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生时代潜心学医的缘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对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绽放的“自由求实”学风感受不深，因此对胡耀帮的印象一直很模糊，只在电视屏幕上感觉这个党国元首一点架子也没有，并且在公众场合容易感情外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必要的威严？尽管法治国家的民选元首多平易近人“表情真实”，可当时我对法治国家一点也不了解，对美、苏等超级大国怀有不可理愉的敌意，不知道胡耀邦的“领袖新形象”是与国际文明接轨，所以对这个领袖没什么好感，象我的家乡没见过大世面的山野村民一样，对胡耀邦电视屏幕上的“平民形象”颇有微词，按山民的话说就是“有点掉中国的架”。
直到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眼界开始淡出西方视野，我才开始从医书里走出来研究西洋现代文明，此时才发现胡耀邦的“平民形象”是文明国家政务官的必备素质，是文明开化推进中国政治进步的表现。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政治庙堂难得出现一位有远见卓识和强烈民族责任心的政治家，可一旦碰上那样的政治家，多数国民又难得从专制奴性的惯性思维里走出来，对政治家文明进步的大手笔不适应，就象在黑暗里呆久了的人一朝走到阳光下眼睛会睁不开一样。百年前的末路英雄光绪皇帝也遇上了同样的悲剧。广大臣民对他的强烈民族责任心和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风范不理解不共鸣，相反却对“暂时不生育”这类根本不能算错误的个人小瑕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个人腐败害国害民，但愚民的恶果则比个人腐败还要严重一千倍！当阴暗自私的统治者造就大批愚民时，就算国家有幸换上了一位英明卓越的掌舵人，也很难使国家改变航向走上文明进步之路。
当愚民政策成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国策时，国家就需要一大批启蒙思想者，在黑夜里点燃希望的烛光。否则民众就算一朝走向黎明眼睛也会很难适应。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现世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一定是伟大的？但在后世得到国民的敬仰就一定是伟大的。
胡耀邦就正是后一类政治家！
我对胡耀邦产生敬仰之情是近十年的事，除了敬重他的“平民形象”外，更敬重于他“还历史真相”的务实求真精神和“尊重人性尊严”的绅士修养。这种“尊重人格”涵养甚至于惠及到他的敌人！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是那种能自主抛开个人恩怨，始终把推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作为第一目标。
在研究文革历史时，胡耀邦主导的两件小事深深感动了我。
第一件小事是对陈伯达的关照。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直接导演了打、砸、抢、抄家、诬陷与迫害的文明灾难。在诬陷与迫害的狂潮下，胡耀邦领导的团中央首先受到冲击，“三胡”停职反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主要罪名是“三个不够”：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作为团中央一把手的胡耀邦当时因病住进了医院，但一样不能幸免，被造反派勒令回来接受批斗。胡耀邦自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牛棚”岁月。白天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示众，晚上则没完没了写检查，期间有十多次被红卫兵拉到院外去接受“暴民式批斗”。红卫兵对胡耀邦拳脚相向。“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
胡耀邦成为党中央总书记后，文革大红人陈伯达则沦为阶下囚。在那个国家政治资源被权力人物用来快意个人恩仇的岁月，胡耀邦趁机报复一下这个令其受尽非人折磨的政敌自在情理之中。胡耀邦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没有动用手头的政治资源快意恩仇。陈伯达在狱中非但没有受到虐待迫害，胡执政党中央时还允许陈长期保外就医，为陈提供继续从事理论创作的空间。不仅如此，胡耀邦还特意关照为陈伯达提供一条与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陈在保外就医期间写的理论文章都被关照送达中央书记处，每篇文字胡耀邦都要亲自过目。他看到陈伯达写的读书笔记过多，就对陈伯达的创作提出颇有创意性的建议：“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当代中国的高级政治囚徒在狱中也许有创作的部分自由，但创作的作品在当时绝没有发表的任何可能。但陈伯达却是例外。在胡耀邦的特意关照下，陈伯达创作的《求知难》在一九八二年第十期的《读书》杂志正式发表。作者署名“纪训”，这个笔名倒是原来就写在稿子上的。
在那个“因人废言”的年代，一个政治风云人物一旦被“打倒”，就算是发明了“根治癌症”的救命药。成果也要被否定？可胡耀邦却能安排发表政治阶下囚的文章？这种在中国政坛极为罕见的政治胸襟是何等难能可贵！
第二件小事是公正对待“革命小将”黄帅。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革命小将”黄帅了。我就是在黄帅的影响下学会写作文的。本人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一年，“革命小将”黄帅的名字传遍了穷乡僻壤的每一所乡村小学。我们小学生在黄帅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开始硬着头皮给曾经尊敬的老师们写大字报，如果你不写老师也要强迫你写。就算用脏话臭话辱骂老师也不要紧，但不写批评老师的大字报老师就不让你放学回家？
那是一个何等荒唐的年代！
打到四人邦后，黄帅这个小英雄自然从人生巅峰瞬间跌入谷底，和白卷英雄张铁生一道成为我们中学生不负责任批判攻击的异类。
所幸黄帅那时尚未成年，否则应该会和张铁生一样身陷囹圄。
可想而知，学生时代的我对黄帅是一百个否定。
等到我终于有心智研读那个荒唐岁月的真实历史时，我才发现黄帅当时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不当之处。
1973年，黄帅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对老师的作法提出了质疑：
黄帅给《北京日报》的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黄帅事件”的真实背景展示黄帅本人完全是无辜的，过错全在老师一人身上。一个教育工作者就因为一个小姑娘在自己的日记里说了几句有个性的真话就恼羞成怒，不惜用比下三滥还要卑劣的手段对一个小孩子实施文革式的打击报复？这样的人哪里还有资格当老师？在那种令人发疯的不公正待遇下，黄帅选择给《北京日报》写信求助完全是一个知书达礼且没有任何防卫能力小姑娘的无奈之举。如果换上土匪世家出生的我，说不准会选择用石头在那位老师的头上砸出几个包来。
“黄帅事件”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悲剧政治事件，也不是黄帅本人造成的，而是把黄帅当成“政治斗争棋子”的政治流氓造成的。如果追究错误也得由那些没有任何道德准则，不惜用最卑劣手段毒害利用祖国花朵的政治流氓来承担，而不应该牵连归罪于无辜小姑娘黄帅身上。
但那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年代。四人邦倒台之初，文革的惯性思维依旧主宰绝大多数国民的神经，黄帅自然也成了众矢之敌。虽然因未成年不能把她关进监狱，但来自四面八方的严厉批评和巨大压力却是逃不了的。她此生注定沦为没有任何希望与未来的“贱民”。
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黄帅以322.5分的好成绩报考北京工业大学，在北工大内部老师群体中引发了热烈争议。没有哪个校领导肯承担责任录取这个有着巨大政治负面效应的无辜青年。
最后是胡耀邦出面救了她。
胡耀邦在“牛棚岁月”曾饱偿了红卫兵的拳脚和铜头皮带，作为红卫兵性质的反潮流革命小将黄帅自然很容易触及总书记当年的伤痛？从情感上来讲，就算不打击她也不会出面为她主持公正。可胡耀邦没有沉溺于个人恩怨，他的过人政治胸襟使她发现黄帅是无辜的。他决定出面为黄帅主持公道，一个将完全改变黄帅一生命运的决定。
在胡耀邦的出面说项下，黄帅终于被北工大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
1984年，黄帅获工学学士学位，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黄帅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黄帅回国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如果没有胡耀邦主持公道，秀外惠中的黄帅今天也许沦落到在京城街头捡垃圾的地步。
美国南北战争后期，南军总司令李将军率领他的军队向格兰特将军统领的北军投降。格兰特并没有把这个曾造成北军重大伤亡并使他丢尽脸面的南军战神当成败军之将看待，而是给予了对方充分的尊重。放下武器的南军士兵个人尊严也没有受到得胜北军的粗暴侵犯？此举正是美国人的过人之处，胜利者自动关上了“冤冤相报”的潘朵拉魔盒。美国自此永远告别了自相残杀的内战。
当国家的政治资源被权力人物作为报答个人恩怨的武器；用来为个人利益服务时，这个国家一定是野蛮落后的。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从个人恩怨里走出来，把推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作为执政生涯的第一要务。
胡耀邦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做出了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