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是世不二出的大天才、大英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他将永远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但是，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原因，他老人家在艰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晚年却犯了极为严重的左倾错误。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四人帮”倒台后，党和国家面临三大突出问题：一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二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三是国民经济发展迟缓，人民普遍贫穷。当时身处逆境的胡耀邦，出于共产党人的良知，不顾个人安危，向党中央建言献策：“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假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重新出来工作之后，胡耀邦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直接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大业，他的良知，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久驻人心。
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自幼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党的文艺宣传和新闻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20多年受苦受难。《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长达33万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共七章，包括《一次大解放》、《历史转折的谋略》、《中组部起狂飚》、《重振党员之家》、《奋起决战的外围战》、《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拨乱反正鼓声急》等，主要记叙了胡耀邦在1977年出任中组部后，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突破两个凡是的阵地，组织领导了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工作。第二部分共六章，包括《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张扬及其<第二次握手>死中获救》、《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等，生动描述了若干曾经轰动海内外，而详情又鲜为人知的大冤案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胡耀邦直接指导下得以彻底平反的过程。为了撰写这部巨著，戴煌收集了大量资料，又到各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受害人，反复研究、核实的材料总字数在二百万字以上，最后以朴实无华的文字饱含深情地写成了这本有血有泪、有根有据的可传世的好书。
学术界认为，对于大政治家，很难用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评判。但是，人们公认胡耀邦是个大政治家，同时是个大好人，他是人才难得，好人难得。从红小鬼，到党的总书记，耀邦一生为人民做过无数好事，他始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
正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良知，耀邦十分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尤其对蒙冤受屈的人富有最大的同情心。据当时中组织部不完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立案受审查的约占17%，加上被株连者，共殃及1亿多人。这些人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 、牛鬼蛇神 、反动学术权威 、现行反革命等；有文革之前的四不清分子、右派分子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反党集团等；还有建国前的内人党、红旗党、假党员等。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面对无数冤假错案，耀邦坚决主张争分夺秒地予以复查和平反。他强调指出：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的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这种忧冤苦者所忧，急冤苦者所急，想冤苦者所想，以冤苦者之心为心的品格，正是共产党人良知的生动体现。恰如吴江在《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所说：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础之上。耀邦一生，如他自己所说，可能办过不少错事、蠢事，但从来没有办过坏事，从未整过人，他最痛恨的是那些为个人私利而存心整人害人的人。
正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良知，耀邦敢于冲破禁区，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组织和领导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当时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都是由“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大多与毛主席有关，有的甚至是老人家“钦定”的。在长期左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以为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这种“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极大的阻力。针对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耀邦的这番话，对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阻力重重，耀邦同志断然决定，另起炉灶，避开顽固坚持“凡是”的专案组，平反工作由中组部独立承担。他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的牌子不放，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要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他还对参加平反工作的同志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在耀邦同志大无畏精神的鼓舞和大智大勇的领导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冲破一切“左”的禁区，高歌猛进，勇往直前。55万右派分子平反了，彭德怀、陶铸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了，张闻天案平反了，党的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刘少奇案平反了，一切受到极左迫害的人们全部得以平反了。
正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良知，耀邦一贯拼命工作，忘我为公，为党的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耀邦任部长期间，中组部平均每天接到人民来信500多件，70%的来信都是申诉自己冤情，要求中央给予平反的。来京上访人员也越来越多，也是要求平反的。据女儿回忆：“父亲总是毫不倦怠地利用中午和一切空隙时间，亲自阅读并批复来信。父亲的车开在路上，常遇到有人拦车申诉，不管拦车的人是谁，父亲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自己走下车，与上访的人交谈。”如同叶剑英元帅对任弼时同志的评价一样，胡耀邦同志“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是一个工作狂。正是他没明没夜地拼命工作，并带动大家一道勤奋工作，才使无数冤假错案得以早日平反。耀邦像一团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照亮党和人民的事业。由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不禁让人们联想到他走一处红一处、干一处火一处的工作经历和人格魅力。许多知情者说：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是团中央工作的黄金时代；耀邦兼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间虽短，但他的“维新变法一百天”传为佳话，创造了陕西省委工作的黄金时代；耀邦在中科院任职时间很短，但他主政期间，却是中科院工作的黄金时代；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常务工作期间，是建国以来中央党校工作的黄金时代；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是中组部工作的黄金时代；耀邦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是中宣部工作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耀邦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历史上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最民主的时期之一，是中央日常工作的黄金时代。一位领导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给自己工作机关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十分难得的，而没有良知是万万办不到的。为政在人，事在人为。一个又一个黄金时代，足见耀邦同志的伟大人格和卓越才能。
正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良知，耀邦为而不争，顾全大局，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同志直接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耀邦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以平反昭雪，受到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赞誉。耀邦同志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直接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就很难有后来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就很难有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耀邦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然而，1987年1月，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耀邦同志主动辞职，宁可委屈自己。虽然从总书记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一如既往地忧党忧国忧民，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对国家发展倾心关注，对党内腐败深恶痛绝，一再强调不搞政治改革不行，没有民主不行，两年多后出人意料地忧郁而死。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胡耀邦同志的确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耀邦的猝死，中国人民是无比悲痛的，如同当年对周恩来总理之死一般。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在人民心中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他在人民心中依然活着。耀邦离开我们26年了，但善良的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的良知，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正所谓“死而不亡者寿”。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写出后，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且一版再版，至今畅销不衰，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新一代中央同志应当学习胡耀邦的伟大人格和良知，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以为，这才是对耀邦同志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