市里的领导没有责怪他们，而是指导他们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取得“吃一堑，长一智”的效果，以后的工程建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了。
不甘服老，成为年龄最大的奥运火炬手
1998年潘基礩离休后，仍一直关心国际局势、国家大事，尤其关注湖南城建和环保的大小事。多次亲临指挥湖南省内城市建设规划的修编工作。他从小就喜好运动，在中学读书时就代表湖南省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运动会；在武汉读大学时还曾代表湖北参加过华中运动会。他曾说：“我读武大时，百米成绩达到11秒8，只比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刘长春（当时刘的百米成绩为10秒8）慢1秒，我的体育老师当时建议我进行专业短跑训练，只要在几个技术环节上再好好改进一下，没准就可以赶上刘长春了。可我当时想到还是科技救国比较好，所以我还是安下心学习了。
离休后，潘老最大的兴趣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体育节目，还每天坚持锻炼身体。2004年、200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2006年还被评为湖南省十大长寿之星。当听说奥运火炬将从长沙传递时，这位身体硬朗的体育迷坐不住了，虽然不能驰骋赛场，但总想为北京奥运做点什么。他的大儿子很理解他的心情，建议他去申请奥运火炬手。通过有关方面的公开选拔 和资格审查，他终于如愿以偿。得知这个消息时，潘老高兴地说：“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标志着我国的国力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过去西方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我以94岁的年纪还能当火炬手，就证明了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比他们强。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我会积极锻炼，当好火炬手，不辜负人民的重托。”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圣火“祥云”在星城辉耀，210万长沙人民观看了这一盛大活动，潘老跑的是205棒火炬，与长沙年龄最小的火炬手谢宇阳成功完成火炬的交接。随后，多家电视台采访了他，他愉快地表示，以后如果有机会，他还会为奥运做力所能及的贡献。钻石婚龄。
夫妻琴瑟，堪为世人楷模
潘基礩与夫人王开琼早年虽然是经人介绍相识，但王开琼也算是个才女，恋爱时就以英文通信联系。婚后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读大学的愿望做了家庭妇女。1956年政府号召考大学，她那时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却以优秀成绩被中南财经学院统计专业录取。毕业后，当时湖南财经学院需要统计学老师，但为了家庭，她没有选择去离家远的河西，而是进了离家近的长沙轴承厂。以后潘基礩的职务不断高升，他却没有为夫人另谋高就，以致现在她仍是拿很低的企业退休金。文革期间，潘基礩受尽了各种磨难。有一次，他与夫人交谈过程中随便说了一句“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王开琼还以为他有轻生的念头，立即正色道：“千万死不得，死了一切栽污成了真的，还封你个畏罪自 杀。”受潘基礩的影响，她也被划为二十 一种人之列，不停地被侮辱和批斗，最后 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文革时潘基礩工资被扣，被逐回农村老家，身体既有外伤，又有内症，她就把潘基礩的生活费悉数寄去，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其母和四个孩子。每天的菜钱只有七分：早晨一碗酸菜汤一分钱，中晚餐两碟小菜六分钱，还要应付车间的强体力劳动。有次久别重逢，潘基礩见她形容枯槁，瘦骨嶙峋，不禁抱着她痛哭。就让她少寄一些钱，给自己增加营养，她勉强同意了。后来得到了妹妹的资助，她又将潘基礩的生活费原数寄了回去。就这样，夫妻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多年来，夫妻两人互谅、互让、互信、互敬，从未红过一次脸，使互相生活在心情豁达愉快之中。
如今，潘老夫妻和睦相处早已是过了钻石婚龄。近年来，夫人身体欠佳，患了老年失语症，不再操心家里一切事物，潘老全力倾注，不惜代价为夫人寻医问药，精心照料，及时控制病情。过去夫人身体好时，一直掌管家里的钱物，潘老为了使夫人在病中不受刺激，仍将工资交给夫人经手，这种最“权威”的家务不变，蕴藏了潘老对夫人诚挚的感情、细心和体贴，深得亲友称颂。2009年5月，潘老夫妇被长沙市妇联评为十佳金婚家庭之首，为全市人民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
纵观潘基礩的经历，无论是为人与做事，无论是做官和治学，都体现了他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非常值得后人借鉴。最后，让我们用他1970年作的一首《咏松》诗，结束我们的话题。
“屹立峭崖颠，穿云独擎天。
冰霜凝骨劲，风雨沐身坚。
有幸成深识，何期结善缘。
心神融合处，相对两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