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回眸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起点，胡耀邦就像一颗明星，无私无畏，以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光照前程，指引来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有两件大事与胡耀邦有关，一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一是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大事相互关联，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也为改革开放扭转中国命运奠定了基础。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北京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座深墙大院，灰瓦红柱，万籁俱寂。秋风送来些许凉意，蚊香袅袅的青烟在院中散开，飘散在空气里。胡耀邦一家1984年从富强胡同六号搬到这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话题从日记开始 

　　今年以来，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已从第一线的工作退了下来，开始陆续整理以往工作、家庭的史料，而他在其中也找到了学以致用的乐趣。重拾关于父亲和改革开放的记忆，让这位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拿出搞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们的谈话就由此而起。 

　　“我发现您今年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整理1978年的日记。”记者问。“你怎么知道？”胡德平很好奇。“（日记）记得不多，还是不多。”胡德平摇摇头，一脸遗憾。 

　　两年前，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开通。这个面向大众广集史料的网站，由胡耀邦夫人李昭题写网名。时至今日，网站成为汇集普通百姓缅怀胡耀邦文章的一方园地。源源不断的供稿，展示出蕴藏于民间的对一位逝去领导人的无限深情。 

　　《理论动态》搅动政治风云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怀念文章的关键词之一。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两个凡是”的论调在他任职六周前出现于报端。 

　　“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胡德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中央党校是理论的舞台，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理论动态》，他要把这个刊物办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党校”。而《理论动态》创刊，则是与邓小平官复原职发生在同一周。 

　　胡耀邦亲自为“实践论”文章立题，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曾回忆说，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还对胡耀邦说，以后可以多到他那里去。 

　　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普遍认可，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据胡德平回忆，1978年11月25日晚，胡耀邦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 

　　他决不是针对华国锋本人 

　　“他积极参与阐述，积极组织（真理标准讨论）。他搞真理标准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决不是针对华国锋本人。”胡德平说。胡耀邦与华国锋曾经同在湖南共事，当时在中共湘潭地委搞“四清”。1963年春节前，胡德平就见到过为人忠厚的华国锋，也和他的两个孩子交谈过，“满口的湖南话”。 

　　在胡德平眼里，父亲是一个对待党、国家、人民、家庭、子女，都极为真诚的人。“他教导我们应该诚实，他说别的错误可以原谅，你们不诚实，说假话，万万不能原谅。”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则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胡德平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30年前，父亲在搞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老同志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立场，他的孩子和我比较要好，到富强胡同六号的家里找我，父亲从屋子里跑出来，说：“你别走，你别走，你父亲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对我帮助也很大，什么时候我和你父亲谈谈。”这件事给胡德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许多感念胡耀邦的人，都称他为「恩人」。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为受迫害者带来久违的正义。面对重重阻力，他曾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胡耀邦的家当时住在富强胡同六号，进入这个中组部长的家，不需要特别的通报，门总是很容易被敲开。一些反映情况的人不费什么周折就能递进上访材料。胡德平说，对于这些事情，父亲从不觉得麻烦。 

　　胡德平还记得1977年他从河北干校回家，刚刚担任组织部长的父亲向他了解干部的情况怎么样，受牵连受打击情况有没有解决？他刚好受朋友之托，带来一封乔明甫转给胡耀邦的信件。乔明甫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文革”被打倒，当时还未平反。“父亲说，拿来拿来，他看东西很快的，看完哗哗地批了几个字，说‘我来处理’。”胡德平的表情生动又真诚，脸上泛着几分神气。回忆到这里，他笑了。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惊鸿一瞥，但这三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至深至远。历史无数次证明，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恰恰是那些关键的少数。胡耀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正名吶喊 皆为“光彩” 

　　曾在全国工商联身居高位的胡德平，几年前曾驳斥过民企“原罪论”。他为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和生存环境吶喊，也因此受到诟病，但始终不渝。 

　　九月初，记者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25周年座谈会。邀请人是活动组织者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姜维。姜被誉为「中国私企第一人」，他的营业执照是胡耀邦亲自特批的。 

　　改革开放之初，“全民所有制光彩，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凡此种种的社会舆论阻滞着人们的头脑。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时指出，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1994年，胡耀邦逝世五周年。刘永好等十位民营企业家，以“光彩”为名，成立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名倡议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同时用这种形式缅怀胡耀邦。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企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然而，质疑民企财产合法性的原罪论者，上书政府要求清算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我认为提出原罪是意识形态问题。罪就应该是现罪本罪，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哪有什么罪外之罪的原罪之说呢？”胡德平在被记者问到“原罪”，转而反问道。 

　　胡德平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中央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要把搞加工做实业的八个人抓起来，有螺丝大王、线圈大王、机电大王等。说他们第一桶金不干净，否则怎么能盖那么漂亮的厂房、挣那么多钱？后来，一个跑了，七个被抓。 

　　“这些人就是不明白，人家是搞市场经济、是自力更生，是民间创业，就是因为和原来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不符合，没见过这样生产致富的人，就认为有罪要抓，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1984年温州市委做出决定，这些人全部平反。”“人家是功臣”，胡德平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 

　　政策的反复对于个体也好，对于整个国家也好，都将造成长久的伤害。低调温和的胡德平与“原罪论”高调辩论，执着于为民企正名，这一行为其实都发端于父亲的“光彩”思想，并一脉相承。 

　　胡德平在纪念“光彩”讲话的活动中指出，胡耀邦的“光彩”讲话，引出就业、富民、所有制等价值观的突破和进步，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中日青年联欢影响几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打开国门，外交工作正处于开创新局，中国亟需了解外部世界。1983年11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东京的NHK大礼堂对日本青年发表演讲，邀请日本3000青年访华。 

　　“胡耀邦个子不算高，但是讲话非常有劲儿。他在演讲中表示，要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一听这话，我们那个激动呀，现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当年在场的日本青年曾这样回忆。 

　　胡耀邦访日次年，便拉开了“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亲自接待了来访的日本青年。“一衣带水”这个词就是从那时开始传播的。 

　　其实在1982年，胡耀邦就多次向全国干部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后发展的起伏跌宕的百年岁月。胡耀邦提出以日为师，学习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优先、科技创新，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二十五年后，胡德平剖析父亲当年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的心迹，“和他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有关，从搞世界青年联欢节受到的启发。” 

　　胡德平说，父亲上世纪50年代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曾率团去过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觉得联欢节是中国青年和世界青年交流的宝贵机会，可以互相学习，认识世界。 

　　胡德平还讲述了这样一桩趣事。父亲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到北京，毛主席很兴奋，找父亲谈，“你和外国人接触不紧张啊？上万人大会上，都是外国人，你敢讲话啊？你的讲话鼓掌半小时，你真的讲那么好？”胡耀邦回答：“主席，不是我讲得好，是志愿军打得好。”当时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战呼声高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把美国赶回“三八线”。胡耀邦那次演讲全场沸腾，起立为他鼓掌半小时。那一次经历，深得毛主席赞赏。于是，胡耀邦从经验而来，找到了通过青年交流加强中日关系的这条道路。 

　 “改革开放需要与世界的交往，他是很开放的。”胡德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