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到冲击，耀邦同志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同志也被下放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团中央搞行政工作，是耀邦同志手下的一个兵。1968年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要我当了一连的连长。在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军代表分配到一连来劳动改造，成了我“领导”下的一个“兵”，真是颠倒了乾坤。
军代表把耀邦同志当成“三反分子”实行监督改造，加强管制。我们一连大多是团中央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当时军代表把耀邦同志放在一连，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三反分子”耀邦同志的“改造”。
1952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调耀邦同志到团中央工作。耀邦同志曾说过，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毛主席发现了他，把他从一个23岁的青年破格提拔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当时还有人说他太年轻哩！他到团中央工作也是毛主席点名的。毛主席找他谈话，问他：“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大报告吗？”“你敢给知识分子讲话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刘少奇当时还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派他去团中央：“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经验；你当过军委组织部长，人缘好，有联系各方面的优势，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你。”耀邦同志当时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1952年，他到团中央工作的第一天傍晚，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是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的，大家席地而坐，主持人宣布：“耀邦同志和大家见面。”耀邦同志就站在花坛上讲话，尽管他的话不多，当时给我这个小青年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是我们青年团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在坐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我需要大家帮助、监督。若是有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多年以来，许多事例说明，耀邦同志对待来自机关同志们的批评告状是取欢迎态度的。这种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吗？
耀邦同志还经常教育团干部，工作中要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常说：“我们做事情、想问题，心里要装两个数，一是7亿；二是20亿。一切要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问题。”（7亿是当时中国总人口数，20亿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总人口数——编者）他要求出差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和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凡是到外地工作或出差的同志都有及时反映情况的任务。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和辛克高等同志到黑龙江办农场开荒种地，生活在太康县太和大队的群众之中。1961年春，春旱种不上地，群众怕日后没吃的，一次在太和大队至县里公路上的一条大水坝上聚集了上百的群众，阻止运粮卡车队往县里运粮。我目睹了这一群众抢粮情况后，写信作了反映，登在团中央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耀邦同志很重视此事，指示我们进一步了解。由于我们对群众的疾苦了解不够，体会不深，加上我们有恐“右”思想，再次写出的报告，把发生抢粮事件的原因归纳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所致。”耀邦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明确指出：“群众阻止公家运粮的情况，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他指出，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然后再清查坏人。耀邦同志心中装着群众，惦记群众的困难，这不就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吗？
耀邦同志也非常注意全党和全国的大事。他对在林彪、“四人帮”控制全党造成危难时候怎样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忧心忡忡。当时能够了解党的一些情况对耀邦同志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此，我们背着军代表，主动地让他阅读连队里的一份县团级中央文件，他非常高兴，有时还同我们议论某些党内的大事。有一次，我问他，你参加九大时，在会内会外都接触了谁？他们有何表示？他说，会内接触比较多的是邓大姐，她对我有些关照。在会外碰到过谢富治、李志民和张体学。他说，谢富治见到他装做不认识，趾高气扬地一扭头就走开了。李志民态度比较好。张体学当时还很热情，鼓励他：“不要有顾虑，要想开些。”我说：“你应当同邓大姐取得联系。”耀邦同志表示应当如此。
1970年春节，耀邦同志和其他干部都回北京家里过年。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报告在干校的情况。后来邓大姐给他回电话，被军代表接着，邓大姐只好请军代表转告他说：“耀邦同志的信我收到了，这次就不请他来我这里了，下次回来，我们再谈。”军代表对此十分恼火，回干校后就批评胡耀邦直接给邓大姐写信，没经过军代表是错误的。军代表很怕耀邦同志和邓大姐直接取得联系，因而指责耀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但军代表不得不把邓大姐的话传达到。幸好有这一次“无组织”的行动，耀邦同志才直接同中央取得了联系。
有一次我参加军代表召开的会议，内容是推选四届人大代表，除了决定干校的候选人名单外，还把中央推荐的名单也读了一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提起这件事，耀邦同志认真地问：“中央推荐的都有谁呀？”我说听了一遍记不住。他说你印象最深的有几名？我说想起了我原来认为不可能有的两位，这次推荐名单中有。他急切地问是谁呀？我告诉他是张闻天和邓子恢。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要给出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给出路一棍子打死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从这以后他似乎感觉到他复出工作的机会有望了。
干校在进行批改时，军代表不把胡耀邦定为“三反分子”，似乎无法向上交差。因此首先要耀邦同志在干校大会上进行检查。当时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因他还没有“解放”。有一天晚上，他找我和李汉平（当时汉平是排长）说，我的检查已写好，请你俩先提意见。于是他念给我们听，当谈到团的工作17年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团的工作17年怎么看？我还是认为在17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我们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17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总的说17年是红线，不是黑线。在某一时期及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我一定好好地检查。”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17年团的工作，我们从心眼里佩服。之后，我被调到副业连任连长。我记得那一年“七一”过党的生日，同指导员李文耀商请耀邦同志给副业连青年讲讲长征，意欲教育青年同志艰苦奋斗。我去请他，他诚恳地表示，“我不好讲，因现在许多宣传材料都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我怎么说呢？”他当时对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十分愤慨。
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获“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军代表责问他：“你在文革初期已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翻案了？”耀邦同志说：“文革开始，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我承认是走资派。否则，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军代表拍着桌子和他吵，要他在定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耀邦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不能签。”军代表发火了。耀邦同志说：“你急什么嘛！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军代表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迅速把耀邦同志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
黄湖广大干部对耀邦同志也很尊敬。这次耀邦同志回京，我送他到信阳车站等候上车，因车站人多拥挤，没有地方休息，我就找到值班站长，他听说是胡耀邦回京候车，马上打开贵宾室，请耀邦同志进去小憩。信阳车站的站长，没有把他看作是“三反分子”。但是军代表知道为耀邦同志回京购买的是软卧票后，似乎有什么想法，问我为什么给胡耀邦买软卧。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他是五级干部，中央还没有降他的级。我只知道他的工资已经补发，级别待遇已经恢复，全总的李颉伯，外经委的方毅，他们回京乘坐的都是软卧，胡耀邦为什么不可以？他也该坐软席了。”军代表哑口无言。为了定胡耀邦的罪，他们捕风捉影，不择手段，把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耀邦同志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做为请功的材料。几年以后，驻团中央的一位军代表被分配到国家机关一个部委任副职。曾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对耀邦同志说，这个军代表既无能力，整人又那么凶，为什么还要重用他？耀邦同志平静地说：“还是要给他出路嘛。”两相对比，耀邦同志是何等宽大的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