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恢复了党中央机关报地位，华国锋找胡绩伟谈话，让他回《人民日报》，收复失地。这时的胡绩伟，已决心放弃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安安稳稳地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工作。面对党的最高领袖，他不能直接拒绝，只能找借口，说自己没有能力，谢绝回《人民日报》。华国锋说：'难道你不如那个草包？''草包'指的是'四人帮'时期领导《人民日报》的鲁瑛。他被华国锋这句话激回了《人民日报》。
经历十年文革，胡绩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变得更实际，更主张独立思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再是那个非常听话的胡绩伟了。'他提出：《人民日报》性质不能变，但面孔可以变，应该变得更加亲近人民。并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既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人民高于一切。
这个人民性观点，一直遭到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反对，甚至上纲到'自由化'，但却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3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胡绩伟头一次比较清晰地讲出了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采取支持态度，他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这给胡绩伟很大鼓舞，使他能够放开手脚在《人民日报》大胆尝试改革，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报道。
1977年10月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3月26日开始真理标准讨论；1980年10月中旬反对特殊化，以及与此同时开展舆论监督，等等，无不显示出胡耀邦的见解和胆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四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在此期间，经他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有文字记录的就有100多篇。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回归人民，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和欢迎。报纸发行量达640万份，为历史最高水平。财政上很快做到完全自给，并开始向国家每年上缴一二百万元的利润，以后达到1000多万，最高时达2000万。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也承认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的时期'。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历史已进入新春时期，但'两个凡是'阴霾仍笼罩一切。这个时候需要一位有胆识，敢于担当的人来打开局面，这个人是谁呢？答曰：胡耀邦。20世纪70到80年代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直至党的总书记。当中宣部部长之前，他和胡绩伟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只是志同道合的挚友。
胡绩伟为何自愿接受胡耀邦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部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安排？有两个因素：一是文革末期，他们都处于被监管状态，只是到协和医院看病才暂时摆脱监管，两人就利用这短暂机会，在候诊的长椅上交流思想，讨论时政和前途。二人开诚布公，思想完全一致，终于有了后来行动上的默契。二是在胡绩伟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领导者，他对理论工作和文字宣传的重视无人能及。
胡绩伟得知'四人帮'粉碎的消息，立即去看望胡耀邦，耀邦兴奋地说，他已经得知消息，叶帅派人来看他，他给叶帅带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并向胡绩伟细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绩伟对'人心'两字大为赞赏，并认为恢复《人民日报》在读者中的信誉，也要重视人心，从恢复人们的精神家园开始。真是心有灵犀。不久，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他们才建立起正式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拨乱反正 两大战役
在'两个凡是'还很猖獗的时候，胡耀邦不指望什么'指示'和文件，他相信只有实践才能驳倒'两个凡是'，把局面打开。他到党校不久，在布置准备党史讲授提纲时，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并且批评了一切从文件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的工作方法。他同时组织力量写文章，筹办《理论动态》，为理论上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做准备。
《人民日报》非常重视《理论动态》，因为它是拨乱反正的一面旗帜，又是胡耀邦亲自编辑、出题和定稿的，《人民日报》理所当然要同它保持密切关系，协同作战。多篇重要文章都是《理论动态》先登，《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像《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重要文章，按惯例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但胡耀邦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避免文章送审时遭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扣压，于是创造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以示与党报编辑部文章有区别。让《光明日报》先登，《人民日报》转载，上面查下来，就可以减轻《人民日报》的责任。可见胡耀邦当时处境之艰难，用心之良苦，替《人民日报》想得多么周到！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三位年轻人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是胡耀邦精心组织的一系列有关干部问题文章的第一篇。文章针对当时组织部门一些做干部工作的人，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认识不足，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情况写的。胡耀邦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改变我们同'两个凡是'的力量对比。他倾心打造，反复改了十几次，并同胡绩伟商定登一个整版。胡绩伟把版面清样送给他，催过多次，他却引而不发。等到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才决定发表。胡绩伟才明白，原来他是在等待时机，以求文章产生最佳效果。
文章一发表，两种反应都十分强烈。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许多人写信给编辑部，表示支持和拥护，一个月内，就收到1万多封信函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一个读者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也有人不高兴。汪东兴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曾经发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理由还是'两个凡是'。当时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听了广播这篇文章的摘要后恶狠狠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就扔进了纸篓，还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一大批老同志纷纷揭发郭玉峰的问题，《人民日报》编成《情况汇编》，送给了叶剑英和宣传口的耿飙。不久，郭玉峰便离开了中组部，接任人正是胡耀邦。
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部长后，把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紧紧结合起来，迎来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全新局面。继《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之后，《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多次讲话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多篇评论，极大地推进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时任中办副主任的张耀祠坚持要将它从文件中删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删除文字，却删除不了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
随后，真正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人民日报》在陶铸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平反前，编写了他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刘少奇平反前，内参刊登了王光美在狱中写的材料，吹了一股刘少奇的千古奇冤就要平反昭雪的清新之风。
1978年9月，为数十万右派分子摘帽。中央组织部等5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55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胡耀邦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新闻《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12月中旬，彭德怀、陶铸和薄一波'61人案'同时平反。中央、北京和全国各地，先后为彭真、刘仁、贺龙、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陆定一、习仲勋、谭震林、罗瑞卿、萧克、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谭政、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平反。
12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陶铸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宣传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宣布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文革前17年，中宣部是党的比较得力的思想工作部门，'阎王殿'的说法应予纠正，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一律平反，档案材料中这类错误记载全部清理销毁。紧接着'旧文化部''总政阎王殿'等一些部门也相继平了反。
制止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胡耀邦从1977年3月任党校常务副校长起，到1987年1月被逼辞职下台，不到10年时间里，在艰难环境下，率先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保护知识分子，把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可谓历尽艰辛！《人民日报》的同志大都记得，耀邦在听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汇报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的种种阻力时，他那样慷慨悲歌：'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不为之动容？没有料到的是，竟然有人真的要将他往'油锅'里推。
那是1981年因《苦恋》问题引起的危机。这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白桦的《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在内部审查放映后，受到严厉的批评。
1981年4月20日，一家大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将《苦恋》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知识界和各方面人士的疑惧。《人民日报》不赞成这种做法。胡乔木一再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批评文章，编委多数不同意，主张自己写说理强的文章，但文章迟迟没有写出来，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对白桦的《苦恋》以及白桦本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在全国开展批判。胡耀邦不同意，说我们决不轻易把一个作品说成毒草，也决不给一个作家戴什么帽子。不能动不动就采取过去的那套做法。5月17日，胡耀邦与文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更应特别注意；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文章不要全国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用几句话把这件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时间再说。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对批《苦恋》中'左'的做法从正面做了批评。此文是周扬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撰写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出消息，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邓小平也同意胡耀邦'冷一下'的意见，说'我赞成'，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叶文福在北师大讲了一篇话，二是乌鲁木齐市文联筹备组召集人丁一石的'大鸣大放'。这两件事，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认为'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般右派言论的水平'，'这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
7月17日，中共六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思想战线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提出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邓小平着重谈了《苦恋》，他说，'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接着，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讨论邓小平7月17日的讲话，解决'涣散软弱的状态'，强调'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但不要搞运动'，事实上还是搞成了运动，给某部作品，某个部门，某一个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7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宣传部门负责人会上批评《人民日报》。当天下午，胡绩伟召开编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讲话，准备对'涣散软弱'问题做检查。8月中下旬，编委扩大会先后开了9次，学习、讨论贯彻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承认在《苦恋》上有缺点有错误，有片面性，甚至有无组织无纪律问题，但没有人承认'搞自由化'。这样，《人民日报》感到戴在头上的'自由化'的罪名被加重了。
唐因、唐达成合写的《〈苦恋〉的错误倾向》和白桦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后，《苦恋》问题表面上算画上了句号。可由此引起的'涣散软弱的状态'问题，却深深困扰着思想文化界，困扰着《人民日报》和胡耀邦本人。1984年《人民日报》改组，胡耀邦下台，不能不说与这次危机有关。
几天后，编辑部传来邓小平的话。秦川获悉，中央最高层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人对胡耀邦的工作和在一些地方的讲话提出了批评。秦问：'小平同志讲了什么？'答曰：小平同志没有讲话，只说了'胡赵格局不能变''到此为止'。这样就打掉了有人趁反对城市改革之机倒胡，企图破掉'胡赵格局'的算盘。《人民日报》也暂时渡过了难关。
距离这个谈话不到一个月，胡乔木、邓力群又抓住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批人道主义和异化，目的是通过批周扬、批王若水、批秦川，达到制服《人民日报》的目的。他们以此为契机，搞了一场'清污'运动，除了人道主义和异化外，把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包括了进去，后来又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到军队，影响到宗教。
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8月，秦川列席中央高层一次会议，中央领导人对'清污'的忧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会上，万里说，'农村不搞'清污''；方毅说，'科技战线不搞'清污''。胡乔木没有发言。邓力群对农村雇工问题的看法，遭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反对。但是，邓力群并未向宣传系统透露这次会上对'清污'显示出的总的基本精神。
'清污'仍在发展，有的地方甚至'清'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服装、发型、跳舞等等。这种势头，使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起反右和文革。
11月14日，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清污'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第二天，胡启立向《人民日报》通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胡启立说：'有两点已经电告各省市，同时告《人民日报》知道：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要严格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污染'主要指文艺、理论战线的问题，不能什么都说成'精神污染'。最近有些报刊把经济工作中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批评了，这么搞下去，就干扰了经济的搞活，也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不要3个月就搞乱了。'
邓力群不得不出来纠正他们自己造成的混乱和过火。闹腾了28天的'清污'运动，至此画上了句号。这中间，胡耀邦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平稳地处理了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经过这次危机，《人民日报》已被戴上'自由化'帽子，领导班子随时都面临被改组的可能。令报社高层忧虑的并不是他们自身命运如何，而是这种危机显示着高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不一致。表面上是批评指责《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1983年2月，胡乔木在胡绩伟、秦川、王若水面前批评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也是以批评《人民日报》为由批胡耀邦。这次的批评已不再含蓄隐蔽，而是公开化了。
1983年2月16日上午，胡乔木以《人民日报》一份改进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做谈话的开头和结尾，对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谈话，实质内容是指责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批评他为推动城市改革，把农村承包制推向城市，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胡耀邦扣了一顶大帽子，说他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责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
后来，胡乔木说：'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
这种指责，使《人民日报》的同志感到震惊：一个政治局委员在自己下属面前，能这样做吗？！
