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共早期的青年运动领袖和青年团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他还是中国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青年团成立后，蔡和森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主任，是青年团中央核心成员之一，直至调中共中央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起草团纲，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蔡和森参与了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1921年4月成立后，由上海青年团代行团临时中央职权，并在上海发起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此选出张太雷等人成立大会组织处，与应邀出席会议的少共国际（又称青年国际）代表达林一起担负大会的筹备工作。（参见〔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59页。）据达林回忆，他和张太雷、瞿秋白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拟定青年团的纲领、章程草案和各种决议草案，其中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瞿秋白代表共产党。（参见〔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68、71-72页。）考诸史实，达林所忆瞿秋白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瞿秋白正在莫斯科，根本没有回国，是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团临时中央局书记施存统的回忆证实说：蔡和森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是他起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由新公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文献可以看出，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的是达林、张太雷和蔡和森。蔡和森自1921年12月回国后留上海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同时受中央指派，指导团临时中央的工作。青年团一大文献还显示，蔡和森出席一大时的身份是上海团的代表。而达林的回忆虽然将蔡和森误记成瞿秋白，但他的印象中是代表中共中央这一点是合理的。

　　在5月1日召开的青年团一大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蔡和森与邓中夏、陈公博、张太雷、俞秀松、施存统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讨论决定，仿照国际会议，设立办事处，下设总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其中，蔡和森与邓中夏、陈公博、张太雷、俞秀松、施存统和张继武等7人组成总务委员会，负责章程起草、提案征集、记录等工作。在总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分成三股，分工办事。第一股三人，其中蔡和森为党纲起草员，张太雷为章程起草员，邓中夏为提案征集员。这里“党纲”明确由蔡和森负责起草，当指青年团的纲领，因为青年团最初称少年共产党，故纲领亦称党纲。青年团一大筹备会记录显示，5月3日举行的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S.Y.纲领”，这里就明确了先前所称“党纲”确为团纲。会议记录称：“大林起草，经众讨论。结果，大林的草纲，众以为有不妥处，推蔡和森修正。”最后是通过了蔡和森修正的团纲。

　　团纲是青年团组织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和方法，是全国性青年团组织建立的标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7页。）由蔡和森参与起草并经青年团大会通过的团纲，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团纲提出了团组织现阶段的具体任务，而且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中共提出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革命任务。所以青年国际承认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从此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思想的战斗组织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390页。）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创建的标志。从大会筹备到文件起草到审查通过各项决议案，蔡和森无不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起草团的纲领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蔡和森负责起草团纲，也足以说明蔡和森当时在青年团中的重要地位。

　　二、旅欧中国早期青年团组织的重要创建者

　　早在留法期间，蔡和森就是旅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群众运动领袖之一。1921年7月，蔡和森在工学世界社大会上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他和李维汉提出一个“行动大纲”供大会讨论。（参见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106、107页。）1921年10月，蔡和森回国，由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共同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国际少年共产党命令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是在国内部分老团员商议后，恢复整顿此前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212页。）从旅欧青年组织和国内青年团组织的名称变化可以看出，“少年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欧少年共产党于1922年6月成立后，经大会票决加入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委托李维汉作为代表回国向团中央正式接洽附属于国内青年团的问题。蔡和森不仅向中央提议派遣李维汉回国工作，促成李维汉的回国之行（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而且积极推动旅欧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蔡和森参加的6月23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提出对本团设国外组问题的三条办法，其中涉及到留法组织。9月16日蔡和森出席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通报了赵世炎寄来的两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报告，承认他们为本团海外组，并讨论确定了旅欧青年团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具体办法。

　　1922年10月辞去团中央职务去中共中央工作后，蔡和森还代表中共中央参与讨论和推动旅欧团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1923年1月27日，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参与讨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加入本团问题，听取了李维汉的报告。会议讨论批准了他们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修改并通过“旅欧特别区章程草案”；决议取消旅欧特别区机关报《少年》，其文章可在《先驱》上发表。据此，团中央于1月29日复信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同意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正式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1923年2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参见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6页。）

　　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绩最优三同学”之一

　　蔡和森在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期间，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成为青年团中央核心成员之一。

　　蔡和森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主任，为开创青年团宣传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并且在宣传共产国际以及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贯彻党和团的决议精神，加强团组织和青年思想教育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蔡和森还担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首任编辑，在《先驱》上积极响应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了团刊宣传的政治方向，对青年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他参与研究和决定《先驱》的发行与管理办法，初步创建了团刊的宣传、编辑和发行制度。他还亲自负责编辑《先驱》第8号，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专刊，刊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6项议案。团中央并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方团根据这些决议案进行改组。此期《先驱》成为青年团员和团外同志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资料。方志敏曾回忆他看了《先驱》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足见《先驱》及其一大专刊的社会影响之大。

　　青年团创建之初，团员对于党的思想及政策不太明了，组织也比较松懈，蔡和森在1926年2月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出扩大和改进共青团刊物的问题。（参见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第36页。）同时他下大工夫抓《先驱》的编辑、整顿其发行工作，使团刊真正发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作用。

　　在青年团一大召开之后两个月，蔡和森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与陈独秀、张国焘共同起草大会宣言。这次大会确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独立的组织，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大会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确认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部分，而且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在团中央工作出色的蔡和森，在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且分管青年运动。

　　中共对于团中央领导人的器重和调用，实际上影响到团中央的工作。蔡和森先辞《先驱》编辑之职，接受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向导》的任务，实际上影响了他在团中央的工作。10月30日，蔡和森又与俞秀松、高君宇“因任C.P.中央委员，不能兼顾S.Y.事，提出辞职”。（《蔡和森年谱》，湘潭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对此，湖北的团员在12月29日致信团中央提出对于团中央改组的疑问：“前次大考成绩最优三同学为何辞职；该三同学既受了我们的委托，不得我们同意，能不能辞职？”（翟学超等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36页。）所谓“前次大考成绩最优三同学”，就是指青年团一大选出的团中央执行委员蔡和森与俞秀松、高君宇。“成绩最优”的三人一起辞职，对中央和地方团组织工作带来了影响。马林在工作记录中批评说：“青年一片混乱。情况很糟。……中央委员会已解散，应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27、329页。）为此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前召集，在《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将“这一年来青年团几乎没有做独立的青年工作”归结为：“本团的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初成立时，便有几人为共产党中央调去兼任，因此以后屡屡变动，使它本身组织涣散，不能切实执行职务。”（转引自赵朴：《团的一次会议至二次会议》，《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2期。）显然，蔡和森等组成的第一届团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青年团工作的新局面，对团中央工作和青年团开展运动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共产党工作的发展需要，他们大都被党中央委以重任，他们调离团中央对团中央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但从中共的发展及其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来看，则具有更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