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私下请示了胡耀邦，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1978年的政坛最忙碌的角色，操持全国形形色色冤假错案的批量平反昭雪工作，答复胡绩伟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尽管陶铸一案由毛泽东主席钦定，报社和文艺部两级领导还是抛开顾虑，一致同意尽快发表这封信。缪俊杰谈起这段往事，不无自豪地说：“既然耀邦让我们自己定，我们就敢定!”

　　秦川顶住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

　　秦川编发了王光美写的申诉材料，直接送到胡耀邦手里，再由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与中组部配合默契，利用公开报道为刘少奇夫人恢复名誉。1月28日，《人民日报》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让全国读者眼前一亮：“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泪湿天下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接到《诗刊》副主编柯岩电话，希望来她家里见一位朋友，有些事要谈。缪俊杰赶到柯岩家，只见一位30出头的女士低着头坐在那里，眼里闪着泪花。

　　柯岩介绍说，她是陶铸的女儿，叫陶斯亮。“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都知道“刘邓陶”，陶铸是“文革”高潮中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被江青的“中央文革”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969年死于流放地合肥，此时尚未平反。

　　柯岩告诉缪俊杰，陶斯亮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不知道《人民日报》敢不敢发表。陶斯亮噙着眼泪开始念信：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

　　陶铸被迫害至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陶斯亮每年在父亲的祭日，只能悄悄套个黑袖章，躲在无人处流泪祭奠。到了1978年，不断有陶铸生前的战友给陶斯亮和母亲曾志通风报信，说陈云等党内高层如何为陶铸仗义执言。陶斯亮开始到处投递材料、申诉冤情，同时她想到了党中央机关报。

　　对于陶铸的冤案，《人民日报》曾参与罗织罪名，1967年9月8日奉命刊登姚文元撰写、毛泽东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宣判陶铸是“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让陶铸至死不得翻身。在“文革”后党中央一时难以作出正式平反决定的情况下，如能通过《人民日报》，倾诉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还原冤案的事实真相，不失为一个曲折而有效的补救办法。

　　做医生的陶斯亮，在病历纸的反面开始给死去的父亲写信，字字血，声声泪。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贺敬之的妻子柯岩流着眼泪，帮助她剪裁、润色了一整天。

　　缪俊杰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回到报社，直接向胡绩伟总编辑做了汇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也表示支持。胡绩伟私下请示了胡耀邦，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1978年的政坛最忙碌的角色，操持全国形形色色冤假错案的批量平反昭雪工作，答复胡绩伟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尽管陶铸一案由毛泽东主席钦定，报社和文艺部两级领导还是抛开顾虑，一致同意尽快发表这封信。缪俊杰谈起这段往事，不无自豪地说：

　　“既然耀邦让我们自己定，我们就敢定!”

　　于是，胡绩伟拍板，副总编辑李庄签字发排。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一周，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连载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无数中国人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普通民众惊讶地发现，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高层竟然也跟自己和身边人群一样，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陶斯亮在信中记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生活细节，比如软禁中的陶铸得知女儿恋爱，思前想后，给小伙子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受审查的情况和女儿的优缺点——

　　“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

　　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

　　在得到小伙子对爱情忠贞不悔的明确答复后，陶铸兴奋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给未来的女婿准备点礼物：

　　“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

　　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

　　陶斯亮很快被逼远赴青海、甘肃，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面。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和妻子两个选择：夫妻同去合肥，与女儿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面对如此残忍的选择，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从北京动身的那一刻，这对40多年的夫妻彼此心里都明白到了最后的诀别——

　　“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历来以“钢铁炼成”自居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钢铁制裁下躯体变得不堪一击，内心却依然坚不可摧。陶铸孤身一人流放到合肥43天后，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人民日报》帮助一个高干子弟发出了鸣冤叫屈的信件，同时给沉沉苦海中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报社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表达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对“四人帮”等专制势力的极大愤慨，对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

　　网友“夜夜笙歌”1978年还是个中学生，在网上回忆同学们传阅陶斯亮文章的情形：

　　“整整一大版，看的同学大部分都哭了。我看了好几遍，看一遍哭一次。之前我也看过许多书许多报，里边有英雄人物，但都没有像这篇文章那样打动我的心。”

　　读者来信之多，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复《深深的感谢》，描述自己的心情——

　　“我就像是一个胸中积满了感情，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呼喊了一声的人，自己却被那从千山万壑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惊呆了，我那一声呼唤与这天地间的轰鸣相比，只不过是一声小小的呐喊!”

　　一星期后，历史性的“三中全会”开幕，中央正式卸下陶铸、彭德怀尸骨上的枷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党和民间没有异议地一致赞同。

　　读过、听过陶斯亮这封信的人，从陶铸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磊落人格、“松树的风格”。陶铸蒙冤的原因很简单：不肯答应江青的要求，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打头炮。陶铸佩服邓小平的政治才干，“文革”前曾在党代会上公开说过：

　　“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文革”中陶铸悄悄对曾志表示：

　　“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在政治局生活会上，陶铸一杯接一杯喝茶，没有发言，结果自然是触怒了江青、毛泽东，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这是魑魅魍魉横行天下的时代，真正的共产党人用自由和生命谱写的一曲人间正气歌。张伟涛在2004年第12期《人物》杂志《陶斯亮：红色征程》一文中，提到曾志晚年的一个细节。陶斯亮和女儿阿妹到医院探望重病的曾志，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

　　“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

　　阿妹说：

　　“我会选个坏男孩儿!”

　　陶斯亮说：

　　“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姥姥曾志认真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

　　“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

　　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曾志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共产党员!对于今天喜欢“坏男孩儿”和“疯狂女友”的青年男女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代共产党员被毁灭、被扭曲的人格魔力。

　　解救“阎王”

　　1978年，老革命家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

　　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30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经他签字才能发表，报纸排版要从夜里2点开始，因此陆定一的作息时间与《人民日报》基本同步，经常熬到深夜2时把社论审阅完才入寝。“文革”一来，毛泽东对如此勤勉敬业的陆定一和他领导的中宣部作出结论：

　　“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的话如雷霆万钧，陆定一在劫难逃，加上神经失常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败坏”一事，陆定一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当处长时，陆定一是部长。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期间骨瘦如材，陆定一见了心疼：

　　“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

　　从此，秦川结束下放劳动，在家待业。“文革”高潮期间，秦川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对于毛泽东比划笑谈的批斗大会，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文革”末年，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但保留“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三顶政治帽子，“永远开除党籍”。自身难保的邓小平提议陆定一“还是留在党内”，没有被政治局接受。没想到，政治局的决定传到监狱，无锡书香门第出身的陆定一跟彭德怀元帅一样的铮铮铁骨，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认罪。于是，陆定一夫妇继续留在秦城。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倒台后，陆定一向专案组提起申诉：

　　陆定一：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陆定一：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专案组：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秦川读着陆德申诉信，想起“文革”前中宣部的岁月，十分伤感，更是义愤填膺。当年“阎王”保护了“小鬼”，今天“小鬼”也要奋力解救“阎王”。秦川顶住“毛主席圈过”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12月2日，中组部、公安部两位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告诉陆定一，中央将为他平反。陆定一一板一眼地追问：

　　“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两位副部长同声答曰：

　　“是错案。”

　　陆定一这才长叹一声，结束了13年的监禁，重见天日。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

　　“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一会儿，陆定一回家，握着秦川的手，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秦川清楚地记得那天也是陆定一首次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老人端详着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眼里饱噙着眼泪说：

　　“长大了，长大了!”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陆定一在党内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文章中的这句话引起中央有些领导人的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

　　“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直接指向毛泽东。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早在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就认定毛泽东“偏激”的秦川胸有成竹，相信陆定一的“反左”见解站得住脚，非议传来也就一笑置之。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70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对王明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延安整风时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自己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秦川说：

　　“这是陆定一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

　　通天大案

　　神鬼各归其位，《人民日报》开始琢磨为“文革”天字第一号大案刘少奇案件促成翻案。好一条贵州汉子秦川，艺高人胆大!当王光美还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川就示意刘少奇的子女，争取为父亲平反。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写了一封申诉信，到人民日报找到秦川，秦川领着他到胡绩伟办公室，一起讨论为刘少奇平反的可能性。秦川和胡绩伟一道对刘源的申诉信提出了一些意见，由秦川当面指导他如何修改。改好以后，秦川即批发报社《情况汇报•特刊》报送中央。

　　据胡绩伟在回忆录中所言：

　　“这份材料对中央下决心为少奇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在中央下决心之前，秦川和胡绩伟还玩了一个“小动作”，影印出版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因为里面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秦川跑了几家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发现了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人民日报》偷偷影印发往全国各地。党内同志奔走相告，看来少奇同志的冤案很快就要平反了!

　　胡绩伟特意给胡耀邦送了一本，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

　　胡耀邦看了目录，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翻，高兴地说：

　　“你真鬼!”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斩获，就是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现在要撬动这个“通天大案”，谈何容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内同志为此煞费苦心。

　　胡耀邦的中组部首先为王光美平反，1979年初把在秦城监狱囚禁了12年的王光美接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招待所服务员李红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光美那天，她还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王光美没有任何行李和洗漱用品，却急切地说：

　　“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王光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呼吁。秦川编发了王光美写的申诉材料，直接送到胡耀邦手里，再由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与中组部配合默契，利用公开报道为刘少奇夫人恢复名誉。1月28日，《人民日报》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让全国读者眼前一亮：

　　“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凶神恶煞，第一次度过这样宁静祥和的节日，全国读者跟王光美一道长出了一口气。

　　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在艰难而顽强地推进。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熊志勇编著)披露：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2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

　　接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在胡耀邦的直接安排下，人民日报闻风而动，接连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3篇文章：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1925年》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

　　《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

　　3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为刘少奇摘掉3顶骇人听的“帽子”——内奸、工贼、叛徒。据《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说，在中国科协“二大”会议期间，胡耀邦在休息大厅与华国锋聊天：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好，好，很好!”华国锋脸上堆着笑容。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3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推倒了。”胡耀邦的语调有些激动。

　　华国锋听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在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纪委、人民日报等党内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坚持维护“前任首长”的华国锋已经无力回天。

　　1980年5月16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社论郑重指出：

　　“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篇经政治局常委会审定的社论，宣布4个“不存在”，使得发动“文革”的前提成为“莫须有”。评论部主任范荣康起草的送审稿中原来还有一段话：

　　“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

　　一位常委在审查社论时提出删去，认为这样的结论应该由中央出面以某种形式郑重发表。看来彻底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