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到上海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共二大到六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他在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在他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就发表了理论文章130多篇。1923年，他在上海大学兼教授时，曾著《社会发展史》和《俄国社会革命史》，此后又开创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第一部党史研究专著《党的机会主义史》。
一、《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初步建构了中共党史学的体系
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这是由党的负责人执笔，进行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是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他依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结合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即民主的英文音译——注）尚未成功，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1]P10他不仅较早地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指明了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他在概念上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前为“旧阶段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为“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从而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在理论上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也为中共党史的研究解决了起点问题。
二是对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他根据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关系和主要任务。他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小资产阶级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农民没有起来”。他认为“无产阶级应是各种势力之组织者、领导者”，因为“由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分析，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他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除了无产阶级应该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外，还应该团结农民这支人数众多的同盟军一起奋斗，“我们无产阶级惟有组织势力，由资产阶级底下把农民拉过来，方能推倒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而成为统治的势力”[1]P17-19。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三是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他总结中共四大前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探索的理论成果，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这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我们惟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惟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不仅领导工人阶级，而且领导一般群众作民族解放争斗”，“引导全国民众作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1]P66-67他不仅初步地揭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途径以及应达到的目标。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步“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第二步是“由民族革命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1]P9-10
四是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分析在建党初期，党内有两种同路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了“暂时的同盟”：一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二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许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以为党与工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党尤其不应由革命的职业家所组成，以为党内应该是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宣传煽动，出版报纸，以使工人很狭隘的作经济争斗、作局部争斗”。因此，我们必须与他们分道扬镳。他还指出，在党内，早期发生过四种错误倾向，即：“第一是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第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态度问题；第三是小组织的问题；第四是广东的党部问题。”[1]P36“以上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态度问题，其余三个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同时，他在党内最早起来揭露和批评张国焘，指出“国焘太左”，“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的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1]P40对权位极重的马林和陈独秀，他也有批评之词，批评他们“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会给革命带来危害。
五是对建党初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以往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1]P14。然而，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中国二七罢工的“教训就是孤军奋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1]P54。他还强调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当运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P21。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应当运用到实际上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成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大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史学成就
其一，开始建立“中共党史”这一新的学科领域。蔡和森在写作该书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对象，使用了恰如其分的文笔进行表达；对党产生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党的发展阶段和工作情况、党的组织机构及路线方针政策、党内生活、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经验教训及革命发展的规律，也作了比较系统和详细的阐述。其中，把党内生活作为党史的研究对象，是该书独具特色的地方。这种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使中共党史既有历史学科的特点，更具政治理论著作的性质。
其二，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蔡和森在写作该书时，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批驳了“外来论”，认为是“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他指出：“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1]P2。这个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研究模式，被日后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研究者所接受。
其三，初步地理清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历史线索。他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党产生的思想基础。他还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即陈独秀----注）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发起成立，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总的说，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1]P9他还认为：五四运动“对党的产生是有很大意义的”，为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他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将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两个阶段，为中共党史研究解决了起点问题。他不仅初步地理清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而且将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国民党历史揉到中共党史中进行综合研究，其中，论述党的会议和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篇幅较大。这种结构方法，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共党史能够得到更深入和较全面的反映。
二、《党的机会主义史》是第一部进行党史研究的理论专著
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受命于危难之际，赴北方局指导党的工作。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会议上，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这是中国共产党一部重要的党史理论专著，尤其是来自一个当事人对党内领导工作所做的批评与反思，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党的机会主义史》的主要内容
一是肯定了党在幼年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功勋。蔡和森在报告中的基调是积极的，提出我们不应以消极情绪对待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而应总结其经验教训、继续为党奋斗。他认为：“我们的党虽然犯了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因为党在诞生后，积极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掀起了五卅革命高潮，并在北伐战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总之，“中国工人阶级在C.P（即中国共产党——注）的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然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1]P103-104。
二是批评了党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他与陈独秀共事多年，但也争论最多。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他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不是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面，而在“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如果我们坚定地依靠工农“这种伟大的力量，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其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同时，“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唐生智、许克祥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1]P105。他还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是赶快抓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而对国民政府的北伐和东征，暂且不去管他，如果我们“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仍然两袖清风”，迟早会要吃大亏。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1]P79，使自己在危急关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指出了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他认为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缺乏民主，以及党的领导者脱离了群众。他说：“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的发展……，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与机会主义者的矛盾性质，属党内矛盾，要采取惩前毖后方针，切忌搞惩办主义，“把一切机会主义者都送上断头台”，但在思想上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在政策上和组织上铲除机会主义系统，就得“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成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四是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的伟大任务。他认为：在指导革命运动方面，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过程中，理论准备却相对不足。鉴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伟大的改造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二）《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史学价值
其一，首次把党内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机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及产生原因。蔡和森在报告时特别声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它从产生一直到五卅运动，党的路线基本正确，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而机会主义路线始于国民党的二大，基本形成于“三三０事件”，中共五大前后抛出的“西北学说”是其体系化，而至八七会议开始被纠正。作以上四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并从政治上驳倒了“中共自成立以来便是机会主义”的污蔑之词。
其二，结合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国民党的历史，研究了各个层次机会主义的表现和特征。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党内，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危害最严重，既贯彻和执行了共产国际及驻中国代表的意图，又给地方党部以影响和推动，并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时一筹莫展，几乎断送了革命。他也列举了在党内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一部分干部进行抵制斗争的事实，说明党内的正确路线并非鸦雀无声，而是时时刻刻在呐喊和斗争。
其三，在写作上体现客观公正的原则，并采用史论结合和对比衬托的手法。他对所涉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既批评了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也批评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鲁易（即罗易──注）、鲍罗廷，对李维汉、罗亦农、张太雷等受机会主义影响的事实也直言不讳。虽然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研究当代史的，叙事带有回忆录的性质，为中共党史研究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其内容史料价值极高，评论亦具权威性。他以大量的事实，列举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在国民党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表现了一次次的失误，并在多处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作为今后开展革命斗争的借鉴。由于夹叙夹议，报告非常有说服力，体现了报告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治史毕竟不是蔡和森的专长。他著的以上两部书稿，都带有明显的“工作报告”色彩，实用性较强，学术性较差。但是，中共党史学科毕竟通过几代人的完善，终于建立起来了。现在它不仅在国内被列为“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而且也发展为国际上公认的、极富中国特色的“中国学”，这其中有蔡和森的一份心血。蔡和森的理论贡献将彪炳史册，然而他的人品更受到世人普遍尊敬，有人称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盗得天火传播于人间，被残酷地钉死在悬崖上。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于华夏大地，1931年被钉死在广州监狱的墙壁上。他的著作与他的不朽业绩一样，将流芳久远。
参考文献：
[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