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赴山西调研
时间 1981年8月13--17日
地点 山西晋东南地区高平和长治市
陪同人 赵文成 时任国家经委党组成员
邹 桐 时任煤炭部副部长
田一农 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刘 毅 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霍士廉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
罗贵波 时任山西省省长
张建民 时任山西省副省长
8月13日，胡耀邦到高平视察工作。胡耀邦在听取了高平县委的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指示高平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解开思想疙瘩，团结一致，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胡耀邦高平之行
口述/贾培宏 /执笔/李怀珠
胡耀邦1981年8月13日曾到山西高平视察并下榻，他是迄今为止唯一到过高平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当时的高平县委书记，我参与了接待工作，今天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1981年8月12日晚10点，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从晋城给我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来高平，吃喝不用我管，只管住宿就行了。
13日上午胡耀邦到达高平前，座机先在阳城、沁水、晋城、陵川四县上空转了一圈。10时左右直升飞机在高平南王庄上空转了一圈后，降落在南王庄东边的丹河边的沙草地上。胡耀邦下机后，早已等候在此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副书记王林堂、副专员宋志敏、县长赵国发和我上前迎接。随即从南王庄一路坐车到了县招待所。胡耀邦坐定后，拿出了刚才在空中拍的4个县的照片，让我辨认照片分别拍的是哪里。前几张拍的是士敏县（今沁水县东部）东西峪山头，后几张拍的分别是沁水县郑庄和陵川县府城村……
胡耀邦问我：“高平既不高也不平，为什么叫高平？”我回答说：“战国时这里有两个县，一个晋城高都，一个长平，两县合并后，各取一字就叫高平县。这个县志上没有，我在山西省博物馆查出来的。”胡耀邦点了点头，又问我：“沁水县也有平川，为什么县城设在一个沟里，飞机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要碰到山。”我回答说：“沁水县面积大，东西300华里长，又很分散，那里是全县的中心。”胡耀邦接着问：“高平历史上出过几个宰相、阁老？”我回答说：“出过一个毕阁老。还有一个祁贡，两广总督，现在祁贡的坟还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胡耀邦说：“有时间去看一看。”（没有去成）胡耀邦问：“毛主席著作里有3个成语和高平有关，你知道是哪三个？”我回答说：“一个‘纸上谈兵’，说的是赵国与秦国交战，最终导致‘长平大战’；一个‘不遗余力’，也是那时的事，赵国抗秦不遗余力……”胡耀邦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不用再说了。”
午饭安排在招待所二楼。
饭前，我向中办王主任请示如何配合工作。主任说：“主要做好汇报和安全两件事。总书记平易近人。总书记要求实事求是，不能说大概、大约。吃饭上6个盘就行，不要上酒，地方小吃上几个小盘就行了。”
开饭时，我们上瓶红果酒。胡耀邦让拿走。我说：“这是地方上产的饮料，不是酒。”胡耀邦说：“瓶子上写的是酒，拿走拿走。”胡耀邦吃了几样本地特产，喝了几口川汤，吃了几个饺子，又吃了点拉面就离席了，大盘菜一点也没吃。烟、茶都是自己带的。
我问王主任：“汇报时谈些什么？”王主任说：“你汇报时听总书记的插话就明白了。”
汇报时间到了。
到场的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文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
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在胡耀邦的对面坐下。汇报开始后，胡耀邦问：“山西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的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等了5分钟没人说话。胡耀邦用手指着我说：“来了这儿，你先说。”我正在想胡耀邦提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武斗和“善终” 等问题。胡耀邦点了我的名。我立即就他的提问一一作答。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我汇报到高平的武斗和“善终”时，胡耀邦坐不住了，在地上边走边说：“落实政策落到哪儿了？”我说：“受过批判的500多人，现在还有33个同志未落实政策，因和案件有关，正在落实。”
胡耀邦又问：“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
我答：“工作是都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10来个。”
胡耀邦：“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说：“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农工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胡耀邦问我为什么不让王福堂参加常委会，我说：“地委在离高平20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搞了一个引沁水入丹河的灌溉工程，高平抽了5000个民工参加建设。王福堂同志任总指挥，工作很忙，路途远，又不好走，因此县委召开常委会时，只在研究大事时通知他参加，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问王福堂：“你过去是什么职务？”
答：“副书记。”
问：“现在呢？”
答：“副书记。”
胡耀邦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不清也清了，你说清了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胡耀邦问我：“你们抓了多少人？”我回答：“抓了80人，住看守所的现有128人。”胡耀邦说：“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他们过去没什么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现在又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被抓起来，过去没仇恨，也是‘文革’派性引起的，也放了。这个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张学清同志的情况，这个同志是六八（1968）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的。听说现在分配他工作，谈了3次，他不去。一个同志给我讲，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有少说。我说‘你归纳得很好，我们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个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就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指县委的同志）对那33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多数人不同意他回去，他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情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办，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正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事就好办。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50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说了这些后，汇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胡耀邦汇报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胡耀邦不时插话予以解答和作出指示。
当霍士廉汇报中讲到一个县总有几个人无理取闹时，胡耀邦插话说：“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要维护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当高平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插话说：“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当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世鸿谈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时，胡耀邦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
当县委常委、经委主任刘如锦同志谈到生铁积压卖不了时，胡耀邦指出：“销不出去，主要是思想没转过来，方向有问题，有煤、铁的地方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还指出，水利建设要总结经验。
胡耀邦最后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汇报会开完后，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一晚上。原通知省领导14日早8时为胡耀邦送行，但实际上提前了。胡耀邦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自己先到饭厅吃了饭，6点和大家照了相，6点30离开招待所，乘车前往南王庄停机点上直升机。到了飞机跟前，胡耀邦登上弦梯，高声问：“高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我高声答：“来了。”并飞快地跑到胡耀邦跟前。胡耀邦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去送行的人都上了汽车，胡耀邦才进飞机。飞机起飞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我们才返回县城。
送别了省领导，我反复回忆胡耀邦来高平的每一个细节和说过的的每一句话，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我们县委成立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到位了，人心安定了。胡耀邦指示的其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省里的帮助下，我们就这一段工作写了1500字的报告寄给了胡耀邦。
（《湘潮》
那年，胡耀邦来长治视察
一丁
1981年8月13日，胡耀邦主席于视察了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后于8月14日乘机来到长治市视察。
8月13日上午10时许，胡耀邦主席乘坐的飞机到达高平城上空盘旋数圈后，又调头向南，在飞机上视察了晋城、陵川、沁水、阳城四县后转回高平。一行两架飞机于10时30分在临时机场南王庄东河滩降落。
此前先到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晋东南地委常务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书记贾培宏、县长赵国发等到机场迎接胡耀邦主席到高平县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听取汇报、吃中午饭。然后到2楼12号房间休息。
8月14日上午，胡耀邦主席偕同随行人员，省、地领导分乘两架飞机来到上党古城长治市，改乘小汽车到长治一招（即现在的长治宾馆）稍事休息后，即通知晋东南地区、长治市的领导到一招会见。
长治市市长王太魁及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郭大唐、郭贵琳、陈昌奇、王仲青、陈有根、刘己未等到一招拜会中央主席。
到会领导介绍姓名、职务后，省委书记霍士廉问：“长治市委书记陈杰同志怎么没来？”到会的长治市领导没人回答。大约一分钟后，市长王太魁说：“陈杰书记病了。”
不管什么原因，作为党的地方一把手，不来会见党的中央主席，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接着，胡主席请地、市领导汇报工作。
在地委领导汇报工作后，由市长王太魁代表长治市委、市政府向中央主席汇报。主要内容谈到长治市是个老区，比较落后，困难多，需要上级帮助……。
地市领导汇报后，胡耀邦主席很平和地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工作，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叫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很难找啊！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过头批评，帽子太大，上纲上线太高，这个不好。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
他还说，上党是老区，对革命有功，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但不能老躺在功劳簿上。要艰苦奋斗，向前看，要立新功。
接着他把昨天在高平的有关干部工作的8点，又大略地谈了谈：
1、在这些年的运动中，凡是把自己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
2、平反、纠正之后，不要耿耿于怀，不要揪住不放，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题三义塔》）；
3、凡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不要勉强留在原地区、原单位，可以动一动；
4、有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实在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它同志也不服，可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
5、每一个同志都要用两分法来认识自己，既要看到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又要看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
6、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无条件的为党为人民工作；
7、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8、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
胡主席最后说：“这8条意见是对山西干部讲的，也包括晋东南、长治市的干部在内。希望能使山西48万干部的关系改善一些，使山西干部的团结搞得更好一些。”
接着是一阵强烈的鼓掌声。
胡主席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与省、地、市与会领导合影留念。
闲聊中，胡主席对省长罗贵波说，《中国青年》有个记者，是个青年画家叫王永恒，群众运动中出了点不算问题的问题。听说下放到长治市锻炼，此人很有才华，可安排适当的工作。
罗省长回并后向长治市有关部门了解王永恒的情况并让征求本人意见是否愿到并安排适当工作。但当时王已心灰意冷，竟说“谢谢他了，他在台上能给我安排合适工作，他下了台，谁还能保证我的工作”谢绝了。王失去了一个机遇。但后来在市有关领导关怀下，让王当了“太行书画院”院长，可惜英年早逝。
第二天——1981年8月15日上午，胡耀邦主席一行离开上党古城长治市，乘专机到河北省视察。
在基层调研几天后，８月１７日下午，胡耀邦在太原湖滨会堂，给山西省直系统县处级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其用意，就是希望山西省级系统的干部们带头解疙瘩，不要让“文革”在广大干部心中结下的疙瘩，再影响山西的改革开放大业了。赵瑜先生在《牺牲者》书稿子中，详细描述了这次大会，介绍了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现摘录如下：
胡耀邦是很善于演讲的。他一开始先说：“人这么多，三千八百多人，天这么热，我普通话没有学好，话又难懂，恐怕不能讲得太多。”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地方党员们的矩离。
胡耀邦先把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个简单慨括，倡导“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他讲到农村责任制冲破了三十多年的老框框，换来了增产。针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牢骚，胡耀邦说：“哪能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呢？没有嘛，解放前土地是私有的，后来土地入股，现在不叫土地入股，不搞坐地分红，而是责任制。”
他并不回避“文革”结束以后，全党“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组织上的焕散，领导上的软弱；说“有的人批评不得，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两回事，批评是两个字，打棍子是三个字嘛！”
胡耀邦讲到：山西搞经济的调子比较低了。人均生产总值为６０００块钱，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十亿人口，总产值６０００亿元，每人平均６０００块钱，山西正好处在这个中等水平。但潜力很大，优势突出，因而“建议省委再深入讨论一下”，努力把本省经济搞上去。
接下来，一多半时间，胡耀邦把话题全部让给了“解疙瘩”，他表示“这是我今天着重要讲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借助山西古代大家柳宗元的《晋问》，首先讲到山西人民有五大优点，一是扑实，艰苦扑素，节衣缩食；二是“好谋而深”，思考周到谨慎；三是“和而不怒”，不爱发脾气；四是“忧思而畏祸”，不愿若事生非；五是“恬以愉”，安适自在，乐观主义。据此，胡耀邦话锋一转，联系实际说：“山西人民很讲和气，更谈不上武斗，我们的祖先是不赞成武斗的！”
将近４０００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十五年来，这个大会堂举行了几百次会议，上演了无数场闹剧，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听众从来没有这样专心过。胡耀邦讲到了人们心中最关切的大难题。
胡耀邦说：“山西脱产干部４８万，这支强大的队伍应该是２５００万山西人民的带路人，指挥者，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山西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批干部，散布在全国的干部粗略估计不少于１０万人，加上军队的就更多了。现在我们湖南、江西的好些干部是山西人，山西干部是我们的父母官。山西干部总得看有许多优点。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几天来，我同省委以及一些地、县委的共同商量，感到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４８万干部结下的疙瘩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简单说是多、大、紧。
“这些疙瘩是怎样结下的？干部中的隔阂是怎样形成的？山西１９６６年以前，１８年比较平稳，麻烦比其他省少，１９６６年以后的１４年，麻烦比其他省多，比许多省都多，持续时间长。从１９６６年起，断断续续延续到去年，１４年中间，有过六次折腾！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具备了解决干部疙瘩的好条件，但是没有把疙瘩解开。三中全会以前，某些问题尚属有情可原，而三中全会以后，当时的省委领导觉悟迟，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简单说，中央对王谦同志，对陈永贵同志的看法，是公道的，既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做过工作，又承认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人。特别是王谦同志，在‘文革’ 中相当一段时间是挨过整的，是吃过苦头的！但王谦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有些事情办得不好。最近我们谈了一次话，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四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正因为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最近中央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这是胡耀邦对于王谦的公开评价。绝大部份干部听众，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接受了胡耀邦的看法，觉得以上看法坦诚公道。既承认王谦历史上的贡献，同时承认王谦挨过整，吃过苦头，不是“四人帮”的人，同时指出他“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三中全会前后犯过错误，认识错误以后还要分配工作。这就把山西头一个大疙瘩解开了。至于陈永贵和学大寨运动，胡耀邦在评议了王谦之后，未做任何评说。
接下来，胡耀邦分析：干部之间结了疙瘩，这个账应该算到谁的头上去？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党风败坏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如果要算账，我的意见，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就这一条，让３８００多名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倾向和不同担扰的省直机关干部们，一下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山西干部一个不留――全都让运动整怕了。人要整人，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起而斗争保护自己，直至把对手整倒。而今日讲话，与往昔有大不同，“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春风吹到了娘子关，雁门关，吹到了太行山、吕梁山，吹到了大河之东，高山之西，春风原来如此温暖。……
胡耀邦继续讲演：
“我们的干部中存在着疙瘩，不团结，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它是焕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搞四化的绊脚石。疙瘩解不开，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钻空子。我们要找出积极的办法解决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解开多、大、紧。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矩离此地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靠省委。要解开干部之间的疙瘩，我的意见，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依靠大家的自觉性？我提出八个方面的办法，供同志们讨论。“
以下，胡耀邦提出解疙瘩的八种办法，极富指导性。此前十几年间，中共从未有过此类提法。
胡耀邦的八种办法，第一条说，“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的，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胡耀邦进一步解释道： “参加过批斗的同志，特别是主持过批斗的同志，要积极赞成这个方针……批斗错了就要平反，其他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不平反纠正不善终，行不行？不行嘛！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你在这里工作不解决，过两年别人来了也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自己解决比别人解决好，随便冤枉一个好同志，不行了，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时代，结束了！你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这是封建的东西，阎锡山搞‘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我们不能搞这一套。”
第二条说，“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以后不要耿耿于怀，要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胡耀邦讲：“要彻底想清楚三层问题，首先，为什么要批斗我？第二，我是不是也错批过人家？这种情况在‘文革’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有，我就敢向大家报个名。人家批错过我的情况不少，我批错过人家的情况也有。‘文革’中，海军司令部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个材料，证明一个同志是逃兵，我写了八次，都说不是，但我把错误扩大了，这还不是缺点吗？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后，我向炮兵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员写了一个检讨，我错了。所以说‘文革’中，人家批错过我，我也错批过人家，家常便饭，在劫难逃；第三，要想清楚，如果揪住人家不放，再向组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合乎不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三条想通了，我看问题好解决。鲁迅诗中说，度尽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同志相逢，怎么办呢？还是你骂我，我骂你，这有什么好处？要讲风格，讲风度，有胸怀，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条办法，“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我建议不要勉强留下，本人也不应要求留下或派回去”。胡耀邦阐述此理说：“易地闹革命，既不降职，又不减薪，各方面都方便。谁也不能睹气，赌了气，我非留在那个地方不可，不留在那个地方我不干，这就不好了。我们又不是三岁儿童，不能凭意气办事。”
第四条，“某些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我主张在作好思想工作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也就是不排除采取一些组织措施。
第五条，“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贡献，又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六条，“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无条件为党为人民工作。”胡耀邦强调：“党内不应有特殊党员，除了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之外，不能说党给我什么条件我才工作。”这是针对长期不上班的同志而言的。
第七条，“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胡耀邦敏锐地指出腐败现象：“现在，基层干部有三个不正之风，一是平调社员的东西盖房子，二是安排自个的子女，三是请客收礼。我看这种现象不但山西有，在全国相当数量的干部中，恐怕都存在这些不正之风。”胡耀邦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提出了防止腐败这一命题，如今看来，是有预见性的。
第八条，“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在今日政坛看来，这一条似乎无关紧要，而在当年却是一大难题。那时，干部终身制问题尚未解决，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无从建立，新老干部之间不能正常交替，老者不愿让权，新人上升缓慢，全社会权力交替继续呈现窒息状态。封建社会尚有科举之路可循，历经民国战乱，１９４９年之后反而无路可进，获取权力，要靠阴谋与斗争。文革造反派之构成，年轻人何其多也。毛泽东直至去世也不会退位，接班人这件大事，他始终不能解决好。而世界上发达昌盛的开明国家，再好的总统也不能连任两届以上。不久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酝酿组建中央顾问委员会，也是为了解决这一“吏制制度”难题，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迫在眉睫。因此，胡耀邦山西之行，经过郑重思考，提出新老干部要团结合作，同样是解开思想疙瘩重要一环。……
分析以上八条意见，说明胡耀邦从落脚高平到省城大会，先是接受了晋东南干部提出的“解开思想疙瘩”的建议，进而总结出山西干部之间疙瘩结得多、结得大、结得紧这一普遍现象，又经过一连数天调研思考，最终形成了一套解开疙瘩并尽快终结“文革”遗留问题的完整办法。细看八条意见，条条具体而有针对性，不说空话。针对“靠谁解疙瘩”这一关键问题，胡耀邦提出，“第一不要靠中央，第二不能单靠省委，主要靠干部的自觉性”。这是极富创意的，也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理解决政治难题的又一典范。解玲还须系铃人是也。……
沉疴得良药，久旱逢甘雨。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４０００人纷纷站立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惊屋动厦。很久很久以来，人们不曾站在同一立场，为同一个人，为同一场讲话而鼓掌欢呼了。
胡耀邦二赴山西调研
时间 1983年7月8--10日
地点 山西五台县
陪同人 杜润生 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刘 孔 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霍士廉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
王庭栋 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7月9日下午，五台县领导接到通知，说胡耀邦总书记要来五台山，但没有要求我们去县边界迎接，而是在县招待所等候。下午2点50分，耀邦同志一行乘坐两辆面包车、两辆小轿车到达县招待所，并在会议室接见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并同省、区、县部分领导进行了座谈。
胡耀邦到五台山参观视察了佛光寺、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寺庙，
胡耀邦三赴山西调研
时间 1985年6月14--16日
地点 山西平朔矿区 吕梁地区
陪同人
6 月 14 日 胡耀邦在平朔视察时说：山西经济要发展，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地下的黑色资源，一个是地上的绿色资源。绿色就是针对矿区破坏的土地，通过专业化队伍进行耕地开垦，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通过土地复垦、绿化，实现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优化；开发利用矿区与复垦土地及生物资源，种养殖相结合，发展现代农业，将平朔矿区建成平朔人的绿色食品基地。
胡耀邦视察平朔露天煤矿时指出：不要把文物锁起来，要想办法展出，和群众见面。
胡耀邦视察了山西部分偏远山区，勉励这些地区的人民治穷致富，后来居上。胡耀邦说：每个山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希望在山区工作的同志们把本地区的优势摸清摸透，然后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步一步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一定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平原地区。
胡耀邦这次重点视察的地区，都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山区。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地方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生活还远谈不上富裕。胡耀邦在视察过程中，同当地干部群众多次座谈，共商治穷致富大计，反复强调要在这些地区建设好“两个宝库”：地下的黑色宝库和地上的绿色宝库。地下宝库，就是这些地区丰富的煤炭和其它矿产资源。他说，开发、利用好你们脚下如此丰富的资源，就会较快地富裕起来，悲观失望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山西这几年群众生活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主要是把小煤窑放开了。但光靠挖煤还不行；煤多了运不出去，只靠国家修路往外运也不行。还应当尽可能地就地消化，充分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发展三大材料工业：一是黑色和有色金属材料工业，二是化学材料工业，三是建筑材料工业。特别是山西，一定要建成以煤为主，带动电力、冶金、化工、建材工业综合发展的工业基地。
胡耀邦强调说，这件事不能太急，并且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不要一谈办工业，就伸手向银行要贷款、向国家要钱。应当主要依靠群众自己办，因地制宜地兴办小电厂、小铁厂、小煤化工厂、小水泥厂、小玻璃厂、小硫磺厂等等，这就叫作打“麻雀战”。还有一条，要遍地开花，由小到大，一年一年发展起来，这就叫作 “驴打滚”。这样做的好处，是“就煤就矿就劳力，能省能快能致富”，比过去那种统归县上办、吃“大锅饭”的办法好得多。用这种办法把煤和原材料方面的优势发挥起来，你们就可以吸引本地和外地的大企业，吸引沿海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方面进行合作。如果能够逐步做到把７０％的煤消化在当地，煤的产运矛盾就解决了，经济效益就提高了，还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你们更快地富裕和发达起来。
关于建设地上绿色宝库，胡耀邦强调山区要坚持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他说，眼睛不要只看到现有耕地，荒山、荒坡、荒滩都是地。可以种草种树，可以种经济作物、干鲜果品，还要“一种（种值）、二养（养殖）、三加工”。他希望陕北人民，“一定要把陕北大地变成乔灌草的绿色宝库”。
６月１６日，胡耀邦和山西省吕梁地区十三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怎样才能治穷致富、后来居上的问题，进行了一天座谈。他强调说，要使山区经济全面繁荣，群众尽快致富，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上必须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所有的干部都不要忘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个总的奋斗目标。从几年来的实践看，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甚至可以提前达到的。每一个地方的同志都要按照总目标的要求，结合本地的情况，摸清摸透自己的优势，实事求是地制定出自己的具体目标，满怀信心地去努力实现。我们想问题、讨论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刻都不要忘记总的目标。
第二， 要更切实地帮助农民多想致富的办法。中国的农民多，农村经济搞上去对实现总的奋斗目标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民富不了，全国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没有保证。当前农村经济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情况层出不穷，新办法也要层出不穷，不要以为一条老经验、老办法可以管多少年。这就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一定要加强调查研究，为农民致富出主意、想办法，并且努力从人才、技术、信息、市场、流通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领导就是服务，这是一个大道理，一定要认真地付诸实践。
第三，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各级党委都要认真讨论一下，你们那里说空话表现在什么地方？办实事不够表现在什么地方？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我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多到下边去，多到基层去，把工作真正做到基层和群众中去。我们干部的才干，归根到底只能在实践中增长。讲空话这种“病”，归根到底也只有到实践中才能治好。走下去是第一步，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不走，什么广泛听取群众呼声，什么总结群众经验并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就都谈不上了。所以，只有走下去，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农民尽快致富，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胡耀邦亲笔题词“驱穷致富，后来居上”、“每个山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希望在山区工作的同志把本地区的优势摸清摸透。然后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步一步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一定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平原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