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高　勇

　　访　  谈：程　敏

　　记　  录：赵文辉

　　口述时间：2007年6月14日

　　口述地点：北京西直门高勇住宅书房

　　程 敏：耀邦同志很早就注意经济建设方面的很多问题。1961年5月他率领调查组到辽宁海城作调查研究，写了一个题为《商业工作要活一点》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您能不能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高 勇：61年中央开了全会以后，毛泽东讲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进行调查研究。中央派了几个调查组分头调查，耀邦率领的是其中一个调查组。他向中央写了五六个报告，商业工作是其中之一，就是《商业工作要活一点》。毛泽东看了以后批了，认为很好。

　　原来的商业工作是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两种体制。但是以后越来越追求国营和全民，把合作社给去掉了。商品是多渠道、多种所有制生产的，而交换就一个渠道，非常死，大家都没有积极性。

　　因此他提出要恢复集体所有制。主张商业工作要多渠道，少环节。这样才能把商业搞好。后来中央发的文件，就是关于商业工作的条例里边把耀邦的意见吸收进去了。

　　程 敏：就是文革前的商业工作几十条吧。在这个报告里，耀邦同志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所有制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多渠道少环节的问题。实际上改革也是这两个问题。

　　高 勇：在商业问题上他比较早地提出不要批斗二道贩子。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既然允许商品流通，那么二道贩子必然就有的，不然商品怎么流通？从这个地方贩到另一个地方去，出了劳力，把商品流通搞活了，不应该有点报酬吗？ 后来他一直强调这事。

　　我那天翻材料，59年他在团中央的讲话中提出，理论还得经得起实践的证明。

　　程 敏：59年就有？

　　高 勇：所以他后来搞的真理标准讨论也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很早就有了。

　　程 敏：1961年9月耀邦同志带了3名工作人员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回来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调查报告，题目是《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的农村察看》，您把这个报告和调研给介绍一下。

　　高 勇：毛泽东对他的报告有两点是比较欣赏的。一点是耀邦讲了整个农村形势比去年好。毛泽东觉得他的政策见到效果了。第二点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来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有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来毛泽东又给退回去，说还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好。高级干部中明确写报告持赞成意见，像胡耀邦这样的，少有。所以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就批了。

　　耀邦的调查报告还给团中央各部门的领导都发了一份。有的赞成，也有的不赞成，说他这不但是“走马观花”，简直是“跑马观花”。机关党委就搞了个简报，把各部门对耀邦报告的反应汇总了一下。耀邦看了简报以后没说什么，但肯定有想法。

　　过了三天，毛泽东的批示回来了，说这个报告很好，这最有说服力了。我一收到这个报告，就赶快送给他看，他看了两遍，然后就说你把这个批示给书记处的人传阅一下。他后来也没讲别的，别人也不再说闲话了。

　　程 敏：那个商业报告对78年以后的商业改革来说，当时耀邦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了。他的“二十五天”报告，实际上为以后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一个认识上的基础，您是不是这样看的？

　　高 勇：是这样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开始是这样的。后来就过渡到大队核算，有的是公社核算，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耀邦出身于农村，家里也经常有人来，他对农村生产情况还是熟悉的。

　　程 敏：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耀邦同志有哪些方面的思考和主张？比如关于农民与矿山、森林等所谓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这里也涉及到“有水快流”这些。耀邦同志基于什么原则提出这些说法？

　　高 勇：农村改革中提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琢磨了好久。用什么话来说，既行得通，又不明确地把毛泽东搞的公社给否定了，还不提包产到户，所以就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名字也挺别扭的。实际上用这种办法把公社的牌子给摘掉了。

　　程 敏：耀邦同志主张“有水快流”。他在讲话里表现出，他不仅仅是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角度来谈的，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学，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介绍一下？

　　高 勇：“有水快流”这事，后来有人批评说这是错误的，我觉得看怎么说了。耀邦同志说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是集体开采，乡镇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当然这要划分一下，“有水快流”。他考虑多的是用什么办法能够发展生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至于后来群众挖矿挖乱了，那是你管理上的问题，不是耀邦指导思想上的错，我觉得后来有人把他的意思给歪曲了。

　　山林问题，过去毛泽东也主张宅旁的地种的树是自己的。耀邦主张国家山林当然不能乱砍；群众自己地的地边、地角种点树那不应该归自己啊？为自己解决烧柴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允许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你还得想办法让群众尽快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